中国：三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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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会超越中国吗？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习近平成为中国终身独裁者的如意算盘，如今阴云笼罩——这正是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灾难。“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瘫痪了中国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长，并将失业率推向新高；此外，还有如乌克兰战争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冲突。中国社会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每个社会阶层都对于经济怀着深重的悲观态度，并担忧着未来可能的发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经激起了对中共政权前所未有的愤怒。

据报，习近平已经指示高层官员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今年的GDP增长率比美国高，然而除非美国的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这不大可能发生。彭博社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预测值下调到2%，而美国的增长预测则为2.8%。当前没有任何一间国际预测机构对中国2022年的GDP增长给出4.3%上的估算，远低于中国政府定下的5.5%目标。

中共今年稍后将要召开五年一度的党大会，习近平将在其中延任他的总书记第三任期，或者恢复早已废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职位。党大会的作用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的仪式，而真正的决定早已由约40名官僚资本主义的头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决定好了。

习近平高度集权、废除了过去四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这个制度起源于邓小平发起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是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面临深重危机的表现。社会、政治与地缘的紧张状态正接近爆点。这些内部压力迫使中国资本主义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并是帝国主义冲突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中美新冷战又加剧了国内矛盾。

在今年，为了尽可能平稳地实现他的终身统治，习近平将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需要。在总理李克强于今年三月的人大会议递交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稳定”一词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稳定却无从得见。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爆发，引发了专制下反乌托邦式的镇压行动。2022年的封城规模之大是人类史无前例的。超过3亿人直接受影响，必须忍受数周的居家隔离、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疗，以及官僚暴力。甚至远离封锁区的地区也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在消费的骤降——因为人们害怕他们可能也将会面临封锁。

国家的网络审查令大众无法质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卫组织的温和批评（说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资本主义逐渐意识到，习近平政权将把这种“清零”政策至少坚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后，并且全然不顾其极深重的经济代价。

经济代价已经表现在经济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极有可能会衰退。同时，已经有着过重财政负担的地方政府，现在又多了一个沉重负担：必须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时做一次的核酸检测资金。东吴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为中国全部的一二线城市（涵盖5.05亿人口）进行常规核酸检测将要每年花费1.7万亿元，而这占中国GDP总量的1.3%，甚至超过中国每年1.45万亿的军费！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于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由于土地销售的骤减（根源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与税收降低（根源在于封城和政府减税政策）。日本银行野村证券表示，今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总计将达到6万亿人民币（约合8950亿美元）。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对公务员减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来的奖金。

经济体量等同于阿根廷的上海，从三月下旬就处于封城状态。当局名义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随后官方又重新实施封城，如今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封锁。而北京名义上没有处于封锁，但自四月末以来，该城市的过半地区都曾在不同时间处于全面封锁。由于大规模民意反弹（主要来自上海）大量涌入社交媒体，甚至突破了火力全开的审查机器，如今媒体不得使用“封城”一词描述北京情况。

对于工人阶级，“清零”政策意味着更严重的剥削、更少的工资与更多的债务。例如在上海就有几乎五百万来自更贫穷省份的农民工。在封城期间，这些工人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为了维持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与数人合租一个房间——不是一个公寓，而是一个房间，甚至仅仅一张床。在平常，这些工人仅仅在睡觉时回家，加班数小时以弥补生活费用。在封城期间这样过度拥挤的环境更是无法忍受。

为了满足资本家，特别是那些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撤资的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间，一套“闭环”系统在部分工厂实行。这套系统意味着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厂中，数千汽车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厂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时换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广达电脑的上海分部雇佣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农民工。在奥密克戎开始在厂区高墙内传播时，约100名工人为了逃脱与保安发生打斗。工人们控诉公司隐瞒疫情爆发且不隔离阳性患者。这个案例揭露了所谓“闭环”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保障资本家的利润。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经出现了至少七次与疫情有关的工人抗议。一个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数十个穿防护服的“大白”为争取所拖欠的工资游行抗议。另一场五月的抗议中，出现了“大白”与警察的冲突。抗议起因是政府违背让他们在返回家乡前，在酒店中隔离的诺言；而是将他们送往他们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条件极差、拥挤的方舱中心隔离。

社会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证明，中共政权声称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同样也能用来回应国际上一些左翼组织：他们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国的防疫政策、将其视为相对西方灾难性的防疫模式更进步的替代选择。实际上，中共的政治立场和西方政府同样反动、反工人阶级，同样维护资本主义。

习近平政权重视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掀起了核酸检测行业的“淘金热”。表现其一便是仅在去年就有超过400家核酸检测公司成立，其中许多公司都与中共统治精英有联系。财新传媒有报道指出，核酸检测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获得巨额利润，如迪安诊断的收益上涨了122%。北京万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检测的生产商，该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98%。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新冠检测板块中，20家公司的净利润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国最富有的100名亿万富翁中，超过十分之一出身于制药业与生物科技行业。

习近平政权不仅在坚持“清零”，还在将其转化为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基础设施正在迅速膨胀，全国范围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检测点。

如此一来，借用抗击疫情这个托辞，习近平政权显著强化了社会控制和镇压的机关。当局利用强制性的健康码来标记全体人员，使居民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人们在超市购物或在公园遛狗时，需要展示智能手机上的绿色健康码。这项技术在两年前新冠疫情初期并不存在。当时震惊世界的武汉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温和得多。

在警察国家手中，这项技术将不可避免地被用来镇压工人和其他挑战当局的人。这一点在河南省省会郑州尤为凸显，四家地区性村镇银行因庞氏骗局暴雷，导致100万储户无法从账户取钱。5月，数百名抗议者从中国各地来到郑州，要银行还钱。6月，当一场新的抗议活动召开时，储户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在抵达郑州火车站时由绿色变为红色。但是，郑州是一个目前没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围捕并隔离了抗议者，然后于第二天将他们强制送回家乡。

官媒罕见地一齐抨击郑州发生的这个事件。《中国日报》抨击市政府“越过了危险的红线”。就连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也警告称，此类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将“损害这一监测体系的威信”。这种有限的自我批评反映出官方知道公众非常不满。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和残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续，民众的不满情绪有可能爆发。

经济直线下滑

经济危机并不只是（甚至并非主要是）因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剧了经济下行这个情况。去年，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裂是决定性的经济转折点。房地产部门占中国GDP的28%。它是中共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动力现在已经失灵。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的债务水平超过了GDP的300%，这限制了中共通过金融刺激实现经济再增长的能力。全球资本家及其中国同行对中共没有与2008年甚至2020年规模相若的“大刀阔斧”刺激计划，而感到越来越悲观。

在过去的工国委CWI（ISA的前身）辩论中，国际书记处的前领导层认为，中国的高度国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义历史的遗产，使该政权具有管理好经济以避免危机的独特能力。他们因此认为，中共能够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这确实正确，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中国的特别之处，可能会导致分析和观点上的失误。包括中港台的同志们认为，仅仅指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特征（具有明显官僚和国家干预特征的独裁资本主义经济，而非计划经济）还不够，还需要强调其局限性。这些差异并没有像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想象的那样，赋予经济无敌或免于危机的能力。归根结底，尽管过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进行，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本身是正确的。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显示了“中国例外论”的矛盾两面。中国房地产市值55万亿美元，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两倍。这是前所未有的债务驱动扩张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共对银行系统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区管理部门在通过快速基础设施建设推高地价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政策为庞大的私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同时数百万中共地方官员通过金融投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今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买家不足，人口危机不断扩大，各个方向都有债务），同样的国有银行拒绝为苦苦挣扎的房地产公司提供资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临着历史性的信贷紧缩。

新屋销售额连续11个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创下历史新低。尽管北京和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买家重返市场，但市场崩盘仍在加速。去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首先表现为恒大集团等大型开发商的流动性危机。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万套住房，但今年的总销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费者支出的崩溃与房地产危机有着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机、出生率下降和结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与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境况明显恶化。许多人受到了减薪和失业的打击。人们对承担更多债务的态度更加沉默。像许多公司一样，家庭选择优先偿还现有债务，而不是进行新的开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费者的习惯转变，其根源在于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稳定状况增加。特别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这一趋势的一种表现。他们正在摆脱消费主义、债务和中国资本主义的高压生活方式。

与去年相比，过去三个月的零售额分别萎缩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机销量同比下降14.1%，因为年轻人拒绝总是需要购买新款手机的狂热情绪（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个月，新车总销量下降了12%以上。

这些指标给中共政权显现出的是严峻的情形。20年来，中共政权一直吹嘘将国内消费（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费仅占GDP的38.5%，这一比例低于20年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间，支撑经济的是中国强劲的出口增长，而不是国内消费。这种增长是基于暂时的趋势，因为封锁和在家工作为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这一趋势正如预期的那样逐渐减弱。今年迄今为止，中国笔记本电脑的出口下降了16%。

失业率飙升是中国经济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指标。北京大学学者6月份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中国的失业率可能达到2020年的水平，当时有12%的劳动力失业。

官方失业数据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排除了2.9亿农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数字是16-24岁的失业率，这在5月份达到了18.4%的历史新高。这是美国青年失业率（7.9%）的两倍多，也高于欧盟同一指标（13.9%）。一千万大学毕业生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进入劳动力市场，到目前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经济困难和不确定性正在塑造年轻人、工人和农民工的意识，他们对中共管理经济事务能力的信心彻底动摇。年轻一代的激进化反映在社交媒体上——那里是中国有限的公众讨论和社会评论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网络流行语是“内卷”，意思是因为缺乏资源而疯狂竞次。2021年，尽管还不意味著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躺平”思潮更为明确地拒绝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疯狂竞争。今年的流行语是“润”，甚至被称为“润学”，尽管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样。“润”起源于公众对上海封锁暴行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渴望逃离这个国家以逃避镇压和极权统治。

这些群众意识的转变标志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群众越来越不认同中共的统治，意识到了整个社会的危机。这自然只是第一阶段，还不是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但却是对旧规范和幻想的决定性突破。

随着习近平试图在未来几十年巩固自己的控制，下一个时期的统治将更加动荡不稳。中国的人口危机——劳动者和消费者规模的缩减——及其停滞不前的债务驱动经济，越来越有可能破坏该政权超越美帝国主义的庞大野心，当然美帝自身也面临着严重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和军事强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政治动荡阶段，这些发展具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