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政论（编译） | 如何认识和应对全球性民主倒退？（2/3）

• 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作者：THOMAS CAROTHERS 和 BENJAMIN PRESS
• 原文发表日期2022年10月20日
• 译者：Ignatius D.H. Lee

接：智库政论（编译） | 如何认识和应对全球性民主倒退？（1/3）

片面解释

民主倒退的迅速蔓延引发了对其驱动因素的大量讨论。观察家和专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当人们试图将这些解释应用于所有倒退国家时，每一种解释都不尽如人意。

外在动因

对民主倒退的一些最常见的解释强调正在破坏国际体系和全球社会政治生活的外部因素。外部解释的吸引力在于其世界性的影响范围，这为解释为什么退步同时出现在这么多地方提供了可能。

然而，寻找总体性解释可能导致一些人夸大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实际上，民主倒退深深扎根于当地环境，而外部因素——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等专制国家重新崛起跟破坏性技术的传播——往往是一些国家的助推力，而不是助推全球民主倒退的核心力量。

是俄罗斯跟中国的错。有分析家将民主的全球困境归咎于强大的专制国家集团——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跨越国界施加反民主的影响力。在这种观点看来，民主和专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较量，面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削弱民主的决心，民主阵营正在输掉。这种种企图包括动用军事和准军事力量、经济诱惑和选举干预。

毫无疑问，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自信正在损害民主的全球命运。它们正积极地破坏对规范的共同理解，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破坏民选政府，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无论人们从 "促进专制" 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还是将其视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实力的超级现实主义努力——其对民主的负面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副作用，而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其反民主冲击所造成的国际影响是无可争议的。至关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意识到有必要减弱这种冲击，以捍卫本国和其他地区的民主政体。

然而，作为对全球民主倒退的笼统解释，俄罗斯和中国因素还不充分。在民主倒退的多个重要案例中，俄罗斯和/或中国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根本不是主要因素。例如，在印度，近年来的民主衰败主要是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鼓吹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BJP）推动的。

尽管与中国接壤，并与俄罗斯有着长期的政治友谊，但印度的民主恶化是国内因素所致——俄罗斯或中国的影响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贝宁、巴西、萨尔瓦多、波兰、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国内因素也具有同样的中心地位。

一些反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可能会培养与俄罗斯、中国或其他专制国家的友谊，以巩固经济支撑和外交纽带，帮助弥补西方民主国家逐渐减少的支持。但即使这种友谊对这些领导人非常重要，就像与俄罗斯的友谊对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那样，这种友谊也不是推动有关领导人反民主的决定性因素。

在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中国或俄罗斯的支持成为主要因素，这种外部影响通常是为了保持一个已经存在的独裁政权，而不是为了推动民主倒退。例如，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从中国、俄罗斯和古巴获得的支持对其政治生存至关重要。

来自俄罗斯 “黑武士” 的支持同样帮助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牢牢掌握权力，后者在2020年被控大规模舞弊破坏大选，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而中国与缅甸军方的密切关系是帮助其维持极端压迫性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和中国的跨国政治影响力，似乎更有助于强化专制主义而不是导致民主倒退。

一定全是新技术的错。在关于民主的全球困境的讨论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解释是新技术的影响。社交媒体通常被认为是这方面的罪魁祸首，特别是这种网络在扩大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促进政治两极化和分裂、降低公民对政府的认可度，以及削弱曾经控制信息流的传统 "监管“ 机构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引起负面关注的，还有新形式的电子监控，如人工智能驱动的面部识别和有针对性的间谍软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被政府用于骚扰或打压政治反对派和独立的公民行为人。

诚然，各种技术发展正在许多国家制造民主问题，值得持续、深入的分析，并寻求有效的应对办法。但就像俄罗斯和中国的作用一样，技术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促进因素，而不是核心驱动因素。各国采用和使用新通信技术的程度，与民主倒退的发生率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

许多稳定的民主国家没有出现民主倒退的情况，如北欧和西欧国家，这些地方在社交媒体和其他新数字技术的最重度依赖之列。相反，一些倒退国际，如苏丹和贝宁，其互联网使用率和社交媒体渗透率相对较低。

此外，新技术的政治影响对民主是利弊兼具的。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发展在多个地方为扩散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推波助澜，同时也让公民行为人能够更容易地组织起来向政府问责、揭露腐败、并在封闭的环境中获得信息。

同样，社交媒体可能会助长一些反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他们会因为能够越过传统媒体监管，直接接触到其政治追随者而受益，同时也让真正的民主政治家能够与各自选民沟通，发展与选民的联系。

简而言之，鉴于过去20年全球数字技术发展的迅猛速度，用技术决定论来理解民主的负面偏移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有过于简单化的技术还原论才能对构成民主倒退的大量不利的民主事件和进程进行笼统的因果解释。

内在动因

跟这些外部解释相反，其他分析家认为，某些普遍的驱动因素正在从内部侵蚀民主。这些论点往往具有更大的解析力，因为更直接地涉及到民主倒退的机制和支撑反自由派领导人的政治策略。然而其中三种最常见的解释——即民粹主义、两极分化和民主未 "兑现承诺" ——往往被应用得过于笼统，对经验现实关注不够。

全都是民粹主义惹的祸。无数文章强调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困境，这类文章将民粹主义放大，惊恐地指出对民主忠诚度可疑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显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还将民粹主义描述成我们时代的反民主病毒。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当然在此类报道中尤其突出，但巴西总统贾伊尔-博尔索纳罗、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和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克尔上台也经常被提及。毫无疑问，具有反自由主义观念和野心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崛起是一些国家民主陷入困境的核心因素。但是，如果把民粹主义作为全球民主倒退的核心解释，有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在民粹主义势力或者人物近年大行其道的许多地方，民主并没有明显倒退。西欧和北欧是过去十年来担忧民粹主义崛起的中心地带，然而，在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和英国等大多数被广泛讨论的欧洲案例中，民粹主义激增并没有造成这些国家民主政治的明显恶化。同样，在过去20年里，南美许多民粹主义者在执政期间并没有削弱民主，比如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

其次，在过去15年中民主政治明显倒退的许多案例中，民粹主义与之关系不大，甚至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近年来可能用了一些民粹主义措辞，但他在2007年上台时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温和派，直到最近才用反精英措辞为其维持权力的流氓做派披上一层外衣。帕特里斯-塔隆总统对贝宁民主的系统性攻击跟代表 "人民" 反对 "精英" 无关——他自己就是个显赫的社会精英，净资产总额高达数亿美元。格鲁吉亚的民主衰落与精英集团之间的零和竞争有关，而不是一方采取了反自由的民粹主义策略。

全都是两极分化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一些观察家被美国政治两极化的沉重现实和许多国家传播的两极化言论所困扰，用两极化来解释全球民主困境。诚然，严重的政治两极化造成了一种 "我们与他们对立" 的动态，刺激社会政治行为者为党派利益而破坏民主制度，这种动态趋势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在上升。它还为一些反自由主义人士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并对巴西、格鲁吉亚和美国等国家的体制性强硬行为起着激励作用。

然而，两极分化作为全球民主倒退之动因这一论点有着两个局限性。首先，两极分化往往是专制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目前许多严重的政治极化案例，都是在极端化的专制者上台后，使用引发社会分裂的语言和策略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为反民主行为辩护，才导致两极化激增。例如，在波兰，两极分化是在法公党政府上台后而非之前出现的，因为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反自由举动，既巩固自身优势，又激化社会政治分歧。同样，严重两极分化也成了土耳其政治的一个特征，多半是埃尔多安总统反自由主义行径的结果，而不是其背后的因果条件。其次，两极化并不是某些倒退案例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杜特尔特执政之前或期间，两极化并不是菲律宾政治的主要因素。

民主政体未能兑现承诺。与此相关，对民主倒退同样流行的一个总体解释，是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表现。根据这种推理，民主国家之所以倒退，是因为它们未能 "兑现承诺"，导致公民对民主失去信心，于是接受了非民主的替代方案。当然，糟糕的社会经济成果和糟糕的治理通常会削弱任何类型的政治制度之合法性，民主政体也包括在内。但是将 "无法兑现承诺“ 这一论点作为对民主倒退的宽泛解释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基本的社会经济表现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民主崩溃。

诚然，经济危机为反自由主义者在一些民主国家赢得权力打开了大门，博尔索纳罗、欧尔班和埃尔多安的崛起就是证明。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倒退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一个惊人的现实是，在许多情况下，增长是稳定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倒退前也是增长的。

例如，2000年至2012年期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3%。还有，印度的城市化和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崛起，使选民更加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莫迪的政党。同样，坦桑尼亚在总统约翰-马古富里（John Magufuli）领导下出现民主衰退之前的几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很高。波兰在其民主制度开始倒退之前几年里也享有长期的强劲增长——这在中欧是表现最好的。在菲律宾，经济增长在杜特尔特当选前特别强劲，超过四分之三菲律宾人声称对民主的表现感到满意。

”民主未兑现“ 论有个变种是通过经济平等的视角来看待民主的兑现能力；不断上升或持续的高度不平等，可能通过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提高民众对制度的挫败感来腐蚀民主。这是个直觉上很吸引人的观点，但 ”不平等“ 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在倒退案例中普遍成立。例如，在巴西，在博尔索纳罗于2018年当选之前的十年间，不平等现象大幅下降。

在塞尔维亚，不平等在其民主衰退期之前就已经下降，就像匈牙利在菲迪兹党人于2010年激增之前的情况一样。此外，匈牙利、波兰和塞尔维亚在倒退前，都处于全球不平等排名后四分之一。而且即使是不平等现象上升发生在倒退之前，也不清楚它是否是倒退过程的关键驱动因子。在美国，关于不平等助长特朗普主义兴起的普遍说法，与特朗普平均选民比希拉里-克林顿的更富有这一事实相抵触。正如许多对特朗普获胜的分析所强调的那样，在选民的选择中，社会文化因素似乎与经济因素一样重要或更重要。

正如下一节所讨论的，一些领导人确实利用公民的不满作为其反民主行径的理由，但他们所利用的不满类型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不满，比公民没有得到 "好处" 从而拥护专制者的简单概念更为复杂。而且许多倒退案例似乎与公民对民主表现之不满根本没有关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