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个未曾谋面的兄弟：江绪林 | 《野兽爱智慧》

野兽按：这篇文章初稿写于2016年2月24日，当时被江绪林的自杀所触动，思考起中国有理想情怀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以及如何在边缘化的命运找到扎根的力量。经过四天的观察和思考，写就了一篇长文。并且在陈寿文微信公号上推送了。2020年2月24日在端传媒读到余杰的这篇《余杰：谁，又能免于江绪林的绝望？》，这是一次迟到了四年的阅读。如果2016年我能读到这篇文章，相信我对江绪林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和全面。此刻是2020年3月19日凌晨1点38分，心中有个强烈的冲动要为四年的这篇文章写个修订版。先把出版放上，修订部分放在后头。

1.

2016年2月20日（周日）看到“经济观察报书评”推送的一篇文章《江绪林：生命的厚度》，才第一次知道江绪林老师自杀的消息。江老师在文中提到：

使得我格外好奇的是：相比于高华，梁漱溟个人或许经历和见证了更多的苦难、动荡和险恶，可是梁漱溟的论述却流露出更多的从容、豁达和乐观；相较之下，高华对启蒙价值的认受虽然诚挚，却显得那么脆弱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阅读《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过程中，我有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印象和解释：梁漱溟的思想是基于其丰厚的个体生命的，而高华则没有机会获取类似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度。而正是丰厚的个体思想和生命使人有力量从容而豁达地承受命运的动荡和历史的冲刷。

后在唐映红的psy-eyes公号上看到《心理学问答：作为基督徒的江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一文。他认为：

在昨天，整个社会的官媒纷纷姓党的同时，华东师范大学的江绪林老师却选择了自杀。前一事件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的，本来就是私生子，冠父姓不过将藏着掖着的大白天下罢了。后一件事却令人感到唏嘘，江老师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选择自杀，这多少都有些令人震惊。

虽然从心理学角度，任何一起个体的自杀事件都有着复杂多维的许多因素交织，特别是人格特质的因素会在个体持续一生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最终的行为选择。特别地，当特异性的情境因素诱发或激化，那么长期潜抑的自杀倾向就可能凸现出来，而促使个体做出自杀的行为选择。例如，抑郁倾向的特质，如果在长期弥漫的压力下面，就可能促使个体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选择自杀。所以，在不了解江老师本人的心路历程，也不了解他所处情境给予他怎样的压力，以及遭遇到哪些具体的生活事件，旁观者不能，也不应该妄言其自杀的原因究竟为何。

江老师从其一贯的言行上看，他有着超越大多数人的道德感，有着更为强烈的社会理想诉求和利他倾向。而其所处的社会，却有着人类史上罕见的自私、败坏和狭隘。也就说，从人性的多样性的角度，江老师放诸任何社会人群，都是属于具有更强利他主义倾向的少数人；而他置身的社会，又有着相比于任何社会都有着更加不道德和败坏的文化。这就势必造成一个极端不道德的社会对道德的人的更为突出和加重的冲突。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置身在不道德的社会，可以沉默、退缩、犬儒，甚至迎合、推波助澜，而不至于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推向极致。但对于江老师这种特质的个人而言，即使沉默都是不道德的；而发声又受到压制甚至压迫，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随着社会道德的越来越沦丧，社会文化的越来越败坏，最终压垮了个人的坚守，哪怕这种坚守有着基督教信仰的支持。

除了在朋友圈分享了这两篇文章以外，我还将这两篇文章分享到深圳北望兄创建管理的“读享”微信群。

当天群里没什么反应，当晚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知名学者江绪林为何自杀？读完他的这两篇文章便明白了》，读完后对江绪林兄弟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这篇微信很快就被有关部门给删除了。

2

第二天（2月21日）我有个直觉，如果他身边有温暖的爱他不会离开，他生命中应该是缺少持久深刻的男女之爱。

然后看到了一篇他的学生文雯写的《今夜无眠：杀死江绪林的，是我们的不作为》，里面说到：

其实我们所有同学都知道，让江老师选择死亡的，并不是他学术上的寂寥，这一点他恰恰内心丰盈，而是他的凡人心，精神上，他渴望交朋友，但他低就不来；想要谈恋爱，可他压根不会把妹，至死也不知道拥抱女孩是什么滋味，常年直住在招待所里，常年被驱赶。

而这一点，我们做学生的，全然都知道，我们嘴里说这敬佩，却从不给予半点温暖。我们都多次在微博、微信、状态留言里看到江老师表达想要自杀的倾向。但每每却私下说：“诶，你觉不觉得江绪林是个神经病”，然后相似一笑，没了下文。

我以为一天到晚说要死的人，不会真的死，虽然我知道他是真的抑郁和悲伤。而昨晚他真的走了，在微博留下一封遗书和黑白照，他选择了一条救不活的死法，上吊自杀，而我至今不愿相信。

一夜之间江老师刷了屏，无数学生在微博下点着蜡烛为他送行，为他祈祷，为学界惋惜，而千千万万个我们之中，竟无人给予过他一个拥抱。

我们以为我们足够悲伤，对得起这份师生情，而事实上，我们都是沉默的杀手。没有人的内心是真的走不进的。

周日的跟进分享，引起了一些群友的回应。吴晓兵兄分享了一篇《江绪林：死亡是生命最后的庇护所》，里面是整理了最近半年发布的微博。

哀叹。每年都会去香港两次，近年越发感觉香港日益成为焦虑煎熬之地。一个朋友曾说喜欢的是香港有一种时尚而灵动的温柔气质。但这种气质是需要沉潜的意志力量守护的（政治的、宪法的甚至军事的）。随着虚置的主权力量归位，香港是缺乏同质的意志力量守护的，因而迅速枯萎。2015-10-21

时尚的商场，我与一位极优雅的女人擦肩而过，禁不住贪婪地瞪了她一眼，目光相遇的刹那：我知道我配不上她，她也明白这一点。然后，我回去继续言说、发微博，俨然遗世独立、孤花自赏的正义者；而她，则像叶卡吉琳娜或普鲁斯特笔下那不诉诸文字的真正上流社会的人物一样，在无言的无邪中绽放并隐匿。2015-11-9

来研究生公寓旁的“石二锅”吃火锅，碰到两位美女也在这里，只是快吃完了。我让她们吃完先走，不用等我，我自自在在慢慢吃。结果美女们走的时候，在前台替我买单了：有点不自在……2016年1月6日

不知为何，向来不爱说自己的经历的我开始分享我生命曾经走过的日子，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想起当初我和绪林兄一样，内向不自信，活在理念世界的日子。

2003年10月26日到北京，是由于在论坛上认识了一些能谈论哲学，历史，思想的朋友，还是想认识的一些老师，比如翻译哈维尔文集和米奇尼克文集的崔卫平老师，北大的贺卫方老师还有清华的秦晖老师。

3

到了北京后，我成了讲座族，之前应宁宵宵之约，曾经在《世界博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我的讲座族生活》。

我的第一次讲座经历是听当时的《江南》杂志主编讲创作，演讲后一位女同学提问，提到了王小波，问主编大人如何看这位“文坛外高手”，主编对王小波不以为然，觉得炒作一个死人很无聊。这反而让我产生了兴趣，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思维的乐趣》，然后读得在床上笑着打滚。

开始相信王小波所相信的：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而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

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

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长知识。而增长知识，除了阅读之外，听讲座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甚至在开始阶段胜于阅读，身教甚于言传。一个学识才情融会贯通的人演讲时是魅力无穷的，你会觉得他就是智慧本身。2003年在浙江工业大学听了一次贺卫方先生的讲座，如沐春风，学人当如此。实不相瞒，这也是我那年10月下定决心投奔北京的缘由之一，我想北京像贺卫方的学人应该不少，常听他们的课和讲座将是非常幸福的事。

当时我常去世纪中国网站，该网站有东方杂志栏目，该栏目登载了过城市生活系列文章，请当地的作家写当地的文化特色。里面有一篇尹丽川写的《何谓精神生活--以北京为例》，里面提到：一座城市之所以兴旺，是因为这里的包罗万象使得人们能够选择和各取所需。交流是这一切的前提。所谓交流，就是各人带来自己的产品和想法，再带走别人的。因为交流，局部才能汇聚、拼贴为整体。因为交流，才会不断涌现新生事物。城市具有的开放性是城市魅力的根源，这与农村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并不是说农村相对单一的生活劣于城市多样性的生活--人们有权选择单一性的生活，但人们更有权知道还有另外的多样的生活方式存在，并最终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

那些最迷人的大城，无一不是最具包容性的城市。北京事实上已成为了今日中国最具包容性的城市：任何一种生存方式在这里都是可能的，尤为吸引人的，是你可以在此找到同道。我见过多少人窒息在他们的家乡，因为无人说话而独自借酒消愁。而在北京，你总能在一个角落碰到和你际遇相似的人，即使你碰不见，在心理上也觉得有那么一些人与你同在。没有人赶赴北京定居是为了享受人生。这里没有蓝天和新鲜空气，没有美好的河水，没有成都的吃和上海的时尚，简言之，没有光鲜诱人的物质生活。但如果你想在这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声音以最快的速度被别人听到，那么还是请你来到北京。在这里，有无数血红的舌头；在这里，话语即一切；在这里，或许你说得更多，或许你什么都不想再说。

在北京，我成了讲座族，听了不可数的讲座，见到了许多我欣赏喜爱的学人，还与他们合影留念。钱理群，袁隆平，江平，张思之，茅于轼，王石，多多，刘永好，徐友渔，崔卫平，贺卫方，吴思，徐贲，秦晖，陈平原，展江，陆建德。…………老一辈学人的人格魅力让我振奋，中青年学人的洞见让我恍然大悟。

从2003年到2007年，我到处听课，阅读。等于又上了一次大学。但一直有个疑问，没有得到解答。是的，这些老师描述什么是美好社会，说的非常清楚。但一直没说明白对于个人来说，如何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以及如何造就美好的社会这个大问题。

于是，我又回头看我在1997年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人本心理学家的著作，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人性能达到的境界》《自我实现的人》，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健全的社会》《寻找自己的人》，罗洛·梅的《爱与意志》《创造的勇气》《自由与命运》等著作，在《马斯洛传》里发现马斯洛晚年的研究重心是在超个人心理学，他还修正了他最有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最高的需要层次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超越自我的灵性需要。

4

2007年春季地坛书市，我在我最爱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摊位上淘书，淘到一本破旧的《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回家一读，惊为天人。发现肯恩·威尔伯的定位归纳法将我以往的所有知识碎片都整合了，且对接上了我之前的人本心理学阅读，并且指出了超越自我之道。

2007年5月第三遍读《恩宠与勇气》，19日20日21日三个凌晨兴奋地写下了三篇读书笔记《长青哲学的七个重点》《自他交换》《自我意识成长的九个阶段》，并且5月24日发布在该书的豆瓣主页：http://book.douban.com/review/1159470/

《恩宠与勇气》一书对我的影响不单是让你在头脑上明白了怎样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更重要的一点是让我放下了我过往渴求灵魂伴侣的幻象。如2011年我接受心探索李婧采访提到：

心探索：你对爱情有过什么期待？会有那种对“完美爱情”的想象吗？

陈寿文：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在经历爱情之前，就有不少对完美爱情的想象，可能因为期待太高，到28岁才开始谈第一场恋爱。由于我比较爱看书，所以可能也有不少看书时形成的期待。比如看了马斯洛那几个层级的理论，我就很期待那种“自我实现”的人之间的爱情；看了弗洛姆《爱的艺术》，就会期待未来的对方一定要是个成熟的、独立的、有爱的能力的人。后来才发觉这都是幻象。

心探索：那你遇到现在的恋人的时候，是已经放下了这些想象吗？

陈寿文：我觉得后来之所以能遇到她，正是因为我已经放下了一部分期待，不再对那个“完美伴侣”有一个什么标准。所以她绝对不是我过去所想象的“完美伴侣”的样子。比如我过去可能会想象完美伴侣是高高瘦瘦的，她就不是这样的；再比如我以前期待完美伴侣会很温柔，可是她脾气就很暴。这都跟我理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我放下了期待，就可以看见更多的东西了。

心探索：那你遇到她的时候，她也同样放下了这些期待吗？

陈寿文：她刚开始还是有蛮多期待的。我们两人不同之处有很多，不少东西都是不断地磨合。但当你没有幻觉了的时候，就会觉得人不是一定要去改造对方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对人已经没有改造欲了，不过她当时还希望把我训练成符合她的需求啦，哈哈。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她这种“训练”对我本身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也帮助我，打破了我另一层面上的幻象：比如我过去可能总是幻想要怎么改造社会，我会去读各种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的各种问题，结果反而往往忽略了自己，就容易陷入一种太往内的阶段啦，发展不太平衡。人其实应该内外平衡啊。而她完全是外向型的哦，她来之后，就“训练”出我很多现实生活上的能力，让我也会更注重自己的身体。

真爱应该是由自己创造的

心探索：那其实你最开始和她相处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痛苦、不好的感受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把这当做一种修炼的过程了，因此反而从中获得了力量，是吗？

陈寿文：可以说基本上是吧，因为那时候已经接触了身心灵领域了，有了一定的觉察力。不过说到这里，我却觉得需要感谢她，因为她是让我能够进入身心灵圈内的一个很重要的助缘。当时我们都喜欢读书，常常会相互赠书什么的，到07年9月的时候，她约了一个胡因梦的专访，她觉得我看的比较多，更懂一些，就让我去做这个专访，我就在那时和胡因梦认识了，然后08年就开始参加读书会，在读书会上又认识了更多这个圈子的人，一起共修什么的。

所以说她虽然不是身心灵圈子里的人，但是却是她把我真正领入了这个圈子。有的时候我会想，假如我03年没忽然决定从杭州跑到北京来，也不会后来遇到她，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呢。

心探索：你觉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最真实的对方吗？

陈寿文：我觉得我现在基本是到哪都会愿意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了，她可能在外面会有一些保护自己的外壳，但是在家里也会展示很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身心灵很讲一个“身教”，就是你自己喜乐了才能影响别人喜乐啊，不要一整天用一大堆的术语概念去轰炸别人。我能做到的就是努力让自己更真实，更喜乐，这样她也很自然地也向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玩，整天乐呵呵的。

心探索：就目前来讲，你会对爱情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陈寿文：我觉得就目前我们所使用的“爱情”这个词语，本身就附着了一大堆的幻象成分。很多情绪伪装成了爱，比如占有啊，嫉妒啊，控制什么的，很多人认为这些就是爱，其实只是一些情绪而已。多少罪恶以爱而行呢？

不过放下幻象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多人有的时候明知道这是自己的幻想，却依然无法放下。尤其是女孩子，能够独立自主的女孩一般会好一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女生往往更容易把幻想和期待完全寄托在对方的身上，因为她觉得只能依赖别人来生活。这也和身体有一些关系，身体不够健康通畅的话，能量也会不够，不太容易有勇气去冲破这些幻象。男生也是一样。

去除掉幻象的“爱情”其实就是那个最原本的“爱”。 我们是要去学习这个爱的能力的。很多人都在感叹没爱情，说什么世界上没有真爱啦，但真爱其实应该是由你自己创造的。爱最后绝对不会只限定在两个人之间，而是，你越能够有大爱，反而越能好好地爱一个人。

5

2月24日，看到刘擎的这篇《追忆与启迪——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的悼词》，也印证了我的一些猜想。

绪林短暂的一生不同寻常。他在1975年2月出生，五岁时母亲不幸病故，十二岁时又失去了父亲。此后靠姐姐江寿娥含辛茹苦地抚养他长大。坎坷而清贫的早年没有埋没他求知好学的禀赋，绪林从湖北红安的乡村走进北京，先后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后来在香港浸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绪林是这个多难家庭的荣光，他对姐姐怀有难以表达的深厚感情。他对姐姐言语不多、时而困难，甚至许多年没有回家探望。但他一直给姐姐寄钱，还为姐姐在县城买了房子，尽己所能报答养育之恩。姐姐，在此请接收我们深深的敬意，请您节哀，保重身体。您能过的好一些，是绪林由衷的心愿。

是的，绪林是现代学院中的一枚“珍稀植物”，珍贵而稀少，却在一个早春的寒夜骤然夭折，这让我们无比痛惜。这枚植物又是孤独和忧郁的，格外需要温情与关爱。他缺乏朋友吗？与流传说法相反，绪林身边一直有自己的朋友。他当然不是那种喜欢社交活动的人，尤其不善于泛泛之交。但他周围有自己愿意交流的朋友。

但是，总有一个问题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朋友”意味着什么？对绪林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通常所说的友谊最终不足以帮助绪林应对内心的绝望？此刻，这个未解之谜变得如此沉痛。

绪林最初给人的印象是谦逊、腼腆，少言寡语。但熟悉之后会发现，其实他非常生动，兴致来了可以很健谈，时而机智，时而倔强，有出其不意的幽默感，他是格外敏感的，也善于倾听和理解对方。但与此同时，在他身上总有一种局促不安、一种不自在的气质如影随形，时隐时现。即便在非常熟知之后仍然如此。绪林也对我隐约谈及他的几次恋爱经历，有的长达半年之久，有的昙花一现。最后一位恋人是90后的女生，当时我真心为他高兴。但几个月前绪林告诉我，因为感到“无法给她一个好的未来”，他提出了分手。许多女生可以远远的欣赏他、钦慕他甚至崇拜他，但接近之后却难以与他长久的朝夕相处。

我猜想，绪林的许多朋友在和他接近到一定程度时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在通往更加亲密的关系时，变得举步维艰或不知所措。我的一位学生说，“我们大部分人的心灵都会有那么个庭院，愿意让朋友进来喝茶聊天，江老师也愿意。而人心深处的那个小木屋，大部分虽然上了锁，但也是有解锁的钥匙，江老师的却有点像死锁，或者连环锁，难以打开。”

我自己最终也未能进入绪林心灵深处的“小木屋”。大概是因为愚钝，我找不到钥匙，或者因为畏惧，我害怕冒犯，不敢破门而入。是的，绪林的确有自己的朋友，也有过心爱人的。但他始终没有获得那种深入而持久的亲密关系，那种能温暖地滋养他、陪伴他和支持他面对内心孤独和焦虑的友爱与恋情，那种温润而强健的感情依靠。

在和绪林的交谈中，只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暗示，他应该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但这个令人不安的话题断断续续地难以持续，随后就转变为哲学化的谈论。心理咨询行业是现代性的发明，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心理问题，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对深刻的人性问题。我和他都能熟知这种观点，这背后有大思想家的背书，我们甚至都不用提海德格尔或者福柯的名字。

那一次我迎合了绪林，错过了一次机会。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在海德格尔和福柯基调之下讨论人生。但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虚荣！如果那些永恒的哲学与宗教的大问题终究需要无尽的求索，而焦虑和孤独又危及着生命，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架子来寻求专业心理技术的帮助而要傲慢地鄙夷它？的确，心里治理或许只能缓解而不能解决内心的问题，但至少可能给了我们迂回周旋和时间，或者能改换一种心境，让我们能重新上路探寻那些永无解答的奥秘。

绪林的气质中惊人地缺乏周旋、妥协和迂回的现实主义态度。他渴求的理想之光如此夺目，以至于自己被屡屡灼伤。他为自己确立的标准，无论是道德的、学术的还是信仰的标准，都如此之高，而对自己的反省又太过真诚，以至于苛刻。在这样的标准下，他时常感到自己（用他自己的话）在道德上是“卑下的”，在学术上是“平庸的”，在信仰上也是“未曾虔信”。他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自己，接纳如其所是的自己。他内心的搏斗和挣扎惊心动魄，以至于精疲力竭也未能与自己和解，最终，如其所言，“死亡是生命最后的庇护所”，选择以生命的决然中断来安顿自己， 

今天来这里送别的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其中有不少受到绪林理性主义气质的感召。我想在此诚恳地忠告孩子们：理想主义是可贵的，但健全的现实感以及审慎、妥协甚至迂回的精神也同样是可贵的品质，也同样有古典思想的渊源。追寻理想的道路漫长，请每个人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走得慢，才能走得更远。但在另一面，对于精明于功利、甚至老谋深算的流俗风气，绪林的真诚与理想主义气质是一道格外刺目的光芒。同时，绪林的经历也启发我们，在一个有原子化个人倾向的社会中，包容和宽怀是必要的却是不够，友爱与团结也弥足珍贵。我们不仅需要专业同行的讨论群组，我们也需要寻求一种更积极和热忱的精神的、智性的友爱共同体。

6

从刘擎老师的文中得知绪林兄弟的出生年月是1975年2月，发现他是北交射手族群。而如Jan Spiller在《灵魂占星》中所言：

应避免的陷阱

对北交射手的人而言，缺乏安全感是他们的致命伤。“如果我能迎合别人所想，他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我就能获得安全感。”这种心态让他们无休止地追寻信息——一旦我了解了事实，就知道怎么做最好。事实上，这是个无法填满的深渊，哪怕对别人了解得再深，也不足以确保他们说出最恰当的话。他们要做的是放下控制，听从直觉的召唤。唯有信赖并追随自己内在的声音，才能展现他们的完整性，吸引适当的人前来，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感与心灵的平静。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再多的信息也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真相。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超越逻辑、追随直觉并证实灵性的启示。只要予精神指印以信任，他们就能对周围的事拥有正确的认知。

真正的渴望

该族群的人最想要的是与别人相连。他们希望得到周围所有人的赞同——从了解、接纳、支持到肯定，都是他们的渴望。为达目的，他们不惜试图操纵别人，以求对方按照他们的方式思考。这些人以为凭自己对别人的了解，完全可以说服对方赞同他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若想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专注地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对北交射手的人而言，追随直觉是一切顺利的关键。只要他们以灵性真理作为生活或说话的凭据，新的合适人选就会取代不称职的伙伴，同道中人也会被吸引前来，与他们分享相通的价值观，成为他们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天赋/职业

这些人的直觉异常灵敏，在精神领域天赋出众，甚至拥有“读心”的能力。在跨国的交流中，他们往往有卓越的表现。运用自己的能力寻求解决之道，这能为他们赢得快乐和经济上的成功。任何一种能对大众传播自己的理念、推广自己所信奉的目标的职业，如律师、宗教或精神领袖、教授、出版、广告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这个族群的人来说，了解别人的思考模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能够捕捉失败或灾厄的征兆，预见可能的结果。以语言传达直觉所预见的内容，他们能够轻松地开拓双赢局面。然而，若以了解并报道别人的想法为目标，恐怕他们很难取得成功。若工作围绕着世俗且现实的内容，他们很可能遭遇意料之外的伤害，被不安与恐惧缠绕。若能利用写作和表达的天赋传播灵性真理，他们则能获得莫大的好处。

预测

由于缺乏安全感，北交射手的人会将大把的时间用在揣测上，这是个漫长的煎熬过程。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所有追求社会认同的前世都告诉他们，必须依赖别人，他们也已然习惯作为他人生命的一部分，并因此失去了与自我的联系。而此生的剧本已经改变，他们必须信任直觉，凭自己的力量生活。以逻辑推敲直觉，只会让他们困惑。

对他们而言，这个过程会异常艰苦，内在冲突不休，仿佛悬在空中无法踏上实地。他们能够看清某个决定的正反两面，在仔细考虑所有可能的分歧后，他们很容易陷入绝望——这似乎是个无解之局，处处都与失败挂钩，到底该怎样应对不同选择导致的失败？不断从这样的负面角度思考，只会让他们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若真正想赢，就该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问日，譬如别人能够给自己怎样的帮助。只要他们下定决心，宇宙就会来帮忙，所有的事情都会顺利地进行。

然而，“下定决心”并非易事，他们很可能在这之前将周围所有人弄得神经衰弱，因为他们希望与每个人核对每一项决定。唯有好朋友才能辨别出他们真正追求的是何目标，并引导他们回到最初的直觉上。因此，若想梦想成真，他们需要朋友的帮助，这种需要甚至到了一个自己难以预料的程度。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生命本身的精神协助，事实上，只消他们敞开自己，这种协助唾手可得。

以“宏观的角度”自然生活

对北交射手的人而言，逃离社会颇有助益。不妨多在户外活动，多多接触大自然，这有助于他们忠实于自己，还能加强他们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大自然能赋予他们宁静，提醒他们有比操纵别人更有价值的事，赶跑一直纠缠他们的烦扰心思。若能在乡间度过一些时日，那是再好不过的，他们能拥有更开阔的观点。倘若在人群和城市里耗费太多时间，会给他们本就超载的大脑增加负担，甚至造成思维的短路。

与动物共处也能涤清他们的杂念，让他们放松。只要环境中有单纯、简单而真实的生物存在，他们的能量频率就能稳定下来。若能以动、植物那般单纯的眼睛看世界，他们必会受益多多。不妨练习专注于简单的事物，这对他们很有好处。

除此之外，海外旅游也是不错的选择。语言不通、思考模式更难以琢磨，这令他们不得不以简单而基本的方式待人待物。他们将领略同类的纯真与美丽，如风俗、礼节、穿着和交流方式。或许在他们心中，令自己舒畅的是这种简单的文化，事实上，给予他们享受的是看待世界的单纯眼光。

这些人渴望纯真，而这要求他们欣赏别人的 “表面价值”，并相信自己的直觉。唯有先简单并坦诚地面对自己，他们才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别人。若自己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便会相信别人并无不良居心。如此一来，他们的大脑会轻松得多，而他们的生命也会更加愉悦丰美。

无论处于哪个层次，他们都必须回归自然。我有一位北交射手的客户，养了一只小狗。有一天我去拜访她，她正心烦意乱地频频看表，因为遛狗的时间到了，小狗却在睡觉。她眼中所见的唯有那些规则，却与实际情况脱了节。既然小狗在睡觉，那就由它睡吧！这是他们必修的一课——跟随生命的自然秩序，相信一切都有它的规律。

应避免的陷阱

这些人渴求一个能令内心平静的观点，因此常常追随别人的信仰体系。或许短期之内，这种体系有些作用，他们甚至会将之奉为“唯一真理”，恪守界限绝不逾越。而这很容易阻碍有意义的沟通，因为在深入交流之前，他们就会要求对方服从于自己的言语和观点。问题在于，他们想凭借逻辑追寻真理，然而逻辑若想起作用，特定的假设就必须获得双方的认同。他们所信奉的哲学能令他们舒适，却不能令他们独立超越已有的体系，更勿论找到真理。他们习惯以理性为武器，难以与真理本身的能量接通。

对北交射手的人来说，暂时采用别人的哲学并以之为跳板追逐真理，并没有什么问题。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与真理的能量联结后，最好放掉那些跳板。诚然，他们必须向别人学习，挖掘所追寻真理的丰富性。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聆听生命的教导，而非仰赖书本或权威人士。在此基础上，不妨多多采纳别人的意见，那有助于他们发现自己的不足，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认知选择，而这些都是通往成功的踏脚石。

他们必须牢记一点——任何既定的信仰体系都会阻碍他们与真理的联结。真理超越了一切观点，它是一种能量，而非一种观念。它并非静态，这种流动的能量实际且有用，北交射手的人要做的就是让真理成为自己的主导。

自我接受

前世扮演老师的角色，这种教导的欲望延续到了今生。对这些人来说，自己的观念能否被别人接受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并非衡量他们是否踏在正途上的标准。真正值得他们专心投入的是将真理活出来，让自己成为真理鲜活的例证。

他们容易感到精神空虚，觉得自身的力量和信心都缺少支撑。这种感受并没有错，他们要找回的是真我。有太多前世社会属性过强，并因此失去了与宁静及存在的联系，这些人今生极其渴望再度与灵性相衔。总而言之，以精神追求作为此生的主要目标，对他们来说再适合不过。

阅读灵性书籍、祈祷或冥想都能满足这种需求，肯定自己的渴望也能够加强他们与灵性的联系。他们往往因为担心渴望被拒绝，而不愿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事实上，渴望源于内在的灵性部分，它要求我们朝特定方向前进而后完成自我。因此，肯定并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渴望就等于迈出了接纳自己的一大步。

一旦他们开始尝试接纳自己，就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渴求被他人接受。倘若能一直坦诚地直面自己，敢于说出自己的渴望，最终必能获得极大的满足、充实与宁静——那源于内在自我的完成。

渴望接纳

这些人渴望获得别人的接纳与支持，习惯在开口前考虑别人的接受程度，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可能说出真正想说的话，而彼此间的对话也就只能停留在轻松的表层。事实上，对北交射手的人而言，直接沟通能让双方的精神能量展开愉快的交换。若能相信宇宙将引领他们接近别人，并将障碍（不同的意见）视作垫脚石，那么每一个障碍的克服就等于又向目标迈进了一步，最终必能创造更大的和谐。

前世的经验使然，他们习惯留有余地，避免招来麻烦。然而，前世的方式未必适用于今生。在这一世，不说出心中所想才会招来麻烦。倘若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必须直接，若在言语中留下妥协的余地，就会忘记重点、丧失能量。在开始阶段，对他们来说，忠于自己这件事堪称可怕，然而，只要将自己视作与内在真理沟通的管道，做到这一点就没什么难度。

7

虽从没见过江绪林，而我却引之为精神旅途上的兄弟。好走，江兄弟。

在中国，关怀社会的知识分子尤其需要心理学和身心灵的专业协助，而最重要的是要有那种深入而持久的亲密关系，那种能温暖地滋养他、陪伴他和支持他面对内心孤独和焦虑的友爱与恋情，那种温润而强健的感情依靠。

最后，衷心感谢我亲爱的贝壳大人，老天安排我和你在2007年7月6日的相遇，从此让我从天上的飞禽变成了地上的走兽。并在十年的创业过程中学会了既能上天又能入地，身心灵和天地人有了基本的动态平衡。愿身在伦敦学习政治学的你学成归来，为推进这片苦难大地的理性启蒙尽一份公民的责任。而我为大家的灵性觉醒尽一份野兽的责任。野兽和贝壳携手，理性启蒙和灵性觉醒同行，才会有美好的今天。

2016年2月24日，周四，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8

刘擎在《追忆与启迪：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的悼词》里提到：

我猜想，绪林的许多朋友在和他接近到一定程度时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在通往更加亲密的关系时，变得举步维艰或不知所措。我的一位学生说，“我们大部分人的心灵都会有那么个庭院，愿意让朋友进来喝茶聊天，江老师也愿意。而人心深处的那个小木屋，大部分虽然上了锁，但也是有解锁的钥匙，江老师的却有点像死锁，或者连环锁，难以打开。”

四年前我不大明白为什么江绪林会把自己锁紧心灵的小木屋里。直到2020年2月24日读到了余杰的发表于2016年2月25日的《谁，又能免于江绪林的绝望？》，才有些明白这座小木屋的前世今生。

余杰说：江绪林不是因为经济的窘迫而走向死亡，乃是因为在精神上走到绝望的尽头。江绪林最后读的一本书，是桑德尔写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种左派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价值观，并不能给江绪林以慰藉和满足。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张伯笠牧师回北维州开布道会，讲题是《踏上回家的路》，讲的是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一整天都在跟几位老朋友们相聚聊天，我们共同的记忆与伤痕当然是六四。

就在布道会前夕，我跟张牧师几乎同时从网上看到，北大校友江绪林在华东师范大学自缢身亡的消息。江绪林也是一名自我选择的“天安门之子”。我还梦想着有一天回到北京大学，跟他一起堂堂正正地在三角地点燃一盏蜡烛；他却突然转身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

比我小两岁的江绪林，选择以自缢这种极其痛苦的方式离开世界，并在遗书中写道： “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

这段话有如一无所有的约伯，在旷野中撕心裂肺的呼告。这也让我想起了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段话：“我们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向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他也曾向天父发出类似的呼求：

“我珍视你既定的意图，甘愿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现在演出的是另一场戏，求你豁免我这一回……然而戏的场次已经安排好，最后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我孤零零地，渐渐沉没在假仁假义里，人生一世实在不易。”

作为基督徒，江绪林当然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是上帝所爱，不应该以自杀结束生命。但是，因为精神的重荷无法承受，他又不得不狠心“打碎了玩具”。上帝会赦免这个大罪吗？自杀的基督徒能不能进天堂，我不知道，但我对江绪林内心世界千军万马的争战感同身受，我愿意称呼他是我“亲爱的弟兄”。

此刻，我想起了江绪林此前为我遭遇秘密警察暴力虐待一事所写的文章，不禁泪流满面。他在那篇题为《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的文章中提及，在得知我的遭遇之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那时，我的遭遇成为加剧他的抑郁症的一根稻草。如今，我在遥远的他乡，为他秉烛，为他歌哭，为他撰文，为他祈祷。

此生失之交臂

在那篇文章中，江绪林也提及我们在香港的一次失之交臂：“那时候我正在反出基督教，觉得基督徒基本上等于伪君子，就有意避开了余杰在浸会的讲座。……但现在读到他遭受迫害，却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查了一下当年电邮，发现细节稍有误差。其实，江绪林主动发给一封电邮，邀请我在香港访问期间跟他见面。因为那时没有智慧手机，在外旅行上网很不方便，我在香港奔波的那几天一直无法上网，等到回到北京家中，才发现江绪林的电邮静静地躺在邮箱中。

江绪林的电邮是2006年3月24日发出的，信中提到其正在浸会大学读一个博士课程，修读John Rawls的自由主义和Michael Sandel的civic republicanism，也希望相约在香港一聚。他还提到他在学习摄影，若在尖沙嘴星光大道见面，或许还可以试一下他的摄影技术。很遗憾的是，我在香港的那几天，每天都在外面奔波，住处也没有网路，直到回了北京才看到他的来信，而我的回信是3月27才发出的。

或许，因为没有收到我到回信，敏感而骄傲的江绪林没有冒失地到我演讲的教室里来找我。殊不知，那一次的失之交臂，使我们此生再也未能谋面。那几年，我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敏感”，我自己有意减少与外界的交往，一般不会主动地跟别人联系，害怕连累到别人。

那时，我刚刚信主不久，在信仰上的思考尚且很浅薄，未必能与早已在哲学和神学上有透澈思考的江绪林做一番深刻的对话。但我至少可以跟他分享信仰见证，彼此鼓励、彼此激励、同走天路。他大概没有教会生活，或许我也能推荐香港或上海的教会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去教会参加礼拜，认识朋友。

如今，听到江绪林离去的噩耗，我感慨万千地对张伯笠牧师说，如果江绪林在我们身边，在教会和团契中，今晚能来听这场“回家就是回到天父怀抱”的布道会，或许他能被上帝的话语安慰，能胜过死亡的诱惑与权势。虽然他还是一根压伤的芦苇，却不致如此猛烈地折断。

为什么黑暗厚重如棉絮？

我更记得江绪林在2000年，在网上发表的那篇纪念六四屠杀十一周年的文章《爱之和解：燃起第11根蜡烛》。他希望用“爱与和解”来化解杀戮与仇恨；他呼吁北大同学在那一天到三角地去点燃一支蜡烛。然而，那一天，他还没有走到三角地附近，就被一群保安绑架、塞上一辆面包车带走。

而真正看到江绪林的呼吁并来到三角地的同学，寥寥无几——其中就有后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郭玉闪。

那时，我已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搬离了学校。此前，我跟江绪林有一年重合的时间住在四十七号楼的研究生宿舍，他比我低两届，他在哲学系，我在中文系。或许，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们曾背著书包和饭盒擦肩而过。本应成为朋友，本该相濡以沫，却无比陌生，却相忘于江湖。

在江绪林的那篇文章中，他也提到了刘晓波：“就拿我最尊敬的晓波老师来说，他说，他心中没有仇恨，只有深深的爱。但那种经历了炼狱的爱，与仇恨一样，也有一种灼人的品质，与优雅或性感的爱截然不同，而我们普通人是天然亲近后者的。”

他没有跟刘晓波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却以极度细腻的心灵，捕捉到刘晓波身上最大的特质：不是对正义、自由的执著与勇敢追求，而是经历了炼狱的、那种灼人的爱。这是我在跟刘晓波夫妇相处十年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发现的秘密。可见，江绪林对“爱”是那么地敏感与敏锐。但他本人身边似乎未出现一个真正的爱人——没有爱人的人生，是何其孤独、何其不幸。（他离世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孤儿，亲人只有一个姐姐）

他也曾提及我写的那本《香草山》，“他还写了本很文雅的《香草山》，大概是解读《旧约·雅歌》”——其实，这个书名虽然来自圣经，但它并不是一本解读圣经的书，而是我和妻子的爱情故事。江绪林显然没有读过《香草山》。为什么我没有找到机会送给他一本呢？若是向他分享我和妻子的爱情故事，至少能鼓励他相信爱情，即便不像北岛那样“相信未来”，但至少可以相信爱情啊。

当年的“蜡烛行动”遭到严厉打压之后，江绪林渐渐淡出行动者的行列。北大硕士毕业，他赴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后返回内地，应聘到华东师大任教。他也许向当局作出过不问政治的许诺，这才得到体制内的教职——毕竟，当年的那次抗争，必定在他的档案中留下了永久的记载，政治警察们不会那么健忘。

虽然放弃了改变中国的“大气候”的雄心壮志，但他至少还相信可以参与改善身边的“小气候”。正如刘晓波坚持的立场——尽管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却以拥有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知识人的身份思考和写作；江绪林的追求是：“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能淡定。并且，就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个体仍然可以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使得自己配得上一个正义国度（将到来的或乌托邦式的），做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出色的市民，一个有品位的人。

就自己而言，也能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理解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复杂状况中对人类知性、美好生活及其限度、生命意义的探讨并予以汲取和实践，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这种理想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吗？

我们的故乡已然沦陷，我们的信念正在崩坏，中国大学的黑暗超乎江绪林的想像。他单纯得像一个孩子，岂能玩转以瞒和骗为规则的权力游戏？他也不会炮制那些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以及像砖头一样厚的“专著”。在华东师大网站上的教师简介栏目，江绪林的名字下面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惟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的名字。数年之后，他依然停滞在讲师这个最低职称的位阶上。

周边的教授博导们，颇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之辈；学生则不乏“小粉红”，不仅不愿接受民主自由的启蒙教育，反倒以喝法西斯的“狼奶”且呲牙咧嘴为荣，甚至有人加入“五毛党”和告密者的行列。那么，课堂上还能讲述哪些“政治学”的思想呢？

在绝望中，仍然要寻求希望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江绪林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我记得李登辉在跟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曾提及“身为台湾人的悲哀”；我更要说，“身为中国人的悲哀”乃是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在这个臭气熏天的酱缸中，在血腥的暴政与无耻谎言的挤压下，谁，又不是抑郁症患者？

偌大的中国，已然摆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已然容纳不下纯洁的心灵和睿智的大脑。

其实，一百年来不断在独裁专制中挣扎的中国，哪年、哪月、哪天不是如此？江绪林在遗书中留下小小一笔十万元的存款给姐姐，可见他不是因为经济的窘迫而走向死亡，乃是因为在精神上走到绝望的尽头。江绪林最后读的一本书，是桑德斯写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种左派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价值观，并不能给江绪林以慰藉和满足——如果他读的是班扬的《天路历程》或者路易斯的《返璞归真》，他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吗？

向死而生，乃是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抗议。江绪林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

在得知江绪林离去的消息前两天，我正在写关于王国维为何自沉的故事。一九二七年六月月二日，王国维向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他不愿坐以待毙地等候自己所预言的“以共和始，以共产终”的时代的到来，他不愿意与那些张牙舞爪的邪恶者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不愿意像旧约中的先知那样眼睁睁地看着“慈心的妇人，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食物”。

六十二年后，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二十五岁。海子随身携带了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那一天，离学运爆发还有二十天，但海子已然感觉到，最坏的铁与血的时代又要到来了。

又过了五年，就在江绪林服务的华东师大，青年学者胡河清在深夜的暴风雨中从公寓楼上纵身跳下。胡河清的名字正应了一句古老的谶语：“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五年前广场上枪声响过之后，是似乎永不止息的商潮涛声，“河清有日”梦想彻底破灭。胡河清很喜欢晚唐诗人许浑的一首《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红叶水流急。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他便是在这满天风雨中与乌烟瘴气的浊世告别。

又过了二十二年，轮到江绪林了。是无边无际的绝望吞噬了他——“无法反击，因为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然而，抵抗绝望与荒谬、抵抗谎言与暴力，正是我们活下来的理由。如果他有挚爱的妻子与孩子，他会为了他们的自由和幸福而活著吗？

1921年10月1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可惜，在江绪林生前，我没有将这句话转发给他。但是，我希望更多的绝望者能读到这句话，重新振作起来，像《饥饿游戏》中那群义无反顾的少年人，用鸡蛋碰高墙的战斗来实现自我救赎。

2016年2月24日初稿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2020年3月19日修订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