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乌波尔——血色亚述海边的故乡（万字原创）

读完这本《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从一个乌克兰家族几十年的悲欢流离，联想当下之马里乌波尔城内，战火围城，巷战搏杀，生灵涂炭，感到人类的世界简直就是一个专门上演悲剧的舞台，也许，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历史车轮碾压过，身上也从未砸下过历史的尘埃，那么，他只是幸好活在两场悲剧的中场休息而已。

即使一个人幸福地走完一生，岁月永远那般美好，但他改变不了同时也不了解的是，自己的家族也承受过苦难，只要稍加调查，就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家庭史正是人类悲剧史的组成部分，而自己只是个独特的例外而已。

纳塔莎-沃丁(Natascha Wodin)就是这样的人，她能活下来，只是因为母亲投河自杀之前，临时改变了主意，放弃了策划许久的抱着她们两个小姐妹共赴黄泉而已。成年后的她，像个侦探一样开始对自己的家族史展开调查，层层剥丝抽茧，一部母亲为了自我保护而从来缄口不提的家族史慢慢展开，展现出没有灵魂的人类生活，活得像猪狗，像行尸，历史像绞肉机吞食人类的肉体，同时也像撒旦抢劫人类的灵魂，似乎成为完全没有生命的物人。

既说起母亲自杀，作者的家庭仿佛有自杀的传统，作者外祖父雅科夫在被逮捕前饮弹自尽；母亲的姑母奥尔加跳窗自杀；作者母亲的表姐玛露斯佳，没有被大学录取，她看不到体制内未来的出路而服毒殒命；作者母亲的亲姐姐莉迪娅，自杀未遂；作者的母亲同样是自杀。《西西弗斯的神话》作者加缪曾经一语惊人，只要从哲学层面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那么实际上惟一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自杀的问题。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对很多民族的记忆来说，20世纪有很多岁月属于吃人的黑暗的邪恶的历史，这种烂世道，活着不像人，那时考虑自杀似乎更显得合理一些。

那么，每个人的不幸都是独特的属于自己的不幸，具体又是什么让沃丁的母亲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经历了大饥荒生存下来，挨过了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清洗，熬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能在集中营存活下来并迎来盟国解放十年之后，却仍决定离开这世界，抛弃两个年幼的女儿，一跃而入那十月冰冷的在雷格尼茨河水里呢？

看了沃丁的回忆录，也许能给我们机会弄懂几分。

陌生的故乡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是作者的心灵故乡，虽然她从未踏足这片故土，但这片土地是母亲的故土，对母亲的怀念，使得作者对这片心灵的故土也充满爱恋的情愫。

作者沃丁常找到有关马里乌波尔的一切文字来解思乡之渴切，甚至以马里乌波尔命名的足球队也能吸引到她，从阅读中她想象马里乌波尔的街景和人文，想象母亲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的冬日雪景：巴尔米拉酒店的窗外飘着潮湿的雪，百步之外是亚述海，波兰教堂及犹太教教堂紧靠在海边，希腊式小酒馆，读着读着，仿佛作者能闻到马里乌波尔港口散发的海腥味。

1915年，作者的外祖父雅科夫，从陷入德奥手中的华沙返回故里马里乌波尔，当时，马里乌波尔是一座多种文化混杂的城市，除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和犹太人之外，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波兰人也不罕见。

她们家族为何横跨整个乌克兰从西部，返回最东边的城市，作者没有说明，我却从字里行间有所猜想，雅科夫本人应该感情上较亲俄国，书中透露，虽然家庭背景复杂，有意大利和乌克兰的渊源，但作者外祖父雅科夫坚持用俄语交际，不主张孩子们学乌克兰语，认为其是“低级的俄罗斯方言”。

作为大资本家出身的雅科夫，学富五车，在思想上早早地背叛了自己所出身的阶级，在波兰就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的地下革命工作，对未来光明的新世界充满向往。但是，回到故乡马里乌波尔后短短几年内，俄国革命如火如荼，也使得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备感压力。姨母莉迪娅读小学在学校被人骂寄生虫，她冲进了父亲的房间，问到底他们是不是寄生虫。雅科夫拿下眼镜，严肃地回答她，“是的，女儿，的确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不过，很快这一切就将改变。革命之后，不再有富人和穷人，我们也不再是寄生虫了。”

多么朴素真挚的旧知识分子，他们作为被打倒的对象，却对未来社会充满期待。

从那时起，莉迪娅就眼巴巴地盼着革命，没等多久，革命果然开始了。开始一片歌舞升平，一派喜气洋洋，欢快嬉笑的人群唱着新式歌曲，手中挥舞着红旗。就连莉迪娅和父母也拿着香槟酒一起庆祝，他们一边高唱着自由，一边将沙皇一家的画像拿了下来，仿佛明天就是崭新的民主时代。

血色浅海亚述海

然而几天之后，枪声响起。愤怒的民众开始用石块砸他们家窗户，劫掠、无政府主义盛行、恐怖肆虐以及长期的恐惧正式登场了。马里乌波尔的多个政治团体开始抢夺政权，这个团体上台，那个会党夺权，城头变换大王旗；昨天，沙皇近卫军白旗飘，今天，布尔什维主义红旗展，后天，民族主义者彼得留拉的黄蓝旗，大后天，又换上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的黑色旗。五年内战期间，马里乌波尔的政权更迭了十七次。

人们躲在地下室和防空洞里躲避大街上机枪扫射。然而，最危险的却是那些不敢挂出旗子的暴徒们，他们隐藏在各处，随时进行野蛮的袭击和洗劫。这乱世也使家里平素里安分守己的的佣人和厨师躁动起来，渐渐地开始公然拿主人的东西，带走了他们能够偷走的所有东西。她家一位女厨师将东家的丝质内衣包裹起来扔进一个大篮子里，大叫着现在是共产主义了，你的就是我的。后来，又发展到外面的不速之客们逛街一样进入他们的这幢豪华大宅，开始搬各种值钱东西，家具、餐具，衣服，等等。

统治阶级的“可移动”财产被夺走，然后就是不动产了。没过多久，陌生人一家一家地干脆住进她们家。渐渐地，作者外祖父的大宅里挤进了越来越多的人，就像老北京宽敞的四合院落慢慢演变成乱哄哄的胡同。

大宅里常住有格鲁吉亚军人带着妻子和很多孩子；有个契卡分子和他的一家子，他的女儿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暗示，她们全家会被她的契卡父亲枪毙；还有个犹太人家庭；最后还有另一契卡分子的一家，家里有六个孩子，他们在作者外祖父院子里跑来跑去，骂这户主人是“没落愚蠢的知识分子”，等等。好端端的宅第很快变得不堪，这些人很快让原来的豪宅变得停电停水，厕所散发出恶臭。

幸好雅科夫在内战中有所贡献，当局给这位有学养的知识分子留有法官一职作为奖励，否则他们也许早早地就当阶级敌人清洗掉了，更可能连在自己房子里也不会有什么立锥之地。

后来就是所谓的“大饥荒”和“大恐怖”、“大清洗”时期。作者回忆自己母亲，叶夫根尼娅，她自始至终处于饥饿和恐惧的状态。直到战后在德国的生活，“饥饿始终是她生活中不变的常数”，她吃东西时，眼中总是带有“恐惧的贪婪”的目光，仿佛是在“偷吃最后一餐”，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人剥夺她的食物，但是不论她吃多少，她的身体似乎总不能吸收其中的营养，始终消瘦，身材永远像个营养不良的孩童。

那个年月，她们一家吃过来路不明的油料渣滓，全家呕吐；作者舅父谢尔盖用弹弓打乌鸦煮肉汤，乌鸦的肉极硬咬不动，只能整团吞下；后来，她们吃猫吃狗吃一切可以搞到的东西。当时的马里乌波尔也发生吃人惨剧，有个女人把自己的婴儿杀了煮肉，还把肉汤给另外三个孩子吃，而她自己上吊自杀。甚至作者外祖母玛蒂尔达从市场买回来的碎肉冻切块时，发现里面竟然有小孩的耳朵，警察根本也找不到凶手。

是什么让她们家在极端饥馑之下全部存活下来的？笔者读来，总结出有两个原因，一是幸亏家乡还有与之相邻的亚述海，沃丁描述马里乌波尔城位于丘陵之上，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到以渔产丰饶而出名的亚述海，每当巨大的鱼群游过时，“平静的海面如同沸腾一般”。

马里乌波尔人是幸运的，他们中许多人可以靠丰富的渔产免于被饿死，而且，亚述海是世界上最浅的海，沿岸的海湾甚至才有一米深，人们到浅海蹚水，用枕套捞鱼，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然而即使如此，亚述海里的鱼食物来源也近枯竭了。

二是作者外祖父的薪水，他的薪水起初还够养活全家，然而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之后，作为知识分子的雅科夫知道些经济学知识，所以他一拿到薪水，立刻到市场上把所有钱换成食物，而第二天果然就什么也买不到了。

当时马里乌波尔突然冒出太多的“有钱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堆成山的钞票却落在自己手里，但竟然买不到任何东西，无怪乎当时有人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只能换来十个土豆煎饼”。

被抹平的故乡

1933年，姨母莉迪娅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时，作者母亲十三岁。莉迪娅对全家人来说是一枚炸弹，自作者记事起，母亲叶夫根尼娅对她姐姐莉迪娅从来闭口不提，后来流亡到了德国也继续保持缄默，这可能就是深入骨髓的恐惧使然。在母亲叶夫根尼娅的记忆里，姨母的名字莉迪娅被永远抹去了，如果不是她的外甥女，也就是本书作者，对家族史的多年的发掘，将遗失的黑匣子找到，如果不是她意外得到姨母八十岁时写的日记和回忆录，莉迪娅的名字一定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深埋。

被母亲叶夫根尼娅抹去的不仅是她的亲姐姐，还有叶夫根尼娅的故乡——亚述海边的马里乌波尔。

1941年10月8日，马里乌波尔被德国军队占领。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了，德国人要清洗斯拉夫人，给雅利安人提供生存空间的。经过大饥荒的马里乌波尔，又再次成为了恐怖之城，初被德军占领时的马里乌波尔人口仍有二十四万居民，仅仅两年后就只剩下八万五千人了。

德国纳粹也在马里乌波尔猎杀犹太人，仅仅在1941年10月的两天内，纳粹就在马里乌波尔城里射杀了八千犹太人。放眼整个犹太人众多的乌克兰，大屠杀受害者更是难以数计，在马里乌波尔屠杀之前，德军已在基辅进行了战争史上最迅速最残酷的大屠杀之一——娘子谷大屠杀，两日之内就屠杀了至少3.4万犹太人为主的无辜民众。

1943年8月的一天，整个马里乌波尔又在烈焰中燃烧，而对苏军的大反攻，德国士兵在最后一刻要毁灭马里乌波尔一切的一切，狂怒地抹平所有建筑，用火焰喷射器烧掉一切，学校、幼儿园、图书馆、谷仓和蓄水池，一切皆化为焦土，夷为平地。

母亲叶夫根尼娅可能因自己家族的大资本家反革命家庭的身份，或者因为自己曾为德国占领军“劳动局”工作而怕清算、处决，遂决定成为纳粹可以驱使的劳奴，而跟随德国人向西逃离，或者是她们是被强迫地塞进运输牲口的车皮里而送往德意志帝国的也说不定，总之，马里乌波尔意味着伤痛的过去，叶夫根尼娅决心抹掉这座城市，抹去亚述海边的所有记忆，从此以后，叶夫根尼娅再也没有回到乌克兰，再也没回到故乡马里乌波尔。

谎言是最安全的语言

统治者用谎言统治，然而人要活着，要有吃的果腹，要有穿的御寒，在扭曲的历史空间里，有时想活下来，免于被戕害，必须靠谎言来保护自己。

作者自白，年少时的她谎话张口就来，撒谎简直成了她的强迫症，既使没有任何缘由也不具任何意义，谎言也随口就说，她甚至说自己的嘴里从来吐不出真话，撒谎成了自己人生的习惯。她说谎言是她童年的污点，一个她无法逃脱的诅咒。

然而，笔者以为，沃丁撒谎很大程度源于对自己的保护的本能。虽然德国战败，但那些没落的第三帝国的“小复仇者”们，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对她们这些“斯拉夫低等人”仍充满仇恨，美国“解放者们”又把他们视为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布尔什维主义者”，而苏联又把他们看成“叛国者”，这使得沃丁从小就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下生长，谎言是惟一让她觉得安全的语言。

沃丁战后随着父母和妹妹作为难民居住在“无家可归的外国人”（Heimatlose Ausländer）的“流亡营”中，有个邻居，南斯拉夫女人，她有个叫德舍米拉的女儿，女孩子被德国孩子们追逐殴打，后来不知怎么掉到雷格尼茨河里竟淹死了。德舍米拉的母亲日日悲叹哀嚎，怪德国小孩们把她的小女儿“扔进”了雷格尼茨河。最后这起案件不明不白，不了了之，没人为此受到惩罚，沃丁书中说，德国警察根本不会为一个外国人的死而去追查。

作者沃丁小时候在德国学校里读书，人们被教育的内容是，苏联人侵略了德国，毁掉了一切，还夺走了德国人的半个国家。师生都知道沃丁来自乌克兰，来自苏联，求生的本能让她撒谎说她并不属于苏联“野蛮人”，说她那引以为耻的父母根本不是亲生的父母，他们是在从苏联逃亡的路上，在路边的坟地里发现她的。

沃丁母亲来自乌克兰，为什么战后不被遣返，能留在德国读书？这也是因为一个谎言，母亲作为“东方劳工”（OST）而从乌克兰来德国，而盟国战胜德国之后，在遣返劳工登记时，她提供了假信息。虽然作者的父母都是马里乌波尔人，两人从敖德萨被运送到德国，但他们很可能是谎报出生地，写的却是与他们人生素无交集的波兰城市克拉科夫，这样就钻了战后条约的空子，保住了他们的难民身份，没有被强行遣返到苏联，逃过可能被当作德国内奸枪决的悲惨命运。

时间线前推约二十年，二战前的苏联乌克兰，作者的姨母莉迪娅靠的是谎言才被大学录取，靠谎言逃避学费，甚至靠谎言毕业。

当时工农子弟占据大部分入学名额，他们几乎达不到入学要求，也无法通过较高难度的考试，但只须得到了工会或者集体农庄党委会的推荐，就能免去了入学考试。而“黑五类”莉迪娅不能免试，就说谎称自己不会俄语，她只会说乌克兰语，正好迎合当时斯大林号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挂帅的情况下，教授们不敢要求她俄语应试，只能让她全部通过。

读书期间的1932年，正是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的开始。乌克兰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一直被誉为欧洲的“面包房”，现在却变成了“停尸房”。斯大林的大型集体化试验，简直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不愿意上交财产进行集体化或进入集体农庄的人们，不是被送到劳改营，就是被杀害。整个农村饿殍遍地，没有人埋葬死者，尸体在倒下的地方就地腐烂，到处充斥着人相食的惨剧。

然而，那个春天，为了促进集体农庄的组建，大学生们出被派到附近的村子作扫盲工作。莉迪娅要在农民集会上面前夸夸其谈，描绘集体农庄中全面发展的新苏联人的光明未来。从农村回来后，莉迪娅吹嘘自己为集体化做出的贡献，用谎言夸口她说服了多少后进的农民。读莉迪娅的报告，净是些意识形态修辞的谎话，满篇毫无意义的数据和对斯大林语录的引用。

四年后，莉迪娅短短三天就写完了她的毕业论文，她把乌克兰一位作家和高尔基进行比较，然后凭空捏造，胡说八道，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岁月，这种大胆妄为竟让她得以优秀成绩毕业。

刚一毕业，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竟因政治原因被抓捕。莉迪娅在马里乌波尔、敖德萨和顿涅茨克监狱的待审拘留所度过了半年，将近三百页的审讯记录，也全是荒唐谎言，口供全是伪造的，或是通过审问者威胁和暴力胁迫得到的，从无时无刻的死亡恐惧之中产生的，或者是莉迪娅为了生存为了“立功”而主动编造提供的。

莉迪娅讲述了“反动小组”的生活背景和各项活动，供出了所有同志，她出卖了他们，供出了名字和住址，详细地描述了小组成员的性格。她批判她的家庭，曾经的顿巴斯煤炭的大出口商，是乌克兰人民的剥削者，莉迪娅绝望地尝试与自己的出身划清界限，以求死里逃生。

姨母莉迪娅最终被判劳改营流放，在流放期间，德军突然进攻苏联，莉迪娅被疏散到哈萨克斯坦。她乘坐货车穿越了整个俄国，跨越了近五千公里，穿过了战火熊熊燃烧的国度，一直临近中国边境。这一程，不计其数的被转押人员死在了半路，或命丧荒野，然而莉迪娅却是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更幸运的是，趁着兵荒马乱，她把所有证件烧掉，销毁了被定为所谓“人民公敌”的所有证据，然后对阿拉木图的官方机构坚称证件在战乱中遗失了。

如此，在荒唐虚伪的世代里，一个弥天大谎使她彻底洗白，人生可以从头开始。

叶夫根尼娅的上帝之生与死

根据教区记事簿记载，作者的母亲叶夫根尼娅于1920年在马里乌波尔最大也是最华美的教堂受洗，她在人生起伏跌宕中颠沛流离，身后后留给自己的女儿的东西，除了些证件照片，只有一尊代表她信仰的圣像。这尊圣像，纯金底座，手绘有俄国东正教圣人群像，栩栩如生，指甲都一清二楚。

沃丁的母亲经历了乌克兰的极端贫困，长期饥饿的她，竟没有把圣像典卖充饥；颠沛流离，历经艰险凶恶，数不清多少次命悬一线，却用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保护圣像不失；能让作者母亲视作生命一样的物件，一定对她来说有超出凡俗的意义。然而，让人扼腕的是，大风大浪都挺过了的叶夫根尼娅，却在表面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失去了生存的愿望，自寻短见。

这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圣像，就是她曾经的希望和信心，当她失去了故乡的一切，成为流离的难民，当她彻底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之后，把这最后仅余的一点希望留给了她的女儿。

可以想像，过往那一幅幅画面，在她们住过的棚屋里，工棚里，露宿的战争废墟之中，集中营里，寄人篱下时，流亡营，难民楼里，圣像或被挂在墙角，或怀里紧抱，都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是她们献上最热忱祷告的对象，曾是叶夫根尼娅一家生存的勇气的担当。

叶夫根尼娅在马里乌波尔，承受德国轰炸；在乘船去罗马尼亚的途中被苏联轰炸，在德国劳工集中营，她们又陷入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炸弹冰雹中。在一个个狂轰滥炸的夜晚，在人类无休止的自相残杀之中，叶夫根尼娅在空袭的巨大死亡召唤之下有祈祷吗？全能全善的上帝，拯救众人的救世主，为什么能允许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人类丧失理智，能允许如此多噩梦般的灾难中存在？叶夫根尼娅是在祈祷，还是在与对她们的遭遇无动于衷的神灵辩论争吵，甚至无望地抗争？毫无怜悯之心的圣子圣母呀，为什么总是沉默，让叶夫根尼娅和亿万生灵走向了毁灭？

尽管她的母亲叶夫根尼娅是天主教出身，但是深受俄罗斯东正教影响，她曾经对上帝的存在一定笃信不疑，以至于曾经打算成为一名修女。然而，经历了20世纪几十年的人间地狱的生活后，她还是背弃了她的信仰。

战后，她们一家潦倒落魄，白天，父亲不在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虔诚的男人来她们家。他是俄罗斯人，他也曾是一个矿场里的强制劳工，总是随身携带一本报纸包着的《圣经》。这位“圣经男”就成了作者母亲的“救世主”，与作者母亲之间发展出一种“神秘的、宗教式”的情感，仿佛是一个救世主和一个背叛信仰的修女之间的关系。作者回忆道，母亲想通过他转变观念，再次相信万能博爱的上帝是存在的。她全神贯注地倾听他讲《圣经》，可是他们的会面几乎总以激烈的争吵而告终，母亲为了那些她曾经历和目睹过的悲惨控诉上帝，而“圣经男”则必须一直为上帝辩护。

我一直在猜想他们之间的辩论内容，叶夫根尼娅可能会质问道，上帝是全能的，祂为什么不在邪恶发生时阻止，拯救善良的人们，为什么不阻止饥荒发生，让无辜的乌克兰农人免于倒毙路旁？子弹射向犹太人时，为什么不能轻抬手指将子弹阻挡，或直接进入刽子手的心灵让他们改变？难道上帝做不到，难道祂不是无所不能的吗？如果不是全能的，我们信上帝还有什么指望？还能相信未来有什么盼望吗？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祂为什么不施举手之能，免除人类发生的悲剧，不让二十世纪的世界成为人间地狱呢？为什么任由恶人横行，难道祂不在乎恶行的存在？这不就是说容忍甚至纵容不义的祂，难道不是全善的？

以上种种，不知“圣经男”将何以面对。应该是难以说服叶夫根尼娅，甚至“圣经男”自己也在感到受冒犯，再也不去“拯救”这个迷失的灵魂了。沃丁书中说“圣经男”后来再也没有上门，所以后者也极有可能。

总之，字里行间， 我们读出，严酷的生存法则，丛林般的社会环境，使叶夫根尼娅失去上帝的信仰，叶夫根尼娅家人和作者本人开始做出很多出卖灵魂的事儿。

沃丁的父亲酗酒家暴，以及其他“见不得光的勾当”，作者沃丁呢，虽然沃丁童年生活主要是战后的岁月，似乎免除了父母所经历的战争期间随时可能丧命的的恐惧，但生活在一群在战争死人堆里逃生的人中，作为“无家可归的外国人”，生活在肮脏吵杂拥挤的德国安置营里，沃丁也承认自己童年时代的堕落。

除了作者所述自己说谎成瘾之外，她偷窃她欺诈，她将家人辛苦养鸡下的蛋偷卖后去买零食，她甚至脱下内裤，掀起裙子跳舞，让观赏者“摇晃着他裤子里翘出来的令人费解的长物件”“喷射出牛奶一样的液体”，然后挣到十芬尼，去买樱桃味的棒棒糖还口香糖。

沃丁的母亲，已将脑海里上帝抹去了，就像她抹去了故乡马里乌波尔，然而，叶夫根尼娅终其一生坚持说故乡的俄语，虽然她出身高贵，幼年时掌握多种语言，成人后又在大学修德语，能极流利掌握这种语言，但战后她一个德语词也拒绝说，投入身心教育孩子掌握俄语，命令自己的孩子不能说德语。

沃丁小时候不谙世事，不理解母亲，偏要当着叶夫根尼娅的面讲学校里学习的德语，绝不愿意听从母亲说俄语，叛逆的个性使她不愿与母亲扯上任何关系，书中回忆叶夫根尼娅为此“经常大吵，她试图打我”。

读到这里，我突然有所悟。

叶夫根尼娅人生虽短暂，仅36岁就选择结束自己生命，虽在女儿面前从未谈及故乡，但在语言上却极度依恋俄语乡音，近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从中看出作者母亲还是在心底留了重要的位置，给她的故乡马里乌波尔。

同样，她想抹去上帝，然而，她用一生呵护的圣像，宁饿死也不出卖，几十年来，摸爬滚打在历史尖利滴血的钢牙利齿间，叶夫根尼娅一直紧紧保护的圣像，成了留给她的女儿仅有的珍贵遗物。沃丁成人后，端详母亲留给她的宗教圣像，一定能从圣人的慈目里看得出，在母亲叶夫根尼娅灵魂深处，上帝仍活着。

亚述海，巨流河，心安在

这本回忆录对于中国人来说，里面的很多内容都似曾相识，两国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人民有相似苦难，其中总有一些文字深深地打动到你，或印证你家族成员的某些经历，或与曾阅读过的华夏泣血岁月相通，击中你的心弦。

有人说这部书是一部东欧乌克兰版的《巨流河》，事实上很多书商也是打着“德语版《巨流河》”的广告语推销这本中译本的。然而，笔者以为，此部《我来自马里乌波尔》与《巨流河》小同而大异。

相同处，两书题目都有“故乡”名，前者从马里乌波尔到德国小城法兰克，后者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两位作者都认他乡已成新故乡了，大江大海，万千感慨；两位作者同为女性，前者为作家，后者为学者，都较详细描述各自家庭的沉浮与艰难。

相异处则也明显，前书主角主要是自己的母亲和姨母，后者是自己，几位女性都为知识女性，《我来自马里乌波尔》作者沃丁的母亲、姨母虽出身豪门，但早早衰落，虽然都在那个时代上过大学，也算稀有，善钢琴，也有雅艺，但大半生悲惨如蝼蚁，相较而言，《巨流河》虽有艰难岁月，抗日，内战，联大，迁台之后学术发展等，但总体作者及其家族要风光太多，其父追随的郭松龄本可以大改变历史的感慨，有可能改变中日战争进程的可能，个人也尽享官威荣华，书中有细节记她抗日战争胜利后能拿到国军空军飞机上罕见的客票，可见作者家庭地位显赫，文字脱离平民情愫在所难免。

另外，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即是，《我来自马里乌波尔》作者对自己内心对家庭有深刻的剖白与忏悔，揭开伤疤，血淋淋毫不留情，令人感慨。而《巨流河》与张戎《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文笔极相似，强调自己及家族的洁白清高，似乎是百分百历史的受害者，而衣柜中从未有私藏的骨架。

巨流河作者齐邦媛是幸福的，出生高贵，年少时虽也颠沛流离，但后来人生大半过得光鲜亮丽。而沃丁的母亲叶夫根尼娅，这位出生于1920年的女性，这位会弹钢琴的女性，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终其一生都过得极其卑微肮脏，最后三十多岁即自沉冰河，悲惨而死，使这本书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心灵震撼。

作者似乎也阐述一种宿命，沃丁少年时与母亲曾为说俄语而有重重矛盾，当时的沃丁在德国上学，觉得“德语词汇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我”，“成为一条强有力的缆绳，立刻被我一把抓住，借助它，我希望能一跃而起，进入德语的世界”，“尽管我暂时接触不到那个世界，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它的一部分。”

然而，母亲叶夫根尼娅活了半生，“背叛”了祖国，但在生命到尽头之时却深深依恋这种乡音；而作者逐渐长大，活得竟越来越像母亲，也回到了用俄语工作生活的状态，甚至也开始对家族历史开始着迷，最终，这位出生于德国的“斯拉夫人”，晚年循着这条血脉，终于离开德国，回到了俄国居住。

《她从马里乌波尔来》也因填补了文学领域的空白而受到称赞，沃丁以个人名义向她母亲叶夫根尼娅的生活故事致敬，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离开家园并在德国服劳役的无数东欧人的纪念，也是对历代流离失所者的困境，尤其是二十世纪欧战前后历史纠缠的共情与反思，感人至深。

这本《她从马里乌波尔来》，也正是作者的内心写照，一个人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寻觅。

最后，我们用八十岁的莉迪娅喜欢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一些诗句结束。

太阳从未照亮涅瓦河，

普希金也从未倒在雪地里死去，

彼得堡从不存在——

只有田地，被雪覆盖的田地。

只有雪，只有雪……和漫漫长夜

永远只带来新的霜冻。

俄罗斯是灰烬轨迹的沉默。

也许沉默由颤栗组成。

冰冷的黑暗、子弹和绳索，

还总有疯狂的音乐。

营中的清晨，阳光照耀大地，

这片世间无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