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新冠病毒疫情记忆：重返广州鹭江片区当时的“风暴眼”，归家与否还不是为了生活

本文写于2023年1月。当时，我走访“风暴眼”广州鹭江片区写下此文。本文首发于本人供职的国内某知名财经媒体。此高更偏写作性，为本人所见所感情绪抒发。在此请各位指教，讨论。而如今，鹭江片区已重新恢复生机。

招工街安静了，他与她只想回家了

在2022年10月前，若横贯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统称：康鹭片区）的主街招工街突然安静了，将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但现在对于像徐小佳夫妻（化名）一样，仍留在康鹭片区的打工人来说，他们已逐渐习惯这种安静。徐小佳在康乐村对街的轻纺城打工卖布，丈夫甘生留在康乐村里自己做服装打版生意。

2023年1月7日早上9点，徐小佳跟往常一样，从租赁的店铺的阁楼内出发上班。她不用熬夜赶货，比丈夫醒的早。在附近的早餐店外带一份早餐后，她会边吃边走，穿过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再拐入招工街横穿而过，最后抵达上班地点。

在康鹭片区疫情爆发前，这个时间点想要横穿招工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时正是招工的时点，沿街站满制衣厂老板。有的把衣服举着，有的则搭在电瓶车车头前，手里还举着随手撕下的纸皮，上门写好了需要的工种和工价。路中央则挤满了像潮水一样无规则涌动的问价制衣散工。

徐小佳个头较矮，通常会被陷在招工街的人流中，她得像挤地铁一样往前挤。不过，现在她却走得颇为轻松。她说，与此前相比，现在招工街的人流不及平时的一成。周围楼栋传出的缝纫机脚踏声也都听不见了。

康鹭片区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辖内有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95%以上是外来人口，大部分人来自湖北。其被由大大小小的布匹商铺组成的纺织品交易市场包围，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聚集地——“中大商圈”。

自2022年10月23日广州海珠区首例感染者出现后，新冠病毒在区内康乐村、鹭江村等多个城中村蔓延。其中，康鹭片区成为广州疫情爆发的中心。以2022年11月15日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为例，当日广州市新增6296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海珠区新增感染者6060例，主要集中在康鹭片区。

为了缓解疫情压力，广州政府采取转运隔离，大幅度降低整个区域内的人口密度。此外，康鹭片区还采取了暂时返乡措施。2022年11月13日，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公告告知书，将对康鹭片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区范围内全体出租屋主及居民群众暂时返乡或投靠亲友，待治理工作结束后，居民群众可再返回片区。

康鹭片区传出的缝纫机脚踏声是随时间递进而逐渐变小的。徐小佳和丈夫甘生记得，其周围几栋楼的居民，陆陆续续被大巴车转运走了。到了晚上，他们走出铺面，抬头望向四周，能看到亮灯的楼栋越来越少。

老家在湖北荆州公安县的周强（化名）便是提前返乡的康乐村湖北散工之一。他在康乐村的制衣厂打工已有25年，平日里在制衣厂做散工，缝T恤袖口和脚边。那时他对年前还能开工已不抱有期待，只希望能回家。

疫情爆发的很突然，周强没做什么准备。他回忆，2022年10月24日，他如往常一样去招工街找活儿，看到路旁的餐饮店都关了门，也没有见到举着黑板和拿着样衣招工人的制衣厂老板。他向老乡打听，才知道康鹭片区暂停生产经营活动三天。在街上，他看到许多人往菜市场方向跑，他跟着过去只抢了几颗土豆、一个洋葱和一包大白菜。

随着康鹭片区新增确诊病例增多，周强心里越来越没有底。11月底，他已收拾好行李，等待隔离转运通知，好早点在广州隔离完，再回老家隔离一段时间后准备过年。他干的是缝T恤的袖口和脚边的活儿，正常一天18个小时，按件计算，四毛钱一件，每天缝2000件，能赚800块钱。不过，2022年以来工钱急剧下降，十五六个小时都挣不上两三百块钱，他已经小半年没开工了“反正今年都没赚到钱，也不在乎这两个月了。”

与周强不同，提前回到湖北老家的李红（化名）却对2022年却有许多不甘。她二十岁出头就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在康乐村的打工时间也有10年了。为了满足大量纺织从业者的居住与生产需求，康乐村的握手楼被隔断成各种各样的户型。2018年，她和丈夫用积蓄在某栋握手楼中租了个百平米的房间，自己开了制衣厂，不想再给人打工了，本计划“大干一场”，又被疫情耽搁了。

她也害怕感染新冠病毒，但又放不下自己的制衣厂，起初离开康乐村去隔离时还有些犹豫。2022年，李红和她的制衣厂错过了一年最忙且生意最好的两个换季时间——3月份和年底两个月。

2022年11月6日晚上，隔离的通知来到了她所住的楼栋。那天下着小雨，她靠在窗口询问上下楼的邻居，发现原本说不走的人也都决定要离开了。她和丈夫商量后赶紧收拾好换洗衣服。

这晚李红和丈夫还是没走成，等了七八个小时后被告知没车没酒店了。她和丈夫一直等到凌晨4点才放弃回了出租屋。不过，那时李红已不想再留在康乐村了，害怕后面没人来管他们。那一晚，在滴滴答答的屋檐底下，有个四五岁的孩子被妈妈的毛巾裹着在她身旁睡着了。她跟我说，那时她只想回家了。

被打破的生活惯性，与从没产生过的想法

制衣厂老板和散工们的生活惯性被疫情打破了。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制衣厂老板和散工们缺乏走出康鹭片区或至个“中大商圈”的可能性。他们被孤立于城市生活，在康鹭片区内，他们能解决衣食住行工作的一切生活的供给与需求。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城中“大工厂”，以工作为生活重心。

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散工们，他们的工作时间极长，基本从早上九点钟工作到晚上十一点，遇到订单高峰期甚至到凌晨一两点。即便像徐小佳和丈夫一样，不是从事直接的制衣工作，在康鹭片区的大部分住户，一年也不会有什么外出的娱乐活动。徐小佳和丈夫来都自广东河源，还是同村的。他们在河源买了房，月供3千，还得供养3个小孩与父母，一个月没一万花销下不来。

他们不坐地铁、公交，也不会去逛商超、景点，最多闲暇是到康鹭片区附近的珠江岸边散步。广州地标小蛮腰就在珠江对岸，散步时LED灯光能把他们的脸打亮，但他们不会去实地参观，因为根本没产生过这个想法。

因此，在此之前的近三年来，人口密度密集到爆炸的康鹭片区却从未发现确诊病例也显得不足为奇。他们的最大范围流动是每年的春运往返。在平常，无论是散工们找工作，还是制衣厂老板们找客户，他们只需要站在招工街竖起招牌，便能直接进行这一复杂的商业活动。招工街的两旁还开满了餐饮店。

1988年到1996年间，中山大学南门对面的零散摊位形成，大布匹市场的雏形产生。2001年到2004年，广州政府介入进行整治改造，部分商户搬入村民自建的临时建筑，部分制衣厂转移至邻近的城中村——主要集中于康乐村与鹭江村。

康鹭片区不止于想象中的图景，是野蛮无序、粗制滥造的低端制造业的代表，在现实中它是看不见的手高效资源调配的“杰作”。康鹭片区内部的纺织服装企业多为单纯的加工贸易企业。主街招工街便如同心脏与动脉供养链接着这一切，以其独特的“短工—计件”模式开展生产，吸纳了大量外来农民工。

在这里，长工短工都以计件方式结算工资，且当天结算，仅是缝一颗纽扣的环节，都能找到专门的熟练工人。十三行、沙河等服装批发市场的老板们早上在到康鹭片区附近的轻纺城订好布料，走500米便能拐进康乐村与鹭江村找到合适的制衣厂加工，甚至不用等到第二天，当晚他们就能取到现货。

从业服装行业超二十年、最早一批正规服装科班出身、目前在“中大商圈”经营布匹生意的陈文都向笔者介绍，康鹭片区的制衣厂与散工们的效率远超机器，成衣、配饰、配件、面料、加工、商标、服装压折与包装在村内均能完成，全国各地的客户从“中大商圈”下单到实际收到成品，最快仅用两天时间，最慢不超过三天。

忽然间，隔离水马变成隔离铁皮，把康鹭片区的过去与现在间隔起来。康乐村与鹭江村对此都措手不及。徐小佳和丈夫发现，2022年10月底起的某天，他们的店铺前的巷路被铁皮一分为二。巷子口也被铁皮拦住，设置了卡口，有防疫工作人员把守。

对于在康鹭片区的制衣厂老板和散工们来说，他们对于政策变化的感知是随着经历改变的，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概念是模糊的，或者说是被迫入侵式的。周边住户陆续被隔离转运后，徐小佳和丈夫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把店铺的铁闸紧闭，只留一些空隙，除了睡觉与吃饭，全程都戴着口罩。徐小佳开始每天打开手机关注广州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主动学习了解新冠病毒感染。

不过，大部分在康鹭片区的制衣厂老板和散工们获悉相关资讯的渠道仍是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被动推流或和同属康鹭片区的住户聊天时提及，只有亲身经历他们才真正确信——感染新冠病毒感染并不可怕。

那段时间李红睡得不怎么好，她一直在等待隔离转运，但她又害怕下楼会被交叉感染。她关上了制衣厂所有的门窗，有阳光时才打开窗户晾晒衣服。不过，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有哪些新冠病毒的预防措施，只知道酒精能杀毒，开始在屋内撒酒精。

有确诊隔离的朋友告诉她，天天喝水就能好，啥事没有。她又听说，有后遗症，具体有什么症状，她又说不清，心里乱糟糟的。据财新，一位康乐村湖北散工表示，害怕阳性后回到老家会遭歧视。李红也有同样的担忧。

2022年11月30日，广州率先在全国全面准确完整落实“二十条”。12月7日“新十条”发布，同日广州再跟进。在此期间，李红也终于住进了隔离酒店，结束在广州的隔离返乡时，她仍拿着酒精途中喷洒，担心回家途中感染病毒传给家里人。回老家后李红还是阳，但她的心里也终于定了下来。

在康鹭片区很多人都像李红一样已提前回家了。他们对疫情的认知也随着政策的发布与周边亲友的亲生经历而调整了。他们从确诊隔离的朋友口中形成了对新冠病毒感染至痊愈的基本概念：发烧就是感染了，阳了，喝水硬扛，过两天就不烧了，也就好了。

至于该什么备药，感染后该吃什么药，这也通常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规划中。周强说，有的老乡平常在厂里吃饭或者外面买宵夜，住的地方连碗都没有。他们只清楚，如果又疫情继续隔离，也意味着收入又停止了。他还是更在意现实情况多一些。

在被困在康乐村期间，徐小佳经常能刷到其他地方还能开工的视频。她说，她很羡慕，“能上班就是最幸福的人。”“新十条”发布后的第三天，她就感染了，她觉得又耽误几天上班时间。封控隔离期间，许多制衣厂老板与散工们窝在出租屋里无事可干，只能睡觉。徐小佳转头回想，那段时间的意义又在哪呢？

回去了又回来，还不是因为生活

实际上，不少人在返乡后，在12月中旬，为了生计还是回到了康乐村与鹭江村。吴万梁（化名）便是其中之一。他也来自湖北，初中毕业后，按着学一门手艺的思想，进入了纺织行业。他去过北京、泉州，靠着“老乡带老乡”的传统，2018年来到康乐村开制衣厂，把此前打工赞的积蓄都压在了这里。

返乡后，他接到几个客户的需求，考虑到孩子的读书与家庭开支，没多想就带着妻子买车票又回来了。他的制衣厂租在握手楼的顶层，屋顶是房东拿铁皮临时搭建的。顶楼的房租最便宜，一个月一万左右，但夏天不开空调根本呆不下去，人坐着踩缝纫机，汗却能一直往下流。电费1.5元1度，每个月光电费也得交小几千。

康鹭片区城中村违法建设拆除计划一直在疫情调整后传出。此前，康鹭片区城计划日程2023年底前安置房开工建设，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徐小佳说，当时还有传闻说这里会搬到广州隔壁的清远市，很多附近的老板到清远结果一次也没住过。

回到康乐村后，吴万梁就一直在忧虑他的制衣厂是否属于被拆除的范围内，他自己也嘀咕，“能有什么办法呢？被拆了三十万的设备投入就打水飘了。”现在留在康乐村与鹭江村的散工不多，一个散工一天就得给六百，手脚快的，能给到更高。他说，这一阵，实际上没挣钱，主要是为了留住客户，为明年开年提前做准备。再过几天，吴万梁又会返回湖北老家。

胡颖就是被高工资吸引的，返乡后又折回康乐村与鹭江村的散工。她来自湖南，不到30岁，抱着暂居在康鹭片区、尽量多挣钱的心态在康乐村工作。她不是康鹭片区的常驻者，此前进过电子厂，来康鹭片区打工也是看当前自身的经济情况，甚至是随着心情。她觉得这里较为自由的环境更适合她。

在康鹭片区，散工们可以拥有自主选择工作与安排工作的权利，不必依附于常规工厂苛责的规范和制度，更主要的是，在这里他们不会存在被工厂压扣工资的风险。不过，在自由的背面是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障在这里的完全缺席。被问及是否会对未来有担忧，胡颖觉得这个问题很搞笑，未来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在广州结束转运隔离后，李红也重新收到几个订单需求。她在心里算了一笔帐，扣除房租、工钱、水电，觉得接下这个几个订单，不如提前回家更划得来。在收到停工通知前，也有客户找到她，运了一批货入村，想赶在双十一前出货。但想到开工罚款3万，封厂半个月，李红没多考虑也拒绝了。

在疫情期间找李红下单的客户更谨慎了，她也不敢备货，有多少做多少，怕遇上封控货发不出去。实际上，早在疫情发生前，康鹭片区的制衣生意已因2008年金融危机，从最顶峰期滑落，出现了明显的“淡旺季”之分。

处于最上游的陈文都感受最为明显。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原因便是国外的订单数量再逐渐减少，但国内需求又填补不上外需不足的缺口。在此之前，他工厂里的织布机一年四季轰鸣声不间断，布料一批批的被织出送往全球，其中美国市场占最大头。他说，他最喜欢和美国人做生意，因为换算汇率后美国人仍觉得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远超预期，更重要的是从不杀价。

这种影响也传导到了下游，周强也有了很明显的对比感。他发现制衣厂里的订单少了，做长工不如打零工划算。金融危机后，许多制衣厂老板们发现，在季节更替的间隙，出现了订单数量急剧减少的情况。制衣厂没有利润来源，因此也无法负担长期工人的工资。康鹭片区独特的“短工—计件”模式也由此演化诞生。

疫情加剧了这种影响。据周强介绍，这轮疫情之前，一个招工老板通常被十几个人围着问价，但如果给的工钱不划算，问价的散工又一哄而散。这类矛盾也让康鹭片区经常因“招工难”而被报道在本地新闻，此后又被摘取部分片段出现在全国公众的视野中。

这里是家吗？笔者走访询问得每一个康鹭片区的租户都肯定地否认了。这里只是他们为了讨生活而寻找的一个落脚点。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散工，他们的地域认同与情感归属都在他们的老家。

徐小佳和丈夫还是很感谢这里，在这里奋斗时光，帮助他们在河源老家买下了一套房。他们每年过年都会回去，他们的父母与孩子在那，那才是他们心里真正认同的家。来年，不甘心的李红、吴万梁也都还会再回到康乐村与鹭江村的制衣厂打拼，理由也很简单为了抚养孩子或维持家庭开支。周强可能会早些从老家往回赶来，抢在其他工人之前，多接一些活儿。而至于胡颖，你可能明年不会在康乐村与鹭江村再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