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与革命主体：为什么重提1844手稿？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IX。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认为人丧失了某种 “人性” 而走向异化，或者说认为马克思在用某种个人的“感性确定性”，或者说是一种个人的经历对抗总体性。持有总体性观点的人总是认为，具有某种总体的视阈是理解一切的前提，辩证法的本质就是达到这样一种总体性并从总体的观点加以理解现实。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总体性，而在于何种总体性。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之所以是异化的，不在于其不人道，而在于这样一种颠倒的现实，也就是说，作为异化的现实生产反倒确证了那个自我异化的总体性，或者说作为自我意识/物自体就是异化表现出来的样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的价值形式开始主动起舞，我们达到了一个非感性的感性区域，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物与物的异化关系，而最根本的是这种物化的与异化的关系就是最真实的也是最现实的人的关系，在这里多么开明的批判也不能伤害拜物教分毫。因此，在这里就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核心，因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明确在于作为某种不触及总体性，也就是这个异化的物自体/自我意识的任何开明的感性确定性或者说“类本质”都不能伤害最核心的总体性，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对总体性是十分重视的，但这种重视是以一种看似对总体性以“感性确定性”或“类本质”的批判着手的。在这里，1844手稿应该倒着读，应该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始看起。

1，为什么总体性自身无法“断裂”

结构主义者总是指明，作为资本主义必须从整体性来加以理解，而个人仅仅是作为资本主体性的载体，是作为资本秩序绝对外在化也就是异化的产物，而这种产物通过自身的扬弃性，也就是通过使得自身的对象性生产在运动中确证自身被扬弃，也就是自身的虚无性来确证作为资本秩序的异化这一自我放弃本身的虚无性本质。在这里，通过外在的对象性的自我扬弃的运动与确证自身的扬弃性或虚无性，资本秩序或者说作为物自体在这种运动的扬弃中重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的或者说物化的关系最终就是人与人关系最真实的样子。在这里，结构主义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坚持某种感性确定性，坚持某种前总体的东西，那么我们唯一得到的就是把这个秩序如何确证自身的路程再走一遍。但是在这里，结构主义者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接下来他们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工人作为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环节以及资本主义作为总体的崩塌会产生革命，或者简单一点说明，他们希望作为资本秩序的异化的社会出现问题使得资本秩序无法进行再生产，从而释放工人的革命潜能。

在黑格尔眼中，一个事物的完成意味着其自身转向对立面，意味着其自身的崩解。但问题在于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秩序，其本身就是自我崩解的。换句话说资本总是通过自身的异化，通过扬弃自身把个体性释放出去，使其通过对象性的现存生产关系的运作扬弃这种生产关系，也就是通过危机使得现存社会生产的瓦解。但是正是在这里，这种自我瓦解的社会生产的对象性的扬弃性与作为异化的资本的虚无性重叠了，也就是说作为瓦解的社会生产再生产了资本秩序，资本秩序再这种再生产中重生了。因此面对现存社会生产的瓦解以及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思潮，而是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团主义以至于法西斯主义等要重塑资本生产体系的存在，因为作为自我意识/物自体的资本秩序在这种崩解中得到再生，人们总是希望将失去的找补回来。但在这里，一些社会主义者总是会认为，既然资本秩序作为一种异化，作为一种扬弃自身的虚无性，本质上和它异化后的现实的对象性生产没有区别，也就是说正因为对象性生产具有扬弃性与这种虚无性重叠，那么事实上它就扬弃不了自身。因为如果物自体必须异化自身过渡为实存，而作为对象性生产的扬弃性就是它的异化本身，也就是达到自身就必须排斥自身的虚无性，那么很显然，物自体的异化，也就是对自身虚无性的确证恰恰回到了他自身那里。物自体必须再度异化自身，但自身之外就是自身，自身无处可去，无法再进行资本的再生产。因而断裂发生了，资本再生产的中止意味着革命的发生，意味着现在是起义时间，作为对象性生产的劳动人民反对着资本的压迫。

但在这里，物自体/自我意识仅仅是将自身作为自然界从自身中释放出去。在这里大他者的再生产与自我维持无法继续。然而，大他者不存在，但人总是渴望得到一个主人。在这里，作为被释放出去的现实的对象性生产仍然按照原先的辨证运动确证作为物自体的资本秩序而扬弃自身，但是这一秩序的结果就是自身不存在，因而无限地折反回这一现实对象性生产中，因为这一现实的对象性生产就是这一秩序的真理。因此大他者不存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幸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因为自身想要的仅仅是自身，但是自身又无限地由于自身的辨证运动与自身疏离。因此在这里，只有认识到主人不存在的那一刻，或者说推翻主人的那一刻，自己才能感受到自身的主体性，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批判现状成功的时候，自己才能感受到那一刻与一瞬间的主体性。然后自己又回到了生产主人的行列里，也就是根据自身的辨证运动确证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秩序。因此在这里，自己的敌人就是自己。自己越是否定自身，越是确证自身是被扬弃的，就越是在确证一个秩序的存在；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个秩序/物自体释放自身，也就是作为现实的对象性生产恰恰就是这一秩序的真理，也就是说通过自身的辩证运动的扬弃与自我否定不断实现着这个秩序。大他者是不存在的，但正因为它不存在而现实对象性的辨证运动不断确证这一大他者，而对现实对象性的否定也恰恰就是这一现实对象性的辨证运动，所以大他者永远存在。上帝之死就是上帝永世轮回的确证。在这里对象性生产被绝对地否定了，因为如果向前运作否定这一对象性，那么大他者不存在恰恰确证了正是这一对象性的否定运动，也就是对象性避免自身产生资本秩序的运动与对象性自身的辨证运动与自我否定，也就是产生大他者的运动相同一，因此不可能拒绝自身必然产生大他者或者说秩序让自身被奴役的命运。另一方面，站在对象性本身作为大他者或者说秩序/物自体自我释放的角度来看，自身作为对这一秩序的否定，但又不断生成这一秩序，所以自身应该是被反对的对象。在这里，不论是反对秩序/物自体还是反对产生这一大他者的对象性生产，都不可避免地导向秩序的复活。但在这里吊诡的是，作为物自体/自我意识本身却由于自身作为生产的中枢或者说再生产的秩序完全地崩塌了，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秩序却可以从对象性生产中具身地产生出来。资本仿佛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哪怕资本秩序已经被完全摧毁了，它总是能以各种方式在对象性生产中再生出来。

如果完成意味着崩解，那么崩解本身的完成，也就是作为异化与虚无性的物自体的完成，也就是崩解的崩解，即一种永恒性。这就是为什么弗朗西斯科·福山可以用黑格尔与马克思来说明，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被消灭。另一方面，如果完成意味着某种崩解，那么崩解的崩解，也就是某种永恒性，事实上就是未完成性。哈贝马斯的核心论点就在于现代性是“尚未完成之工程”，在这种论点下看来，他是绝对正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当代资本主义卫道士们所希望的“开放社会”以及某种“向未来的敞开”是怎么一回事，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进步”才能够得以实现。只要异化劳动一天不被消灭，只要新的社会关系一天不诞生，所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将成为资本主义自身续命的工具，因为现代性的完成就是它自身的非完成与所谓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作为进步的风暴，无时不刻不确证着作为自我实现就是受苦，作为一种完成就是非完成，作为自身的现实性就是非现实性与异化本身。苦难造就辉煌，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任何辉煌与超越性的本质就是苦难。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提倡的开放性，无非就是对某种超越性的完美进行确证，而这种超越性就是现存的秩序。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机体的发展，乃至近年来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如此，在他们的字里行间，他们把自己的发展定义为从未完成的伟业，这种从未完成，且有生之年我们也见不到的，“伟业”作为“千年帝国”的翻版，的确是开放的，它的国门越放越开，他冲向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不过这种开放就是为了将一切都纳入它的“生存空间”之中，而它的多数反对者都在不同方向，不自觉地复述它的理想。为从未完成的事业殉道，就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世界本身的超越，而这种超越成为现代国家精神的重要部分，而纳粹很多方面就死是一台现代社会原型机。在某个东方大国的帝国主义、在伊朗，“牺牲是人类的基石”已经是他们没有道明的潜台词。

而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我们，自然就是这个“开放社会”的敌人。但是，如果我们在批判这种总体性的时候，仍然以这样一种我们所批判的总体性的视角理解现实，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这种不幸的意识。因为不论我们如何基于现实，并且制造某种意义上的“断裂”，我们唯一的结果就是在这种现实与断裂的基础上重新创造资本主义，重新创造资本秩序。在这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伪装与欺骗，就好像因为“大他者不存在”了而将被释放出来的对象性生产的现实性当作一种自我实现，因为作为总体性就是从这种对象性生产中生长出来的。在这里又必须提到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明确批判黑格尔一方面把国家，也就是某种总体性或者说秩序当作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性，也就是上面说的作为秩序从对象性生产中生长出来作为其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又是一种外在必然性，也就是说是通过确证对象生产的扬弃性确证作为秩序自身的虚无性，即国家将市民社会作为自身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是无理性的，虚无的，但正是在这种无理性的抽象的国家秩序下，这种秩序又被承认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秩序必然要释放自身，而对象性生产根据自身的性质通过辨证运动必然产生出这种秩序。但在这里问题恰恰在于，如果坚持是因为是这一秩序的自我释放引发对象性根据自身进行生成，那么本质上并不是对象性生产引发秩序，而是秩序本质上在通过这一生产的扬弃性确证自身的虚无，但这又恰恰是为何秩序释放自己但原因。因此秩序的合理性只能归结于是因为对象性生产本身造出了这一秩序，但是造出来的秩序恰恰又是无理性且扬弃对象性生产的存在，因此这种所谓的自我实现与内在目的性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与强迫性，换句话说这无非就是说受尽苦难就是人最终的目的，被国家与资本压迫与奴役就是一个人的幸福。这种总体性的思维，不论是在哪方面，不论是把总体当作能动的还是被产生的，都不能事实上解决问题。

2，马克思的总体性改造计划

与此相反，唯物主义的历史写作建立在一种构造原则的基础上。思考不仅包含着观念的流动，也包含着观念的梗阻。当思考在一个充满张力和冲突的构造中嘎然而止，它就给予这个构造一次震惊，思想由此而结晶为单子。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在作为单子的历史主体中把握这一主体。在这个结构中，他把历史事件的悬置视为一种拯救的标记。换句话说，它是为了被压迫的过去而战斗的一次革命机会。——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XVII

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尤其是对黑格尔的哲学的批判中洞察了这一矛盾，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总体性，一种自我意识/物自体到最后是说明奴役是自身内在目的的实现，那么这种内在目的就是外在的必然性强加，并且是那种最屈辱的，认为自己该被奴役而主动寻求主人的奴才。那么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总体性上，而不是通过开明的“感性确定性”或者说离开总体的抽象的对象性（因为这些都会导向这一总体性）来找到安慰。那么这个总体性对对象的扬弃，也就是对对象的扬弃与确证自身的非对象性，就是最大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将人定义为对象性的存在物，不是为了以孤立的对象性抗衡总体性；而是意识到：既然作为总体性是非人道的，也就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并且作为孤立的对象性生产必然会导致自身被扬弃，被否定，那么为什么作为这个非对象性的存在物不能变成在运作上是本质上对象性的存在物，这样它的运作就与它所扬弃的对象性存在物没有区别了。

因此，整篇1844手稿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总体性发动进攻，也就是质疑作为所谓扬弃对象性的总体性自身真的是“非对象性”的吗？在这里，马克思对对象性对定义恰恰就在于有事物位于自身之外，只要自身不是独自存在着的，就是对象性。也就是说，作为自我意识/物自体，或者说作为一种总体性，正如前面所说，本质上自身的真理是作为现实的对象性生产，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物自体释放自身的时候，也就是它们让自身被现实的对象性生产取代的过程。“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因此综上所述，既然作为某种总体性是从对象性中生长出来的，那么很显然作为总体性是离不开任何对象性的，或者说作为总体性的最终结果就是确证自身是通过对象性生产的具身的辨证运动诞生的，或者说作为具体的辨证运动在这里通过总体性自我生产的矛盾因而取代了总体性。但这一问题并不与总体性自身脱钩，或者说并不因为对象性生产取代总体性而将总体性的产生归结于对象性生产的辨证运动的扬弃本身上面。 

在这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结构主义（或者说斯宾诺莎主义）将神（或者说作为总体性，也就是物自体/自我意识）当成自然。神即自然并没有废除神，而是将世界描述为只有神存在，而其他的一切不存在。之所以将这种思维描述称为“不幸的意识”，是因为这种思维总是将神的自我崩塌，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自我解离当作一种解放，但恰恰这种解体使得整个世界，或者说现实的对象性生产真的成为资本主义的俘虏，因为每个单独的，孤立的对象性生产，每个单独的，具有局限性的压迫模式/体系/生产（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都会生成资本主义总体。但真正致命的在于，每一次对这种现实的反对，正如上一节所说，都不可避免地再生产资本主义。大他者不存在，但人总是渴望得到一个主人。或者说大他者但真正存在恰恰在于人对得到主人的渴望，为了避免这种激情引发的对主人的确证，人反而开始自我阉割，或者说通过一种死亡冲动（Death Drive）来走向宁静。但问题在于，走向主人的道路恰恰也是自我奉献，自我牺牲以扬弃自身的对象性生产；而反对主人的道路正好也是否定自身的对象性生产，因为这个对象性生产让自身走向那个最令人厌恶的主人。因此在这里，最指责群众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参加政治活动就是在维系资本主义的人恰恰就是那个无条件支持并保存现实的一切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一个人越是鄙视父权，厌恶父权，他恰恰就在做父权主义者一样的事情，弑父的最终结果就是自己成为新的父亲。一句话，这种思维导向的最终结果就是“屠龙者终将成为恶龙”并且将这个现实世界描述称为某种“开放性”，因为资本主义永远未完成，也永远不可能终结。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恶的总体”，就是这样将人的自主行动转变成确证自身的非自主性以及自我摧毁。如果说抽象的总体性还是说有一个抽象的秩序异化自身，将世界作为自身再生产的手段的话，那么作为恶的总体性无非就是说这种自主性无非就是非自主性，其必然产生那种统治自身的力量，必然让自身受尽苦难，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自身。抽象的总体性认为人是结构，即人无非是结构的承担者；而恶的总体性认为结构是人，也就是说认为结构或总体那种本质的异化的存在就是人所是且作为人的目的的存在。恶的总体性不是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强加于人或者说现实的对象性生产上面，而是说作为现实的，对象性的人丧失了反抗资本主义的能力，并以维护现状为自身目的，不论其以支持或者说反对现状的名义出现；因为本质上不是总体性强加于人或者说对象性生产上面，而是总体性取代了这些事物而成为唯一的东西。也就是这种总体性是唯一的现实性，是唯一可理解的也是唯一存在的事物。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事实上不可能被废除，因为在这种理解下资本主义没有外部，无法完成，永远开放。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结构主义的唯一性将资本主义当作自身的上帝，即便自身是作为受造物而存在。但问题在于受造物本质上成为了上帝，看似反对总体性的受造物成为了它自身最不愿意成为的东西，也就是上帝。受造物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上帝，失去的却是自身反对总体性时对另一个世界的渴望。资本主义宁可让自己丧失政权，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崩溃，也绝不能让另一个世界诞生，因此它极其渴望将自身的统治权予以出让，让无产阶级接管并再造国家机器与利润法则；也就是说以革命的方式让自身被推翻，再从革命内部产生这些腐朽的元素让自己重生。没有哪个资本家与官僚不会因为革命被背叛而不放声大笑，且在革命者耳边吹着那令人作呕的耳语：“看吧，资本主义不可能被推翻。” 

因此问题不在于反对并推翻总体性，而在于创造什么样的总体性。总体性的矛盾必须在总体性自身中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既不能把总体性当作独立的，可异化并进行自我生产的存在（这本质上也不可能），也不能把总体性当作可被取代的（事实上这就是说明只有一个唯一存在的总体），而事实上总体性矛盾的解决恰恰在于其自身的两个性质，也就是可取代性以及唯一性。在这里，可取代性也就是意味着总体在自身之外有自身的对象性生产，也就是说自身是被自身之外的对象生产出来的存在；而唯一性意味着总体性本质上扬弃了对象性本身，即对象性自我扬弃的运动。但问题在于物自体扬弃对象性并自我异化的过程被黑格尔加以神秘化了，或者说他把物自体当作真正活动的，自我异化的存在。但问题在于物自体的真理恰恰就在于对象性生产中。在这里，对象性生产对物自体的取代恰恰是一个没有道明真理的假象，是一种伪具体。换句话说，把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政治活动当作维系与生产资本主义的原因恰恰陷入了资本主义的思维。在这里，既然物自体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对象性生产的扬弃，那么其自身的真理，也就是这个自身之外的对象性生产反倒是不能轻易接受的。如果对象性意味着一种取代，也就是说作为生产的存在在自身之外有另一个生产来取代自身的话，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作为物自体是否是一种对象或者说生产，也就是自我意识是否具有对象性，它是否“生产”。在这里，恰恰是作为非对象性的物自体，在对象性将物自体视为产生对象的对象的时候，物自体在把这些对象性生产，也就是作为根据-条件的联合体作为表象扬弃掉的时候，自身也因为扬弃表象成为了一个对象性生产，因此作为物自体必须扬弃自身的对象性生产，也就是放弃自身作为扬弃作为对象性生产表象的对象性生产而将自身变为存在，也就是变成一个表象般的对象性生产，作为一种实存。换句话说作为物自体就是一种对象性生产，只不过这种对象性生产仅仅是一种绝对外在化的存在，也就是通过否定自身的对象性生产完成自身的对象性生产。

换言之，这个过程既可以理解成异化，如果你将物自体理解成超越对象性生产而成为非对象性的，唯一的存在，那么在这种唯一之外的，就自然是一种异化；而异化的唯一结果就是通过对象性的自我异化确证这种异化本身的绝对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对象性生产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物自体仅仅是对象性生产扬弃自身让自身被另一个生产取代的过程，而正因为在这里被扬弃的恰恰是对象性生产自身，那么产生这个对象性生产的对象性生产就不能是对象性生产而必须是别的东西，也就是对象性生产的绝对否定，但也正因为如此物自体通过扬弃自身的对象性生产产生了对象性生产。恰恰正是因为物自体的真理是作为对象性生产，物自体自身可以被取代，那么就恰恰是对象性自身而不是对象性产生的扬弃性是这一对象性的真理。在这里恰恰就是马克思在法哲学批判中提到的那个矛盾，一边是内在目的性，另一边是外在必然性。在这里就是哲学的分歧点，因为很多人事实上并不相信内在目的，或者说把内在目的当作一种外在必然性（人生来就是要受苦，奴隶制就是理性的存在等等）。但是既然外在必然性，也就是物自体对对象性的扬弃被认为是必然以对象性作为其真理，也就是说外在必然性必然解体，那么对象性生产对这种物自体的抽象总体的取代就必然需要阻止自身重新产生这种抽象的外在必然性。也正因为不能让自身产生这种扬弃对象性生产的外在必然性，对象性的重心就不在孤立地看待对象性或者说非对象性，而在于整个对象性的辨证运动的交互上。这也就意味着对对象性提出质疑，即对象性的目的是为了让自身被扬弃还是保全自身。换句话说是让自身作为一种生成与创生持续存在，还是将创生的力量进行毁灭。

当毁灭将自身的真理指向创生，当毁灭认为自身可以被取代的时候，恰恰就意味着一种立场的转变，也就是说让自身被取代，让对象性生产走向毁灭的对象性本质并不导向毁灭。也就是说作为对象性生产并不以自身被取代为自身的目的，而是以维持这种对象性生产为自身的目的。这种立场的转变逆转着对象性扬弃自身进入物自体的环节。因为作为物自体一开始被认为是作为映像的对象性生产的对象性生产，因为对映像的扬弃导向这种对象性生产。在这里，以前是必须扬弃物自体的对象性生产才能扬弃整个对象性生产本身，因此物自体异化自身进入现象的环节，也就是异化自身进入对象性生产。但现在由于对象性并不希望自身走向非对象性的湮灭，因而印象作为对象性生产的对象性生产恰恰就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物自体现在被认为是一种对象性生产，因为作为抽象的，扬弃对象性的总体性的真理就是这一对象性，因为这一扬弃对象的总体性可以被对象性取代，因此对象性的自我维持便是核心。对对象性的肯定并不是说肯定作为孤立的，抽象的对象，而是肯定作为对象性必然扬弃自身进入物自体的时候，是将物自体按照对象性的原则视为印象作为对象性生产的对象性生产，还是将物自体视为抽象地扬弃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后者根据自身的辨证运动说明对象性是自身的真理，是这种扬弃性的真理，那么前者就是唯一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二次否定或者说否定之否定充分地涌流在马克思的1844手稿中，恰恰在这个结构主义或者说悲观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会永远地被产生，永远不可能完成自身，或者说永远被生成而渴望一个空洞的弥赛亚时刻的断裂的时候；这个看似关闭了一切历史的出路的时候，恰恰是绝对否定性的命脉在缓缓流淌。作为对批判自身的批判，作为对否定自身的否定，恰恰意味着逆转原则自身。在这里这个原则就是把否定或者说自身的崩解当作自身的完成，在这里这个否定性或者说非对象性的总体性指明自身的真理就是对象性生产。在存在论中，辨证运动被说成是向他物的转化，也就是意识到对象性生产是本质性的存在；而在本质论中，这个他物事实上就是此物自身，也就是说作为秩序而存在的物自体，其真理或者说其自身是可以被对象性生产取代的。换句话说，他物并非此物的真理，而此物自身必然向他物转化。因此在这里，不论是孤立的对象性生产，还是总体性都不是对方的真理，因为它们彼此互为他物。真正的真理性在于一种留存，即意识到自身必然向他物转化，即作为对象性生产必然转化成总体性的时候，这个总体性作为他物必须作为此物而存在，因为作为他物并非他物的真理。因此其必然将自身视为对象性生产，必然将自身视为映像作为对象性生产的对象性生产，但是它本质上又不是这一对象性生产，而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在这里，核心的矛盾恰恰就是作为总体性，作为他物就是此物自身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目的性的绝对冲突与张力。这种张力的核心在于本应作为劳动的对象性生产的内在目的性的总体性，即其本应该与对象性生产是一样的总体性恰恰是非对象的，即其自身完不成其应当成为且应该是的那个东西，因而其作为一种异化而存在。之所以是异化不是因为偏离了一个以往的“原初之物”，而是它并不是它要成为的那个自身应当成为的对象性。

在这里，作为对象的物自体扬弃自身的对象性，也就是说对象通过扬弃自身的对象性进入现象。在这里就是最为尖锐的矛盾，一个本来就是对象的存在需要异化自身，也就是说变成与自身完全不同的，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才能实现自身，才能获得自身作为对象性的生产。而事实上正是因为对象性与非对象性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让物自体具备了对象性——在这一物自体自身内变得更加尖锐。物自体不因该是非对象的存在物，而其自身的运动却让自身具备了非对象性。因此在这里整个物自体的运动才被静止住了，才给了整个构造一个震惊，才造成了观念的梗阻。因为本质上整个秩序就是非理性的，矛盾的。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这种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同时存在，阻遏了物自体的自我异化，将其永远地凝结在了一个静止的时间中，也就是说其无法通过异化的方式再生产自身。换言之正是由于作为物自体的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张力与冲突中造就了这一嘎然而止。在这种静止中，物自体再一次解离了，如果上一次解离结果是作为对象性生产取代了作为抽象的虚无的秩序的自我确证作为自身的目的，那么这一次解离就是说明整个秩序，包括异化后的对象性生产以至于作为产生这一对象性物自体的一开始的对象性生产，都是该被扬弃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产生对象性物自体的对象性生产由于这种观念的梗阻，由于这一自身生成的结果无法异化自身因而再生产最开始的对象性生产，一开始的对象性生产以及作为矛盾最尖锐的对象性物自体都随着这一无法通过异化得到解决的绝对矛盾而土崩瓦解。但是本质上由于对象性物自体作为一种对象性，自身作为对象性生产恰恰意味着自身是通过自身矛盾被另一个生产否定的，而这一个生产并不是一开始的对象性生产（因为由于自身结果无法再生产自身而消亡），而是超越这一对象性生产的对象性生产，也就是创造现实中从未有过，也从未出现过的存在，这个作为就是革命实践，就是一种创生的冲动。唯有生机，唯有生命能够取代这一对象性物自体，而唯有其被取代，也就是被革命实践取代，才能说明作为思维/物自体/自我意识具有对象性。

这个过程就是将思想结晶成为单子，也就是将思维在震惊与梗阻中粉碎自我异化，将现实的革命行动与革命实践把握为真实的主体性的过程。也唯有这种实践才能被称之为主体，才能被称之为改变，被称之为革命，被称之为创造。这种革命的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时刻，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唯有无产阶级能完成这一飞跃，去创造与新生。这种新生的创造就是新的或者说革命的人本主义，因为革命本质上已经不是以打碎资本主义为目的，而是守护并壮大这一新生，且这一新生也必然将暴力视为守护自身以扫除外来威胁，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存在一天，父权制存在一天，种族歧视存在一天，就是对这种新生的威胁，它们都需要被扫除。旧世界在这里被视为阻碍进步的因素，是新生壮大路上必须被扫清的障碍。在这里阶级斗争也被提升为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斗争

这也是马克思说的，思维是否有对象性必须在实践中予以确证。而他之所以批判费尔巴哈，并不是仅仅因为费尔巴哈从“感性确定性”或者说“非总体性”上看待问题，专注于总体性以外的个人感受与经历，而是费尔巴哈未能把握辨证的逆转环节，未能通过否定之否定将对象性物自体予以梗阻并阻遏异化，而是心安理得地将物自体视为一种对象性，而自我异化的非对象性就是这一对象性实现自身的方式，因而物自体与对象性同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费尔巴哈只不过是改变了托词而已，并没有真正触及异化，因为如果将异化视为一种对象性，将非对象性当作一种对象性生产，那么本质上与黑格尔将对象性视为非对象性并没有本质区别，并且黑格尔也确实将非对象性的真理指出为对象性，只不过费尔巴哈恐惧与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心安理得的占据对象性这个仅仅是处于总体性对立面的存在，既没有去思考如何改变总体，也没有思考如何防止对象性走向抽象的总体性，因此费尔巴哈走向了感性确定性，走向了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种感性自然会被辩证法扫荡干净。但是对于世俗家族的消灭反倒要改变神圣家族，反倒要改造总体性并让总体性自我矛盾，并由此阻遏其异化并创造新生，也就是说，对神圣家族，对自我意识/物自体的改造是一种激进的主观性的形成过程，其导向的是创生的实践，这也是激进的主观性如何转变为实际作用力的过程。

最终，革命实践或者说改变世界就是对哲学问题的解答，且是唯一解答。或者说，人生来就是要改变世界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某种总体性，这种总体性非但没有吞噬人的真正的，革命的主体性。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导向作为社会关系是人对象性生产的结果，也恰恰在于这一矛盾对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对象化的改造使得矛盾尖锐化，使得人们决心遏阻异化进行创生。也就是说，唯有意识到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上层建筑扬弃这一基础，随后确证自身可被取代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上层建筑的对象化转变，也就是其拥有了一个矛盾的，激进化的内核，正是这一内核催生了激进的主观性，并通过实践改变世界。在这种意义上，整篇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扬弃了黑格尔，也扬弃了费尔巴哈，更重要的是通过异化劳动这个范畴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庸俗的共产主义。

3，异化劳动作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概念

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的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也就是说，异化劳动绝对不是一种对原有本质的“偏离”或者说“堕落”，对于异化劳动的理解只能在其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关系中得到理解。劳动并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在这里，异化劳动的核心恰恰在于这种异化劳动是对资本的自我异化的确证，以至于当资本秩序彻底瓦解并指向对象性生产，也就是劳动的时候，在这里孤立的劳动恰恰在确证整个资本主义秩序。在这里资产者很有必要给劳动加上一层超自然的创造性职能，因为恰恰是孤立的劳动生产没有其对象，也就是说没有创造劳动或使劳动成为可能的条件。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把自然当作自身的所有物（而恰恰这种占有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总体中才是可能的），就只能依靠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自身才能生存。这个过程也就是作为物自体自身的异化过程。资产者之所以将劳动定义为一切价值的源泉，是因为作为孤立的劳动自身的扬弃性必然产生这一资本主义秩序。异化劳动之所以是异化的，是因为这一劳动中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东西。劳动创造财富，创造社会总体，但正是这一内在目的让劳动承担着外在的必然性。换言之，人作为对象性生产的存在物，作为劳动的，肉体的存在物，需要自身的对象性，也就是以社会总体作为自身的对象，作为自身的生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总体性恰恰是被生成的。也就是说，劳动在这种生产的总体性中恰恰是自我扬弃的，并且由于这一总和绝对地指向自身作为其真理，劳动的自我扬弃仿佛就是其唯一的目的，劳动仿佛就是在确证自身的内在目的性就是制造这一外在必然性。

但是正因如此，异化劳动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换句话说作为异化劳动只有可能在作为生产的总体性的资本主义下才能被理解。因此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苏联，中国以及东欧集团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异化发展到了一种极端赤裸的地步，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宣布人就应当为国奉献，就应当成为一颗在机器上的螺丝钉，就该去996，否则就是境外势力。这种社会总体发展到这样一种无耻的地步，直接将人生来就是应该受尽苦难当作自身的宣传，把国家机器与资本的自我异化的奉献的虚无当作一种异化的主体性，在劳动人民每日每夜艰苦的劳作中确证这一劳动的扬弃性本身，因而这一对象性生产的结果就与国家或资本的自我异化相一致了。国家越是宣传自己有多少功绩，政党与官僚有多“爱民如子”，有多“关爱人民”，群众就得不断奉献以“还上”这些“恩情”，资本家无耻的宣布“商业是一种慈善”，996是一种福报，工人就得每天工作12以至于14个小时。更别谈作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长制以及“红色经理”，他们作为事实上的工厂的管理者与控制者，作为官僚集团的一份子就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动用手上的行政权力强迫工人进行劳动，把农民赶到集体农场并让他们不间断生产剩余价值进行积累。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建设社会主义”。

恶的总体性造就的唯一结果就是让人把对于劳动的必然扬弃作为劳动自身的内在目的性的规定。但事实上正因如此劳动会发现不是自身，而恰恰是这种恶的总体性造就了现实的一切。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人自身的怯懦与奴性使得自身被奴役还要认为这种奴役是好的，而恰恰在于作为这种恶的总体性自身既指向自身由劳动建构，“劳动最光荣”，“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而另一方面却扬弃劳动，扬弃这种对象性生产。在这里，认为劳动创造一切因而要求人不断确证外在必然性就是自身内在目的性的恶的总体想不明白的是，正是让劳动遭受了如此这般的奇耻大辱，正因为自身为了资本主义万世一系而将自身的目的指向劳动以便劳动可以通过内在目的性的意识形态实现不断确证自身该被扬弃，该受苦受难。正是由于恶的总体性这一指向，认为劳动本质上取代自身。那么在劳动者眼里，就是自己受苦受累养活了一堆寄生虫，就是一堆人自称“文明”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与资本家是自己供养的。劳动以自身为目的，却发现自己在制造自身的对立面，发现自己越劳动，就越否定自己。换句话说，自身欲望或者说自我实现反倒要将这一欲望与实现进行扬弃。也就是说工人被机器的节奏驱使，扬弃自身的对象性生产，它不愿意自身成为一颗螺丝钉。因此他反抗机器，反抗工厂纪律以及各级官僚。在这里，异化劳动的废除恰恰在于对使得异化劳动成为可能的恶的总体性的废除。换句话说异化劳动并不指望改良主义或者说更多的薪水以及假期可以解决自身（就如同苏联的所谓“中等发达国家”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这里，只有我们将社会总体，也就是物自体理解成对象性的，也就是说真正意识到扬弃对象性不应成为总体性自身的规定而应该是作为总体性自身就是一种对象性，才能真正意义上看到现实的不合理性，才能觉悟到作为自我异化的总体以及总体本该成为的对象性生产的绝对矛盾。这恰恰意味着这种自我意识/物自体的静止行动，也就是异化运动的停止，而这孕育着激进的主观性，使得人们采取革命实践来改变社会。换言之，只有意识到社会总体应当成为对象性而其并没有成为，而是作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的时候，才能迸发出实践的激进性。这种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创生，是一种对旧有的物自体/自我意识的中止以及对异化劳动的取代。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庸俗的共产主义无非仅仅是看到了对象性生产对社会总体对取代，也就是说他们渴望一种抽象的公有制（不论这种公有制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来取代现存的私有制。这种公有制的本质就是通过生成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家所有），也就是通过生成作为对象性生产的物自体/自我意识/总体性来说明作为总体性对对象性生产的扬弃已经被终结了。但问题在于只要异化劳动不被废除一天，那么作为这种异化劳动就会生成恶的总体性并让自身成为被扬弃的对象，而自身又作为总体性的真理，因此事实上这就是上面说的自我折磨以及自身说明受尽苦难就是自身唯一的内在目的性。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庸俗的共产主义，因为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秩序的最终形态。社会之所以成为了抽象的资本家，是因为对象性生产将自身定义成作为一种外在必然性的内在目的性，必然地且不断地导向资本主义秩序。也就是大他者不存在，但是人总是渴望一个主人，且把对这种主人的渴望界定为自身的内在目的，但事实上这本质上扬弃了内在目的性并且只不过是在说内在目的性，或者说作为某种自治的解放并不存在。作为（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放弃解放的概念的。

但问题在于，这种思维仅仅只是抽象地看待异化劳动，以至于他们抽象地看待社会总体并把社会总体构思为一个恶的总体。换言之对于异化劳动的理解必须被放在作为社会总体性的冲突与张力中，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总体性应当被定义成对象性生产以及其并没有成为这一对象性生产的绝对冲突中，才能产生炸毁恶的总体以及生成其的异化劳动的力量。总体性，或者说作为自我意识/物自体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汇总了诸多对象性生产（阶级，性别，种族等等）并提供一个理解作为一种秩序（Order）的平台。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总体性的抽象或者说对于对象性的扬弃反倒造就了一种还原主义的思潮，即作为一种原初之物本身的运动就囊括了之后所有的秩序或者说阶段的运动（一即大全）。在这里，这种还原主义无非是说，作为抽象的或者说恶的总体本质上就是从这种原初之物发展开来的（不论是支持或者说反对这种原初之物，因为本质上这两者都化作了运动或者说变易的环节，也就是说反对意味着进行这一变异的运动，而支持意味着作为这一运动本身进行变易），其必然导向恶的总体性与抽象的压抑。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原初之物被定义为某种“原罪”，但是问题在于它不论反对或者说支持，最终的结果必然导向这样的总体性。换言之，在这里那个自我牺牲或赐福于人类的上帝，也就是自我异化的神灵，作为恩情的存在。人的原罪无非是上帝的自我异化或者说恩赐的结果。换言之，上帝越崇高，基督越自我牺牲与自我奉献，人类就越是陷入罪恶与异化的泥潭。因此在宗教意义上，不是因为人的堕落而需要神恩，而是神的恩赐造就了人的堕落。这种逻辑的最终结果就是，人最终达成了自身的崇高，却是以一种绝对的自我放弃而存在，这种崇高的最终结果就是人将自身受尽苦难视为自身的内在目的性，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了。

因此，对这种恶的总体性的中止恰恰意味着不论是对象性生产还是总体性自身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在这里，只有对象性生产理解自身作为生成这种总体的必要环节，或者说这种总体指向对象性生产，总体性自身才能具有对象性，也就是作为对象性生产的物自体；而恰恰也只有保留这一差别（因为作为总体性自身的虚无性指向对象性，那么不导向这种虚无的对象性自身就成为了绝对的矛盾，因为不论在或者说不在自身中，自身都将导向总体性，而那又是自身所不是的；但也正因如此，作为对象性生产自身的绝对矛盾使得其要理解自身就必须将自身囊括进入总体性的范畴，才能理解自身），也就是说作为对象性生产的物自体不仅将自身建构为对象性的，也将自身的目的建构为对象性生产那样的，即作为对象性与非对象性之间具有差别而不是无差别，即自身目的的逆转，从非对象性转换到对象性。换言之，总体性自身的对象性指向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最常被理解的，作为原初之物的对象性生产不断地生产非对象性，不断地确证自身的内在目的性就是外在必然性；而另一层恰恰就在于非对象性本身扬弃了自身作为非对象性的目的，即自身可被对象性取代而作为对象性的物自体而存在。这便是无产阶级的双重抉择，是选择放弃而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接受恶的总体性，也就是让自身受尽苦难是自身唯一的目的；还是奋力一搏，即意识到作为整个社会总体的内在矛盾以及其运行的绝对中止。非对象性是无差别的，因为作为资本秩序运作的逻辑，再多的差异与对象性生产都能被吸收进入资本秩序中，一切逃离资本秩序的存在都会因为自身的对象性生产与差异性重新产生自身厌恶的总体性；但正因如此，非对象性自身指明了自身的真理是对象性，也就是说，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是扬弃自身的，是与自身不适应的，是对自身的否定与绝对的冲突。

换言之，这其中的逆转恰恰在于对象性并不将非对象性视为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对象性绝对地退回自身中，但是其发现对象性生产所处的贫民窟中无时不刻不在产生自身憎恶的非对象性，也就是作为异化劳动产生不了任何积极的东西。但问题在于自身需要对象性为自身目的，因此其唯一的去处就是将社会总体视为一种对象性的物自体，也就是前面说的庸俗的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但是其自身的非对象性出卖了它自身，即作为抽象社会的资本家与事实上的压迫人民的资本家没啥不同，将资本家冠以人民的名号，将国家当作“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与以往的旧秩序没有区别，但是就在这里恰恰就是下一个原则的逆转之处，正是因为其应该是的和其现在所是的东西的绝对冲突，使得作为一开始仅仅希望保全对象性生产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推翻整个社会总体，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而这个总体性自我异化的结果也恰恰就是一开始的异化劳动。在这里，异化劳动的扬弃意味着劳动不再作为单独的对象性生产，不再作为个体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工人自我管理的共同劳作与协作，作为一种工业民主和废除利润率法制与资本积累而存在，即作为个体在集体中得到自身，享受自身；而社会也不再作为与个人对立的存在物而存在于工人的民主管理下。而这种新的社会，我们叫做共产主义。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在这里，对对象性生产的强调就在于处于奴隶地位的劳动人民必须在对抗总体性中认识到，整个总体性秩序一旦完结，自身便再也不可能回到之前的孤立的异化劳动中，不可能再去制造工资法则；换言之这意味着唯有意识到整个社会生产秩序需要完全的民主化与掌握在工人手中，唯有个人作为这一集体的，社会的存在，自身才能具有自由与解放；同样的，作为总体性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也意味着不能回到之前在对象性生产之上的情况，因为现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产本身，即被工人民主掌握的社会生产。在这里，对象性与非对象性都被创生性的革命实践扬弃了，唯有革命实践才能确证真正的对象性，而这种真正的对象性生产的本质就是不断去革除作为现存秩序的腐朽，因为作为一种创生而存在，它必须确证与壮大自身，这种创生我们称之为革命。“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两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正如同废除父权不是让女性成为新的大爹一样，而是创造一种新的性别秩序，但是这种性别秩序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恰恰在于被父权规训的女性在坚持自身的抵抗中觉悟到消灭父权总体意味着自身不能再处于父权的定义之下而必须去寻求新的社会关系，这便是异化劳动真正的意义，这也是工人的革命主体性。

也就是说革命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内涵。其一，作为革命主体坚持的对象性生产逆转了资本主义的目的性，将资本主义的总体自身限于矛盾中；其二，作为对象性生产的坚持意味着必须将自身的境遇囊括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中，也就是自身对自身的坚持发现在自身中必然导向总体性的扬弃性，因此解决自身的矛盾必然要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得到解答（对原罪论的回击）；其三，作为资本秩序的异化中止而诞生的革命意味着必须彻底抛弃过往的旧的对象性，也意味着必须消灭作为本该成为对象性而事实上是非对象的绝对矛盾的秩序本身，也就是说，作为自身真正的对象性生产必须在对社会的改造，也就是革命的创生中得到实现，而革命的创生也必须构建一种新的不与个人对立的，被反国家的民主掌控的以及排除偏见和仇恨的社会，也就是每个人能够自由发挥其才能和创造的社会，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换言之，在这种扬弃中个人彻底放弃了过往作为个人孤立的地位而投身建设一个让所有人能够自由的社会，并在这个社会中享受自身的自由，而社会则被彻底至于群众的掌握中，成为自由得以实现并通过这种自由得以实现的社会。

“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然而，无神论、共产主义绝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即绝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绝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它们倒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