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單譯介 · 俄羅斯、烏克蘭和西方關係
隨着俄羅斯、烏克蘭和西方陷入不斷升級的衝突，「俄羅斯想要什麼？」成為了最常被提及的問題。為了分析俄羅斯在這場危機中的角色和背景，《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研究》期刊將過去十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進行選擇和分析，展現俄羅斯對烏克蘭和西方外交政策的驅動因素。「Holzwege林中路」在此將書目和分析進行譯介。
俄羅斯和烏克蘭
當前危機的核心要點是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未來。2014年，烏克蘭尊嚴革命（又名親歐盟示威）迫使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逃離烏克蘭，此後，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半島，並試圖通過以沙皇時代的俄羅斯領土——新俄羅斯的名義激發「俄羅斯之春」，從而掀起烏克蘭的動盪浪潮。Taras Kuzio (2019) 認為，俄羅斯2014年在烏克蘭東部的Novorossii計劃的失敗本應是具有啓發性和指導意義的，但俄羅斯領導人尚未領會這一教訓。儘管俄羅斯領導人拒絕接受烏克蘭為合法國家、其人民為獨立民族，但烏克蘭人已成功向歐洲靠攏，而與此同時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軟實力已經分崩離析。Taras Kuzio總結道，「當前的俄羅斯領導人認為戈爾巴喬夫‘丟了’蘇聯。未來的俄羅斯領導人可能會記住普京贏得了克里米亞，失去了烏克蘭」（第307頁）。Ammon Cheskin (2017) 解釋説，俄羅斯對軟實力的理解與其説是説服和影響，不如説是「一種通過非軍事手段投射地緣政治和國內目標的手段」（第285頁）。因此，俄羅斯媒體對「腐朽的西方和法西斯的烏克蘭」這般咄咄逼人的、具有攻擊性的描述，實則削弱了而不是增強了其在烏克蘭的影響力。Paul Goble (2016) 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他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弘揚及提升俄羅斯民族身份認同的能力主要受到國內因素的限制，即：「俄羅斯民族身份的根本弱點、國家所支持和所不安的身份之間固有的緊張關係、以及越來越多的非俄羅斯民族對俄羅斯民族認同的反應」（第37頁）。
自2014年以來，俄羅斯持續支持烏克蘭東部的分裂分子（事實上，就在本文寫作期間，普京頒佈了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法令，並授權俄羅斯軍隊進入這兩個共和國），並對烏克蘭的架構體系進行網絡攻擊。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再聲稱烏克蘭不是一個合法的國家，同時堅稱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一個民族。但與2014年的事件不同的是，目前的升級並沒有明確觸發烏克蘭國內政治。相反，普京要求保證烏克蘭永遠不會成為北約成員，北約軍隊部署將恢復到1997年的姿態。換句話説，俄羅斯將烏克蘭的命運置於其對北約及西方蠶食俄羅斯勢力範圍的擔憂的核心，這意味着理解當前的危機需要更廣泛地看待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
俄羅斯和西方
對俄羅斯與北約和西方關係的學術分析描繪出了在國際地位、動機和合法性上認識的不一致與不匹配。俄羅斯對西方承認其國際地位的擔憂與其和西方的關係密切糾纏在一起。在審視俄羅斯與西方過往的對話時，Tuomas Forsberg (2014) 觀察到，這種關係的根本矛盾在於「俄羅斯和西方對地位有不同的概念和看法」（第324頁）。使問題複雜化的是俄羅斯和西方領導人對俄羅斯在國際地位上的得失有不同的評價。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2014) 借鑑社會認同理論來解釋俄羅斯對西方的政策，他們認為，「俄羅斯對美國的立場受到其作為大國的自我形象的外部驗證程度的強烈影響。俄羅斯在努力提高全球認可度的同時，也在努力保留其民族身份」（第270頁）。Allen C. Lynch (2016) 在聯繫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國內製度和對西方的外交政策時提出了類似的基於身份的解釋。他認為，俄羅斯作為一個擁有強大帝國遺產的「民族國家」的身份塑造了俄羅斯領導人將國際地位與外交政策聯繫起來的方式。他警告説，「一個准許鄰國『選擇自由』的俄羅斯將在世界事務中被邊緣化。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上，這種共識最為強烈」（第110頁）。
稍顯不同的是，Andrei P. Tsygankov (2018) 強調，後冷戰時代，俄羅斯與北約的關係以北約作為一種威脅的歷史關聯為標誌，現在與西方文明對俄羅斯邊境的侵犯聯繫在一起。從這個角度來看，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觀察結果。首先，自2014年以來，俄羅斯決策者開始相信，「像俄羅斯-北約理事會這樣的舊模式已經失去了意義」（第107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的目標是通過談判在歐洲建立新的安全秩序，以取代冷戰後出現的秩序。當時，俄羅斯被認為過於軟弱，無法確保自身利益。其次，我們在烏克蘭問題上觀察到的邊緣政策可能反映了俄羅斯的經驗教訓和政策共識，即「阻止北約侵犯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唯一方法是明確亮出警戒線，並採取堅定行動來捍衞俄羅斯的利益」（第109頁）。重要的是，這一視角表明，俄羅斯領導層將2008年與格魯吉亞的戰爭和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視為戰略成功。
然而，在研究俄羅斯過去與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衝突時，Vasile Rotaru (2019) 發現，一個不變的事實是克里姆林宮試圖通過援引人道主義因素和聯合國原則，包括自決權和保護責任（或R2P），使其行動合法化。本質上，俄羅斯模仿了西方支持軍事幹預的論點，特別提到了北約對塞爾維亞的干預和對科索沃的最終承認：「莫斯科的戰略不一定要證明它的行動是正確的，而是證明它的行動與西方的行動是一致的」（第319頁）。俄羅斯將其安全關切凌駕於這些合法化敍事之上，這或許預示着目前的危機是一個真正的背離——以至於任何關於頓巴斯地區人道主義災難的突然升級的説法都可能被俄羅斯以外的人解釋為入侵的藉口。
俄羅斯戰爭的合法性與框架
在俄羅斯和西方，國際媒體既可能被用來推進合法化的主張，也可能被用來促使敵對。儘管目前對俄羅斯動機的分析大多數集中在國內驅動因素上，特別是克里姆林宮對新聞的控制，但Oksan Bayulgen and Ekim Arbatli (2013) 觀察到，美國媒體通過對俄羅斯的負面報道和構建喚起冷戰式對抗的敍事，也對沖突的變化起到了作用。雖然媒體報道不應削弱國際侵略行為，但不幸的是，很明顯，危機也可能被媒體的猜測、聳人聽聞和虛假信息所煽動。
合法化和虛假信息的另一個重要載體是社交媒體。2014年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後，社交媒體在動員支持和壓制反對方面的作用變得非常明顯，如果俄羅斯和烏克蘭爆發公開戰爭（儘管烏克蘭人在過去八年中一直生活在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中），社交媒體無疑將變得更加重要。Ivan Kozachenko (2019) 研究了俄羅斯社交媒體平台VKontakte上的「反邁丹」團體如何在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對抗與蘇聯歷史之間建立象徵性的有意義的聯繫，對他們來説，「『想象的』法西斯主義的生存威脅和對新蘇聯二戰敍事的『去神聖化』的恐懼」（第9頁）是主要驅動力量。以這種方式，社交媒體上的「記憶戰爭」有助於推動普京的真實的戰爭在國內的吸引力，同時壓制異議。然而，Elena Kravchenko and Tatiana Valiulina (2020) 發現，吞併克里米亞並沒有鞏固俄羅斯社會，而是在俄羅斯社交網絡用户中加深了愛國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社會分歧，從而產生了持久的網絡影響。雖然這些研究沒有確定社交媒體活動和公眾輿論之間的明確聯繫，但最近的調查顯示，大多數俄羅斯人對戰爭不感興趣。隨着普京的邊緣政策和虛張聲勢將俄羅斯引向烏克蘭戰爭，這些研究表明，他可能無法指望像2014年那樣在網絡上提升人氣。因此，關於普京政權的一個關鍵問題可能會通過俄羅斯的下一步行動得到解決：國內輿論對克里姆林宮來説是否仍然重要，或者它是否認為公眾支持很容易被人為製造出來以支持普京的外交政策目標。
REFERENCES
俄羅斯和烏克蘭
Taras Kuzio; Russian stereotypes and myths of Ukraine and Ukrainians and why Novorossiya faile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December 2019; 52 (4): 297–309.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9.10.007
本文討論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首先，隱藏在俄羅斯狂熱信念背後的因素，即其旨在將帶領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哈爾科夫、第聶伯羅、扎波羅熱、敖德薩、米科拉耶夫和赫爾松八個州歸屬俄羅斯，並在2014年「俄羅斯之春」期間啓動的新俄羅斯 (Novorossiya) 計劃將會取得成功。俄羅斯人的身份認同誤解並在持續誤解烏克蘭和烏克蘭人，他們對烏克蘭和烏克蘭人抱有刻板印象和迷思，他們將烏克蘭視為「人造國家」，將烏克蘭講俄語的人視為「兄弟」，將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視為「一個民族」（odin narod）。 其次，為什麼烏克蘭的民族身份認同不同於這些俄羅斯的刻板印象和迷思，以及這如何導致了新俄羅斯 (Novorossiya) 計劃失敗。俄羅斯對烏克蘭和烏克蘭人的刻板印象和迷思與講俄語的烏克蘭人的愛國主義現實以及他們對Russkij Mir（俄羅斯世界）的低支持率面對面。這篇文章聚焦於上述問題，將俄羅斯對烏克蘭和烏克蘭人的刻板印象和迷思與烏克蘭人是如何自視的進行了比較，以解釋2014年危機、「俄羅斯之春」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新俄羅斯 (Novorossiya) 計劃失敗的根源。
Ammon Cheskin; Russian soft power in Ukraine: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December 2017; 50 (4): 277–287.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7.09.001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俄羅斯的軟實力採取了一種結構性方法，將重點從所謂的權力代理人（俄羅斯）轉向權力的主體（烏克蘭人）。作者概述了這種方法對軟實力實證研究的適用性，展示瞭如何從自下而上、以話語為中心的角度來研究軟實力。而後通過實證分析追溯了烏克蘭人如何（不）將他們的自我認同與對「俄羅斯」的話語理解聯繫起來。回顧近期對軟實力和情感之間關係的見解，作者認為烏克蘭人與俄羅斯的文化、歷史和語言聯繫往往缺乏必要的情感力量來產生有意義的軟實力。
Paul Goble;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Ukrainian crisi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March 2016; 49 (1): 37–43.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5.12.006
事實證明，俄烏戰爭中最出人意料的方面莫過於揭示出烏克蘭的民族和公民身份遠比近乎所有人想象得都要強大，而俄羅斯的民族身份遠比大多數人想象的要分散和脆弱。這令許多人感到意外，因為普京入侵烏克蘭的前提是，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不同，不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他的行動是在推進這位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所説的「俄羅斯世界」的利益。這一發現的結果之一是，克里姆林宮不得不更加認真地對待烏克蘭人的身份。另一個結果是，克里姆林宮不遺餘力地通過國家管控的媒體宣傳和促進俄羅斯的民族認同，但後者的有效性被削弱了，因為莫斯科促進俄羅斯身份認同的能力受到三個因素的限制，這三個因素同樣限制了以前的俄羅斯統治者：俄羅斯民族身份的根本弱點、國家所支持和所不安的身份之間固有的緊張關係、以及越來越多的非俄羅斯民族對俄羅斯民族認同的反應。
俄羅斯和西方
Tuomas Forsberg; Status conflict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Perceptions and emotional bias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December 2014; 47 (3-4): 323–331.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4.09.006
本文着眼於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地位衝突，並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儘管俄羅斯試圖避免這些衝突，但為什麼這些衝突仍然存在？如果地位衝突僅僅是指一種象徵性的承認，那麼可以説，它們應該比權力和資源競爭引發的衝突更容易解決。然而，地位衝突即使沒有被設想為零和遊戲，也可能難以解決。文章認為，如果沒有認知和情感的相互作用，就無法理解地位衝突。首先，真正重要的不是客觀地位，而是對地位的看法，俄羅斯和西方對地位的總體看法似乎存在差距。其次，對何時獲得或失去地位的看法似乎是感性導向的。當軍事或經濟問題受到威脅時，俄羅斯更願意理解自己的相對地位，但如果爭端涉及國際規範和正義問題，俄羅斯更有可能將西方的行動解釋為侵犯其地位，反之，當它以不同於西方的方式捍衞這些價值時，它更有可能將自己的行動解釋為提高其地位。
Deborah Welch Larson, Alexei Shevchenko; Russia says no: Powe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foreign polic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December 2014; 47 (3-4): 269–279.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4.09.003
自2003年以來，俄羅斯的對外行為變得更加自信，對西方的態度也更加反覆無常，經常拒絕美國的外交倡議，對感知到的輕視做出過度反應。這篇文章利用社會心理學關於權力、地位和情感之間關係的假設來解釋俄羅斯的強硬態度。拒絕對一個國家的尊重是一種羞辱。當一個國家失去地位時，所經歷的情緒取決於所感知到的引發此損失的原因。當一個國家認為其他人對它的損失負有責任時，它就會表現出憤怒。認為其他人不公正地利用他們的權力剝奪了國家的適當地位，就會產生報復心理。如果一個國家認為其地位的喪失是因為其自身辜負了人們的期望，那麼精英們就會表示羞愧。自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對美國不願給予其自認為應得的地位表現出憤怒，特別是在2008年俄格戰爭期間，以及最近俄羅斯接管克里米亞和2014年烏克蘭危機期間。我們還可以在俄羅斯對承認科索沃、美國導彈防禦計劃、馬格尼茨基法案和斯諾登事件的反應中看到報復的成分。
Allen C. Lynch; The influence of regime type o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West,” 1992–2015.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March 2016; 49 (1): 101–111.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5.12.004
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並不直接來自其內部政治制度的性質，而是來自該政治制度與其他政治制度的互動。俄羅斯對西方世界的政策最好從俄羅斯的後蘇維埃統治者實現兩個目標的能力來理解，這兩個目標相互之間存在着隱性的矛盾。這兩個目標分別是：a）在與西方國家的多邊關係中使俄羅斯利益最大化；和b）確保俄羅斯在該國曆史邊境地區無可爭議的霸主地位。儘管隨着時間的推移，其表達方式有所不同，對能夠調和兩者的期望也不同，這些廣泛的政策目標——被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所共有的，是葉利欽和普京政府的共同目標。基於葉利欽時代早期建立的獨裁和干涉主義模式，並對西方拒絕承認俄羅斯的地區主導地位做出反應，普京在國內鞏固了專制的個人主義政權，並在俄羅斯周邊地區發動了戰爭，甚至不惜犧牲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在這方面，普京政權可以被視為一個具有強烈帝國印記的「民族國家」，建立在俄羅斯政治發展的強大遺產之上。普京下台不會改變這種政權類型，也不會改變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中的關鍵挑戰。
Andrei P. Tsygankov; The sources of Russia’s fear of NATO.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June 2018; 51 (2): 101–111.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8.04.002
文章分析了自北約開始東擴以來，俄羅斯對北約的看法。俄羅斯對東擴的反應從試圖通過有限的合作來分散潛在的損害，演變為被動和主動的遏制政策。後者導致了對北約的危險行為和俄羅斯軍隊在西部邊境的集中。有兩個因素可以幫助我們解釋俄羅斯對北約的看法從潛在夥伴演變為新的軍事威脅——將北約和整個西方視為潛在威脅的歷史經驗，以及冷戰後與北約的互動，這強化了歷史上形成的看法。時至今日，俄羅斯從與北約的互動中瞭解到，北約仍然是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一個主要威脅，通過北約的擴張，西方試圖在歐亞大陸行使其文化、經濟和政治統治。
俄羅斯戰爭的合法性與框架
Vasile Rotaru; ‘Mimicking’ the West? Russia's legitimization discourse from Georgia war to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December 2019; 52 (4): 311–321.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9.10.001
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爭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一個轉折點。這是自蘇聯解體以來，莫斯科首次入侵一個獨立國家，也是歐洲委員會兩個成員首次相互爭鬥。2014年，俄羅斯的後蘇聯外交政策也首次亮相。吞併克里米亞代表着莫斯科自二戰以來首次收編外國領土。這兩起事件引發了西方的抗議，並公然違背了俄羅斯所宣稱的以尊重國家主權和國際體系中行為體平等為中心的外交政策話語。從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西方的國際行為決定的主張開始——莫斯科旨在於效仿還是要尋找替代方案；文章將比較俄羅斯對2008年戰爭和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的合法化論點，試圖評估莫斯科如何迴應西方的批評，以及俄羅斯官方合法化敍事是否存在連續性。
Oksan Bayulgen, Ekim Arbatli; Cold War redux in US–Russia relations? The effects of US media framing and public opinion of the 2008 Russia–Georgia war.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December 2013; 46 (4): 513–527.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3.08.003
文章將2008年的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作為一個重要的突破點來研究美俄關係中的冷戰言論。作者調查了媒體、公眾輿論和外交政策之間的聯繫。在對美國兩家主要報紙報道的內容分析中，文章發現衝突的框架是反俄羅斯的，特別是在衝突的初始階段。此外，文章的調查結果表明，美國受訪者在媒體上的曝光率的增加提高了將衝突完全歸咎於俄羅斯的可能性。這一案例研究有助於幫助理解媒體如何在構建某種國際衝突敍事方面發揮強大作用，從而影響公眾對其他國家的看法。文章認為，美國媒體對俄羅斯的負面描述通過恢復和延續公眾和外交決策者的冷戰思維，對本已脆弱的美俄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
Ivan Kozachenko; Fighting for the Soviet Union 2.0: Digital nostalgia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March 2019; 52 (1): 1–10. doi: https://doi.org/10.1016/j.postcomstud.2019.01.001
文章聚焦於烏克蘭危機初始階段（2014-2015年）VKontakte社交媒體網站上羣體中蘇聯時代符號、迷思和敍事的使用。這項研究基於對在線討論、視覺材料以及羣體管理員和評論員條目的定性內容分析。文章還應用了鏈接分析，以瞭解社交媒體上的羣體是如何在網上相互關聯和定位的。它揭示了這些在線羣體主要是由新蘇聯迷思和對新蘇聯出現的希望所驅動。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團體的主要記憶工作從蘇聯懷舊和「實用主義」話語轉移到使用重新構建的二戰記憶，以便為俄羅斯的侵略辯護，並破壞烏克蘭的民族歸屬感。對戰時迷思的依賴使得親歐盟示威運動的支持者被貼上「法西斯主義者」的標籤，應該「再次」消滅。這種重新創造的蘇聯記憶的強大漩渦使當地的動員工作得以有效進行，並使衝突從街頭抗議進一步升級為武裝鬥爭。
Elena Kravchenko, Tatiana Valiulina; Social Antinomies of Linguistic Consciousness: Russian Blogosphere Debates Crimea's Incorpora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 September 2020; 53 (3): 157–171. doi: https://doi.org/10.1525/cpcs.2020.53.3.157
文章重點討論關於克里米亞入盟的爭論。內容分析依賴於克里米亞入盟的第一年，也是最動盪的一年中所收集的數據。這一年始於克里米亞決定就克里米亞的地位進行全民公投，後於2014年3月宣佈克里米亞獨立。樣本包括髮表在LiveJournal上的50篇文章及其帖子和評論。文章發現了博客作者世界觀中的嚴重分歧，並將其問題化，這些分歧導致了博客作者語言意識的矛盾。即指在同一個博客中，對同一事件使用了內涵相反的詞彙，以及博客作者對事件的看法和與之相關的詞彙的情感意義之間的不一致。文章的主要觀點是，克里米亞的加入促使博主通過「捲起語義的彩虹」來減少這種不和諧，也就是説，通過僵化的二元語義對立來破壞含義，這進一步加劇了俄羅斯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分裂，使愛國者和自由主義者越來越疏遠。
註：《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研究》是一份國際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主要對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世界的當前和歷史發展進行比較研究。後共產主義國家和社會包括中歐和東歐、前蘇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對於這些國家和社會，「後共產主義」一詞作為時間或地理框架在分析上仍然有效。該雜誌廣泛涵蓋國內政治和社會、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意識形態和身份、政治經濟、政治和人文地理以及法律。
文章譯自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C PRESS BLOG, 22 F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