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回頭，有多遠就走多遠

當國民被改稱為人民，當跪在地上喊「皇上萬歲」的場景變為萬眾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的那一刻，藝人才明白自己進入了新社會，歷史進入了新時代。     

戲班子的成員們很快地被定義身分為自由職業者。  

說是自由，其實都是由組織管著，這個組織，由上到下，貫通始終。頂端是中央人民政府，頂端的頂端是一個叫毛澤東的人。    

新政府成立後，戲改，土改，四清接踵而來，然後紅衛兵出現了。  

什麼是壞人？紅衛兵說你是壞人，你就是壞人。人人心揣著無端的仇恨，恨到惡狠狠的當街亂棒打死人，恨到眼睜睜的看著老人嚥氣不心動。  

那時，袁秋華也曾給押上了臺，人都還沒站穩，一個大牌子同樣掛到了他胸前。他低頭掃了一眼，分明寫著：臭男旦，壞份子，雞姦犯。身後站著一排紅衛兵，個個手持著毛主席語錄。  

批鬥之後是遊街。    

袁秋華帶著全部屈辱和滿身汙穢，一拐一瘸地走回家，一進家門，人就不行了。他把頭搭在妻子的肩膀上大哭了起來。  

如散架的籐，完全癱在她肩上。  

《伸出蘭花指，對一個男旦的陳述》       

藝人集體表態日的那天，我讀著網路同溫層裡的那些評論文時，突然想起了章詒和書裡寫的這些字句片段。其實說到底，我怎樣也算不上是他們兩人的粉絲，她的歌與他的戲劇作品對我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我接觸的並不多，但他們透過媒體所建構出的人設，的確是讓我覺得也許，也許他們沒那麼媚俗，沒那麼讓人感覺不耐。

但說到了「媚俗」，卻又不可避免的想起了這個因為米蘭昆德拉而在文青界裏常被提起的詞，我對這詞的了解也真的僅止於他寫在書裏的那些，卻也總媚俗地常用起了「媚俗」這個字眼，彷彿當寫下這兩個字，嘴裏說出這個詞時，就可以理所當然的鄙視自己所無法接受的那一切。

從我的角度，所謂本土派台灣人的角度去看他們二人的表態時，看到的是他們也跟其他去了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一樣，不免俗地，制式化地，「迎合討好」起該處的受眾與頂端的統治者們，但對他們兩人來說，從他們的立場出發，早先一路塑造出的人設，會不會也僅是「媚俗」這個島上的人們帶來的成果。

薩賓娜對共產主義最初的反感，與其說是具有道德，還不如說因為美學，她不怎麼反感當局統治下的各種醜陋，卻極端厭惡他們企圖戴上美的假面具，也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

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那個被稱為五一節的慶典，遊行的隊伍齊步行進，陽台上或窗前觀看的人們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海報。當某群體接近檢閱台時，即使最厭世的面孔也要現出微笑。

在各種政治傾向並存的社會裏，各種影響會相互抵消或約制，我們居於其中，還能設法多少逃避這種媚俗作態的統治，得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也可以創造出不凡的作品。

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現自己困在了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裏，在那裡，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薩賓娜，那個不斷遷移，逃離的薩賓娜，從共產主義社會遷移到不同的自由民主國家，厭惡標準，厭惡一致化醜陋的薩賓娜，最終卻也醒悟到自己終究無法逃離各種不同形式的媚俗。

說實在的，寫下這篇文純粹也只是想平復一下那種莫名其妙的被背叛感，但寫至此，暫停回讀著文，潤著稿時，卻發覺當思緒化成文字時，就算用再多文縐縐的書中引述，都還是藏不住心裏對他們的看輕，也止不住那股厭惡。

關於厭惡，靠時間平息也許比靠文字發洩來得有效吧。

作為一個熱愛香港的台灣演員，吳慷仁可能令很多人失望，但作為演員，仍然充滿期待，應該說是充滿擔憂和疑慮比較多。吳慷仁往後在中國大陸真能拍到超越《富都青年》和《破浪男女》這些題材和藝術水平的作品嗎？既已落地獄，曾經在人間滿滿的愛戴皆成過去，如果他無法交出更好的作品，成為一個更好的演員，那時候才是真正的失望。

對於吳慷仁，仍然介乎期待與失望之間，但安溥是另一回事。那個唱〈玫瑰色的你〉的張懸，那個曾經一直明確用自己音樂作品與社運同行的張懸，吳慷仁是人設，張懸也只是人設嗎？

「我會記得這年代裡你做的事情，你在曾經不僅是你自己。」

「這一刻你是一個最天真的人，你手裡沒有魔笛，只有一支破舊的大旗。」

「我是那樣愛你，不肯改的你，玫瑰色的你。」

回頭再想這些歌詞，心裡不禁一笑，張懸已死。她真的改回本名叫安溥了。哪門子的魔幻寫實年代，真的不是什麼後設實驗劇場？若是為了賺錢，那餘生別捱窮，為了開拓一個更大的市場，那有多遠走多遠，別念舊，別回頭。那些唱過的歌詞已經死了。

《慷仁與安溥：中華未必錦繡，人間卻已失格，端傳媒》

有時啊，人們以為自己一路向西正朝著璀璨的未來前進，但誰知道呢，也許就這麼一路走回到舊時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