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大角咀無家者的前世今生

(*為免構成刻板印象，本文隱去一切區內街友聚處名稱)

颱風過境，下午五時半，社區組織協會（社協）位處海壇街的辦事處坐著街友三四。社工吳衛東（東哥）正忙著逐一紀錄街友的近況，將街坊捐來的鳳凰卷、沖涼液、飯券分予他們。街友領過物資匆匆離開，前往區內臨時庇護中心渡過颱風夜。有人一邊等待，一邊大聲吹噓自己二十年前在區內某足球場上威風八面，跟那姓甚名誰鏖戰的日子。

據政府數字，在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本港共有1541名已登記的街友，絕大多數在深水埗、油尖旺兩區。數字背後，這些在本區露宿的街友，到底是怎樣的存在？

一、公園

女街友阿紫（化名）在大角咀斷斷續續露宿六年，荷包曾被偷去八次，中途宿舍進了又出，現時輾轉流連區內幾個公園。

這些年來，阿紫對區內公園的生態已大概有個把握。有些地點，她覺得那裏街友較惡，或身染毒癮，「無端白事會鬧人」，會避而遠之。作為女性街友，最怕睡醒一睜開眼時，身旁站著個陌生人，瞪著自己：「（在某公園過夜時，）我攬住個袋伏係度瞓，真係瞓唔到，三至四個鐘扎醒一次，瞓唔著。」

阿紫對現時的落腳處相對有安全感，但仍得不時警惕，慎防家當被盜。有一次她打完散工，回到公園，發覺藏好的家當憑空消失，「東哥畀我啲嘢一次過全部偷晒，得返衣架同包餅乾」。最無助的是，連衛生巾都遭一併拿走，阿紫不想用廁紙解決，走投無路，只好硬著頭皮打電話給東哥求救。此後「學精」了，開工前將家當藏在閉路電視攝錄範圍內的地方，起碼多一重安全感。

這幾年間，阿紫曾數度被管理員刁難。她試過被人拍醒，警告公園內不得躺臥，無奈下只好伏在象棋石檯上將就休息；又曾被體育館的清潔工趕走，阻止她在館內更衣室淋浴。不過普遍來說，資深的管理員與街友會形成某種默契：街友不是罵一下就會走，他們本身亦不願被人望到，主動避開街坊。管理員也就睜一眼閉一眼，多數相安無事。

二、瓦遮頭

在東哥協助下，阿紫曾一度「上樓」，入住由政府提供的無家者臨時宿舍和租用板間房。然而，臨時宿舍床蝨為患，難以入睡；板間房雖然租金便宜，但須與其他男性使用者共用廁所。許多男性宿友在洗澡後赤膊走來走去，身為女性的阿紫感到非常尷尬，覺得私隱度保障不足，欠缺安全感。最後，她只好兩度放棄棲身暫處，重回大角咀公園。

據社協在本年八月發表的《女性無家者研究》，現時由政府資助的無家者宿位僅得222個，女性宿位只佔31個，入住上限半年，僧多粥少，宿友難藉此短時間內重整人生。不少人在宿期完結後，重新流落街頭。遑論宿舍設計以男性使用者為主導，「未有顧及女性無家者較著重私隱、安全感等生理及心理需要的獨特面向」，許多女性街友像阿紫一樣，最終望而卻步。

頭上片瓦，對希望重拾人生的街友來說，不獨是安全感來源，還是身份證明。沒有地址，連找工作都成問題。阿紫曾在填工作申請表時，一度猶豫：「總唔可以自尋死路話佢知露宿公園啩。咁到底要虛報地址，定係填社工地址？」

三、前世，濁水漂流

服務街友半生，東哥批評香港街友議題的癥結，在於欠缺「無家者友善政策」，無人牽頭承擔責任及政策研究。東哥指，如果香港可以仿效紐約，設立無家者署(Department of Homeless Service)，政府有相關官員就街友議題問責，可以避過許多荒謬決策：「唔可以話𠵱家無家者多咗喎，等我起多啲尖石等佢瞓唔到先。你咁答一定俾市民鬧死啦下話。」

現實上，「起多啲尖石先」，卻恰恰是政府對待街友心態的寫照。楓樹街球場毗鄰大角咀，過往是許多街友過夜地點。八年前政府以「裝修」為名，在球場看台上加裝鐵閘、長凳加上扶手，阻止露宿者晚上進球場內過夜。「個裝修真係好荒謬⋯」東哥苦笑：「對街友嚟講，其實足球場看台最好，樓頂較高，冬夏兩季唔會太凍太熱，而且會熄燈，唔使比人見到。」

與此同時，現時政府用於協助街友的資源仍然不足。Mercy HK社區工作者Simon指，全香港只有四支非政府組織的無家者外展隊獲政府資助：三支屬民政轄下，一支接受社署資助。面對近年露宿者人數上升，社工、床位、外展都不足以應付需求；而且各個部門各自承擔議題的一小部分責任，造成資訊與福利碎片化，亦令街友無所適從：「住宿舍就民政負責，救濟金就社署負責⋯⋯將一個人嘅嘢斬成幾嚿，（如果）我係一個露宿者，要搵咁多唔同部門，資訊又少，實好suffer（痛苦）。」

這情況下，就算街友有心重投社會，要自己一力重新構築人際網絡、上樓建立穩定生活、精神復康，談何容易。無法擺脫過往歷史，繼續流落街頭的例子，比比皆是。Simon一針見血：「由放監出嚟支援不足，到真係有心想改過自新，但面對嘅係宿舍輪候時間長、有各種規則限制，加上冇朋輩、家人支援，結果好容易痴返舊果班人。」最後陷入永劫循環，來回公園、監倉。

四、打邊爐、BBQ

政策缺憾令街友繼續漂泊街頭，也將他們推向區內街坊的對立面。據東哥所知，撇除政府部門聯合清場那些大龍鳳，有時並非是前線管理員有意清場，而是政府部門接到投訴，「康文署要do something(做啲嘢)」，「影幾張（清完場的）相交差」。

今年二月，有街坊在大角咀一個公園內發現街友打邊爐。時任區議員曾自鳴在接獲街坊通知後，隨即要求油尖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徹底跟進。翌日他在社交媒體貼文指，「收到街坊告知，現場環境比起之前有所改善」，到場視察後留意到「仍然有零星物資存放（在該公園長凳上），會繼續要求康文署認真處理。」

該則貼文旋即引起巨大迴響，反應兩極。有街坊表態支持曾自鳴做法，亦有街坊指責曾「欺善怕惡」、「咁樣趕走晒班露宿者，佢哋可以去邊度瞓。」

《角醒》就此向曾自鳴查詢，截稿前未獲回應。

另一邊廂，東哥認為街頭明火煮食固然為法例不容，身為社工，他也不鼓勵街友犯法。不過，借鏡外國案例，禁止與啞忍，未必只能二擇其一。「世界唔一定係咁。」他嘗試描劃另一種想像——特定情況下的豁免或調節，或許可以達至街友、政府、街坊三者之間的共贏局面——「零八年澳洲墨爾本市政府曾試過租借真草足球場，動員區內老人家，燒啲香腸呀牛肉呀，畀來自四十八個國家的無家者食。」能否創造出這樣的社區協作，視乎社會的開明程度。

五、緊急聯絡人

Deep是同路舍(Impact Hong Kong)的資深社工，服務本區不受主流社福保障的街友。他慨嘆，新近接收的個案，十有八九無法寫出自己的緊急聯絡人，情況較以往惡劣：「人生好似冇咗個VIP(非常重要的人)，或者可能已唔再存在，咁仲為乜而活？」失去重要的人與信任，對他們來說，社工就是擔任這個替代角色的人- ——慢慢構建關係，一步一步建立信任：「話到畀佢哋聽，有個人信你，係幾咁緊要- ——可能佢哋人生就係差咁個咁嘅人。」

抱此信念，同路舍從不居高臨下地強逼街友接受服務，或者拿著問卷，甫見面便長驅直入，問東問西。他們更傾向放下物資、卡片，靜待街友在有需要的當刻，前來橡樹街廿九號，向社工敞開心窗。

時機很重要，前街友Abby（化名）深有同感。她三次流落街頭，過往多次接受同路舍協助。身為局中人，街友生命中所背負的種種歷史、心理包袱，對她而言，是切膚之痛。去年七月，她又一次重回公園。聽聞同路舍仍然不離不棄，想向自己伸出援手，她飽受愧疚感煎熬，甚至刻意逃避不想見面。

直到終於避無可避，Abby還是遇上了同路舍義工，再次來到橡樹街廿九號。創辦人阿Jeff那時對她說了一句話，讓她「叮一聲」，終於痛定思痛，決意重整生命：「If you want to do it, you must be able to do it」(如果你想去做，你一定要令自己能夠做到)。

六、今生，餘音

Abby現居同路舍的臨時宿舍，正準備面試區內無家者共享廚房的職位。她呼籲熱心街坊閒時參與同路舍的義工服務，「同無家者傾多幾句，了解佢哋每個人嘅生命故事」，或到同路舍設於橡樹街廿九號的社區雪櫃分享物資：「細細包紙包飲品同餅乾，意義好大。」

目前，社協在汝州街舉辦《無家者生活誌》展覽，展期至今年十二月底。公眾可以透過攝影師雷日昇的鏡頭，了解疫症下街友處境。東哥明言，雖然蝕本，他仍期待可以藉展覽慢慢轉變社會公民意識：「無論有冇政策，政府係唔係開明。社會意識尚未提升，都係一種好真嘅事」——推動邊緣社群議題，本地居民仍舊停留在那些「佢有佢罷工權利，之但係唔好阻住我返工」的層次——而理想，應該像外國工運般，一傳十，十傳百，大家一呼百應，「一齊關注果一小撮人嘅公義，先至係公義吖嘛。」

前往臨時庇護中心之前，當被問到有沒有甚麼想偷偷告訴東哥，阿紫說：「東哥，多謝你，無論我點煩你都好，唔好放棄我，希望繼續可以聯絡落去。」

「持續讓無家者的聲音被聽見，讓城市都能溫柔的對待弱勢。」《無家，者生活誌》展覽簡介如是說。

記者:P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