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学之一：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个人社会化和社会个人化、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所谓个人社会化，是指社会环境持续不断地渗透到个人的形成和成长过程之中，影响、塑造以至决定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谓社会的个人化，是指无数个人从自己的需求和个性出发，积极主动地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并使之适应和促进个性的发展。作为社会学大师，马克思其实已经认识到，一方面，任何个人都是现实的个人，一出生就受制于他不能够任意选择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环境又都是由个人来改变的；环境改变人，人也改变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当代社会学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后继续把这一思想作为自己的社会学体系的基本原理：社会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社会对我们的塑造与我们对自己的塑造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活动既在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的结构或其面貌，同时又在被社会世界所塑造；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动的随机分类，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赋予结构或模式；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规律性，但是社会结构不同于物理结构，比如一栋建筑，后者独立于人的行动而存在；人类社会始终处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被构筑社会的“一砖一瓦”——也就是你我这样的人——重新构造。
依照这样的社会学观念，就会形成两个概念系列：个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工—社会结构—性别和家庭—群体和组织—阶级和阶层—种族和民族；社会的个人化—个人行动—集体行动—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社会运动—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里只讨论上述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一、 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劳动分工指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先后经历的几次分工：农业从采集业中分化出来、畜牧业从狩猎业中分化出来、手工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大工业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分化出来。社会分工则是指某些社会实践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一是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二是精神文化生产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三是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正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内在地产生了对专门的资产经营、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而这些专门的实践活动一旦分化出来，便得到独立的发展，并且反过来推动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分工，人类至今还会停留在原始状态。
1、物质资料生产分化为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和劳动活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投资或资产经营活动原来是与劳动活动直接合一的，后来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在劳动过程之先和旁边，为劳动过程准备、组织、筹集、整合材料、工具、资金等客观生产条件。这样一种分化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一，它满足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优先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客观要求，由专门的人对生产资料进行专门的经营管理无疑比由劳动者直接进行的一般性的经营管理，更能够使稀缺的生产资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够促进生产资料品质的改进和提高；第二，对生产资料的相对集中化的经营管理比单个劳动者所进行的分散的经营管理，更能够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增进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弗兰克·奈特比较准确地指出了投资活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进步的所有形式本质上都是通过当前消费的牺牲或‘投资’来增进生产力的发展：（1）将现在物品投资于创造新的设备物品；（2）投资于发现和开发新的自然资源；（3）投资于发展自己的个人才能（或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他人的才能）；（4）投资于技术发明；（5）投资于改进企业组织；（6）投资于创造新的社会嗜好和欲望。”从本质上说，投资活动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只不过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一些人专门去做比每个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现投资与劳动的分工而已。
生产资料的经营与劳动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虽然人数少，但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高端和顶层，控制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低端和底层，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经营者的领导、支配、控制和指挥。
2、精神文化生产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中分化出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类劳动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识和目的，它们被语言、符号、象征等等表达出来并因此而把各个劳动环节整合起来。在劳动生产力低下、每个人不得不用几乎全部力量和时间进行劳动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劳动的智力因素的积累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较快地提高劳动的水平和整个人类的发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个社会的不多的剩余财富和自由时间集中起来，让一部分人专门去发展人类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这种社会分工，人类现在的情形会怎么样呢？一定与原始人类相去不远。
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分离，同时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与劳动者的分离，其中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分离最远，因为知识分子直接依赖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对生活资料的分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比劳动者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于是两方面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在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隔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比较间接和比较少，劳动者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得到的益处也比较间接和比较少，这无疑不利于劳动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3、社会公共管理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分离出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展、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成员的增多、社会层级结构的复杂化和社会冲突的经常化，于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范围的问题便产生了，客观上要求由专门的社会管理机构来治理和解决。如果没有国家政权等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公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即使是私人之间的争端也会缺乏权威的裁决者。
社会公共管理从私人生活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官员与社会成员的分离。在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等社会成员中，毫无疑问，劳动者离政府和政府官员最远，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和眷顾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总的来说，三种社会分工形成了三个新的社会集团：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这三个集团分别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都是比较强势的社会集团。这三个集团又是互补的和互通有无的，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利益同盟，共同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主导阶级。与此同时，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但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只拥有较少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他们便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被主导阶级。
二、对抗性社会结构的形成
如果说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对劳动者社会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么统治阶级和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的掠夺、剥削和摧残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辩护的。社会分工固然要求并一定会造成社会分层和利益差别，但并不会也绝不要求一种两极分化、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正是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贪婪无度的掠夺、剥削和摧残，才会使主导阶级与被主导阶级之间的差别演变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根本的对立和激烈的对抗。
应该说，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基于和表现了人的善性和优良本质力量的发展，然而，为什么基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社会分层变成了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呢？原来是因为人的恶性和恶劣本质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本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由于在社会分工中占有较高位置、做出较大贡献而得到较多权益（财富、权力、声望），具有正当合理性，也是劳动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遗憾的是，无数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表明，强势社会集团从来不满足于其所得到的正当权益，而是无一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权谋取不正当的权益，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诈力。
暴力是对生命和财产等目标物的强制、威胁、攻击、伤害、毁坏力量，是一种与生产力和创造力性质相反的力量。诈力是用欺骗、伪装、讹诈、阴谋等不道德方法达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产性和反创造性。暴力和诈力不仅在现代社会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会，它们甚至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类的野蛮和蒙昧时代，氏族之间、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和血腥，攻击另一个群落就与攻击其他的野兽一样是一种狩猎活动，是原始人主要的劳动和生产方式。进入“文明”时代后，其他人不再被当作狩猎的对象和食物来源，但使用暴力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或直接夺取其他人的财产、通过战争抢劫其他民族的财产，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虽然暴力的程度和范围有所控制，但另一种邪恶的力量——诈力，却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在暴力活动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动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如经济、政治和文化阴谋）。
暴力和诈力的结合成倍地增加了它们分别起作用时的力量，以诈力为指导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诈力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战斗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杀伤性。由几个富有诈力的坏人和一小群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集团，可以控制和奴役、剥削和压迫数量上超过他们几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劳动群众。
暴力和诈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参与所有权的劈分，参与产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参与政治决定过程和文化生活过程，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上的垄断无不以政治权力（合法的和有组织的暴力）为支持和保护，而所谓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无意的欺骗，包含多少狡智和诈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