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6月：你为什么要读新闻专业？（2023年，总第12期）

前同事雨山告诉我，近期跟导师商量过，她决定放弃快要到手的新闻硕士学位。这是她延毕的最后机会，但论文的撰写仍旧莫名其妙地被“卡住”。干脆放弃算了，她在心里推了自己一把。

当初为什么要读新闻专业？雨山的回应是，为了改变社会。

新闻抱负在她上大学之前就已形成，本科专业错位，令她无论如何都想跨专业考研。很自然地，她看到了其中的落差——媒体要养活自己，就不得不委曲求全；一旦无法自由报道，还怎么改变社会？而作为改变社会的立足点，你先得生存下来——简直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面对无解的失意，雨山离开了媒体行当。另一位前同事阿菜虽还在场内，却也显得有些无力。我找她聊天的时候，阿菜正在加班，赶着当周要交的课堂作业。我询问她的媒体情结，她半带迟疑地说，大概是想要接触不同的人吧。

回忆起来，阿菜在刚找工作面试那会儿，自信地带上她打印好的文集。现在，研究生的作业，却成为一种烦躁的负担。

我想，我们都很难松弛下来了。6月，随着高考结束，关于要不要读新闻的争议甚嚣尘上。一些意见劝道，新闻专业会让你崩溃死的。可是，我仍旧怀念在大学里的系列尝试，做主题阅读、上公开课、写作实践。我并不后悔懵懂的好爱将自己带到当下这般处境。

然而也需要意识到，有的人从一开始就没办法松弛。前些天，家人突然把表弟的成绩发给我，叫某种意义来说是小集体里唯一的“高知”，帮看看选什么学校和专业更好。他们或许还相信，高考是第一重要的事，考完后，这个名头便传到填报志愿上，稍有差池，人生无望。

或许新闻难辞其咎。科技的便捷，客观促成资讯泛滥，良莠不齐。人们如同被架在一块屏幕前面，不得不知道，一天三条来自商界名流的成功秘诀。

如果信息是选择和行动的基础，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还在为了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而努力。于是，6月的“结绳”，将主要讨论选择新闻专业的内涵，关注BBC等媒体如何揭露犯罪和真相，以及我们的教育是怎么变成纯粹的谋生工具。

讨论

01丨宁可打晕人，绝不选新闻？

从事考研相关工作的张雪峰，由于早前一段回应报考专业咨询的发言，6月里成为一众媒体关注的对象。

根据“研途-张雪峰大学生讲座”账号1月发布的视频，听到咨询者说自己的孩子想报考新闻专业后，张雪峰十分诧异地表示，一定要“拉住”（孩子），即使“闭着眼睛”随便选，也好过学新闻。他代入这位家长的角色，声称如果自己遇到该情况，会把孩子打晕，然后去报其他专业。[1]

大概是临近高考放榜，这段视频引起广泛传播。但要注意，不到两分钟的内容，显然经过剪辑。换言之，张雪峰的发言也许包含更确切的语境。

6月19日，张雪峰经纪人告诉记者，张雪峰在直播间的言论仅针对个别考生家长的提问，是基于考生高考分数与家庭需要的综合考量，“不是讲所有的人都不适合去报新闻学，也不是觉得新闻学没有价值”。[2]

不过，我们仍旧可以将张雪峰支持的选择看作一种普遍话题，讨论在今天学新闻究竟意味着什么。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雪峰认为，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中有80%并未从事本行业，该专业曾今很好是因为当时电台、报纸、电视台等媒体兴盛，而现在每个人都是自媒体。这种变化意味着，毕业生找工作难度更大。[3]

就年轻人学新闻，智库研究员元淦恭也持负面看法。在一篇文章中，元淦恭提出衡量专业前景好坏的三点标准，即对口就业率、对口就业质量、总就业率。一个专业越是对口、收入水平越高、兼容性越强，它就越有利于就业——三方面“都比较差”新闻传播，显然不是最佳选择。[4]

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张小强提出反驳。他指出，“新闻能文能武”，就业前景是社会各行各业，“进可以自主创业，到互联网大厂，退可以考公务员，到国有企业”。张小强还以自己教过的研究生举例，他们看上去都获得不错的工作。[5]

平心而论，张小强的例证因缺乏定量分析而难有多少说服力。

吴湘韩、张红光在2020年做的一项传统媒体人才流失调查显示，87.35%的受访者把主要动因归结为“发展空间有限”，把“收入低”视作重要原因的占比有77.71%。[6]

相较于上述仅332份有效样本的结论，2021年底，网易数读统计过去三年41所不同层次高校的10620条报录比（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数据后发现，新闻传播类学科的考研竞争压力同样不小。简单说，这41所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平均报录比，是所有专业平均报录比的两倍，大概14人里才有1位会被录取。[7]

于是，新闻传媒陷入颇为吊诡的处境：一方面，报考难度高；另一方面，对口就业情况差。那么，选择这一专业的意义是什么？

记者杜强写下自己的回答——四年新闻教育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乃是对一种人格的向往。他坦承自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优越感，并且，也在从业中见证媒体同行受人尊敬的能力与品质。可惜现下，“张雪峰”们的背后“是一个不酷的世代，不敢做梦、不能做梦，是一个被迫龟缩进自我世界的世代”。[8]

跟杜强的感受类似，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以为，“凡良好的新闻教育，可以成为一种素养”，即使实务上，它也能“拓宽你职业选择的口径”。

王天定回忆说，知名音乐人郭小寒曾是他的学生，毕业进媒体行业，后来转做独立音乐经纪人。郭小寒告诉他，新闻教育让自己“学习了向这个世界观察和提问”。王天定相信，专业学习和实践训练的观察、沟通、分析、表达等能力，都可以帮助新闻学生“在媒体以外的其他领域显示出独特的竞争力”。[9]

澎湃新闻6月20日组织了一场线上对话，讨论新闻学“天坑”之争。发言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邹振东试图打消所谓的“对口论”。

邹振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只是考虑就业，社会上存在不少培训，例如挖掘机、厨师，可能仅需几个月的时间足以获得一份工作，那参加高考的必要性在哪？我们之所以深造，往往指向更长远的职业发展。在此语境下，就不用太执着于专业与就业的直接对照，实现中很多工作是没有相应的大学专业的。

另一位对话嘉宾，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张力奋，则从“劝退”想学新闻的学生角度，重申了该专业的理想主义。

在张力奋看来，中国不需要如此多新闻专业，因为很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在做跟现实中的新闻相关的教育。与之相对，中国也不需要那么多新闻学生，因为他们中的很大部分都没有准备好，承担起作为一个媒体人应尽的公共责任，尤其在国内的环境，能投身于此的注定是少数精英。[10]

为什么社会上最有才华、最该有公共担当的这些人，对新闻专业有很多问号和冷感？“张力奋之问”在媒体人彭远文那里得到共鸣。

哀惋“新闻本应是世界上最好的专业”的彭远文评论道：“报新闻专业，做真正的新闻，在今天是尤为可贵的选择，因为选择了直面权力。”我想提醒，这种权力的影响不单单是字面上“媒体报道空间的缩减”，它就真切地发生在公众身边。[11]

6月1日，毕节市人民政府公布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期间被打事件的调查结果。按照通报，5月30日，李某某用手机对跟随自己的车辆进行拍摄，之后与跟随车辆上的熊某等人沟通，后者“阻止李某某继续拍摄过程中”，“扭打”造成李某某面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手机、眼镜等物品遭损坏。[12]

值得玩味之处在于，这份通报使用含混不清的表达，略过事件的一些细节，续之以“举一反三”“实际行动”等司空见惯的套话。

援引受害人在大象新闻电话采访中的自述，熊某等人先是骂了上前询问的李某某，随后对其进行殴打。熊某等人离开没多久又折返，用一块布擦拭之前拉过的李某某车的门把手。熊某等人中，有一位即在此前盘问过采访时的李某某。[13]

检视通报本身，中工网提出一些尚需探讨的问题：

一则，被打记者此行的采访目的，是追踪报道“水电站放水致两名教师溺亡”一事。……那么，记者被围殴与所采访的事件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三则，……通报并未提及被打记者此行要追踪采访的事件本身。这里的“实际行动”，是否也包含对“水电站放水致两名教师溺亡”一事的调查处理？[14]

但一个月过去，“毕节市政府的通报还不能划句号”的呼吁，终究像是划下了句号。我们正在迎来新闻的“通报时代”。

2022年3月21日，东方航空MU5735航班客机坠毁，机上132人全部罹难。同年4月20日，中国民航局发布事故调查初步报告，只有预期内的基本信息。2023年3月20日，中国民航局发布进展情况通报，表示“调查还在持续深入进行中”，后续将“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15][16]

同样在今年3月24日，针对“北极鲶鱼”网络发言涉及的疑似家属贪腐一事，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声称已展开核查，会“及时通报”情况。而三个月后，相关后续仍未披露。[17]

“鼠头鸭脖”事件的反转，或许算得上媒体监督为数不多的突破。

6月1日，一段关于“江西高校饭菜中吃出老鼠头”的视频引起关注。6月3日，涉事高校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通报，确认异物为鸭脖。江西广播电视台的报道中，南昌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局长江协学确认异物就是鸭脖。舆论一再质疑下，6月10日，“江西工职院‘6·1’食品安全事件”联合调查组成立，并于6月17日推翻前述结论，“判定异物为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18]

然后呢？容我追问一句，“真相大白”了，然后呢？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已将白底黑字的通报删除，没有报道深究是何种力量使那位学生“对视频内容进行澄清”，我们的未来，就寄托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等相关责任单位”的通报承诺里。

且不说报道，纵然是社会的表达范围，也足以令人悲观。

6月上旬，一位老师向学生们展示印有老鼠的图片，并将其称为鸭子，考验谁会反对。这位老师告诉学生，“面对明显的错误，一定要有指出这件事情，深究这件事情的勇气”。没过多久，相关视频被删除。[19]

从某个角度而言，可能只有张雪峰的“传播论”——新闻传播在当下这个时代更多的属性在传播——是安全且正确的。

这不仅体现在“一个985院校教新闻传播的教授”（张小强）自媒体账号“粉丝数和流量”不如张雪峰这件事上，转型后的各大传统报刊，都纷纷用实践和数据证明着市场前景在何：大行其道的标题里，内容没有不“重磅”的，宣布没有不“刚刚”的。[20]

然而，我还是想跳出收入与阅读量的框架，援引著名记者约瑟夫·普利策的讲法，描述新闻记者的职责：“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需要稍加解释，我无意鼓动读者为了某种情怀而献身，确保自己活下去的确重要，毕竟，谁也不想有朝一日沦为“38岁前媒体人转型失败求职无门”此类故事的主人公。[21]

毋宁说，这是刻意绕上很大一圈才回到讨论的主题。

我们穿过当下成为媒体人的诸多处境，在其中，新闻职业的收入不尽人意，人身安全遭受威胁，内心可能经常陷入“克制且大概率反响平平”和“夸张并轻易突破十万阅读”的拉扯……目睹这一切之后，你是否依然有志于新闻？

此提问样式，也可以用在其他求知领域。正如媒体人梁文道介绍《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场马克斯·韦伯的重要演讲时所说的：“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真正做学问的人，都应该知道，你在做的是一件比你还要大的事。”[22]

关注

01丨BBC：售卖性侵偷拍影片的人

日语中，“痴汉”一词被用来指代发生于公共场所的性侵犯，也形容做出该猥亵行为的犯罪者。这些被侵犯的受害者可能出现在影片里，后者通常在网上出售。

6月8日，BBC国际频道调查小组“BBC之眼”发布报道，揭露通过性暴力牟利的幕后黑手。基于超过一年的调查，“BBC之眼”最终制作出一部时长约50分钟的纪录片，名为《追查“痴汉”：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

这部纪录片围绕“顶不住”“街射”和“痴汉俱乐部”网站的追踪展开。三个关联站点上，充斥着大量地铁和公车上偷拍的视频，拍摄地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部分片子都来自中国大陆。

化名“猫咪”的中国人自称，他管理着一个15人的团队，其中10人在中国制作打着“齐叔”名号的视频。每个月，“猫咪”从他们那里收到30到100条片子。另外两名中国人，Noctis和Lupus，都曾为这些网站担任管理员。[23]

调查以向“猫咪”等人的质问和谴责作结。接受采访时，参与拍摄的记者冯兆音、陈姗姗回应了为何不直接报警等问题。简言之，被指控对象有权进行回应，这牵涉新闻伦理；而抓捕罪犯是警方的工作，记者通常只负责揭露罪行，与警方过于密切的合作有损媒体公信力。[24]

纪录片发布后，微博上短暂出现过“BBC卧底记者扒出经营偷拍视频团伙”的话题。但很快，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25]

02丨福岛核废水排海影响几何？

如果排出去的水是安全的，为什么日本不排向国内？废水没问题的话，日本人怎么不敢喝？

类似的讲法，充斥在中文互联网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排入海洋的讨论里。6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试运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设备，引起激烈谴责。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特大地震，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囤积核废水10年后，2021年4月，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用30余年，将接近存储上限的核废水处理过后排入海洋。6月22日，Nature刊发的一篇文章，从科学家视角，解释核废水排放带来的风险可控。[26]

不过，不乏专业人士表示质疑。科学当然是可争论的，问题是，公众能否厘清所聚焦的议题事实？少数并非出自专业媒体但颇为深究的文章，指出了容易混淆的信息，诸如把过去的核泄漏与如今要排放的核废水等同（一些专业媒体反倒犯错）。[27]

国内的事实核查报道仍属小众。单就可追溯的信源超链接这一维度而言，我看到几篇中国大陆之外可读性较高的近期报道，例如Asia Fact Check Lab、MyGoPen发布的内容。[28][29]

03丨郑雅君：上大学出路分化之谜

认真读书就能考上大学，上了大学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这或许一度是九〇后、〇〇后等群体耳濡目染的人生逻辑，却又是在很大概率上会被证伪的奋斗信条。随着高校扩招，“学历贬值”已老生常谈，上大学对阶层流动的影响彷佛日趋微弱。

今年1月，《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甫一出版便收获大量关注。九〇后学者郑雅君试图看清不同阶层的大学生，何以走向越发明显的分化。6月8日，《新京报》刊出一篇采访，与郑雅君聊了一些相关话题。

郑雅君在书中提出“文化工具箱”的概念，来描述大学生为自己的出路制定目标所调用的文化资本。优势家庭的孩子，更多会以“目标掌控模式”主动应对大学的事务；来自底层的学生，则偏向“直觉依赖模式”，他们“更可能跟着别人随波逐流，或者是无所适从”。

同时，郑雅君提醒，前述区分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就所有人而言，在大学期间找寻到属于自我的那张“地图”，都是最为重要且不容易的事情。她也希望社会评价更加包容，例如，不要直接将“目标掌控模式”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关联起来，这些选择背后，有很多其他原因在支撑。如果社会崇尚富豪，我们就难以批判为何大学生都想当名流而非社工。

为回应分化，郑雅君强调了重建自我的必要性，这个过程依赖于调动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知识。缺乏优势的底层学生，回溯成长经历，重新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勾连到一起，有助于建立起正向循环。[30]

郑雅君还给出涉及更宏大层面的改进建议。不过，一些内容受到来自读者的批评。发布于豆瓣的一篇书评，较为详细地罗列了基于郑雅君硕士毕业论文的该书所存在的不足，包括访谈样本选择、研究伦理等方面。[31]

04丨中考才是决定成败的选拔？

除了参加高考的学生之外，6月，年纪更小的初中生们也面临着自己的重要节点，中考。实际上，近年在家长群体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认为中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高考。

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文件提及“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这项目标被外界解读为“一半学生上不了普通高中”，尽管当时的媒体进行了相应的澄清，家长们的焦虑仍未完全消散。[32]

Sixth Tone发布于6月26日的一篇报道显示，将中考视为学生“第一大考”的父母大有人在，为了确保孩子在考试期间一切顺利，不惜请假来陪同照顾。

政府一直希望平衡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具体来说，是提高后者劳动力的数量。然而，连贯且有力政策的空缺，强化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负面评价，令就业市场错配的扩大变得更加明显。

从数据上看，家长们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高考学生的整体录取率，从2001年的58.9%急剧上升到2021年的90%以上。与此同时，中考学生的录取率仅从2001年的58.25%略微上升到2021年的64.92%。

初中生的压力还可能来自老师。6月，江西一中学学生在老师的暗示下弃考，这被推测与提高升学率有关。

意料之中，这些未成年人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Sixth Tone采访的案例里，有学生让父母帮买安眠药，当他闭眼躺在床上，“所能想到的都是考题”。按照一项研究的数据，中国10至16岁群体中约15%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3月下旬，天津有7名青少年在五天内自杀，据说有几名是由于学习成绩不好。[33]

参考备注：

• 题图：Photo by Marc Kleen on Unsplash

• 如何识别谣言？怎样验证信息？在资讯泛滥的今天，这些媒体素养对于公众而言尤为必要。国内独立的事实核查计划“有据”，专注于核查中文世界的国际资讯，近期制作了一份《事实核查手册》，详细例举展示相应的过程：https://chinafactcheck.com/?p=11465

• 兴趣使然，几年前做过一期新闻主题阅读：书单 | 新闻如同海贝里的咆哮

• 回看大学期间的写作尝试，有些陌生，其实很难算严格意义的新闻报道。但也能理解，对于看过几本书就不能自已，觉得找到生死以之的志业的二十出头青年，也着实不用期望太多。在尝试寻找信息源核查事实的层面，这篇习作尚可一读：我是如何看待“3·22”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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