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从“XX无国界，但XX家有祖国”谈起

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历史并未终结，全球化意识逐渐走弱，不论是中国大陆、香港，还是欧美诸国，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日渐增强。在中美关系中，特朗普为了缓和国内失业问题，提出“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美国的跨国企业开始从全球撤退。这种意识形态的延续促使美国发动贸易战，而这刺激到了长期以来深受国耻叙事的历史教育与影响的中国民众。类似“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音乐无国界，但歌手有祖国”、“艺术无国界，但艺术家有祖国”的语式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大快朵颐。

事实上，“XX无国界”体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二战后，欧美等国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但经过40年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制度面临严重社会经济危机。适逢其时，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与美国相继开展的撒切尔改革与里根改革大幅削弱政府职能，扩大私有化，实行减税，抑制工会。这种自由意志的主张与同时代年代哈耶克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随着1991年的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进一步提出“历史的终结”，促进了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浪潮在全球各地的传播。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先富带动后富”的实用主义政策指导下，逐渐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当中。至为关键的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使得全球化浪潮在近20年的时间里达到了巅峰。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追赶上了欧美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这也成为了今天中国“新青年”和“老一辈人”所津津乐道的奇迹与成就。但是奇迹与成就的背后所存在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与困境，显然是官方叙事在公共舆论中刻意消解与转化的。确实如此，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欧美社会普遍的社会割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白人之上”的种族歧视回归，穆斯林移民与欧美民主意识形态的冲突等等。在中国，“先富带动后富”在全球化浪潮中同样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危机：贫富差距的扩大。中西方面临着同样的资本主义困境，而中国则回到了“带动后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中，它通过对垄断资本的打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获得了维护统治的“最大公约数”。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有意回归，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在三代帝师王沪宁的辅佐下，中共整体的意识形态与官方叙事大幅左倾，公民社会呈现出退步姿态。这显然源于以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模式，造成了中共的严重腐败，国家的主要资本掌握在极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共有着强烈的危机感与自身的纯洁性，它们时时刻刻都在维护着中共党的意识形态，因此回到从中共关于“民族复兴”战略的谱系中，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绝对脱贫，打击王健林、马云等“不听话”的大资本自然成了应对与缓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之一。这确实也是时代使然，中共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困境追溯了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尽管主体与客体发生了变化，但同样处于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的是困惑、紧张与迷茫。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时代失去了五四时期能够兼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工读主义等诸多社会思潮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共从历史的目的论与预定论出发直接调用了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社会思潮中存活、实现中共建党并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资源为今天只有“定于一尊”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服务。这种宣传有意地回避了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1）一百年前，在各大社会思潮的相互角力中，马克思主义理想并不决定了中共的胜利，中共的胜利自然有着诸多怀揣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理想的新青年为之献身，但真正让它存活下来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流血牺牲与战争；（2）回到60多年前的中共八大，毛泽东鼓励“百花齐放、百花争鸣”，主张学术自由，同时认为中共党内逐渐官僚化，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效果有限，因此也建议党外人士参与中共“整风运动”。经过了三大改造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切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纲），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不免遭到打击，这也是当年陈寅恪拒绝中国科学院邀请担任院长的主要原因。很显然，中共在建国后脱离内战时期保证的离实行社会主义还有30年（记忆中的）、建国后仍将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承诺，中共一党专政、“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也引起了党外人士的不满。经过1956年短暂的学术自由与学术繁荣，1957年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党外人士的批评涉及中共政权稳定性，这不得不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认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于是，一场本该是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转变为针对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这场运动深刻影响了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整个中国急剧“左倾”；（3）回到30年前，80年代是一个属于思想的年代，从文革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新世界无比向往，各种思想潮流争鸣，这个年代的知识界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但是六四运动的武装镇压造成了中国知识界至今30年的“失语”。后两者与这个时代我们不断见识到的“举报”高校教师不当言论等统一起来，造成今天只有中共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宣传口径的一个侧面。

今天，中共重新利用红色历史资源实力圈了一波粉，但它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面貌与当下调用历史资源、建立“文化自信”来应对现代性危机存在显著的矛盾。中共的诞生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色彩，工人阶级的联合是跨国性与全球性的。不过，中共领导人具有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特征，也造成了中共的务实主义政策。它尤为擅长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事实上，“XX家有祖国”正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与中共革命史观的主导叙事。在这种叙事下，近代中国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是一副感人泣血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近代以来的出国留学生学习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不少人选择归国“为祖国奉献”，譬如我们熟知的钱学森，这类故事比比皆是。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民族国家认同，他们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成为了现代性的塑造者。民族国家的历史至今延续，中国的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百年前有抵制美货运动，百年后的今天也会为“新疆棉花”抵制优衣库、H&M等全球化品牌，也包括无厘头地让“维他奶”滚出中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签约明星与“辱华”品牌的解约，成了最好的阐释案例。譬如，陈奕迅带头与阿迪解约…..非官方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与“爱国”对立的“卖国”高帽，对于实现国家目标、维系国家认同屡试不爽。中国的广大的资本市场在这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作用，它反映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中共领导下国内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辱华”意味着中国人让你“滚出中国”，从此失去中国市场的资本利益，而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亲华”“爱国”行径则有益于捕获巨大的经济收益。在类似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党的意识形态往往隐匿在背后，乐享其成。但是，近年来，中共官方突出强调“爱党就是爱国”，模糊了政党与国家的边界。中共建党百年之际，“红色江山”一词更是将“国家”赋予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在蓝鸟等平台上，“新青年”们不断为中共百年唱赞歌，歌颂“祖国”，对非同一战线的群体统称为“恨国党”。显然，党国一体化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中共巧妙地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党的意识形态糅合起来，它利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如“批判资本主义”、“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谋取市场与利润”，将之统统纳入党的意识形态管辖之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又一困境在此显露无疑，而社会主义中国依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剖析将资本主义玩弄于股掌之中：资本主义出于逐利的本质打开了中国市场，它试图将基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的普世价值引入中国，最终又不得不接受中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数据换市场“（Apple、Tesla）。

（一个随笔，没列参考文献，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