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大角咀無家者的前世今生

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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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咀街友前世今生:數字以外的風霜血肉》

(*為免構成刻板印象,本文隱去一切區內街友聚處名稱)

颱風過境,下午五時半,社區組織協會(社協)位處海壇街的辦事處坐著街友三四。社工吳衛東(東哥)正忙著逐一紀錄街友的近況,將街坊捐來的鳳凰卷、沖涼液、飯券分予他們。街友領過物資匆匆離開,前往區內臨時庇護中心渡過颱風夜。有人一邊等待,一邊大聲吹噓自己二十年前在區內某足球場上威風八面,跟那姓甚名誰鏖戰的日子。

據政府數字,在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本港共有1541名已登記的街友,絕大多數在深水埗、油尖旺兩區。數字背後,這些在本區露宿的街友,到底是怎樣的存在?

一、公園

女街友阿紫(化名)在大角咀斷斷續續露宿六年,荷包曾被偷去八次,中途宿舍進了又出,現時輾轉流連區內幾個公園。

這些年來,阿紫對區內公園的生態已大概有個把握。有些地點,她覺得那裏街友較惡,或身染毒癮,「無端白事會鬧人」,會避而遠之。作為女性街友,最怕睡醒一睜開眼時,身旁站著個陌生人,瞪著自己:「(在某公園過夜時,)我攬住個袋伏係度瞓,真係瞓唔到,三至四個鐘扎醒一次,瞓唔著。」

阿紫對現時的落腳處相對有安全感,但仍得不時警惕,慎防家當被盜。有一次她打完散工,回到公園,發覺藏好的家當憑空消失,「東哥畀我啲嘢一次過全部偷晒,得返衣架同包餅乾」。最無助的是,連衛生巾都遭一併拿走,阿紫不想用廁紙解決,走投無路,只好硬著頭皮打電話給東哥求救。此後「學精」了,開工前將家當藏在閉路電視攝錄範圍內的地方,起碼多一重安全感。


這幾年間,阿紫曾數度被管理員刁難。她試過被人拍醒,警告公園內不得躺臥,無奈下只好伏在象棋石檯上將就休息;又曾被體育館的清潔工趕走,阻止她在館內更衣室淋浴。不過普遍來說,資深的管理員與街友會形成某種默契:街友不是罵一下就會走,他們本身亦不願被人望到,主動避開街坊。管理員也就睜一眼閉一眼,多數相安無事。

二、瓦遮頭

在東哥協助下,阿紫曾一度「上樓」,入住由政府提供的無家者臨時宿舍和租用板間房。然而,臨時宿舍床蝨為患,難以入睡;板間房雖然租金便宜,但須與其他男性使用者共用廁所。許多男性宿友在洗澡後赤膊走來走去,身為女性的阿紫感到非常尷尬,覺得私隱度保障不足,欠缺安全感。最後,她只好兩度放棄棲身暫處,重回大角咀公園。

據社協在本年八月發表的《女性無家者研究》,現時由政府資助的無家者宿位僅得222個,女性宿位只佔31個,入住上限半年,僧多粥少,宿友難藉此短時間內重整人生。不少人在宿期完結後,重新流落街頭。遑論宿舍設計以男性使用者為主導,「未有顧及女性無家者較著重私隱、安全感等生理及心理需要的獨特面向」,許多女性街友像阿紫一樣,最終望而卻步。

頭上片瓦,對希望重拾人生的街友來說,不獨是安全感來源,還是身份證明。沒有地址,連找工作都成問題。阿紫曾在填工作申請表時,一度猶豫:「總唔可以自尋死路話佢知露宿公園啩。咁到底要虛報地址,定係填社工地址?」

三、前世,濁水漂流

服務街友半生,東哥批評香港街友議題的癥結,在於欠缺「無家者友善政策」,無人牽頭承擔責任及政策研究。東哥指,如果香港可以仿效紐約,設立無家者署(Department of Homeless Service),政府有相關官員就街友議題問責,可以避過許多荒謬決策:「唔可以話𠵱家無家者多咗喎,等我起多啲尖石等佢瞓唔到先。你咁答一定俾市民鬧死啦下話。」

現實上,「起多啲尖石先」,卻恰恰是政府對待街友心態的寫照。楓樹街球場毗鄰大角咀,過往是許多街友過夜地點。八年前政府以「裝修」為名,在球場看台上加裝鐵閘、長凳加上扶手,阻止露宿者晚上進球場內過夜。「個裝修真係好荒謬⋯」東哥苦笑:「對街友嚟講,其實足球場看台最好,樓頂較高,冬夏兩季唔會太凍太熱,而且會熄燈,唔使比人見到。」

前街友Abby (化名)


與此同時,現時政府用於協助街友的資源仍然不足。Mercy HK社區工作者Simon指,全香港只有四支非政府組織的無家者外展隊獲政府資助:三支屬民政轄下,一支接受社署資助。面對近年露宿者人數上升,社工、床位、外展都不足以應付需求;而且各個部門各自承擔議題的一小部分責任,造成資訊與福利碎片化,亦令街友無所適從:「住宿舍就民政負責,救濟金就社署負責⋯⋯將一個人嘅嘢斬成幾嚿,(如果)我係一個露宿者,要搵咁多唔同部門,資訊又少,實好suffer(痛苦)。」

這情況下,就算街友有心重投社會,要自己一力重新構築人際網絡、上樓建立穩定生活、精神復康,談何容易。無法擺脫過往歷史,繼續流落街頭的例子,比比皆是。Simon一針見血:「由放監出嚟支援不足,到真係有心想改過自新,但面對嘅係宿舍輪候時間長、有各種規則限制,加上冇朋輩、家人支援,結果好容易痴返舊果班人。」最後陷入永劫循環,來回公園、監倉。

四、打邊爐、BBQ

政策缺憾令街友繼續漂泊街頭,也將他們推向區內街坊的對立面。據東哥所知,撇除政府部門聯合清場那些大龍鳳,有時並非是前線管理員有意清場,而是政府部門接到投訴,「康文署要do something(做啲嘢)」,「影幾張(清完場的)相交差」。

今年二月,有街坊在大角咀一個公園內發現街友打邊爐。時任區議員曾自鳴在接獲街坊通知後,隨即要求油尖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徹底跟進。翌日他在社交媒體貼文指,「收到街坊告知,現場環境比起之前有所改善」,到場視察後留意到「仍然有零星物資存放(在該公園長凳上),會繼續要求康文署認真處理。」

該則貼文旋即引起巨大迴響,反應兩極。有街坊表態支持曾自鳴做法,亦有街坊指責曾「欺善怕惡」、「咁樣趕走晒班露宿者,佢哋可以去邊度瞓。」

《角醒》就此向曾自鳴查詢,截稿前未獲回應。

另一邊廂,東哥認為街頭明火煮食固然為法例不容,身為社工,他也不鼓勵街友犯法。不過,借鏡外國案例,禁止與啞忍,未必只能二擇其一。「世界唔一定係咁。」他嘗試描劃另一種想像——特定情況下的豁免或調節,或許可以達至街友、政府、街坊三者之間的共贏局面——「零八年澳洲墨爾本市政府曾試過租借真草足球場,動員區內老人家,燒啲香腸呀牛肉呀,畀來自四十八個國家的無家者食。」能否創造出這樣的社區協作,視乎社會的開明程度。

Abby 與 Impact HK 社工Deep
Impact HK 社區雪櫃


五、緊急聯絡人

Deep是同路舍(Impact Hong Kong)的資深社工,服務本區不受主流社福保障的街友。他慨嘆,新近接收的個案,十有八九無法寫出自己的緊急聯絡人,情況較以往惡劣:「人生好似冇咗個VIP(非常重要的人),或者可能已唔再存在,咁仲為乜而活?」失去重要的人與信任,對他們來說,社工就是擔任這個替代角色的人- ——慢慢構建關係,一步一步建立信任:「話到畀佢哋聽,有個人信你,係幾咁緊要- ——可能佢哋人生就係差咁個咁嘅人。」

抱此信念,同路舍從不居高臨下地強逼街友接受服務,或者拿著問卷,甫見面便長驅直入,問東問西。他們更傾向放下物資、卡片,靜待街友在有需要的當刻,前來橡樹街廿九號,向社工敞開心窗。

時機很重要,前街友Abby(化名)深有同感。她三次流落街頭,過往多次接受同路舍協助。身為局中人,街友生命中所背負的種種歷史、心理包袱,對她而言,是切膚之痛。去年七月,她又一次重回公園。聽聞同路舍仍然不離不棄,想向自己伸出援手,她飽受愧疚感煎熬,甚至刻意逃避不想見面。

直到終於避無可避,Abby還是遇上了同路舍義工,再次來到橡樹街廿九號。創辦人阿Jeff那時對她說了一句話,讓她「叮一聲」,終於痛定思痛,決意重整生命:「If you want to do it, you must be able to do it」(如果你想去做,你一定要令自己能夠做到)。

社協吳衛東


六、今生,餘音

Abby現居同路舍的臨時宿舍,正準備面試區內無家者共享廚房的職位。她呼籲熱心街坊閒時參與同路舍的義工服務,「同無家者傾多幾句,了解佢哋每個人嘅生命故事」,或到同路舍設於橡樹街廿九號的社區雪櫃分享物資:「細細包紙包飲品同餅乾,意義好大。」

目前,社協在汝州街舉辦《無家者生活誌》展覽,展期至今年十二月底。公眾可以透過攝影師雷日昇的鏡頭,了解疫症下街友處境。東哥明言,雖然蝕本,他仍期待可以藉展覽慢慢轉變社會公民意識:「無論有冇政策,政府係唔係開明。社會意識尚未提升,都係一種好真嘅事」——推動邊緣社群議題,本地居民仍舊停留在那些「佢有佢罷工權利,之但係唔好阻住我返工」的層次——而理想,應該像外國工運般,一傳十,十傳百,大家一呼百應,「一齊關注果一小撮人嘅公義,先至係公義吖嘛。」

前往臨時庇護中心之前,當被問到有沒有甚麼想偷偷告訴東哥,阿紫說:「東哥,多謝你,無論我點煩你都好,唔好放棄我,希望繼續可以聯絡落去。」

「持續讓無家者的聲音被聽見,讓城市都能溫柔的對待弱勢。」《無家,者生活誌》展覽簡介如是說。

記者:Pete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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