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罷工史
本文爲懷火「關於政治罷工， 我們想知道什麼」專題之二，點此閱讀專輯序言
前言
六月中工盟曾發動全港反送中大罷工，當日集會下着細雨，響應者比當日雨水還小。接着不少人在討論政治罷工是否合法，但大家可知「同盟罷工」是非法的呢！若不同工作場所工人同一時間，同一目標一齊罷工，可能已是觸犯同盟罷工罪，工盟是否己犯法，有待法律人士解釋，龍少會在本文專門介紹政治罷工。近日更有人說，工盟及工黨應發動總罷工，先不談以上法律問題，反倒問你們會響應罷工嗎？不要空喊口號，叫人做自己不跟。
華洋關係的政治罷工
1842年香港開埠後，1844年即爆發了首宗罷工，是反對政府徵收人頭稅的政治罷工，內有華洋歧視和階級平等問題。本文論及的罷工只會簡略談這些罷工內容，其過程不作深入講述，有關罷工詳情參閱書目介紹的書籍。
港英為了治安問題推出《人口登記法例》，規定所有年滿21歲的男子每年要登記，登記費洋人5元，華人1元。部份英商不滿華洋差別只是1元至5元，認為是奇恥大辱。這種英人自視高人一等心態一直存在到回歸前才稍有改善，但英人自視高人一等仍藏在心中揮之不去。在同是歐洲人中英人的藍血人心態，德國人的雅利安人心態，中國人的漢人心態等，同是自認高人一等，日本人也如此。英商雖自傲，但自知人數有限，力量不足以對抗政權，只好慫恿華人買辦發動華人罷工及罷市，以打擊港英。指使被自己視為低一等的人來達成自已的目的，是認為他們有力量，還是認為他們是可以任意驅使的人群？
英商在上層鬥爭方面，以英國的《大憲章》精神據理力爭，認為這一《人口登記法例》的人頭稅違反「有代表始有納稅義務」的條文。這是英人崇尚法治精的好表現，行動上却要借用華人的力量來挽回無謂的民族自大，可憐的買辦華商却甘心被利用，以行動來爭取英人的自大。可參照的是，美國獨立戰爭前，美洲人亦以「有代表始有納稅義務」來對抗倫敦的茶葉稅。
港英公佈法例時，錯把華人每年繳稅1元誤寫成每月1元——變成每月要繳費一次，不是每年。當時苦力每月只賺取2至3元，強烈不滿罷工，三千人離港回鄉。
罷工維持3個月，港英被迫讓步，改為歐美人士及政府文員和海陸軍僱員、正當商人業主及自由職業者，以及每年收入在500元以上者豁免登記，低下階層仍需登記。此法例在種族等問題上仍没有改善，洋人滿意，買辦和華商見洋人老闆無異議，也接受新法例，安排復工復市。低下階層視商人及買辦為領袖，聴從他們的指示復工。
法例新增的內容以收入高低來劃分是否繳費，買辦和華商等高等華人為保自己利益，已不理會法例是否對低下階層合理；在港洋人中並没有低下階層者，更不會理會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則公平與公正。可以說，這是一宗以正義為名謀私利的政治罷工。
隨着政經狀況的改變，從以後的罷工可以見得華洋商人的角力。華商在華洋及官民的角力中如何應對，工人則游走港英、英商及華商三者之間進行階級鬥爭，由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龍少的《汗血維城》一書就是以香港工運史，來論述恩格斯的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理論。
香港罷工史有一個特色，就是工人有離港返郷的需求和條件，使香港的工運與中國互動，因而帶有政治色彩。這方式一直沿用到1925年省港大罷工，在那之後，中國政治起巨變，離港返郷鬥爭再沒有出現。
接着1858年英法聯軍進攻廣州，廣東當局暗中發動全廣東民間力量抗戰，威迫利誘港人罷工、罷市、回鄉。這宗是純粹對抗英帝國的政治罷工，對英軍的後勤供應有一定影響。這兩次罷工中，華商在鼓動和組織上都擔任了重要角色。在整個19世紀的罷工中，無論是政治或是經濟的，華商都是要角，當中涉及不少私利，這也是香港罷工的另一特色，下文會繼續闡述這問題。
反對不合理法例罷工
港英一直想監控華人，自人頭稅罷工後，多番通過聲稱整理治安、交通和衞生等問題，來推出新法例要求華人登記，引來華人不滿不停以罷工相對抗，主要罷工事件如下。
1861年艇夫及轎夫拒繳交登記費而罷工，維持了3個月，迫令港英改例。1863年10月碼頭搬運工人及轎夫罷工，同樣是反對登記。
1872年港英要求散仔館（低級公共宿舍）登記，規定每10個宿位要收5元，房東將費用轉嫁給住客，苦力（體力勞動者）怒火下自發罷工，港英先以高壓手段拘捕六十餘人。罷工直影響南北行商人的收入，他們為私利召集苦力開會調停罷工，港英只好無奈修改法例，之後罷工結束。華人菁英就算不是罷工組織者，因是華人領袖，為公或為私會站出來調停罷工，因而引來港英的猜忌，這也可以從以下的罷工見得。
1883年3月立法局通過《車輛及公共交通法例》以改善路面交通，訂立人力車的發牌條件和收費等，規定港島只限500輛人力車登記，牌照按金50元，牌費每半年3元，車夫牌照2角，警務處長有權因人力車或車夫衣著不潔淨而拒絶發牌，車費要跟警務署長指示收取，違規者罰款25元或監禁3個月，懲罸頗重。10月更加入以下條文：無合理情况下不准拒載，不准收取額外車費，按合理車速行車，不可中途趕客下車和粗言穢語等。
港英於1887年1月刊憲進一步規範人力車：人力車牌費每半年6元，人力車夫牌費3角；轎夫牌照費由每年2角提高到3角；人力車同一車可有兩位車夫，嚴禁在酒店、碼頭或登岸台階拉客。這一新條例下，受影響的卻是轎夫，因而引起罷工。其後，港英不停修改有關法例。
港英認為散仔館齷齪不衞生，要加以整頓，於1888年3月公佈《1887年公共衞生條例》，要求所有散仔館註冊，逾期不註冊處罸東主，同時要上報住客名單，又要求每名苦力每次改變住址必須登記。當時大部份苦力都是居無定所，苦力認為港英是藉口收集名單徵收人頭稅，採取觀望態度不登記。拖了兩個月後罷工再度爆發，參加者有貨船工人、清潔工人、運煤苦力、挑夫、轎夫、黃包車夫及手推車夫等四千餘人，提出反對登記住址，罷工持續1個多月。稍後1891年，港英再度要求散仔館登記，以便實施相應的衞生措施。在市民看來任何性質的登記都令他們反感，將登記視為收人頭稅，也就等同於勒索和騷擾，四萬人上書港督進行抗議，港英只好把法例束之高閣。
香港開埠後人口激增，治安日壞，連港督府也遭入屋偷竊。人多地少居住環境自然差，衞生也會惡劣，所以港英推出這些法例有其合理性，情況如今日的《逃犯法相似》。同是一個没有民意為基礎的政府，單方面強調立法的善意，硬要推出惡法，引來市民強烈反彈。
這些罷工暗藏華洋角力，軒尼詩於1877至1883年期間出任港督，施政上没有向洋人傾斜，數名華商藉地利成為香港最高繳稅者，引致洋人不滿，公開誣指以上罷工是華商蓄意發動的，用以打擊洋商。以後的罷工也暗藏華洋角力。
洋人的這種不滿和誣指有其背景。當時香港没有工人組織，若要成立工會也是違法的，加上工人絶大部份都是移工，因工作和生活上的需要及方便，多加入同鄉會或職業行會。這些組織部份有三合會性質，當時大部份市民更是三合會成員。這些組織没有階級性，全是勞資混合體，主要是按鄉誼、地域職業組成。由於華商有知識和財才，故多把持會務，位居領導地位，現今海外的華人組織都是如此。以上罷工爆發後，港英也會找這些華商出來代表工人談判，為了安穏統治，把華人精英引入統治架構內，如團練局，故洋商有此誣指。
勞資始終各有不同的利益考慮，如人力車夫罷工，車主即有損失，華商出席談判時就不會以勞方利益為重；如宿舍要繳費，店主便立即把費用轉嫁到住客身上。隨着歷史演進，香港勞資糾紛日多，工人就發現真正工人組織重要性。
以上罷工既有經濟因素，又有政治成分在內，接下來的罷工也如此。馬冠堯著《車水馬龍》對人力車夫和轎夫的罷工有詳細的闡述，讀者可進一步參考。
反法政治罷工
上述罷工期間，國際政局風起雲湧，1884年中法為爭奪越南主權而爆發戰爭。9月初法國戰艦駛進黃埔船塢修理，工人罷工離廠；9月中又有法國水雷艇駛進香港，工人密謀將它焚毀，法軍只把船好拖往日本修理。之後，法人購煤僱用工人搬運，工人全部散去。其他法船公司的華工亦相率走散，旅館服務員、轎夫等也拒絕為法人服務，對法政治罷工全面展開。
9月底碼頭船民總罷工，抗議有工人因拒絕運貨被罰，罷工擴大為拒絕為所有外國船舶工作，港口運作停頓。罷工繼而擴展到人力車夫和舂米工人等。港英拘捕罷工領袖判徒刑，這種偏頗的處理方法，使反法罷工發展為反法運動，並且變為與港英直接對峙的社會運動。
10月3日堅尼地城駁船復工，群眾聚集阻攔並向法人擲石，印籍馬差騎馬持劍到場驅趕群眾，打死1人，傷數人，拘捕30人，其中6人為兒童，因而引致西區騷動。港督派100名士兵荷槍實彈鎮壓，群眾四散，西營盤店舖全部停業。港英將被捕者判監，內有兩名15歲男孩。
10月4日中環有騷動，全市死寂，造米和屠宰業宣佈停工。10月5日港英態度軟化將8名判監者改為罸款，華商貼佈告聲稱復工，針對港英的運動結束，反法罷工則仍繼續。
10月9日工人發出聲明，指如10月10日不釋放被捕工人，即焚燒英法住宅。港英被迫再讓步，退還罰款，釋放被捕者及撫恤死者家屬，並表示不干涉反法罷工。
這宗罷工影響廣泛和深遠，罷工後港英快速立法，凡是涉嫌危害治安與秩序者，未經判罪亦可拘捕和驅逐出境。此後凡港英不喜歡的政治人物皆以此法驅逐出境，影響所及20世紀四、五十年代多名工會領袖被據此法遞解出境。港督讚賞印警的鎮暴表現，認為要加強警隊軍事性，執勤必須配備長槍和刺刀，今天的速龍部隊正源於此。
罷工期間幫會發揮工會功能，帶領工人參加罷工。因此1887年港英制訂法例，重申取締三合會，規定任何團體如其宗旨與殖民地治安與秩序不相容即是犯罪，影響所及，組織工會甚至與資方有糾紛就可能會觸犯此法例。
反法罷工是廣東政府暗裡煽動華人的，部份華商與廣東政府有經濟利益和鄉誼關係，所以一直保持良好關係，故意鼓動罷工。英軍一度進駐東華醫院恐嚇華人，華洋矛盾再度加劇。而華商欲以東華醫院名義主導調停罷工，引來港英猜忌，恐東華有如影子政府，影響其統治威信。東華只好虛與委蛇，以協助港英身分調停罷工，向港英表忠，另又繼續向清政府獻殷勤，週旋兩者之間。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吃兩家茶禮，繼續圖個人私利。
港英一面拉攏華人菁英，用以華制華的方式統治香港，當華人勢力日大時，又恐影響統治威信，再加上華人絶大部份來自國內，為圖經濟利益接受清政的嘉奬（在東華內掛的清帝賜贈牌匾可見）。港英雖把他們拉入建制內，但又不放心，處處提防，所以這些華人菁英極少能進入作爲統治核心的行政局內。再深入看華人菁英的表忠，除了兩面性，也有趨炎附勢的一面，如1922年海員大罷工時，華人菁英羅旭龥等力主封閉工會，絶不讓步，可算盡心盡力為主子服務，日軍來時即紛紛「棄暗投明」，繼續富貴，表現出「識時務者為俊傑」。
海員大罷工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經濟開始復甦，通貨膨脹下華人海員工資没有增長，而歐洲海員舉行罷工令工資增長了。這種種因素，加上華人海員已經自發組織起來，在勞資糾紛中深知團結的力量，爭取到一些自己應有的合法權益，遂於1921年尾向船公司提出加薪要求，資方拖延不予理會。海員工會於1922年初下令罷工，海上交通癱瘓，港英下令戒嚴，最後全港大罷工，工人取得勝利。
罷工初期華商欲以民族感情突破階級鬥爭，以小量加薪換取海員先為華商復工，對洋商繼續罷工。海員工會則視這次罷工是階級鬥爭，不肯先為華商復工，要與中外商人一起談判加薪，以不致令罷工起質變。
香港工人歷次罷工都會回鄉，曾有一次罷工中，資本家另僱一大批工人到港工作，導致罷工失敗、工人失業。而1922年的機工罷工，工會事前與廣東政府及有關工會商談好，全面接待罷工工人回廣州食宿，使這宗經濟罷工略帶政治色彩。海員罷工也依樣畫胡蘆，如此制定回廣州策略，並得到廣東政府財力支持。而海員工會的罷工宣言也提出了民族尊嚴問題，罷工政治色彩更濃。加上港英未能以第三身來處理勞資糾紛，封閉工會並拘押工會幹事，甚至下戒嚴令，海員工會便以恢復工會為復工首要條件，使罷工有如對英政治罷工。英駐廣州領事也介入調停罷工，罷工變成港英、廣東政府、英領事和海員工會的四角關係。
海員罷工雖以工人勝利結束，但其間港英頒佈的戒嚴法影響深遠。1967年的反英抗暴期間，港英再度祭出此法戒嚴，直至今天此法仍有效。
海員罷工主要是經濟性的階級鬥爭，內有華洋矛盾，工會與港英的角力，廣州政府與港英的角力，華人精英與低下階層的角力等。龍少在《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有詳細的闡述。
省港大罷工
海員大罷工後，亞洲民族革命高漲，中國更是革命中心，工運是重要的力量支柱。1925年上海日資紗廠爆發罷工潮，有工人被槍殺身亡，學生上街示威支持罷工。5月30日，英租界巡捕開槍驅散示威者，擊斃十多人，上海工商學各界以罷工、罷市、罷課進行反英鬥爭，香港全民動員起來，學生首先罷課，工人接着按計劃罷工，商人也罷市。後擴展至全國。
罷工工人提出的復工主要政治條件有：
1.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教育、居住及舉行救國運動與巡行之絕對自由權（凡被解散之工會須恢復之）；
2.香港居民，不論中西籍，應在同一法律下得到保障與待遇，取消華人驅逐出境條例、笞刑、私刑等法律；
3.立法局選舉應修改，增加華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4.凡公司一切大小職務，華人皆有平等享受權，港英應不分中籍西籍，一律平等憑證（如客船往返口岸，中國人有權行使船主及司機職權）；
5.香港應准自由行使中國貨幣。
從以上復工條件中可見，廣東政府與港英的鬥爭是重要的一環，而這次罷工雖然主要由香港工會領導，但廣東工會也是領導之一，罷工期間更成立了罷工法庭、軍隊等，有如廣東第二政府，進行杯葛英國運動，封鎖香港海陸交通。
三罷一個多月後商人已復市，部份更站在港英這一邊破壞罷工，聲言不能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繼續圖一己私利。在今天的反送中鬥爭中，部份人高談工商結合，龍少回想起省港大罷工及歷次社運鬥爭中，商人的多番出賣共同體行為，即時背脊冒汗，再加上上文指出商人的兩面性，認為工商結合可行，但工人要緊握領導權。
罷工結束後港英訂立了針對工會的新法例，如不准同盟罷工等，又封閉海員工會等，這些法例在今天仍有效。
反英抗暴罷工
1949年中共建政後，香港工運政治氣氛日濃，親共和親國民黨工會持續惡鬥，直至七十年代才淡靜下來。港英針對親共工會不停打壓，先有羅素街血案，繼而驅逐親共工會領導離境。1967年港英與親共工會直接爆發血腥衝突，工聯會發動全港政治大罷工以對抗，港英以惡法和武力鎮壓，罷工以失敗告終。
參與1967年罷工的公務員被港英以曠工為由予以解僱，工聯會以復轉改來挽救危機。同樣是公務員罷工，到了七、八十年代的罷工主要由中產階級專業公務員主導，雖然是針對政府，但涉及紛糾主要是工資、權利和待遇等問題，且雙方是有僱傭合約的勞資關係，不算是政治罷工。反而部份公務員工會走入社會，參與全民的社會運動，部份帶有政治性，如八八直選。就算公務員不自發舉行政治罷工，也一直在參與政治活動。所以有公務員直接簡單地說，公務員政治中立是用來管束高層制訂政策的人，不是下層公務員。
結論
恩格斯根據英國工人情況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說：工會和罷工行動促成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明白階級對立的現實，在罷工行動中學會如何團結，行動一致地進行鬥爭，所以「罷工是工人的軍事學校」。同時亦指出階戰爭戰爭正是一場社會戰爭，以資本作為武器，在法律庇護下互相搶掠。
龍少總結香港工人的鬥爭經驗，認為省港大罷工前是工人學會團結一致進行鬥爭的階段，但可惜工運發展在此停滯不前，没有藉政治鬥爭令工運向前邁進。如今的工運更遠離政治，工運怎會有突破發展呢？工運不以政治成果來保障經濟成果，如何向更高層次發展？
罷工的力量有多大，有如搏鬥技擊武術，没有任何一套武術是必勝的，主要是看整個互動過程中，工會少犯錯誤，能化解敵方招數，加上出招能擊中要害。如反法罷工、海員大罷工和1920年機工罷工就是，1947年的機工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都是表面勝利，工人實質所得比所失大。但1947年罷工後，機工的工會日趨没落，也就是透過罷工只是簡單地顯示了力量，不會保持實力，更談不上擴大力量。八十年代英煤炭工人罷工就輸在一個「驕」字。反英抗暴罷工後工聯會危機重重，經全面改革整頓站穏陣腳，藉着政經形勢的有利條件，擴大發展邁進另一境地。
右派民粹主義者或本土派的香港史中，對所謂華人菁英極力吹捧，認為是香港繁榮的創造者，但當中不少是鴉片商和人口販子。再從以上罷工史來看，在香港這個共同體中，他們功大過錯，還是錯大過功，龍少不在此闡述，有機會再專文論述。
書目介紹
本書目只介紹市面或香港公共圖書館可找到的書籍，如果讀者能到大學圖書館借書，或想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給龍少，定會提供詳細書目，或借出藏書供研究之用，電郵地址：leungpolung@gmail.com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梁寶龍著：《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香港公共圖書藏有，可外借。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2017增訂版）；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蔡思行著：《香港史100件大事》上下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香港公共圖書藏有，可外借。
﹝英﹞弗蘭克•韋爾什（Frank Welsh）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香港公共圖書藏有，可外借。
劉明逵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
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香港公共圖書藏有，可外借。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史》，載「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dengzhongxia/1930book/marxist.org-chinese-gong-1930.htm；收《鄧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徐日彪：《早期香港工人階級狀況》，載《暨南學報》（哲社版）1993.4。
盧權、褟倩紅：《省港大罷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香港公共圖書藏有，可外借。
周奕、伍鍚康、梁寶霖、梁寶龍編：《粵港工人大融合：港大罷工九十週年回顧論文集1926-2015》（香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201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梁寶龍編著：《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香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201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馬冠堯著：《車水馬龍：香港戰前陸上交通》（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文|龍少爺
圖|Trim
日期|8月3日
懷火網站連結：www.Reignite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