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脈絡看香港運動（3）：社會運動的軌跡（下）

3.    香港社會運動的軌跡

香港社會運動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由19世紀的多起罷工潮、「妹仔」解放運動、到二戰後「火紅年代」的反殖運動、「四反」運動。在戰後，不少關注住房、教育、性別、勞工等範疇的團體進行組織和倡議，以壓力團體的方式抗爭，要求政府施行惠民的政策。在1980年代的主權移交之際，政制改革獲得遠超其他議題的關注，各範疇的積極份子在民主運動的旗幟下匯聚成共同陣線，也定調往後30多年社會運動的主旋律。下文將記述由1980年代至「反修例」運動前，在香港的民間社會曾出現的重要抗爭事件、政治思潮和抗爭路線的遞嬗軌跡，這些發展也成為2019年香港爆發大型社會運動的背景。

（下）篇包含以下五部分：

3.6    2012：「反國教」運動
3.7    2013：「佔領中環」
3.8    2014：「雨傘運動」
3.9    傘後本土派的上升
3.10 「反修例」的爆發

3.6   2012：「反國教」運動

在「五區公投」和2010年政改方案通過後，政改的訴求並沒有任何推進。泛民主派內部分裂，溫和議會路線的侷限愈見明顯，但未有大型社會運動爆發，「反國教」運動為社會運動的模式帶來推進，相較於那十年間的社會運動，在規模上有很大的突破。

「反國教」運動有兩個重要的特性，第一，發起運動的團體「學民思潮」有意識地和泛民政黨保持距離，拒絕過去在體制內和政府溝通的路線，直接用大規模群眾行動向政府施壓。在當時所有政治勢力未能回應課綱的時候，「學民思潮」無疑是行動的先鋒[1]。黃之鋒曾在訪談中說到：

「在2011年，大家看到政府要推『國民教育科』，我原本想（民主黨）和（教協）會出來抗議，但他們卻沒有反應，當時我們有十幾個學生就想，應該說出自己的聲音，所以大家就覺得要做一個學生組織。」

第二，在「反國教」運動中，社交網絡的動員發揮很大的作用。「學民思潮」的300位中學生最初是透過臉書認識；在媒體的報導下，中學生為「反洗腦」絕食和罷課的畫面獲得同情、帶來社會各界的高度動員。在持續10日的包圍政總行動後，港府承諾在5年內擱置「國民教育科」並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科，「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宣佈結束佔領。[2]在「反國教」後，「學民思潮」繼續在中學組織「政改關注組」，並在「雨傘運動」中成為罷課的先鋒。

3.7    2013：「佔領中環」

2013年的「佔領中環」為社會運動的模式帶來推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為「雨傘運動」累積能量。2013年1月，法律學者戴耀廷在信報發表一篇名為〈公民抗命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提出「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去迫使北京改變立場。」該文章獲得很大的社會迴響，而後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非政黨人物成為骨幹，正式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運動。戴耀廷在訪談中提到計畫背後的想法，他近年接觸到不少人，對政黨有疑慮、不願意由政黨代表他，並且認為在這個佔領計劃中：

「應該是再無大佬，再無教主，這運動係每一個熱愛民主的人都count as one，才是達至真正民主的模式。[3]」

「佔領中環」計劃比過去30年泛民主派的抗爭來得激進。一方面，有意識地回應過去幾年社會大眾對泛民政黨的信任危機，以及保守的議會政黨談判路線，改而動員市民「直接行動」佔領馬路。但另一方面，並沒有改變的是，佔中本質上是以「公民抗命」作為「談判籌碼」向中央施壓、談判、尋求政府讓步。基於這個推動改變的路徑設想，儘管「佔中計劃」包含民眾的參與，但發起人對於行動方式、日程及目標都設下嚴格的規定，並且強調「非暴力」、透過縝密的鋪排和規限來確保行動「不失控」、「不過激」。戴耀廷是這樣形容他對行動的設想：

「公民抗命的力量在於以違法、但非暴力方式去感召廣大群眾的正義感……要產生最好的效果，組織者可以事前向全港表明，會在某一天某一刻進行佔領行動，並讓參與的人事前簽訂誓言書，明確表明不會使用暴力，只會和平佔領中環要道。」

「作為運動組織者的三子，設定的這種對運動、目標、形式的認知框架，並不能成功統合香港越趨激烈的意識形態。[4]」最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並沒有依照佔中三子的計劃而爆發，但「佔領中環」的提案引發大量的公共討論、在社會上推廣了「非暴力、公民抗命」的抗爭劇目、而「全民商討日」、公開辯論、和數十萬人參與的「622全民投票日」則很大程度上鼓舞市民並為「雨傘運動」的大規模群眾動員鋪墊。

3.8   2014：「雨傘運動」

2014年7月，「雙學[5]」不顧「佔中三子」的反對，在政改首階段諮詢結果公佈前，發起「佔中預演」，約五百名抗爭者響應。全國人大常委會在8月31日，通過「831決定[6]」，確立2017年的特首普選和2016年的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市民對中央拍板的「小圈子」政改方案令感到非常憤怒，「雙學」發起罷課表示抗議，在9月26日，罷課的最後一天，黃之鋒突襲號召市民「重奪公民廣場」，警方清場和抓捕逾百名佔領公民廣場的示威者，促使上萬名市民包圍政府總部聲援和要求釋放被捕人士。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在金鐘添美道的學聯「命運自主」大台上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下午，警方對示威者施放催淚彈，觸發數以萬計義憤的市民上街抗爭；當晚，學聯和多個組織不斷轉發警方將開槍的消息，請求示威者撤離，但示威者不但沒有散去，反而自發佔據市區主要街道，形成金鐘、旺角、銅鑼灣的佔領區，開啟長達79日的佔領。

10月21日，政府官員和「學聯」展開公開對話，然而政府官員並無做出任何退讓，只是再次重申「831決定」中關於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規定符合《基本法》；提出考慮成立政改討論平台、並且向港澳辦提交一份報告，交代自人大決定及罷課以來香港社會的變化。11月中後，「雨傘運動」在長期佔領中士氣衰退、示威者內部出現大量分裂和衝突，漸失民意支持，最後被警方清場告終。

大規模的「自發組織」

在2019年的運動爆發前，「『雨傘運動』無疑是香港戰後以來，第一場直接與中共權威對著幹的、本地化的、群眾性民主運動。」據統計約有120萬人曾參與佔領運動。在「雨傘運動」中，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子的動員雖然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數以萬計的群眾自發鬥爭也非常重要，這場運動既不是「大台[7]」由上而下發號司令，亦不是群眾的純然自發，而是兩者互動的結果。在「雨傘運動」中，「雙學」超越過去「泛民」的政改框架，提出「命運自主」、撤回人大「831決定」、特首候選人須實行公民提名等訴求，但佔領區的示威者亦有各自參與的訴求。事實上，直至9月中，只有約三千人簽訂佔中三子所推動的「佔中意向書」，但有過半數的參與者在警方在9月28日施放催淚彈之後因此上街。「雨傘運動」的參與者當中，有「七一遊行」和「反國教」經驗的比例比較突出、也有15%的人完全沒有社會運動參與的經驗。不少研究指出，很多參與者來自中低階層的青年職工、學生、在旺角佔領區更多見草根的參與者。

「雨傘運動」的組織方式大抵上是去中心化的，在佔領的中後期，沒有任何團體可以有效地協調，或者指揮數以萬計散落於金鐘、銅鑼灣、旺角佔領區的參與者的去留。在佔領的空間裡，示威者以多元且去中心的網絡自發組織，從日常的物資站、醫療站、糾察隊，到流動教室、自修室、藝術創作、小店地圖等項目，背後都有大大小小的網絡當面或者以即時通訊軟件調配人手和資源，也令參與者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投入運動[8]。儘管最後「雨傘運動」並沒有達成其推動政改方案的目標，卻是重要的群眾運動經驗，成為很多市民的政治啟蒙、抗爭想像的開拓，這些雨傘中的自發組織在「反修例運動」中又以更大規模、更多元的形式重新出現。

「大台」、群眾、分裂

在「雨傘運動」中，被視為「大台」的雙學、佔中三子、泛民主派政黨和其他團體之間都存在政治立場和運動判斷的分歧，更遑論數萬名佔領區的示威者。「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們對於是否退場、是否行動升級、如何使用佔領空間都有不同的意見，這些分歧也帶來示威者陣營的衝突和分裂。

在眾多的意見分歧裡，抗爭手法是最主要的爭議所在。在「六七暴動」後，暴力抗爭成為香港社會的禁忌，在聲援「八九民運」時，「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簡稱）的抗爭模式最早被積極組織聲援的民主派人士提出，而後一直是香港社會主流的抗爭想像。在2013年，「佔中三子」確立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原則「公民抗命」，在長達一年的公共討論和宣揚下，這種抗爭想像被社會大眾和大部分的「雨傘運動」示威者接受，也是當時的「大台」所主張的抗爭劇目，和「本土派」所宣揚的「勇武」抗爭產生張力。

其中，「衝擊立法會事件」加劇部分「勇武」示威者和「大台[9]」的矛盾。在接近警方清場的11月中，有網民散播立法會將討論「網絡23條」的謠言，號召衝擊立法會，數十位示威者向大台尋求支援被拒、被糾察和泛民議員阻止，最後在用鐵馬撞穿立法會玻璃門後被捕。翌日，社會各界公開與激進示威者劃清界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紛紛譴責暴力衝擊行動，呼籲參與佔領行動的市民應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達意見。當時主流輿論對衝擊行動的態度負面，和平示威者中甚至衝擊者是「鬼（臥底）」、「破壞運動」等說法。這個運動路線上的分歧也令示威者對「大台」的不滿加劇，在網上發起「拆大台」和「解散糾察」行動。

在「雨傘運動」中，本土派以較激進的立場定位自己，與傳統泛民和其他社運人士鬥爭，卻未能獲得社會主流輿論的支持。一方面，因「大台」和「和理非」示威者不理解「本土派」激進示威者的主張，激進示威者的抗爭手法被輿論撻閥和邊緣化；另一方面，本土派倡議「拆大台」、大規模散播「提防左膠」、抹黑個別社運人士的文宣^[10]。在佔領現場舉辦民主討論的示威者也被指控騎劫集會、嘉年華式抗爭。在運動的中後期，在政治光譜、抗爭手法上有分歧的示威者間出現大量的怪責、指罵和分化。「雨傘運動」中不同派系抗爭者衝突和分裂的經驗，也令「反修例運動」的示威者有意識努力摸索不同光譜的示威者共同抗爭的方法。

3.9.  傘後本土派的上升

在「雨傘運動」爆發時，中央政府一早將運動定調為「港獨」，但其實大部分示威者的訴求僅止圍繞著政制改革的進程，包括要求人大撤銷「831 決定」、特首候選人須實行公民提名、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負責等，遠遠談不上港獨。然而，當政府在「雨傘運動」中寸步不讓，越來越多市民意識到「民主回歸」簡直是天方夜譚、擁抱消極防守的「一國兩制」也不再堪用。在傘運後，若選舉必然經北京篩選、中央直接管治的訊息非常清晰，這變相令社會上關於本土主義的政治認同不斷升溫。

另一方面，「雨傘運動」以大抵「非暴力」的方式抗爭，但運動最後未能迫使政府讓步，令不少抗爭者因此揚棄「和理非」規條，並認為和政府溝通的做法並不可行，繼而開始接受由本土派提倡的「勇武」抗爭方式。同時，在傘後泛民政黨、左翼、傳統組織成為怪責的對象。本土派認為「雙學」領導不力，要為運動失敗負責，在各間院校發起「退聯」公投，令學聯的成員由8間院校跌至4個。2016年，9間院校學生會與2個本土派團體發表聯合聲明，認為五一勞動節遊行「行禮如儀」，不會參加。

本土派的政治想像

「雨傘運動」後，本土派內部對於香港前途的想像亦產生重大變化。2014年，港大學生報「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帶來新的本土論述。在被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後，一時洛陽紙貴。論述上的變化包括：過去《城邦論》雖然強調港人和內地人的族群矛盾，但並不定義香港人為另一個「民族」，反而時常以香港比內地更保存了中華文化的精神為招徠；《民族論》援引Benedict Anderson等人的理論，將香港人理解為一個別於中國人的民族。關於香港前景，陳雲未有清楚指向，2016年，當城邦派參選立法會時仍以「永續基本法」為目標，僅追求長遠維持一國兩制；《民族論》則基於民族主義，追求香港獨立。

城邦派在2016年敗選後日漸邊緣化，新一代的本土派和陳雲等人因為立場分歧和人事糾紛，關係漸漸疏離甚至對立，本土派由「城邦自治運動」邁向「民族獨立運動」。在本土派以外，傘運後亦出現「自決派」，自決派認為，香港應該透過公投決定政治前景，包括但不必然是港獨，自決派包括朱凱廸、黃之鋒等人。

本土派的社會運動

傘後出現了新一批本土派組織，包括「本土民主前線」和「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和「學生動源」在2016年成立。在地區上，也出現了不少地區性的本土派組織，包括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等等。本土派的街頭運動在傘後盛行一時，反對水貨客、新移民的「光復行動」蔓延至各區，包括上水、沙田、元朗、屯門。新一批本土派組織，在香港前景上，主張「民族自決」以至「香港獨立」；在抗爭手段上，摒棄舊有的遊行和靜坐模式，並且主張與警方武力抵抗。

2016年2月，「旺角事件」爆發，起始於食環署驅趕無牌小販，演變成本土派示威者和警方的激烈衝突。示威者燃燒雜物、扔磚圍攻警察等畫面首次出現在公眾眼前，被視為標誌性的「勇武派」行動。而後數十人被捕，部份人被控告最高監禁年期為十年的「暴動罪」罪成，當時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因暴動罪判監六年，而召集人黃台仰逃亡至德國。

新本土組織也積極參選區議會及立法會。2016年，梁天琦參加新東立法會補選，提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競選口號、「以武抗暴」、「無底線抗爭」等支持武力抗爭的說法，梁雖落敗，但得到六萬多票。同年9月，梁天琦欲參選立法會選舉，但因選舉主任認為 「無意擁護《基本法》」，參選資格被撤銷；同年共有六位候選人因其香港前途的立場而被撤銷參選資格。隨後，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成功當選，卻因「宣誓風波」[11]被政府取消資格。2018年，公開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被政府禁止運作。在2016年之後，港獨本土派在議會內的空間被壓縮，失去制度內的政治平台和資源，在街頭的抗爭也遭受嚴厲的清算，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息，但反抗運動整體陷入低潮。

3.10   「反修例」的爆發

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前，香港社會面對中央政府步步進逼的全面管制，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高漲、對「一國兩制」的框架失去信心、本土主義升溫。然而，各種反抗渠道又被堵死，體制內的議會路線不再堪用（泛民主派政黨的議會路線被不少群眾揚棄、「不擁護《基本法》」的民選議員遭撤銷資格）；體制外的街頭抗爭動員則出現疲態、抗爭所面對的法律後果急遽上升。

在下一章，我們會分階段介紹「反修例」運動的抗爭目標和發展過程。2019年的香港運動大抵上是不願意在沉默中滅亡，所以在沈默中爆發的運動。當歷史的時刻降臨，數以萬計的群眾在「隱忍壓迫」和「行動」之間，選擇站出來反抗以回應政權步步進逼的壓迫，一邊摸索新的社會運動模式，一邊探尋香港政治的前路。

註：

[1] 泛民主派團體、家長、教師組織則是在「學民思潮」的行動引起很大的社會關注後，翌年才成立「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

[2] 港府的讓步和示威者所堅持的「撤回」訴求有很大的落差，當時黃之鋒的決定令數百名現場市民感到錯愕甚至不滿。「大台」和「群眾」在運動路線和決策上的張力已經浮現。

[3] 譚蕙芸與戴耀廷（2013）。〈堵路不言勇，難再爭民心〉，載於譚蕙芸與載耀廷《對話X佔領》。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4] 羅永生（2015），《在運動與革命之間讀書》，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5]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和「學民思潮」兩個學生組織的合稱。

[6] 確立2017年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由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產生；不實行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特首參選人須獲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限2至3名。另外，2016年立法會選舉全數保留一半的功能組別議席。由香港特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7] 「大台」即集會遊行中主辦組織搭建的演講台，代指運動領袖。

[8] 陳慧燕（2018）。〈雨傘運動的聚散：突發、自主和碎片化〉，載於鄭煒、袁瑋熙編《社運年代，香港政治抗爭的軌跡》（頁18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9] 「大台」即集會遊行中主辦組織搭建的演講台，代指運動領袖。

^[10] 在「反修例」運動中仍被示威者重新提起︰https://lihkg.com/thread/1257362/page/1

[11] 2016年，六名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就任時，因透過各種方式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裁定失去議員資格。過程中香港政府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人大常委會通過宣誓原則及規範。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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