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外地人

我永远羡慕又憎恨那些满口方言的人：羡慕他们的归属感、语言的鲜活私密；憎恨，则多多少少因为上海给我的记忆。

一定程度上，我家的口音是南腔北调的，我出生在安徽芜湖，周遭本应是芜湖口音，但我爷爷是贵州人，退伍后才到芜湖，贵州话带了一辈子。我外公家原是河南光山人，因早岁饥荒迁至安徽，一开口永远是另一个味儿。外婆家则是安徽广德人，那边是安徽与吴语区交界，与芜湖口音不同，我妈受外婆影响，也不说标准的芜湖话。

六岁前后，我随父母来到了上海并定居，从此每年回一两次芜湖。芜湖话便早早在我的习惯里退散了，也许是上海推普有力，我在上海成长、接受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的所有教育，却说不好上海话。普通话是我唯一真正掌握的语言。很偶尔地，我能从自己的发音里找到芜湖腔，但往往除了我自己，没人能察觉。

没学会上海话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从来没喜欢过这方言。在我从小长大的环境，电视里的上海话总是俗闹的邻里矛盾和亲戚争产，身边操上海话的总是最市侩排外的老师同学，出门听到的上海话总是公交出租司机的“册那娘逼”和路人的争吵。

我相信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可以用好方言，谈论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最高深的学问。但作为一个“外地人”，我从小没有这种体验。也许是推普的错，蒸发了善用上海话的“老克勒们”，也许也是上海文化的错，从张爱玲到王安忆，上海与傲慢、排外、民粹、市侩总是能无缝结合，老娘舅，柏万青，周立波，球迷......我记忆里的上海话被这些符号劫持了，以至于看《繁花》时总是出戏：金宇澄笔下那些“精英”上海人，在我的生活经验里从没出现过。我相信我的体验并不独有，至今我仍常看到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外地朋友，吐槽上海话对他们造成“精神污染”。

我对上海的感情则是更复杂的。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你来自中国哪里？我来自上海。虽然讲不好上海话，但我的父母住在上海，我在上海长大，我的户口在上海，外国人知道的也大概只有上海......更何况我又凭什么做安徽人、芜湖人？我也说不好芜湖话，我早已不了解芜湖，我喜欢芜湖的一些小吃，却吃不了辣的那些，多年的上海饮食习惯深入骨髓，炒青菜加糖的坚定拥护者......可我又喜欢不上生煎包，又忍不住吐槽上海汤包比南京苏州的都难吃，忍不住嘲讽过去认识的那些满口上海话的同学，那么那么多，都经父母照顾，进了国有银行、事业单位，并遵照父母愿望，只和上海人恋爱结婚。

我看着他们，感到上海人变成了自我蒙蔽、不图上进的同义词，他们很少创业、追求事业安稳。然而我知道他们本不应代表上海。离开了中国，我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发现上海人。在澳洲超市里碰见的那些，多半是出来旅游或带孙子的，他们和“上海的上海人”没什么两样。但我们在智利Patagonia也遇到了上海人，开一家“上海饭店”，老板娘听说我们是同乡，给我们做了榨菜炒粉丝。在南澳Bumbunga附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milk shop，老板也是一对上海人，我先生自以为说着普通话，却被老板仅凭一句话就听出了上海口音。在这些地球极偏远的角落里，我们总是遇到上海人，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创业经营，周边不要说其他上海人，或许其他中国人都罕见。

我逐渐明白，问题也许从来不在上海，也不在任何地方，问题在于“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留在故土、一生不挪窝的人，和身处异乡、独力打拼的人，太不一样了，甚至连主动还是被动地成为“外地人”都是很大的区别。我身边区分极明显的，是澳洲留学生vs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前者（尤其本科生）很多国内成绩一般、被父母送来澳洲，往往穿潮牌、住市中心公寓、盼着回国，后者很多在国内已工作数年，却主动辞职暂停一切，宁愿在澳洲的偏远农场从事数月的体力劳动，换取多一年的居留。

如今我很庆幸，父母早年迁居上海，让我成为一个“外地人”，也许这其中的影响要追溯到我的祖辈，他们从贵州、河南到安徽的经历，潜移默化中让我父母觉得做外地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才能在成家、有了我后，放弃芜湖国企分配的房子，来到上海一切重新开始。而在上海从小做“乡下人”的经历，也让我早早看透“本地人”的傲慢和无知，如今离开中国居住，也并不那么怀念。

去年六月我开始使用couchsurfing接待沙发客，初心是在家门口收集世界，也果然遇到了很多自称“traveler”甚至“nomad”的人们。我曾觉得nomad是一种太嬉皮士的自我标榜，毕竟真正的nomads如游牧部落或吉普赛人，在过去的世纪里已接近消亡。但现在我却越来越理解nomad的吸引力，“本地人”们为自己属于某个地域文化身份而自豪，我总是嫉妒他们，又伤感自己注定无法加入他们。而nomad则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地域文化而自豪，虽然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是nomad，但我能理解这种自豪的逻辑。相比之下，nomad的自豪难道不更高级一些？定居的生活更符合这个世界主流、也因此更轻松，游荡迁居、面对不同地区的排外要难得多，而我想永远赞颂这些迎难而上的人，是他们搅浑了水，也是他们带来了新鲜的希望。

今年和过去几十年比，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瘟疫在短期内杜绝了旅行，更可能在长时间里污名化全世界的旅行者。在国内，“外地人”们为了回到工作地千辛万苦，在世界范畴，旅行者们被指责为传播疾病的精英，本地人则是受害的穷人。我感到恐惧，却不能做什么。不回国，做个外地人，也许是我唯一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