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论理性与进化论理性——自《西部世界》
一
建构理性于人类而言并不陌生，一些理性上的独断论者更倾向于建构式理性，这种理性范式主张在一个更具运算和处理能力的中央决策系统的统一控制之下，对于该系统所能控制的资源要素进行统一调配，而后者便包括人在内。从古希腊的柏拉图所主张的哲人王治理所呈现出来的理智作为优先性价值观取向开始，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中包括康德、黑格尔、卢梭这些强调以理性承担起哲学的使命并在建构论理性的主导之下开展一个又一个野心悖悖的大胆社会实验的推波助澜。达尔文的进化论某种意义上冲击了以上帝为主体的建构论理性，然而欧洲的那场觉醒运动随之又在极端的理性至上主义者的拐带之下令此前作为建构论主体的上帝转变其角色而成为人，这股以建构论理性为基本范式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力量的结合则是最终促使前所述的建构论主体的人进一化被具体化为一个具备至上权威的独裁者。从而一场对于理性表现出至高推崇，并强调利用强大的＂中央信息决策机制＂统一调配一切资源的庞大社会实验基于当时工业制造能力和计算机运算能力的限制而暂时性的弱化为一个依据具备至上智慧的政治领袖的统一调度。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工业制造能力特别是智能设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更为重要的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显著的进步，这种依托于一个强大的中央决策系统以调度一切的建构式理性的社会实验方案再度为人们所关注，只不过这一次的那个作为超级决策中心的建构论理性的主体不再是上帝，也不是一些政治领袖，而是一个颇为新潮的词——人工智能，《西部世界》第三季所提到的那个罗波安系统则是人工智能家族中的一员。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罗波安系统在人类社会的出现几乎不可避免，这一方面是因为建构论理性范式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缺席，并一次次在高潮低落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些对于人性极其不信任的理性至上主义者会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里推波助澜，还有最后的一个难以忽视的原因则是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多倾向于基于一些低级的便利或者欲求而选择放弃自己的选择的自由，并同而也放弃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体所应承担的基本责任。
与建构论理性相对应的是进化论理性，后者就我所知的范畴内就其研究并表述深入而饶有见底的当属哈耶克。同时关于建构论理性的价值观方面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故而本文的讨论将从两个方面展开，先是试图去论述我何以主张一种进化论理性而不是一种建构论理性，其次则是就价值问题提出几个对于建构论理性的批评主张。
二
人无可避免的去犯错，这源于一个基本不过的进化论事实：人是错误的结果，是几百万年试错性机制的结果。人性里那些对于物、情、性的欲求以及对于表征为永恒信仰的真善美与自由意志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代表了类似乾阳之道生生不息的力量，那是人类的父亲，而无可避免的试错性机制以及由此而来的无尽痛苦便是人类的母亲（我反对一切讲计划的东西，因为它错误的预设了一种理性机制，人类的理性机制是试错型的，不可能是建构型的）。偏见无可避免，因为人类的试错式理性需要多元的试错主体，而后者的依存需要多种思维方式同时具有不同生命体验的主体的并存，同时还需要信息掌握的不对称分布，而后者正好是偏见的重要起源性因素之一。
总体上而言，主张进化论理性而非建构论理性所立足于的不过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人是进化的产物，而非建构的产物。而进化一词直接意味着的便是两点：首先进化一次将人类的理性以及人类文明放在一个处于变化中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查，其次进化要求必须能够具备一种推动进化的方法。对于前一种意味，人的理性处于特定的历史维度中，有其历史的所属性，而建构论理性则是要求一个抽掉历史所属性的全能理性作为中央决策系统，而这一点几乎不可能，人难以做到，人工智能也难以做到。对于后一种意味，在我看来人类得以不断进化的方法便是试错性机制。那些对于人性有着巨大的不信任感的理性至上主义者对于人性的不信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便是对于人的理性特别是其不断犯错的不信任。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人类的犯错这一特征却不必悲观至此，犯错于人而言并非有意识的行为，人需要不断的进行选择，并从可能的千万种选择中不断的试错并找出其中可行的一种，从而开辟人类进化的新方向。不断试错是写在人的生物基因中的，且多为无意识而非有意识。
与这种试错机制相伴而生的便是偏见与歧视的不可避免，以及多元理性与多元情感的并存的必要，否则对于后者的抑制便直接妨碍到人类的进化。
或许也会有一些人提出：可以考虑替代人类进化为人工智能的进化，从而人的进化首先表现为人工智能进化的问题，随后以人工智能为建构理性主体来推动人类进化。然而这种逻辑的可争议处也相当明显，其一，取消人的主体性地位则人荡然无存，这种名义上的人的进化究竟是人的进化还是只是人工智能进化的一个延伸？其二，人工智能的进化是否可以全面模拟并且表征为人的进化？其三，人工智能的进化似乎也需要试错机制，这种试错机制何处安放，其代价又何以安放？
三
而在对于建构论理性的价值批判这一方面我则是侧重于讨论一种价值是否能在与意愿主体的意志选择以及主客体价值关系的脱节的情况下证得其存在。一种美是否能在主体性需求的缺失下同时就其客体而言对于这个主体呈现为美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固然就其自身而证成自身为美的客体在人的需求为零的前提下如何同时表明其价值。就前一种而言，举例为一个优秀然而对方对其无爱慕之心的人与对方的婚姻是否依然可期？就后一种而言，举例为一个只吃素食的人面对美味鲜肉其后者对于前者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建构论理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他并不以人的意愿选择为前提，并同时抹掉多元理性与意愿主体的存在而以一种抽象的理性范式替代之。然而建构论理性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矛盾是：这种理性范式预设其决策结果为行为前提，并以其行为之结果去证明其作为行为之前提的决策结果的正确性，这种逻辑上的混乱无非是以专断性的方式视人为囚徒。
在一种建构论系统中几乎所有人的信息都需要被准确的记录，同时这个系统需要尽可能详细而深入的学习人类学、心理学这些学科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一个对于人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理论框架，而对于《西部世界》中罗波安系统如此智慧程度和涉及人类领域如此广泛的建构论系统来说，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训练有序的与人性相关的学者的才能都相较之而言表现的过于不专业。系统的分析与预测以确立社会秩序的能力是人们愿意交出自己的自由并放弃自己的责任所能接受的基本借口，至少那足以令一个人说服自己，并掩盖自己的懦弱与短见。然而这个以每一个人为变量的系统中似乎永远无可避免的充斥着一些难以分析也难以被预测的不稳定的变量。
进化所依托的变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便是人群中那些最难以分析和预测的不稳定群体，而一种在其预设理性自得圆满的建构论系统中这些不稳定的变量就会被残酷对待。人类社会在多数论意义上都是一种建构论社会，从而也是一个规训社会，即便是在现代性进路中以尊重和推祟人的自由为道德优先问题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们也都需尽力将其所追求的自由预设在一个相对宽泛然而必要的基础上，无论这基础是以上帝意志还是天赋人权的形而上学方式，亦或者是约定论的经验论方式，人的自由在这种建构论系统中以两种方式被确立下来：a基础建构论部分的宽泛因而不细密的触及人的生活；b建构论系统是以契约的方式在约定中被型塑的，无论在事实上人们有没有选择的能力但是在法律上各国宪法都普遍赋予了人们随时退出的权利。
个体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人此种变量的不稳定，相反只要人所能有的选择能为人们所认知并分析，那么这种多元选择便并不能意味着变量的不稳定，相反那会为人所披上一层虚假的自由外衣。真正的不稳定的变量是那些难以被分析也难以被预测的群体：这些人多天才与疯狂集备，才华横溢的同时也在其情绪与精神上难以稳定，人格中的不平衡往往会轻易葬送这些人的生命，然而这些人身上也往往埋藏着最具创造力的东西，人类社会中几乎一切对于这个世界的发展而言有着具有价值的天才之物都出自这些人之手。不同社会的区别在于一些智慧的社会懂得尊重这一群体的价值并尽最大可能的给他们生存的空间且令他们发掘自己，而不甚智慧的社会则会以其无知与野蛮而尽力将这些群体清扫出他们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后一种社会的人们在其无知中获得了生活上安宁，然而社会也迟迟不得进化。
重点在于，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拒斥那些极端不稳定的群体，区别有的以舆论和权力傲慢的方式来进行，有的以法律规范和司法裁判的方式来进行，有的以战争的方式来进行，也有的以更为隐蔽的知识专家规训的方式来进行。几乎方式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陌生，区别在于不同社会里几种方式的被采用的普遍程度不同。几乎所有社会都视一些极端暴力分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所不能容忍的变量而拒斥之，暴力在人们的偏见与偷安的人性遮掩下被污名化，几乎没有多少人会将其视为一个严肃的命题来思考。法律这种建构论系统类型会以司法裁判的方式拒斥那些与它所内含的理性秩序不相容的群体，知识权威们以更为精致的方式拒斥与已不相容的独特理性观，心理学家们以自己的视角宣示那些不稳定变量身上的不稳定之处为不健康的异常。无论何种意义上的规训社会作为一种建构论系统都不可避免的要拒斥并消除那些不稳性的因素，无论这种方式有多隐蔽。
倘若说伦理命题于人而言并不显得虚妄，那么当预设一个追得追求的幸福时这种伦理命题就不可避免的要以人的自由为前提，因为人无可选择的东西于人而言毫无道德意义，一个人置身于一个无可选择的律令之中那不过意味着他是机器这一事实。人性中隐埋着巨大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这些东西有待挖掘，然而这只有在一个尊重人的自由的社会里并同时这得是一个重视自己存在的自由责任因之去探索自己所能信仰之为真、之为善、之为美的人才有可能。相反在一个人无可选择的社会里，人们会从教科书上，会从知识威权那里，会从世俗礼教中学到一些金科玉律，尽管他们有着对于这些金科玉律的理解甚至认同，但是他们从未有过选择，毕竟他们不该忘记的一个事实这个社会根本没给他们多余的选项。从而尽管他们有着自以为的德性，那却因为不可选择的前提而退化成了一堆机械。他们也从未开发过自己的好奇心，也从未令自己的灵魂去真正成长过，头脑里机械之物的日渐充塞都心灵始终苍白。
四
人是进化的产物，现有人类文明是人类试错的结果，然而这里便显而易见的呈现出一个问题：试错机制的不断发挥作用的依托性凭借是什么？
理性倾向于判断，倘若在一个内封闭的系统中只要中央决策系统收集的信息足够丰富、充实，其决策系统的运算能力足够强大，则此内封闭系统中确保运算结果最优值以及自身无矛盾的概率便更大，然而倘若在内封闭系统中运算无矛盾决无可能则直接意味着建构论理性并不可行。而对于进化论理性来说，不断的试错机制所要求的环境似乎显得比较极端。就试错机制自身的成功概率来说因所试错问题的困难程度与人类社会业已进化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中最为极端的在一个社会发达程度并不够，同时所试错问题的困难颇大的例子中其成功概率几近乎零，而就人类历史来说，凡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创新之物其试错成功概率就决非千万分之一这般容易。
总体而言碍于人的理性有限的广为认同的根本特征，人的理性判断几乎全部都可被视为是概率判断，重点在于这个概率绝无可能是百分之百。故而真正的问题便由此呈现出来，即对于一个理性决策主体而言倘其试错成功概率是千万分之一则其多大可能倾向于回避这种选项，然而这种选项于人类整体而言都是绝对必要。就日常生活中即便一个试错选项有百分之四十的成功概率也不见得有多少人会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因而显而易见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进化所依托的试错机制因其环境要求之极端故而绝无可能仅仅凭借于或者干脆说主要凭借于理性，而我在这里明确指出的是，取代了常识中作为试错机制的主要凭借的理性地位的是爱。
爱是一股盲目的力量，人类的理性判断全都依赖于概率绝非百分之百的概率判断，但是理性决策主体又倾向于忽视这种概率判断的非百分之百从而将其理性决策变为一种粗暴的理性独断。理性的盲目在于其信息的不充分、运算能力的不够发达或者进一步全部归结为对于概率基础的认知程度不够。而爱的盲目表现为爱倾向于令人忽视试错机制的概率基础，即便是对于成功概率只有千万分之一的试错选项也甘愿为此进行尝试。
迷信这个词在寻常用语中其色彩倾向偏向于贬义，人们对其最直观的内涵赋予莫过于其表征为一种理性认知的不充分。但是就我的看法而言这种内涵赋予显然是不完整的，迷信并不单纯意味着理性认知的不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忽视理性认知并甘为之尝试的非理性内容。而我认为迷信与信仰二者的亲缘性颇为相近，前者侧重于强调理性认知的不完整，后者倾重于强调对于所认可信念的＂爱＂以及甘愿为之牺牲。
爱同时也是一股令人不再患得患失的力量，这缘于爱具有令人忽视掉理性判断的概率基础的倾向并以无论结果如何都甘愿为之牺牲的奉献精神作后盾。由此论之，爱何以能取代理性成为人类进化依托的试错机制的主要凭借便不足为奇了，由于后者并不进行概率判断，而是将其选项设置成为一种义务，无论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