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迫近，我们需要更好的气候变化报道

（此文为气候写作项目第一篇，首发于澎湃思想市场，有删节。此处贴出原文。）

在过去一周， “史上最炎热夏天”给我国带来了中部和东部城市带来大面积持续高温、华中地区干旱持续蔓延、西南强降水导致贵州山体滑坡。

6月下旬，拉萨连续五天录得超过22度的平均气温之后，迎来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7月初，南方地区连续暴雨引发洪水，更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关于灾难报道是否充分的争论。

与此同时，西欧地区也正遭受热浪袭击，多个城市正接二连三打破高温纪录。在英国，铁路运行受到影响。在法国，高温甚至迫使国家电力公司关停南法一座核电站的两个反应堆。

对比国内外对这些极端天气事件的报道，不难发现，很多国际媒体纷纷指出热浪与“人造气候危机”的关联，并警告读者这将是人类面临的“新常态”。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多数媒体在报道国内热浪、干旱、极端降水等消息时，更倾向于对单个天气事件进行孤立报道，鲜少追究它们与更大气候进程的联系，以及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关于气候科学的报道。在最近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环保NGO“中外对话”联合征集遴选的2018年优秀气候报道和传播案例中，与气候变化科学相关的报道甚至占了大半。其中有两篇是关于去年的北极高温，一件是运用数据新闻可视化对台风趋势进行分析、一份是关于中国西部冰川加速消融及其影响的报告，有两篇是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温升1.5度特别报告的解读。仅有的非科学报道，是关于去年的波兰卡托维茨气候谈判。

这些主题与日常生活联系不那么紧密的获选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正凸显了中国气候变化报道目前的困境：报道主题集中在气候科学和国际谈判，都 带有“高冷”气质，难以直接引起读者共鸣。国际气候谈判曾经吸引过中国读者的关注，但是近几年，不时听到记者发出诸如此类的感叹：随着气候国际谈判趋稳，争议性显著下降，气候报道的“好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了。

“好日子”：科学和国际政治的双重戏剧性

难以否认，气候变化报道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相对小众的话题，且很大程度上以气候谈判为导向。在2007年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大会前后中国慢慢出现了专门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记者，至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参与报道的媒体队伍逐渐壮大。除官方媒体外，不少市场化媒体亦付出不菲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在随后数年间的年度气候大会中连续派出记者进行跟踪报道。

当时，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排放国）以及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在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利和义务时，有两个话题是绕不开的：第一，气候变化科学性的问题，即气候变化真的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吗？第二，发展中国家如果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控制，是不是意味着在让渡排放权的同时，也让渡了未来的发展权？这公平吗？这两个话题在2009年前后都曾在媒体上引起过争论。

针对第一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在2008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气候一直在变化，但并非一直变暖。”在哥本哈根大会后的2010年初，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钱维宏指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并非定论。同年5月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学者发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 – 对IPCC科学报告的科学性质疑》一文，获得媒体广泛转载。随后，时任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予以回应，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观测事实毋庸置疑”，并强调“人类活动是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不容否认”。而关于第二点，温室气体排放权和发展权之间的联系，最广为人知的大概要数柴静和丁仲礼在2010年3月在央视《面对面》的对谈，争论何为公平的减排方案。

这些相对克制的关于气候变化科学性的争论，与哥本哈根大会的失败不无关系。 这次举世瞩目的大会最终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文件，最后48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是一桩未了的公案。会议结束后，一些欧美国家的媒体报道指中国拒绝在谈判文本中写入205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且由于不满美国要求中国的国内减排工作接受国际核查，时任总理温家宝拒绝参加由20多国首脑参加的闭门会议，导致谈判受阻。而中国官方媒体则坚称温家宝在会议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及时与印度、巴西、南非（“基础四国”）的领导人协商、并最终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达成一致，避免了大会的彻底失败。

会后，有中国谈判代表表示，中国拒绝接受2050年减排目标的原因在于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排放水平，这样的目标难以实现。

也正是在这次这次大会结束后，在民间语境中，对于气候变化科学性的质疑则裹挟着民族主义开始上升为“阴谋论”，诸如“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陷阱”等论断甚嚣尘上：2010年，先后有《以碳之名：低碳骗局幕后的全球博弈》、《低碳阴谋》、《低碳战争: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谋变》、《碳客帝国 : 碳资本主义和我们的圣经》等数本抱持气候变化怀疑论的书籍出版，辩称西方国家通过在科学研究上施加影响力创造出“气候变化”的骗局，抢占话语权和道义高地，目的是压缩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阻碍其工业化的进程。而这些观点也在知名经济评论员郎咸平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中获得了加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更多的国内媒体开始关注对于国际气候谈判的报道。在此后的两三年间，中美两国在谈判中不乏针锋相对，双方谈判官员一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辞吸引了不少媒体报道，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当属2010年10月天津气候大会上中方谈判代表苏伟与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之间的隔空喊话。当时中方反对美国提出对中国国内减排进行核查的“入侵”行为，并批评美国未能兑现其国内减排承诺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方面。双方纷纷指责对方国家不肯做出让步，阻碍谈判进程。

气候变化科学性和国际政治双重的戏剧性，随着官方话语基调的调整，以及中美在谈判场外进行立场协调以避免公开对抗，在随后几年间大幅减弱，媒体对谈判的报道热忱也逐渐褪去。

国内政策转向：争议不再

随着国内政策转向，关于气候变化的阴谋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2011年十二五（2011-2015）发展规划纲要获批，中央政府明确推动能源变革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随后数年内，除积极投资可再生能源之外，还设立了碳强度下降目标和碳排放达峰的时间表，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这两个目标中，前者指单位GDP的碳排放，后者指碳排放在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的轨迹，反映了官方对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的预期。）

在谈判场内，中美也逐渐消弭了此前的分歧，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之前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各自气候行动目标，为达成《巴黎协定》进行了铺垫。近年，中国更是提出要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扮演“引领者”的角色。

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后，中国的生态精英们——国家治理精英及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意见的科学技术专家——意识到走低碳之路能够同时解决能源安全、空气污染的危机，转变陈旧的发展方式，并在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抢占先机，因此一改之前在温室气体减排议题上的犹豫不决，走上低碳之路。

在决策者内部进行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考量时，低碳政策带来的一系列可能性，包括顺应国际能源变革的大趋势实现“弯道超车”，解决能源安全、空气污染等给执政合法性带来挑战的问题，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最终占了上风。而这样的决定一旦做出，给进一步政策辩论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

当中国官方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在国内政策和国际舞台均完成华丽转身后，中国的气候报道逐渐归于平淡。不但此前关于碳排放权与发展权的争论逐渐淡出媒体，曾经喧嚣一时的阴谋论消失，对于气候变化科学性的怀疑也几乎在中国媒体绝迹了。

康奈尔大学博士、资深科学记者贾鹤鹏曾撰文指出，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媒体和公众科学素养更高，已经接受了“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碳排放引起”这样的科学共识。相反，贾鹤鹏认为这恰恰说明气候变化在中国依然未进入主流话语，而这主要是由于低碳政策对整个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有限，且受到冲击的传统高碳部门亦并不希望通过媒体对政府进行公开游说。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生态精英们将气候变化从环境问题重构为国际政治、科学技术及能源领域的问题，突出其复杂性和系统性，强调应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进行从上至下的决策。而媒体在大多时候扮演了配合中央政府向公众进行宣讲的角色，地方政府、市场及公众则被单纯视为实现气候目标的执行者。在国内政策转型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发展方式转变、能源转型等相关的政策和产业报道。即使官方文件中从不缺少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描述，也很少见到媒体对于气候变化影响及适应的报道。

然而，公共舆论中对气候科学性的争议不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已经达成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共识。其实，即使在接近气候精英的圈层内，也不难听到类似“气候变化科学性依然有待考察，但这并不妨碍低碳之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空气污染远比气候变化更迫切”、“治污是首要任务”的论断。直接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讨论则几乎只集中于碳排放交易的工作中。在为减少煤炭使用而进行替代能源选择（如煤改气、煤改电）的公共讨论中，也多出于污染物的考虑，而很少提及对于温室气体的顾虑。官方语境中，似乎更强调污染物减排过程中碳排放降低的“协同效应”。

正如德国汉堡大学社会学教授Anita Engels在2018年8月发表于《自然》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倡导的低碳之路，恰巧与中国国内其他更为迫切的问题在解决方案上有所重合，而不仅出于对气候危机的担忧。

因此，可以说，随着官方定调，气候怀疑论和阴谋论逐渐退坡，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显得有些低迷，大致集中于气候科学研究，对气候谈判的定期追踪，以及在官方政策确立的低碳框架下的政策和产业报道，较难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而这似乎与国际范围内气候变化议题紧迫性日益增强、媒体报道不断加码的趋势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危机迫近，我们需要更透彻的气候报道

2018年10月IPCC发布的全球温升1.5度报告给全世界敲响了最后的警钟。随后，联合国环境署也发表了温室气体排放差距报告，指出如要达到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度以内，全球需要在未来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5%，并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

与此同时，一系列关于冰川消融、冰盖损失、海洋暖化的新观测结果不断刷新着此前科学的预期，高温、飓风、山火、干旱、洪水、冰冻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出现，在全球范围内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气候危机的紧迫性。这也决定着气候变化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国内政治、经济的重大议题：

在欧洲，由一个瑞典小女孩发起的“Fridays for Future”（星期五为未来）罢课活动以燎原之势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年轻人的响应；在英国，抗议政府未能积极应对物种灭绝和气候变化的社会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灭绝起义），在持续将近一年后成功迫使英国政府宣布进入“气候变化紧急状态”，前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也抓住最后在位时间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做出如此承诺的国家。

在美国，虽然特朗普政府持气候变化怀疑论，并撤回了很多环境相关的法规，但民主党议员提出了非常雄心勃勃的“绿色新政”，这也几乎成为了民主党参选2020年大选的必谈议题。 在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的大选中，气候变化也成为焦点问题，甚至被称为“气候大选”。

在5月的欧盟议会选举中，绿党不但掀起浪潮表现强劲，在刚过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投票的最后关头，气候变化议题也首次成为决定最终胜出的关键议题。胜选的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会把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一目标写入欧盟首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英国《经济学人》近期的一篇报道甚至称气候变化已经取代移民危机，成为欧洲社会新的争议焦点。

在这些政治纷争的表象之下，诸多知名经济、政治、哲学学者也纷纷开始反思现有经济社会结构与气候危机产生的关联，提出人类社会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才能应对即将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气候危机的新常态中撑得更久。

国际新闻界也已经在加码他们的行动。英国的《卫报》在5月份修改了报道手册，要求记者用紧迫感更强的“气候危机”来替代“气候变化”这种更中性的表述，以便更准确地反应全球变暖的步幅。随后，一些其他媒体也受《卫报》的启发，对现行的方针进行了调整或反思。

美国前白宫新闻秘书、老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在5月的一次演讲中把气候变化报道比作二战报道。他提到最先报道德国入侵波兰的是意识到事关重大、违抗上级命令的几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是他们的坚持报道让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民意大幅提升。他在演讲中说到，现在，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伪战”（phoney war，指二战最初8个月英法虽向德国宣战，却只有极为有限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热战”就在眼前，以鼓励新闻行业主动承担责任。

虽然时代和国度有差异， 毋庸置疑的是，气候变化已经让全人类开始凝视深渊。“史上最炎热的夏天”在过去几年间频繁造访，国内的媒体也是时候突破既有气候报道的边界，对气候变化议题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进行更广泛也更深入的报道。

首先，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敏感度，去意识到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在科学上，对于单个天气事件归因是复杂的，但随着“气候归因”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可以对近期发生的一些极端事件进行较为可靠的评估。因此，媒体需要加强和科学家的合作，去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不耸人听闻的同时，也不能视而不见。

其次，我们要直面气候变化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往往会放大一些公共政策失灵带来的问题，导致意料之外的危机。比如，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报道认为中南美洲涌向美国的难民和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加剧联系密切。对这类问题进行关注和报道有助于增强普通公众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尚未面临如此严峻的气候危机，但不同的人群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对于城市居民来讲，极端降水在多个城市都曾引发内涝，不仅造成死伤也带造成财物损失，我们的城市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对于农牧民，干旱往往意味着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是返贫的可能，他们能否应付？

此外，媒体需要意识到并追问能源选择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联系。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空气污染是显性的，而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则是隐形的。与报道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类似，媒体也有责任向公众警示这些隐形的风险。在《巴黎协定》确定了全球减碳的未来趋势之下，中国的一些海外投资项目因涉及燃煤电厂而受到诸多批评，部分项目已在推进过程中受阻，媒体有责任厘清争议所在，给投资者以警示，也维护中国目前在气候议题上占据的道义优势。

另外，如前所述，气候变化议题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社会的主流议题之一，它与基础设施投资、就业、甚至是社会保障、公平议题紧密相连，逐渐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经济、社会政策的认知。在试图理解这些变革的表象之外，我们无法也不应忽视更深层的思想变迁。

 毕竟，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危机，没有一个国家和个人可以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