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索偿第一人张海:从照顾者到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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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直在强调新的呼吸系统疾病没有“人传人”风险,而他的父亲却因在医院感染新冠去世。跟很多平静生活突然遭逢意外的中国人一样,他此前的岁月静好土崩瓦解,朴素的正义观带来的是以卵击石的无助。这是一条不归路,他彻底从维权者转变为一个抗争者。
张海在时常带父亲来散步的公园。 图片来源:NPR

撰文  蔚然

编辑  卡莎

国际媒体最近的报道掀起新的一轮关于新冠溯源的讨论。而中国第一位针对武汉和湖北政府在大疫流行初期隐瞒行为提出道歉和赔偿要求的武汉市民张海,此时已经被羁押近四个月。

镜头前的张海戴着棒球帽,就像武汉街头随处可见的普通中年男人。张海不是学者,甚至没受过高等教育,中专毕业后就去了房地产公司。以前的他,很难说出超出生活经验的抽象词汇。他不会“血气方刚”地拍案而起,不会出现在男人们漫谈国事指点江山的酒桌上,而现在他,会流畅地说出政府、国家机器、公民、民主、软暴力、监控等词语。

政府在后台默默运行,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于张海却了无形迹。2020年初,政府以他不曾想象的方式现身了——政府一直在强调新的呼吸系统疾病没有“人传人”风险,而他的父亲却因在医院感染新冠去世。跟很多平静生活突然遭逢意外的中国人一样,他此前的岁月静好土崩瓦解,朴素的正义观带来的是以卵击石的无助。

这是一条不归路,他彻底从维权者转变为一个抗争者。从为父亲的死讨说法起步,到2023年初为抗议武汉医保改革的“白发运动”发布社交媒体帖子,张海在2月中旬被拘留之后,在3月以“涉嫌寻衅滋事”经检察院正式批准,被武汉市公安局正式批捕。

在维权过程中,张海经常贴出父亲的旧照。父亲是他儿时唯一可依恋的大人,他以父亲为傲,父亲的猝然去世带来很深的创伤。

包揽家务的照顾者

张海出身于一个军属家庭,父亲是退役军人,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张海父亲曾因参与上世纪60年代中国首次核试验而受到政府表彰,但因受到核辐射污染导致终身残疾。他后期耳朵听力不好,肝功能损伤,年迈后还罹患阿兹海默症。张海的妹妹有精神障碍,和丈夫一起住在深圳。张海后来也带着妻儿和父亲到了深圳,辞掉了工作全职照顾父亲,带父亲出门散心。他每天还必和妹妹通一次电话,经常和妹妹一家聚会,了解她的近况。

身为军人的父亲脾气不好,对张海很凶,而张海总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默默跪在地上给不能弯腰的父亲系鞋带。也许张海从未是父亲眼中理想的儿子。他有艺术天赋,学过画画,武汉的家里还挂着他的画作,但父亲不喜欢他画,至少在七八年前张海就没再画过了。

这并不影响张海把艺术的触角伸到生活各处。他喜欢摄影,喜欢用手机拍天空和风景,还有几张照片被一个天气软件选为热图,但后来他的账号被不明原因地封了。他也养花,而且种得不错,但由于家里地方小,为了方便照顾父亲,他把花送人了。

张海拍摄的父亲生活照

张海辞职在家后包揽了家务,每天都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洗衣服做饭也都是他来。他很会做菜,以川菜见长。张海母亲是四川人,他和妻子都是武汉人,无辣不欢,生活热气腾腾。

谁能想到在家人眼里,“他原来是个非常开朗爱笑的人”。善良,是身边的人不约而同强调的张海的特质。张海看到别人出现什么困难,比如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要上台阶或者天桥,居住在高层的邻居因为停电要抬东西下楼梯,他都会主动“竭尽全力”地提供帮助。如果没有新冠爆发,他的生活可能一直是这样的调子。


“人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切始于2020年那场无人知晓的致命疫情。当时张海的父亲意外腿部骨折,作为退役军人,他能在武汉享有100%全报销的公费医疗。张海从深圳南山医院出来后,饭也没吃就带着父亲驱车赶回武汉。

两天两夜,一千多公里,张海将父亲送进了武汉中部战区总医院住院。腿部手术很成功,电视里官员们信誓旦旦说的“可防可控不传人”的病毒拦住了父子俩归家的脚步。“医院什么也没有说”。2020年2月1日,76岁的父亲便感染新冠呼吸衰竭去世了。张海不能接受,他觉得父亲染病与医院没有妥善提供防疫保护有关。若不是武汉政府故意隐瞒疫情,他根本不会让父亲回武汉就医。

张海拍摄的父亲临终的视频。

城市解封了,曾经陪伴父亲走过的公园只有他形影相吊。不知道是否跟他的医院回忆有关,他注册了微博“血在手中”——因为通不过审查,最后注册了“雪在手中”。

他提出“三大诉求”:追究官员瞒报责任、正式道歉、经济赔偿。很快,他的社交媒体与通讯都被监控。

2020年5月,他在微博上贴出《关于筹款立碑纪念在武汉疫情遇难者的募捐公告》以及捐款二维码,表示要“为所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的武汉人立碑纪念,刻上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和照片,让更多人了解因为武汉政府隐瞒疫情而导致的灾难事件,让更多人纪念那些逝去的受害者”。他不想让父亲的名字从这个世界消失——三个月过去,他连父亲的骨灰都没有领到。

发起筹款之后,微博被限流,很快不再显示图片。家所在辖区警察把他叫到派出所,展示了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新冠索赔者维权群。他被建议“小心反华势力混进群”、“不要在网上发表不实的言论”。最后,连答应立碑的墓地都改了主意。他只好退还捐款。

张海父亲张立发的死亡证明,明确死因为新冠病毒性肺炎。

“人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是张海直觉的认识。武汉解封后的6月10日,愤怒的他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对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的诉讼,他将这几方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就其隐瞒疫情的行为登报道歉并赔偿。一位朋友说,也许父亲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也是他的骄傲,所以他才那么执着为他父亲的死讨个说法。

没有人认为自己该为这个老人的死亡负责。在八月,武汉中院通过电话口头通知他不予立案。张海要求法院出具书面裁定,并依法注明拒绝立案的具体原因,然而,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同年,张海提起的针对武汉市和湖北省两级政府的诉讼,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法院仅告知他没有资格起诉政府,并拒绝他的请求,即出具不予立案的书面裁定。

张海向武汉市、湖北省两级政府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隐瞒疫情的官员信息

 “家属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勇敢”

张海很快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2020年3月6日,由来自中国九个省市及旅外访学律师发起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立,为向政府追责的新冠肺炎死者家属无偿提供法律援助。从维权者们与这些援助者建立联系开始,如何拆散他们就成为有关部门的重中之重。

对于人在纽约,帮助新冠疫情受害者维权的杨占青来说,张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耿直”和勇敢,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政府越来越少对维权者妥协,而是将压制维权行为作为工作重点之后,张海这样的人的境遇是可以想象的。

尽管接受外媒是官方最忌讳的,他基本上对外媒来者不拒。事实上,他的维权被排除出国内媒体的报道议程,“除了外媒还有谁替他发声呢?”他每次接受外媒采访后,都会和记者合影,他有类似的数十张合影。对于他,这些报道是孤独的维权历程中,难得的在公共领域对他的支持与确认。

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要的结果,是讲理和依法。一些参与维权的朋友说,他跟其他的一些维权者不一样,他没有那么精密算计个人的得失,有公心。因此,张海不仅积极地想为父亲讨个公道,还为其他遭遇不公的人发声。他爽快地答应了张展案中作证的要求,他也帮助一些相对低调的维权伙伴联系记者。他成为受害者群体中的核心力量。

2020年8月,在新冠维权者上千人的Telegram群里,有一个以“张海”为名的人指责杨占青号称免费,但骗取了他十万元高额律师费然后消失,显然,有人想通过虚构一个骗局,让维权家属望而却步。之后,又有人冒充杨占青,称张海向杨索要巨款。8月30日,张海发布了他手写的公告,感谢杨占青公益律师团队对他和其他家属追责上的法律支持,澄清杨占青和律师们并没有收取任何酬劳。

“一个墙内的人在政府维稳机器巨大压力下,还敢于说实话,敢于戳破那些谎言,这是我之前没有期望的。虽然,即使他不声明,也很少有人相信那些污名化信息,但他站出来的态度和勇气是我佩服和想象不到的。其它家属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勇敢。“杨占青感慨。


“一个普通老百姓和政府杠上怎么可能弄得赢嘛”

杨占青认为,“耿直”也许是张海维权索赔不成功的原因。武汉的新冠疫情受害者中,有五个人维权得到结果,共计索赔了近100万。但张海无论是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还是跟地方政府叫板,最后他的处境是越来越凶险。

在索赔者中,“张海是最勇敢,行动最多,发声最积极的”,杨占青说,“他从不会低声下气或者委婉的表达自己处境和诉求,借机和政府维稳人员沟通以达成赔偿协议,他坚持自己父亲被害,就按照诉状上依法计算的赔偿金并且要追究隐瞒疫情者的责任。“政府工作人员在施压之余,也私下找他略施小惠,譬如要帮他申请困难补助。他一听说红十字会的资助,立即坚辞不受:“还是算了,武汉红十字会臭名远扬”。

亲近的人都劝他算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和政府杠上怎么可能弄得赢嘛”。和张海有着相同遭遇的新冠家属团人员也越来越少,有人被沉默有人被消失。他表示他能理解: “我相信很多家属不是不发声,但是他们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被逼无奈,放弃了发声。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不会忘记自己的遭遇。”

有些时候他甚至说:“我相信那些监控我的人,他们也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谈他们内心的感受的话,我想他们可能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换任何人处在我的角度都会追责。”

而放弃追责又会怎么样呢?友人说:“张海似乎也不是很坚定,他觉得就是算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因为,他施加给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多地反弹到他自己身上。

据说,针对他维权,武汉和深圳两地专门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他在两地都被骚扰和监控。张海在武汉时,曾被七八个不明来历的男子围堵不让出门;发生过门锁被堵死的事情;他开车出去还遭到跟踪。张海的国内社交账号纷纷炸号或被严密监控,他不敢联络任何亲友,走到哪都要小心翼翼地检查手机定位是否关闭,连以前天天打电话的妹妹也很少联系了。

据知情人介绍,“政府找了张海的姑姑和叔叔,他们觉得张海找政府麻烦肯定是不对的,完全没法沟通,后来就断绝来往了。政府还派了他的堂弟来当说客谈条件,最后不欢而散。”

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赴华进行病毒溯源调查,张海要求与专家见面而不得,继而提交公开信到国家卫健委和外交部,要求公开专家行程,并公开拒绝提供早期病患资料的理由。作家慕容雪村在2020年5月就已经发现,某种“隐秘工程”早就提供了病毒起源的一个版本——武汉城市各处的出租车司机,众口一词把病毒起源归咎于于参与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

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张海在一些人眼里,就是“递刀子”——他在微博就收到这样的评论。他辩解说,“追责和拥护共产党并不矛盾”;他甚至给最高领导人写信——但这可能让他在墙内墙外不同的舆论场域都遭受攻击。

矢志不移地维权,意味着他的生活将无限地远离中国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2020年6月,张海还发现自己的多张银行卡网上交易功能失效了,最初银行回复他,原因是武汉警方调查了他的账户;这让本就无业的他经济状况更为糟糕。因为不愿意妥协,父亲离世后,张海没有拿到任何丧葬费,家中生计靠妻子打两份工维持。

家里人熟悉的那个充满生活气息、会照顾大家的张海不见了,家里人也越来越少地了解他的所思所想。被从家中带走时,他吃的是一碗清汤寡水的挂面。他前一年还因为营养不良和痔疮导致的身体贫血住了一段时间医院。

即便是怀念父亲也被阻挠。每年父亲祭日、清明节、父亲节,张海都会去墓园和父亲说一说追责的进展,表示作为儿子已经尽力了,未来如何谁也不知道。2022年父亲节,张海制作了一则“没有父亲的父亲节”的视频,但在微信平台发出后,视频被认为是政治敏感内容,遭到删除。

帮父亲讨公道是张海生活的转折点,维权之路让他认识了很多从来不曾在他生活中出现的人——律师、记者、学者、维权家属和人权工作者,也让他得以用新的框架看待自己的经历与世界。一位朋友回忆称:“他说他不怕,他只是为自己父亲和千万新冠死难者发声而已。面对社会的不公平,他也勇于在推特和采访中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抹黑任何人和党派,希望中国可以变得更民主、更好。”

2022年初,张海为丰县“铁链女”在街头举了牌,之后被深圳警方找上门“喝茶”。据一位朋友观察,“张海对女权的事情特别积极,可能是因为母亲去世得早,加上他本性很善良,对家暴等对女性施加暴力的事情很反感。”

2023年2月,武汉、大连等多地爆发退休人员对医保改革的抗议活动,张海因转发抗议视频到推特被武汉警方跨省拘捕,最终在三月被批捕。尽管很多人都愿意为他提供法律帮助,他也曾经指定律师。然而,他本已非常脆弱的家人,在种种胁迫之下,放弃了为他选择和聘请律师;目前的律师是政府指定的,但是目前张海已经羁押近四个月,律师从未能会见到他。这意味着他的消息很难被外界所知,也就难以给他提供支持。

在他发布的一个视频中,张海曾经说,他的发声和追责,只是为了社会能越来越好,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人格都能得到尊重,人身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在自由亚洲的一次采访中,张海说起过他不时会梦到父亲。报道写到:“他翻看着手机里遗留的影像,父亲死之前带着呼吸罩,张大嘴巴吸氧,瞳孔扩散,双颊干枯,就像是一条被冲上浅滩的濒死的鱼。

张海试图伸手去合上他的下巴,听到他生前最后一句话,‘儿子,爸爸我不想死。你求求医生,救救我。’

‘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忘记。坚决追责到底。’ 张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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