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体制内
误打误撞的工作
8月份找工作找得最绝望的那会儿，接到了这个单位的电话。是个轻柔老道的女声，询问我是否我过去的意愿。那是五月份参加的面试，面试刚结束我就知道了自己的分数不敌另一个男生，所以没什么留恋地将这座城市抛在了脑后。但这通电话对那个时候正处于低谷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
“是这样的，之前准备录取的那个人，他可能有别的考虑，所以放弃了。”
我发自内心地惊呼了一句，“那也太突然了吧。”
她说，“是呀，我们也觉得很突然。”
我嘴上说着，希望能给我时间考虑考虑，但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打了电话说我愿意过去。
时间再往回倒转四个月，彼时我还在学校里，和同学交流最近的招聘信息，和同住的博士师姐抱歉自己吵闹的电话面试。她说，没事没事，我都能理解，你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可以帮你问问。
当时刚好看到这座城市的招聘，这是一座典型的东南地区依靠发达航运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但近些年也略显衰落。师姐刚好有认识的同学在这里上班，便二话不说地帮我问了情况。情况很乐观，东南沿海的体制内是无数毕业生眼中的香饽饽。年薪没有省会和一线城市那么高，但应付生活绰绰有余，由于专业原因，这样的岗位也比较清闲。
我仰摊在椅子上，做认命状，“要不我就找个地方躺平算了，工作之余发展发展自己的小爱好。”
江景房的正与反
我如约来到了这座城市，先是过去参加体检，等待体检结果，然后在录用通知尚未公示结束的时候，就先参加了工作。人事的希望是，“先过来熟悉熟悉环境。”
考古所刚好在市区内发掘，而发掘工地都会提供住房，所以在“熟悉环境”的阶段我尚且不需要自己租房。工地的驻地就在江边的小区里，蛮宽敞的三室一厅，住着给技工师傅们做饭的阿姨，我被安排到面南的一个小房间。
房子是名副其实的江景房，客厅窗户正对江心屿，每天我趴在窗户上，看涨潮退潮，看运沙船又一次鸣笛而过，雾气氤氲在隔岸的玻璃建筑之间，夕阳撒满江的上游，沿江路上车水马龙。
但我不会在客厅待太长时间，这里是发掘者吃饭的地方，是领导和老师们商量发掘事务的地方，也是做饭阿姨结束一天的备菜做饭清理之后躺着看短视频的地方。更多的时间里，我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连门都吝啬敞开。
小房间的风景就枯燥得多，对面一样的住宅楼，远处更高级的住宅楼，楼下电瓶车鸣叫，小孩追逐打闹，老人家街边吆喝以及挖掘机哼哧哼哧运转。朝南阳光充足，太阳在我尚未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将光辉斜射进我的房间。在上班之前将窗帘拉到最大，就能让整个房间尽情享受紫外线杀毒的快感。在落日里下班，回来能闻到干净的灰尘味道。
而如果是休息日，这个房间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待遇。我将窗帘拉上，门关上，让被子，床，桌椅和我一样，笼罩在沉郁之中。
到底是南方，二月的天气，即便阳光刺眼，脚底也遍生寒意，像霜结一样慢慢爬上双腿。
阳光稀缺的时候，未晒干的衣服就会散发出一股霉味。没有衣柜，我把一半的衣服堆在床头，一半的衣服堆在行李箱的拉杆上。和朋友视频的时候，对方说，看看你的房间。我看着自己挂在椅子上的内衣，连连摆手。
桌子从来没整理过，地也很少清扫，装满垃圾的塑料袋瘫坐在角落。再往前一步，我就是松子，除了从十一楼的窗户里跳下别无他法。
花束般
躺在床上难以入睡的情况一共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刚来的时候，因为不习惯身份的转变加之和一个难以忍受的人共同工作而自怨自艾了很久。当时觉得，等到熟悉了就会好起来，会接受当下。后面的情绪就完全被“等待过年”取代了，临近年末，脑袋里也装不下太长远的东西。第二次就是这几日，过完年了，新的阶段开始，迫使我重新观察自己的处境。
真要说起来，也无非就是工资太低，前途无望；和社会越来越脱节；安排的工作不满意；对这个地方不报任何希望。
那日看《花束般的恋爱》，两个文艺青年面对社会的无奈和妥协，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但还是狠狠击中了当下的我。
我们当然可以像麦一样，找一份工作踏实努力，获得上司欣赏，找到自我价值，偶尔看成功学，玩开心消消乐打发时间。我们也可以像娟一样，找一份简单的工作，仍然坚持艺术与文学，寻找生活里的小美好，等待变化慢慢发生。他们两个人，虽然生活节奏不一致，但他们面对自己的时候，都是自洽的。也正是这份自洽让他们坦然平静地接受了分手。
但我没有办法。我像麦那样丧失了对于一切生活乐趣的欣赏和探索，而我的工作又无法提供给我任何的认同感和价值感。我像娟那样仍然在文学和电影里寻找自我，却愈发封闭不愿意向任何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根本上而言，我无法接受自己的泯然众人，这是让我失眠与痛苦的根源。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抱对自身的忧虑，在我面试失败的时候，在我没有去成想去的学校的时候，我都没有“我这辈子完了，我就只能这样了”的感觉，潜意识里，我还是觉得自己能够实现那个面目模糊的“理想中的自己”。但现在我意识到，那个人可能永远面目模糊，像海市蜃楼一样飘忽不定，我永远无法确认她是否存在，所以朝着她踏出的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
我无法面对自身的欲望。对于高薪水的欲望，对于体面的欲望，对于出人头地的欲望，对于变化的欲望。
我很怀疑这个社会是否有人真的认同和欣赏自己的工作，还是说这只是影视剧给我们制造的假象。我刷着领英上大企业的宣传片，每一个人，无论是高管还是运输司机，都露出八颗牙式的标准笑容。在明亮的办公室和在干净的货运站，一切虚假得像是泡影。人们说，没有人的工作是完全称心的，快乐只存在于得到那份工作的时刻。
“上班这件事”的豆瓣小组上有人发帖，农村出生的女生第一次参加工作，在拿到工资的那一刻觉得无比快乐，有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自豪感。我的妈妈在镇上一家纺织厂上班，拿100元的日薪，每天工作十小时。年后上班的时候，我随口问，明天又要早起，难过吧。她说，难过什么？——她一天都不想在家待着。
女生第一次自食其力的快乐，妈妈终于可以花自己的钱的快乐，她们都活在当下，而我活在对未来的忧虑里。
最近小杨总是和我分享斯多葛主义，最大的教义是，不要去忧虑你无法控制的事物，要专注于你可以控制的事情。Stoicism在全球的泛滥，可能就是因为现代人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欲望。
体制
我决定逃离，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本身。
在旁听同事交谈的过程，我也感知到了所处单位的问题。由于是新设单位，各项规章制度并不完善，没有专门的财务和办公部门，没有合理的调休和报销制度，没有完善的人事管理办法。年轻同事卡在无法提升职称的尴尬处境，领导工作狂到不近人情。而细究背后的矛盾，又和大的体制制度密切相关。
就说报销制度，政府的财政政策采取“收支两条线”的处理方式，事业单位各项资金的使用都需要申请拨款，所以必须制备十分详细的下一年度预算才可能申请到经费，同时需要保证各项支出与预算无差或低于预算。在考古事业中，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现场的事务过于繁琐，而地方所工地任务有限，很难做到匀账。从同事那里我了解到，很多工作属于先完成再报销，而报销的流程十分复杂，所以在工作过程中很多人都是自己贴钱购买耗材，甚至是发放工人工资。
人事层面的问题则更为复杂，由于单位规模较小，相关职称的比例数额是固定的，初级员工想要晋升，“等老人退休”是唯一的办法。人事姐姐提到非编制岗的待遇只有两千，所以人员流动非常剧烈，也很难招到人。“没办法，国家就是这样规定的。”
我觉得我到底是散漫惯了，无法接受这样的控制。那个“中央”明明在很远的地方，却像八爪鱼一样用黏糊糊的触角舔你的脸，你感到既恶心又屈辱。
颤巍巍和人事提出离职，也经历了一番长谈。人事姐姐性格很好，耐心倾听，表示理解，表示挽留。在与她的对话中，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领导们确实担忧我对环境的不适应，大家甚至担忧我是否过于自闭。
有意思的是，在交出离职信的这天，我才和坐在隔壁的同事有了较为轻松愉快的交流。起因是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也翻墙？”于是我们就翻墙工具和墙外世界进行了一番讨论。这种关系虽然不能说是突飞猛进，但起码没有了隔阂。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大家都在关注差不多的事情，虽然我们的背景如此不同。
在决定离职的这一刻，我才愿意放下所有的防备，尝试着交朋友。
前段时间公务员扩招和体制内减薪的新闻铺天盖地。财新网统计2023年公务员整体扩招16%，部分省市达80%。而体制内的降薪则更多是“小道消息”，毕竟这样的事情不会公开进行数据统计。我从朋友那里得知，深圳老师降薪幅度有20%，广东公务员也有不同比例的降薪。又听不明白播客Victor Shih谈地方债问题，财新数据显示，2022年地方债发行总计7.35万亿，各地政府债务均突破警戒线，新债还旧债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有些地方公务员薪资的发放都要依托新发债来解决。
地方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问题，《置身事外》对此有精彩的描述，中央收归财政大权，和地方之间展开了艰辛的博弈，当然这种抗衡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掌管地方财政的人本身就是红色家族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博弈更多是赵家人内部的夺权。结果是中央拿地方税收的大头，再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进行“转移支付“，同时不限制地方政府的发债权，而地方政府能用来抵押的只有土地，于是开始了热热闹闹又臭名昭著的土地财政。
我好像看着一艘舷舱破裂桅杆生锈的铁达尼号，正拖着臃肿的身躯沉于冰海之上，但船上的人仅仅抓着栏杆不愿松手。头等舱的游客坐上了游艇，不怕死的早早跳船逃生,剩下的人只有绝望地看着深渊似的大海。
标题有些刻意了，这样的逃离，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功利层面的考量，不愿意一辈子“穷且稳定”，个人政治立场只是坚定了我的决定。而很高兴的是，目前为止我告诉的朋友，都对此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没有什么中立价值，不确定的未来永远意味着悲观。时代背景是我们的情绪，年轻人无法快乐，是社会的问题。我决定诚实地面对我的“既要又要”的欲望，我本该如此，我不该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