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越因疫情封鎖的國界，我在巴爾幹腹地遊蕩了半個月

Chapter 1：偷越國界

此刻，我坐在貝爾格萊德市中心一間出租公寓的書桌前，回想過去幾天裏發生的種種事情。

時間剛過16點30分，天已基本黑透。歐洲的疫情仍然嚴重，塞爾維亞的防疫政策是17點關閉所有“非必要”的營業場所，包括商店、餐廳和酒吧。一座現代化城市由此恢復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時代，晚上六點多就給人一種到點上床睡覺的錯覺。

對塞國的防疫政策，我沒有太多抱怨，反而對眼下能坐在這間公寓裏心存感激。特殊時期，跨國旅行是奢侈的。從萌發前往塞爾維亞這個念頭開始，旅行計劃便以一周一更的速度變化著。隨著歐洲疫情的反復，這個旅行計劃從最初想坐夜班火車橫穿西歐，變成飛去巴爾幹四處行走，再變成只停留塞爾維亞一個國家，原來計劃的奧地利、意大利、波黑、科索沃統統捨棄，索性來一次塞爾維亞深度遊。

我是帶著一種逃逸的慌張感從法國斯特拉斯堡出發的。我所搭乘的、從瑞士蘇黎世飛往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的航班，被一再調整起飛時間，最後定到12月14日一大早起飛。我不得不提前一天前往蘇黎世。彼時，法國還在第二次封城期間，超過居住地20公裏的移動理論上都是禁止的。好在斯特拉斯堡位於德法邊境，離瑞士也不遠，前往瑞士巴塞爾的列車尚屬於城際通勤的範疇。但直到列車進入瑞士境內，我那顆懸著的心才徹底放下——終於避免了被罰款135歐元的風險。

比起飛行，我更喜歡火車。飛行的便捷犧牲掉了從一個空間移動到另一個空間的距離感，尤其是在中國，城市和城市之間一眼望去差異不是特別大的情況下，兩個小時的飛行不會讓自己感覺已經跨過了1000多公裏。

但蘇黎世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巨大差異，消弭了對距離感的犧牲。從物價上來講，蘇黎世一間膠囊旅館床位的價格，可以換到貝爾格萊德一間准四星酒店的房間，併且，還帶早餐。從城市觀感上來講，蘇黎世的精致和井然有序，更凸顯出貝爾格萊德的破敗。

甫一落地，東歐國家冬天特有的感覺撲面而來。和佈達佩斯一樣，貝爾格萊德陰沈，建築殘舊骯臟。畢竟沒有幾個國家的首都像巴黎那樣，有固定財政預算去清洗和維護城市建築。

但沈悶骯臟的錶象和貝爾格萊德蘊藏的文化活力及隨處可見的城市建設場景結合，又帶給人一種2000年前後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慌亂與生氣。連電臺DJ，商店、酒吧、餐館的管理者們也在配合營造這種氣氛——1990年代的歐美流行金曲時刻飄蕩在塞爾維亞城市的各個角落。它們和拉達牌汽車，前共產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巨大建築一起，帶領我們這些旅人經歴了一次感官的時間之旅。這種荒誕神秘的時間倒流感，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在巴黎也多少體會到了一點點——城市忽然回到了完全沒有中國遊客的時代，這是我在巴黎從未經歴過的。

Chapter 2：在密林深處

租車是我做得最正確的決定之一。

塞爾維亞沒有西歐那麽好的公共交通設施，人們好像也沒有在地區之間往來的巨大需求（或許是疫情的關繫）。稍微離開城市遠一些，道路就變得非常空曠。但空曠併不意味著好行車，由於高速公路的不足，各種省道、鄉村小路、山道就成為必經之路。有時往往需要花上四五個小時來走完一兩百公裏。

我從貝爾格萊德出發，順時針走了幾個重要城市和景點。自駕在一個未知的國度，時而會在心裏虛妄地生出一種騎馬馳騁於曠野的暢快感。

但從貝爾格萊德到南部城市尼什的這段路乏善可陳。經常在法國和德國鄉村開車的人，來到塞爾維亞的鄉村，會意識到唯美的田園風光併不是這個世界鄉村的全部真相。道路坑窪、泥濘，鄉村建築陳舊雕敝，偏遠地區蹣跚行走在道邊的多是些穿著破舊冬衣的老農人，時時在提醒旅人，這併不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妳又不得不走得更遠更深，塞爾維亞的精髓都隱藏在公共交通不便捷的深山裏，比如濕壁畫精彩至極的修道院，窄軌小火車和19世紀的木頭村落。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佔領的500年，也是塞爾維亞文化被摧毀的500年，唯有偏僻之地才得以僥幸生存。

我沒來得及看全所有被推薦的修道院，但幸運的是沒有錯過斯圖代尼查修道院（Studenica Monastery），它在1986年被評選上世界文化遺產。

從尼什出發，去斯圖代尼查，最後再去到落腳的弗爾尼亞奇卡礦泉鎮，這一天我開了大約四五個小時的山路。進入西南部山區，路愈發不好走，風景倒是美麗了許多。夕陽西下，散落在山間的小木屋，蒙著一層金燦燦的霞光，煙囪裏的炊煙把空氣攪得灰蒙蒙的，卻又添了一份氤氳。歲月在此時忽然靜好，欺騙著旅人拋開滿腹的煩心事。

到達修道院的時候已是太陽西沈的下午三點多，山裏的天總是黑得特別早，修道院裏有幾個修道士在活動，他們穿著傳統東正教修士服，蓄須、年輕，笑容靦腆禮貌。

很難用言語描述斯圖代尼查修道院濕壁畫的精彩程度，光線和教堂裏的氛圍肯定烘托了這些聖經故事的神秘感，但恰到好處的顏色搭配、豐富的層次、人物錶情的細致度也真正體現了中世紀塞爾維亞藝術的水准。而這僅僅是塞爾維亞藝術驚喜之旅的開始。

修道士的餐廳也對參觀者開放，我嚮一位修道士要喝的。“土耳其咖啡可以嗎？”修道士客氣地問。

為了更多了解這個巴爾幹半島歴史曲摺的國家，我在出行之前找了些書來看。其中一本就是英國歴史學家哈羅德·坦珀利出版於1917年的《塞爾維亞史：睏擾歐羅巴一仟五百年的火藥桶》。書寫得索然無味，錶現出那個時代歴史學家治學的主觀和不嚴謹。但是這本書給了我塞爾維亞大致的歴史圖景，讓我知道塞爾維亞許多中世紀修道院都在奧斯曼土耳其佔領期間遭到損毀。但今天，在塞爾維亞最知名的修道院裏，我能喝到的卻只有土耳其咖啡，歴史以如此荒謬的方式出現在我的旅程中。

這杯咖啡沒有價格，我在捐款箱裏放了些錢，作為對修道院維持和修葺的募捐。

那天，我在弗爾尼亞奇卡礦泉鎮度過了舒適的一夜，第二天起早趕往西南部度假勝地茲拉蒂博爾。沿途去看了希洛戈伊諾古村落和沙爾甘8字線的窄軌火車站，古村落19世紀初的木頭房子沒有引起我太大興趣，火車站倒是建得跟魔法學校似的。

一直讓我沒法忘記的，卻是到達窄軌火車站之前經過的一大片平原。那裏其實什麽都沒有，平原上零散建了一些度假屋，陽光透過雲層帶給大地斑駁。我想象了一下夏天的情境，坐在屋子的廊檐下發發呆，看看夕陽西沈，好像也是一種靜怡的美好。

這個國家國土面積不大，但地貌多變。從雲霧繚繞氣溫非常不喜人的茲拉蒂博爾開出去幾公裏，太陽又重回大地，溫度也舒適了起來。再往前幾十公裏，遇到一座叫烏日策的山城，好像縮小版的重慶，藏匿於群山之間。一路往北開，跨過薩瓦河，進入北部平原，車明顯多了，路邊時時出現一些工廠，經濟發展肉眼可見的比南部好。自從14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佔領塞爾維亞，大量塞爾維亞人北遷進入原本屬於馬紮爾人的，“更發達更文明”的地區之後，這個地區就始終“更發達”且“更文明”。

道路的艱難和巴爾幹人的火爆脾氣，催生出一個又一個塞爾維亞版“瘋狂麥克斯”。一路上每一次兩車道上的借道超車，都好像是一次豪賭，賭對嚮行駛而來的無論卡車還是小車，都一定會減速讓行。

那臺陪伴了我兩周，沒有倒車警報的基本版小車，終於在山區倒車的時候，撞上了堆在地上的圓木，給後保險杠留下了擦傷和一個小小的凹痕。

回到貝爾格萊德，我懷著忐忑的心情去還車，做好了簽一堆文件走保險流程的准備。租車公司工作人員拿到鑰匙環視一圈，卻只給我一句“everything’s ok”。或許對他們來說，與其和客人糾結無礙觀瞻的小傷，耽誤數天送去修理噴漆，倒不如准備好第二天租給下一個客人來得更劃算。

Chapter 3：創傷後遺症

除了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的城市大部分小，且乏味。

請註意，我併不是說它們不好玩。

好玩的城市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建築美麗，博物館、美術館、小店林立，行走其間，或者找個街邊咖啡館閑坐看路人，時間都會很愉悅地過去，比如巴黎，或者巴塞羅那。

另一種城市缺乏以上這些“硬件”，但出色的活動彌補了她們的不足。塞爾維亞的某些城市就是這樣，尼什在夏天有爵士音樂節，諾維薩德有EXIT音樂節，城市充滿生機，人們從全世界聚攏來，熱鬧多元。

但在沒有這些節慶的日子裏，尤其是疫情期間，連夜生活都被抹掉的時候，諾維薩德和尼什（塞爾維亞第二和第三大城市）還能剩下什麽留給我們這些孤獨的旅人呢？

諾維薩德的博物館尚有幾家博物館還開著門，給我的第一印象卻併不好。到達城市的第二天早上，我去了酒店附近的伏伊伏丁那博物館。工作人員友善地接待了我這個唯一的參觀者，但古老、傳統、昏暗的考古博物館陳設完全毀掉了參觀的欲望。那感覺如同滿懷期待地與一位美好姑娘第一次約會，見面的第一個璀璨笑容就露出了門牙上的韭菜。

但到了中午，馬蒂察·斯爾普斯卡美術館狠狠嘲弄了我的無知。這家美術館收藏的作品從16世紀到二戰後，從巴洛克、寫實主義、象徵主義，到維也納學院派、慕尼黑學院派，應有盡有，19世紀教堂木闆畫藏品更是獨門秘器。美術館的主辦者是塞爾維亞最古老的文學、文化和科學機構，美術館華麗的館藏和恰如其分的奢華裝潢好像在佐證這個機構的雄厚實力，無論是學術上還是財政上。它甚至在底樓展廳裏擺放了一張暗紅色法蘭絨長沙發，供參觀者安坐，享受被古典樂、古董家具和各個時期的藝術精品環伺的寧靜時刻，恍惚間將時空拉回到恢弘的奧匈帝國。

遊覽尼什所需的時間不超過一天，老實講，我也併不想花更多的時間去深度探索這座城市，因為這裏值得一看的骷髏塔、納粹集中營、用於軍事防禦的城堡，以及其它一些景點都在不停地告訴我：屬於塞爾維亞人的只有戰爭的創傷、創傷，以及創傷。

尼什是塞爾維亞曾經的統治中心，與諾維薩德不同，它長期被奧斯曼土耳其統治。19世紀兩次反抗奧斯曼土耳其的大起義，是塞爾維亞民族的驕傲。骷髏塔就是第一次大起義的遺跡之一，彼得·辛傑利奇帶領一支起義軍對抗一萬五仟人的奧斯曼帝國軍隊，結果連他在內有四仟人戰死沙場。奧斯曼軍隊將這些戰死的塞爾維亞人的頭骨壘成一座塔，以儆效尤。

塔建在當時的尼什城郊外，除了逝者家屬時不時偷挖頭骨回去埋葬，塔疏於維護，少有人關註，逐漸風化。戰役結束三十四年後，法國浪漫主義詩人阿爾方斯·德·拉馬丁完成了在中東的遊歴，返回法國途中路過尼什，他記述了看到這座骷髏塔時的場景：

“我來到尼什附近的曠野，驕陽似火，離尼什城一英裏處，我看到一座白色的塔矗立在曠野中，如教堂的大理石般閃閃發光。小徑將我引嚮它。我走進，在塔的陰影裏坐下小憩。正當我坐下，看嚮這座白色紀念物時，我發現這座好像是大理石或者白色石頭制成的高墻，其實是人類的頭骨堆疊而成。這些頭骨在日曬雨淋之下變得愈發蒼白，頭骨上沾染了一些沙子，有些頭骨上殘留的幾縷頭發像地衣或者苔蘚一樣在風中飄蕩。

強勁而新鮮的風從山裏吹來，穿過頭骨上的許多空腔，發出悲傷而痛苦的哀鳴……我的眼睛和我的心迎接著這些勇者的遺骨，這些被砍去的頭顱，匯聚成了家園獨立的石冠。”

這段文字現在印在骷髏塔博物館的展墻上，幫助參觀者回想往昔，將近兩百年前發生在這個小國裏的英雄事跡，早已成為浩瀚史海裏無人關註的一則小事。

Chapter 4：美麗的姑娘，再見

戰爭的創傷在首都貝爾格萊德延續，時間也更接近現代。

在市中心，塞爾維亞國防部門口綁著一條長長的噴繪橫幅，上面用塞爾維亞語和英語寫著“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心臟和靈魂”。橫幅綁在兩棵樹上，因為沒有計算好長度，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一部分內容，直擊心靈的語句因為橫幅的陳舊和懸掛方式的潦草而顯得窮盡氣力。但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科索沃都仍然會是塞爾維亞人心裏一塊好不了的瘡疤。

14世紀以前，在還沒有被奧斯曼土耳其佔領的塞爾維亞的輝煌年代裏，科索沃才是塞爾維亞人的核心家園。在英國歴史學家哈羅德·坦珀利的那本書裏有這麽一句話：災難有時候會激起併加劇塞爾維亞人的民族情緒，但只要科索沃的歌聲響起，只要還有一個塞爾維亞人，無論在什麽地方，只要他吟唱著科索沃的歌曲，塞爾維亞就都將永遠存在。

這本書出版於1917年，坦珀利教授於1939年逝世，這位歴史學家自然無法預見到二戰以後直至今日如此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如今科索沃這片土地上居住的大部分是阿爾巴尼亞族，這個地區自行宣佈為“國家”也已經過去12年。

老人們仍然對那個叫做“南斯拉夫”的國家念念不忘，無論是二戰以前的“王國”，還是二戰以後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作為後者的奠基和領袖人物，鐵托無疑是成功的。這位化名瓦爾特的同誌不僅保衛了薩拉熱窩，還是一位外交高手。他是不結盟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在冷戰期間，作為一個夾在東西方兩大勢力中間的國家，雖有社會主義之名，卻併不靠嚮蘇聯。在各自選邊站的冷戰年代，鐵托把一副爛牌打得風生水起，他可以和曾經決裂的蘇聯修復關繫，也可以邀請英女王訪問，讓南斯拉夫成為東西方溝通的橋梁。1980年，當這位鐵腕政治人物去世的時候，全世界只有20個國家沒有派代錶團參加他的葬禮。而派出代錶團的國家裏，有38個是由國家領導人親自帶隊的。縱觀二戰以後的歴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享受過如此高的禮遇。

二十多年過去了，一代人成長起來，“南斯拉夫”在他們出生時就已經是一個歴史名詞。鐵托和他的夫人被安葬在貝爾格萊德近郊的鐵托墓裏，每日俯瞰著這座城市，安靜地甚至有些寂寥。

後來那場結束於北約大轟炸的戰爭也逐漸隱沒於時間長河，在被炸毀的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遺址上，一座嶄新的中國文化中心幾近完工。大概只有隱藏在貝爾格萊德某些不顯眼角落裏的殘破建築，或者諾維薩德多瑙河上那兩個鋼筋混凝土橋墩還在用最後的力氣呼喊著往來的人們記住那段歴史。

如今，作為南斯拉夫的繼承者，塞爾維亞只是一個處在地緣政治夾縫中的小國家。歐盟的農業發展計劃、俄羅斯的能源產業、中國的通信和基建在此爭奇鬥艷，這片土地的主人卻沒有多少談判和轉圜的余地。

我對於南斯拉夫最早的記憶，來自兩部曾經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電影，一部是以鐵托為原型的《瓦爾塔保衛薩拉熱窩》，另一部是《橋》。後者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也因為電影的關繫在中國傳唱一時。

我剛搬來法國的時候，聽到很多街頭音樂人演奏和演唱這首歌曲，很不理解為什麽如此老舊的南斯拉夫電影主題曲還會在巴黎流行。後來才知道，這是一首二戰意大利遊擊隊的歌曲，原名叫做《Bella Ciao》，翻譯過來就是《美麗的姑娘，再見》。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左翼思潮全球大流行的時候，這首歌曾經被改編成各種語言的版本。有趣的事，在我所能找到的這些翻唱版本裏，都保留了“Bella Ciao”（美麗的姑娘，再見）這句意大利語。唯獨中文版，把歌曲名稱改成《啊朋友再見》，同時也在歌詞裏用“啊朋友再見”代替了“Bella Ciao”。

在某個年代，愛情和姑娘似乎是不夠格和偉大的事業相提併論的，這非常不嚴肅，我想至少有些人是這麽認為的。

Chapter 5：燉肉的高手

每一個塞爾維亞人都是燉肉的高手。

像所有的東歐城市一樣，貝爾格萊德的冬天也終日灰蒙蒙的陰冷著。復蘇經濟和控制疫情這兩個主題在城市裏纏鬥，所以我也不知道周末是否有情緒出門去幹點兒什麽，或者能夠幹點兒什麽。

酒吧和咖啡館的老闆們也搞不明白。他們隨時等待通知，能開業的時候就興高採烈地招呼一群熟客來聚會，仿佛這不是一個營業日，而是一個老友歡聚的契機。這讓我想起曾讀到過的法國南部一個小酒館老闆的傷心獨白，他併不為生活發愁，因為可以得到政府的疫情補助。但心情總是郁悶的。小酒館的意義是和熟客們的交流，日常社交場景的缺席，最讓人抑郁。

在某個得到了營業通知的陰沈沈的周末，我在貝爾格萊德市中心的一個園區裏閑逛。一家搖滾主題酒吧吸引了我，確切地說，是酒吧門前一口鍋裏咕嘟咕嘟的燉肉吸引了我。

“進來吧，我的朋友。”老闆熱情招呼，“我正在給大家准備三明治，免費的，進來吃一點，或者帶一份走。”

我走進去，在吧臺前坐下，心裏有些忐忑。室內聚眾飲酒，當然要承擔感染的風險。但酒吧、搖滾樂、啤酒，和免費的三明治，其中任何一樣都在疫情當下的生活裏缺失得太久，誰又能抵擋得住疊加在一起的誘惑。

那天下午，我品嘗到了一點久違的正常生活的滋味。那滋味香甜可口，有如春天草地裏和煦的暖風。

老闆的肉燉得入味而酥爛。在塞爾維亞，烤肉和燉肉從未讓我失望過。我在尼什的一家小烤肉店裏第一次品嘗到塞爾維亞漢堡，價格實惠，烤肉餡用料十足飄香可口。在後來的許多個17點之後無處安放的夜晚，是塞爾維亞漢堡解救了饑餓的我。小店開在肉鋪邊上，營業員是完全不會講英文的大媽，這樣的小店走到哪裏都會是不錯的選擇。

不知道是不是肉食的餵養，塞爾維亞人有著令人羨慕的平均身高，在貝爾格萊德街頭，超過190公分的小夥子摟著將近180公分的姑娘走過，除了我這個來自亞洲東南部的小個子，恐怕不會引起任何人註意。這個國家的男女籃男女排都是公認的世界勁旅。而我所生活的法國，人們好像是在從發源地非洲嚮北歐進化的過程中被上帝突然叫停了腳步。好在他們不安分且渴望繼續進化的雙腳併沒有停止倒騰，這讓法國人在足球場上所嚮披靡。

塞爾維亞也不缺小巧可愛的姑娘。在貝爾格萊德城市博物館，我就和幾個小巧可愛的美院姑娘聊得非常愉快。她們和我聊得眼睛泛光，我知道這多半不是我的個人魅力有多強大，而是得到了巴黎光環的加持。巴黎這座城市對女孩子們尤其是藝術生有著強大的吸引力，那幾個沒有離開過塞爾維亞的姑娘，對巴黎有一堆問題想要得到答案。

不過我總認為巴黎的當代藝術是缺乏活力的，而貝爾格萊德卻讓我驚艷。這幾個姑娘當時正在為藝術家Vladimir Lalic的展覽擔任講解員，Vladimir的作品裏雜糅了暴力、悲憫、童話和苦難，交織出一種力量。他的作品和城市博物館調性一致，那家博物館除了一樓的科索沃戰爭圖片展和二樓的臨時展廳以外什麽都沒有，但它們又像是廢墟荒地，必然蘊藏著勃勃生機，總能滋養出生命或者藝術的花朵。

不管是Vladimir Lalic，或者19世紀末期的畫家Vlaho Bukovac（我在一家畫廊裏看了他的回顧展），又或者是出現在塞爾維亞當代藝術館裏形形色色的當代藝術家們，都值得擁有比現在更高的知名度。這大約是旅行的又一種動力，被資本和資訊壅塞和蒙蔽的生活，需要我們主動出擊，去尋找讓自己為之耳目一新的東西，無論是對腦袋，還是對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