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郦菁之《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兼论知识分子

郦原文见：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06-opinion-bureau-civil-society-which-is-solution/

在布罗维、福柯和格霍等人诸多的社会学分类学、知识分子类型学早已案成经日的当下，我们仍然在为知识分子的类型混淆而苦不堪言。事实上，与韦伯的知识分子不要在课堂上当先知的由衷劝告相反，知识分子的的确确在未来的行程中没有担任先知的角色，而是走向了另一条路径——充当大财团、大政府、大社团的纯粹规划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知识分子功能的回归，即回到作为其出生地的领主和教会雇佣的部曲那里去，但是要除去其非知性的灵魅。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当今前仆后继的国师潮流？究竟是西方中心主义版本的导向家臣的闭环，还是苏秦张仪逸话的再演（至少在形式上，当今的国师都宣称自己是为公的）？

搁置“国师”这个看上去耀武扬威的帽子，也总还有“县师”、“株価师”、“公益师”，真可谓好为人师。究其根本，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理想形式的知识分子类型的粗恶混淆，以致我们几乎不能分清这些在发言的人，究竟秉持的是批判知识分子的姿态，还是专业知识分子的姿态，抑或又是政策知识分子的姿态？在一段言说里，我们总是能同时看到这三种姿态在同时摆弄poses，而这种粗恶混淆的发言又总是被正名为一种“全能姿态”；此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核心的模棱两可：在说专业的时候，忘不了讲政策，在批判的时候，忘不了讲政策，而在讲政策的时候，又既忘掉了专业，又忘掉了批判。

转念一想，这一核心的模棱两可似乎并不是那么暧昧不明——难道专业姿态指向的不是政策姿态，批判姿态指向的不是政策姿态，政策姿态指向的不是其本身吗？可见，看似综合了各种言说与行事的姿态类型的全能姿态并没有它自己的镜像那么广阔，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狭隘地平张牙舞爪的自我掩盖——它披着无目的的手段的面皮，实际上却是无手段的目的。全能知识分子，不过是政策知识分子的尴尬外衣，不论其如何自我标榜，ta们和治理程序的亲密关系决定性地暴露了ta们所承担的其他专业批判功能的似是而非。

这也就反过来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种知识类型，它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对象为前提：一种生命政治知识，一种赤裸生命对象。这种知识服务于那样一种治安的秩序，而且如果不是构成在那样一种治安的秩序里，就不可能得到其前提：这种秩序里根本就不存在人，人除了是“人”这一个空洞的铭刻之外什么也不是，人除了是“人”之外什么生命的应有形式皆没有，人的意义仅且能指向治安的目的（如果不指向治安，人就无意义）。在这个人的任何形式、任何生命的可能性都被排空的情况下，治安秩序用空洞的大写的“人”将人民整合起来，通过将作为不面向秩序就无意义的赤裸裸的仅为生命的人民转变为主权的唯一畏伏者，亲自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寄生和榨取的秩序。

吉奥乔·阿甘本提到过一个悖论，在当代的生命模型中，存在着一个互补又相反的对子：一方面，为了治理和治安的要求，生命应该被牺牲，生命应该被征用，为的是实现治安，哪怕是说话者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为了道德和伦理的要求，生命的幸福应该在管理和科学技术的辅助之上得到“珍重”。问题在于，不论是前者映照的巨型集中所=研究所，还是后者映照的到位的ICU、SOHO与“多元文化”企业，我们的生命始终被简化为某种存活的形式，某种在治理下才有意义的存活的生物形式。我们要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生命才是对我们的潜能和可能性的展现，而不是某种治安的意义的唯一担负者？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秩序里，无所谓社会、政府、企业、组织之分，更无所谓榨取效能的等级分层。任何制造赤裸的主权空间的机器，都作为一种国家机器亲自地参与到对人的生命、对人的智力成果、对人的语言的不透明又赤裸裸的榨取之中——目的是治安，途径是治理，实现方法是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要你生是死要你死还是生了死，即排除任何哀悼的生命-神经-死亡的奥运⚪——从而在字面上描写了生命政治的两层意义：一方面是性爱-生命，另一方面是绝对死亡-不可哀悼。

因此，我们怎么还能认为无时无刻不向我们兜售一套生命-死亡知识的治安知识分子是“公正者”，是教会我们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善人”？

我决定在此对文章内容与标题的关系做一个倒转——不是通过论郦菁的文章来兼论知识分子，而是通过兼论知识分子来论郦菁的文章。可能有人会说，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暗示，即只要弄明白当下知识分子的异化形式，就能够无视经验材料而先入为主地将作文-知识分子一笔带过？也可能有人会说，这里重要的仅仅是知识社会学，以及作者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但我认为，这两种答案均没有站在此处的“兼论”的立场上。通过阿尔都塞的教诲，我们明确地知道，理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有的只是各种意识形态在基本的理论空无形式上反复围绕赌注展开的划界斗争与夺权，赌注是知识、实践及其对手-符号的命运，是关于什么知识、什么实践站在有效位置上，什么对手-符号被排除在有效域之外。如果说列宁以“全部哲学史可以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的论断粗野地介入了哲学实践，而引起了所有体面哲学家的叫嚷，这是因为体面的哲学家们断然否定哲学的政治性，断然否定哲学是对基本的夺权斗争实践的不断考察。

从这之中，我们是否需要寻找些立足的参照点？自然，那就是对所有不肯讲明白其阶级斗争性质的理论-意识形态话语保持深切的怀疑，怀疑它们是为了消极化阶级斗争的企图而释放出来的对手-符号，是为了搪塞其阶级与斗争性质而用学院概念堆砌出来的“异化的机器”，怀疑一切立即的诉求、立即的自由和立即的普遍都是空泛和遮遮掩掩的不要斗争而要立刻缓和的掩耳盗铃行径。

从知识分子开始，到理论实践结束，我们要警惕所有全能知识分子的标榜、警惕所有立即自由的呼吓、警惕所有专门国家的许诺。重要的是怀疑一切，并以这种怀疑一切在理论政治与阶级斗争上的态度为基础，形构我们新的、现实的、理论的、夺权的实践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