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与庙堂之间——作为舔狗的相声 4 时代的产物
Ps：本来周末写完发出的，但经提醒发现少了一部分，系统bug，又被bug附体了。周末更一篇活动文，影响我的一本书《我的凉山兄弟》
上回书中我们回顾到了在世纪之交在相声陷入绝境之际，以郭德纲为代表的相声艺人选择了回归剧场，回归市场，回归普通观众的审美与情趣。在本文中，笔者将从艺术-民情角度回顾郭德纲早年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郭德纲的艺术风格和作品，一方面难以复制，即使他的得意门生岳云鹏也难以驾驭他的代表作，但另一方面，郭德纲的艺术风格又在之后的相声演员中无论是否德云社，无论是否与郭德纲站在同一战线，都可以被发现。
郭德纲先生尽管留下了很多作品，很多有争议的作品，如后期的很多段子核心内容都是于谦的家事，但是前期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在此笔者将讨论三个作品，《西征梦》传统段子翻新的代表作品，《我要幸福》原创作品的经典以及富有争议的相声评论作品《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
《西征梦》代表了郭氏安身立命的一种相声技术，旧瓶装新酒。西征梦的梁子或者说故事的叙事结构。传统文本中参与对抗太平天国的活动，适时地转换为了参加反恐战争，但是故事的结构本身没有变化。当然真正赋予这段作品以新的生命力的是其中荒诞而又现实的气质，不像传统的天津相声，描写市井生活，从真实的生活中提取出看起来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展示出真实的生活逻辑，比如钓鱼中的张二伯，纠纷中的张文元王德成，他们仿佛生活中的街坊。而郭氏的相声则是从魔幻的现实中蕴含着真实的生活逻辑，故事情节很多都是荒谬的，但是细节与逻辑中蕴藏着底层的生活经验和价值，也因此在新时代吸引着更多观众。比如其中很经典的部分，郭德纲借用了曲艺传统黑话——老和，编织出了一个培养老和部队的学校，维和部队是维持世界和平，而老和部队是老得维持和平，他们受训在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地方——保定，他们的教官是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因为上完酱还要下市场卖。而校歌是河北梆子，这样的军校故事实际上是一种相声中典型的双重叙事，明面一套，实际一套，如同大保镖中讲述学武实际上是学习包粽子，这段作品中军校实际是保安学校，如同段子中揭示的毕业之后一个单位两个去站岗。同时，文本当中的很多包袱都是借助于强烈的与预期之间的差异实现的，而差异是本应高大上的东西却与底层生活经验一致，一种类似皇帝的金斧头之类的笑话，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外交官邀请郭德纲之后等公交车回去，美国总统在白宫宴请小龙虾，白宫门口都是卖碟的。这样的作品，看似高大上的故事，明线：联合国老和部队——受总统邀请解决恐怖主义，但是却充斥着底层——草根的生活经验，将传统的文本融入了现代的笑料以及更重要的草根的经验。
《我要幸福》、《我是黑社会》、《我要上春晚》这类作品则更进一层，用戏谑乃至魔幻的手法，刻画出的是现实中没有但却根本上符合那个时代逻辑的人物。“我”是怎样的？是社会中的无权力者，没有资源没有网络没有关系，想要幸福但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因为资源的匮乏而上下求索也难以获得幸福，只能闹出很多笑话。市井中的小人物成为了作品中的“我”，不再是之前相声中被讽刺、挖苦乃至劝喻的对象，比如高先生的《钓鱼》、乃至侯耀文先生的《小眼看世界》、李金斗的《夜行记》，其搞笑之中都是带有教化的色彩和意味，小人物是被描述的对象，是他们需要去体验生活才能发现的对象，是具有种种不良色彩而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这是社会主义相声所需要的，为国家进行教化的文艺的轻骑兵。而到了郭德纲的作品中，他做的则是小人物成了文本中真正的主体，书写的是作者作为小人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兴路历程，也是无数被其所吸引的观众的生活经验。相声在本世纪初期的火爆与当前饭圈加持的火爆尽管时期相隔不远，但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内在逻辑，前者是一个草根时代，看似开放的社会当中，那些没有资源而在以权力、资源为中心野蛮生长的社会中“我要幸福”的人们的共鸣，他们渴望听到自己的故事，看到类似草根的成功，而后者则是娱乐资本化商品化时代下，娱乐工厂与民族主义叙事结合而成的流水线产品。
尽管在细节与叙事层面光怪陆离，但是在另一种层面却存在一种真正的真实。正如同我是黑社会中，主人公希望通过假如黑社会获得命运的改变，但是无权力者连成为黑社会都做不到，只能去文了一条带鱼去戏仿黑社会。我要上春晚中，主人公为了成为大腕找了各种门路，去拍摄广告，扮成熊和熊一起拍广告，本来按照剧本是郭德纲给熊灌饮品的，但是被熊抢先了，人不如熊。追求上春晚，去给导线遛狗干家务，如同导师的研究生一般，现场八百人和说的相声，终于有一个跳伞意外死了，也没有顶替成，因为被推他下去的顶替了。幻想暴富，充满了皇帝的金斧头的趣味，喝矿泉水，喝一瓶倒一瓶，发现是水的味道，要求退货，去餐馆要求炒一本，点那个八位数的菜，先生：是电话号码。种种荒诞离奇，看似与日常相隔甚远，但又是血淋淋的真实。可能这也是吴京说他曾经北漂无助的时候，痴迷于郭德纲的相声录音，郭德纲曾经的艺术，在一个个段子背后，是底层的生存物语。
而在《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中，则是其反体制的态度的淋漓展现。从体裁上这是一段前无古人的作品，相声从来都是讲故事立人物，但是这段是说理，是阐发其个人的观点，在这段作品中，郭德纲将矛头直指官方建构的相声艺术，官方的相声体制，国家的干部，相声的大腕作为反面典型出现，歌颂型相声作为反面出现。明确提出相声为什么要有教育意义为什么要教育人，而教化的职能是在国家体制下相声的应尽之义，是文艺的轻骑兵，是国家的艺术工作者的任务，是至少自延安时代起党的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并经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主流，反对者都在整风中被镇压，当然还包括有关部门对于相声演出限制的讽刺，包括对于国家体制的主流相声界的尖酸讽刺。这些在那个时代是广为欢迎的，这种与体制对抗对立的态度，是郭德纲受到欢迎的群众基础，是那个时代的民情，讲出了曾经很多人对于国家僵化的体制的反动之情，而这在当今恐怕根本不可能，对于相声自身而言，当年脱去了意义的枷锁与外衣，赤裸裸的回归市场回归逗乐，而现在依然在市场中的相声，要重新承载那些意义，即使是德云社，也要以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合法性，也要以慰问部队官兵作为一种日常活动。而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批评体制则成为了异类，是方方那样的众矢之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有时未必如人们理所当然期许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