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54：「錯愛香港」——我的作者朋友們（之四）

2022 年 6 月 7 日

我只是中學畢業，可以說沒有學歷。靠讀雜書而得到的知識，既無系統，也非專精。能夠編輯這本被認為知識人愛讀的雜誌，靠的就是園地開放，讓讀者也以作者的身份參與。

在《九十》的休刊號上，有兩位學者談到我的編輯工作。一位是後來參加兩次「五學者談一國兩制」的劉述先教授。他說1974年在中文大學跟我一起參加一個座談會，那時我是左派刊物的編輯，他在會上語帶嘲諷地說，將來大陸真的收回香港，現在那些左派份子就失去代言人身份而被棄置一旁。他說，餐敘時我坐在他身邊，「卻絲毫不以為忤，還約我寫文章」。

後來，劉述先就常向我們供稿，參加座談。我們也成為朋友。

另一位學者，就是在前文中講到過的翟志成。他在休刊號上說：「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幾篇文章，幾乎全部登在《九十年代》上。」他說生平最恨別人改動他的文章，但我有一次刪改了他的文章，後接我來信，說是對別人並不如此，「唯因與我相知，故『倚熟賣熟』」，他「細讀刪文，又確實比原文更好」。

引這兩段「稱讚」，並非自吹自擂，而是想說明我編輯這雜誌，如果還算成功的話，我的「成功之道」何在。

我只是中學畢業，可以說沒有學歷。靠讀雜書而得到的知識，既無系統，也非專精。能夠編輯這本被認為知識人愛讀的雜誌，靠的就是園地開放，讓讀者也以作者的身份參與。我辦的不是兒童刊物，不是要向讀者宣傳教育。我辦的是讀者也要成為作者的刊物。因此，遇到批評、嘲諷，不管是否事實，我是否同意，我都不會生氣、反駁，反而會把這些批評意見刊登出來，讓讀者去判斷和討論。

一份報刊的成敗，取決於總編輯的氣度。而我的氣度，就是源自於我對自己的知少識淺有自知之明。

我尊重來稿。不記得翟志成說我刪改他的文章是哪一篇了。因為若來稿過長，有時或會刪節，但「改動」應該絕無僅有。即使刪節，也會在刊出前徵求作者同意。刪改翟志成那次來稿，大概因為太趕，而且真是覺得改後對我這位朋友會比較好。

至於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我成為雜誌的主要政論者之一，那是因為其時所有的中外左派都被中國局勢的突變鎮住了，一時不知反應，於是我就與麗儀合作，打鴨子上架，寫評論分析。並越寫越有知名度。

縱觀《七十》《九十》的歷史，前半是以開放言論，依靠海外知識人對兩岸局勢的關切和討論；後半就以香港問題為主，並依靠一些專欄去凝聚讀者們的持續閱讀。

除了「自由神下」和張北海、阿城的專欄之外，我們也邀了一些已經頗有文名的作家寫專欄，像南方朔、司馬文武、劉黎兒、龍應台、黃春明、平路、登琨艷、羅孚，都寫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在《九十》寫專欄而後成為知名作家的查建英和新井一二三。

查建英是北京人，我在1991年訪美時認識她，她說她現在仍然是在北京和美國兩邊跑。我覺得她談吐不凡，就約她為《九十》寫一個「北京素描」的專欄。她用「扎西多」的筆名，寫與北京有關的社會和文化現象，也講到香港。在1993年一篇文章中，她介紹了北京流行音樂《我的一九九七》，一個年輕女歌手作詞作曲：「什麼時候有了香港？/香港香港怎麼那麼香？/一九九七快點到吧/我也想看看那午夜場……」與香港人對九七的恐懼，完全不一樣。

新井一二三是日本人。1984年我去日本時，她的中文老師陳立人帶她到我的住處見面。那時她的中文還很生硬。不久，她考上公費生去了中國。在那裡兩年，居然寫來文筆流暢、想法獨特的中文文章。我們都刊登了。

兩年後她回日本，進入《朝日新聞》當記者。不到一年，就結婚移居加拿大。幾年後的1991年，她來信說離了婚，現在又想用中文寫稿了。斷斷續續寫了幾個月，我發現她的觀察獨特，個人風格顯著，於是邀請她為《九十》寫專欄。

新井特立獨行，常做一些別人不敢做的事，寫別人不敢碰的話題。她在中國，批評中國。在日本工作，批評日本職場。在加拿大，罵加拿大做事慢而人也無趣。但1993年底她來香港旅行一個星期之後，就決定來香港居住和找工作，還寫了篇文章，用廣東話作題目《喺（在）香港再見》。文章說，香港工作機會很多，《南華早報》的招聘廣告多達98頁。又引日本報紙報導，有上千日本女青年近年到香港工作，主要是日本「男尊女卑」觀念太強。去香港甚至是世界潮流，加拿大她身邊就有六、七個人去香港。

那時離九七不到三年，香港的未來確實是未知數。但世界不景氣，對很多國家的人民來說也是未知數。所以，她就隨著這股香港潮來了。並且，很快找到工作。

她的專欄仍受歡迎。但越接近九七，香港越感受到北京對未來的控制，政界和輿論界也紛紛自動向中國靠攏。然後，愛國潮來了，保釣潮來了，反日潮來了，民族主義潮來了。新井在1996年的專欄寫下一篇《錯愛香港》，結尾寫道：「基於原則的抗議聲音是一個社會的免疫系統，它的衰弱預兆著將要來臨的死亡。」

從當時的趨勢看，她是對的。香港的抗議聲音在主權轉移後才慢慢起來，到2019年使全球都震驚。但已經晚了。免疫系統無論是自己消失，還是被強壓下去，都意味著死亡。

1996年8月後她就沒有給《九十》寫專欄。她在《蘋果日報》副刊的專欄有一天收到一封信，裡面放著糞便。因為她是日本人？因為香港泛起了民族主義嬰兒病？因為她批評了民族主義？不管什麼原因，她的《蘋果》專欄也停了。

知道「糞便」這樁髒事，我應該打個電話給她，表達關心和支持吧！雖然她那時已不是我們作者。我有想，卻拖延著沒有做。作為最早把她引進中文寫作、使她錯愛香港的人，我至今都感到抱歉。

她後來在台灣出版了許多書。成為以中文寫作的一位成功的日本作家。

（原文發佈於2022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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