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是如何把自身贬低为见利忘义的生意人

从根本上说，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仍然保留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及其深厚意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特权优先的习俗。医院某些领导的政绩远比医院的发展重要，而医院的所谓发展远比医患的死活重要。无论是说出一种始则被权力有意掩盖，后又得到大众惰性支持而继续遮蔽的医院真相，或者追求一种自我认定的与滥权腐败有别的观念，都是要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尽管与医院有关的医患死亡总容易被关注，但是人们看见滥权腐败对人的蹂躏，似乎更欣赏人的挣扎所显露出特别残酷的美感来。同时，这样的舆论也是易逝的，不仅因为芳华使然，也因为总没有确切的加害者（都是按照上级机构保护伞的意指做事），或者加害者（黑恶保护伞的支持）总能逃遁，所以让受害者尘封。

按照一般的道理，医务人员和患者在受到伤害后控诉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变态与扭曲，足以供应相当的警示，理应获得相称的改变。但是没有看到问责，只看见伤害成了最孤单、最无助的个案事件，徒增受害者的悲鸣，于治理结构的改善毫无关系。加害者往往自信上级机构保护伞的权力大于薄周徐郭令苏等人，同时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体制缺乏监管，即使选择性地打老虎拍苍蝇也很难触及到武汉市第四医院。甚至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有些领导还将污水泼向受害者，诬其匍匐的姿势不够标准，竟然还想在低到尘埃里的时候要求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过，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如斯，加冕时不觉得沾血的手会腻吗？医患的死亡只是一段新的旅程，在我们忘却他们之前，我们和他们之间还有好长一段路可以互相铭记！

武汉市第四医院很多人认为，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因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但似乎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事实上，的确武汉市第四医院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在承受惩罚。但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会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在武汉市第四医院，这些脱罪的人继续预算收支不透明不廉洁，继续利用监管的缺失来操纵投票的公正性，并最终鼓励医护人员把自身贬低为见利忘义的生意人，将本为仁术的神圣医学贬低为“赚钱术”。

实际上，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的罪恶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抗拒不了权力等诱惑。它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所以，袁英红等人在上级机构以及保护伞支持下的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的滥权，不仅仅是危及医院长远发展的利益，而且始终危及所有人（医患双方）的个人权利和现代生活。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硚口区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袁英红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可能有省部级支持）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