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寫作就是愛生命 ｜Matters第五季自由課
此文是Matters第五季自由課的第四場講座的講稿。主題是：寫作就是愛生命，主講人是艾曉明教授，對談者包括著名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學者，翻譯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以及香港著名作家鄧小樺。
在寫作自由日益被剝奪的當下，我們將這篇講稿公開，與各位分享。在「不自由」的夾縫裡，如何繼續書寫？語言的抗爭如何得以可能？在這場對話裡，艾老師從中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對抗性書寫案例說起。「即使在最困難的處境下，自覺的、個人的寫作，依然是值得我們堅持的行為。它的意義或許在當下，或許在未來；但如果沒有寫下什麼，我們何以凝聚對個人和歷史的記憶？」
而對個人來說，那些對現實懷有自覺、忠實於內心感受的寫作，幫助人認識和爭取自由，寫作讓個體性能存活下來。假如每個人能在個體的層面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可能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也不一樣；權力所面對的抵抗力也就不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寫作就是愛生命。
Matters自由課仍在進行中，下一場即將舉行的講座是：黃耀明（著名音樂人）：今天香港，在世上所有地方。你可以通過支持這篇文章50港幣/1660Likecoin，獲得第五季自由課講座的回放視頻和文字整稿。期待與各位在自由課見。
艾曉明：這個講座的關鍵詞是「寫作」與「自由」，我想，在現在的處境裡，最不適合討論的就是「自由」。體會到很多的不自由，如何能討論自由呢？這是我在講座之前曾經有過的顧慮。
但我決定來認真思考一下：在不自由的年代，是否可能有自由的寫作？雖然從邏輯上判斷是不可能。寫作，如何寫？在哪裡寫？在哪裡發表？都是需要掂量的問題。不過，先把「寫作」和「自由」的問題擱置，我們看到更普遍的現象是，如今人人都在寫作，普通人也一樣。互聯網上每天都呈現著廣泛參與和巨大流量的寫作實踐，寫作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行爲，即便沒有意識到其中的重要性。既然如此，我們可以來討論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是寫作？第二，有沒有可能通過寫作來爭取自由？其中也包括「自由」是什麼意思，我們想要的是什麼自由等等。
前面所説的以個人的名義參與的互聯網日常寫作，例如微信發帖、推特留言等；實際上不完全是個人領域的事情（它當然也是我們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們需要隱私保護，需要我們個人的思想生活享有自由和安全）。但這種個人的精神和思想生活，再説多一點，包括情感生活，它在中國當代社會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這是我們的普遍經驗。
那麼，這種安全感是怎樣失去的呢？如果我們感到，連最基本的個人的思想生活都沒有，或者也不能將之記錄下來，我們怎樣成其爲個人？這裏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個人的失去、個人思想的失去、個性以及個人自由的失去，是當代社會無所不在的控制的結果。
我要回過頭來説寫作的問題。假如說沒有個人寫作，是指沒有個人，還是沒有寫作呢？回顧中國1950、1960年代，可以看到一個基本的特徵；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爲，沒有個人，也沒有寫作——假如，我們把個人當作一種獨特性的存在，把寫作當作一種個人生活的記錄，那麼，一個基本的結論是：沒有。或者，微乎其微（就人口基數而言，有能力、堅持表達個人思想的人是如此之少。而且，幾乎也很難在公共空間裏呈現出這種個人性）。更極端的情況是，如果你表現了個人，表現了寫作的個性，那麼從一般性地批判個人主義到更嚴重的如批判大毒草、打擊「裴多菲俱樂部」、揪出所謂「小集團」到日記入罪，有多層級的、一步接著一步的懲罰措施等著你。
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種寫作取而代之。我們作爲一個人之最基本的自我學習和成長的自由寫作是沒有了，另一種寫作開花結果。它在人們沒有太注意的時候已經成爲一種日常生活實踐，或許在全世界此前也從未有過。
中國當代社會在1949年之後經歷了激烈的社會改造，與之伴隨的是一個逐漸展開、逐步趨於日常化的集體寫作運動。整個社會的精神改造，有相當大一部分是通過寫作運動來完成的。對於接受過民國教育的成年人來說，它樹立起一套「新社會」的思想語言典範；與他們已有的無論是傳統文化詩書禮樂還是現代文化的格物致知對立起來，形成令其自我分裂的雙重標準。而對於「生在紅旗下」的一代，則是「啟蒙」（應該讀做反啟蒙）的洗禮。
為什麼這麼說？這幾年我很關注「倖存者」的史料和證言作品，史料包括檔案卷宗，日記、名冊等。我也讀過不少倖存者文集。我這個印象也就是從那裏形成的，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作家也好，普通人也好，都有文稿留存下來，收在檔案裏，其中基本上都是政治運動中的命題作文。
在那個時代，一個有文化的人要通過很多政治運動的衝擊—從1951年下旬到1952年，先是有一場運動叫「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1952年開始到1955年形成風暴的是反胡風運動，中間有一個1954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很快又到反右、反右後的處理，反右後還有鞏固清洗的「交心」運動……再到“四清”、“文革等等。每個政治運動往往通過寫作開始，先是學習交心得體會，然後開始揭發；批判深入到每個人，最後以審查和自我審查以及政治清洗而告終。假如要問，所謂地獄或「文革浩劫」是怎樣煉成的，這種深入全社會的集體寫作，是預先做出了精神準備的。也就是說，它改造了社會絕大部分成員靈魂，使之具有可供驅使的心性。
我們今天原本是要討論寫作與自由，在展開這個話題的過程中，我引入了兩個維度，一個是個人——即作爲社會的普通成員，作爲寫作主體，他或/他進行寫作，這是日常生活的一種方式；另一個是社會，即從社會控制的角度來説，這種個人寫作，在特定的時期，成爲必須管控的對象，不得擁有其個人性。也就是說，寫作不能離開個體的人，而寫作的態度不能離開自由；但是，如果在一個專制的社會，個人與統治階級處於一種不協調的、甚至是緊張衝突的關係時，寫作與自由這兩樣都會崩解，或者被集成到統治階級的議程裏。這時，無論是寫作的話題還是文體，都處在一種比較荒唐奇葩的狀態，結出與自由相對峙的惡果。
如此，我們討論的這個前提就發生位移了，也就是説，作為個人生活中的寫作，一件平常事，放在中國當代的社會政治脈絡裏，就會發現它變得很不尋常，也不簡單。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我們研究，就是我們回顧過去時發現，原來，中國社會經歷過這麼大規模的寫作運動：集體寫作。在某個階段人人都在寫檢討或者揭發批判，全都寫同一種文體。伴隨政治運動的展開，人們要進行政治表態，寫思想匯報。在各個運動中寫檢討書、認罪書。我看著這些東西的時候不禁要問，正如今天一個微信群被封，或者一篇文章發不出來，我也會這樣發問：什麼人喜歡人們這麼俯首貼耳呢？什麼人這麼喜歡看別人的自輕自賤呢？有一位作家李仕興寫了本書，其中是他在1958年整風反右、1964年五反和文革三次大運動中的書面檢查；其書名就叫《自掌嘴》。這樣的寫作，它的讀者當然是政治上更高一級的人員，屬於權力等級上更高一層的人。但是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看到一位來自這個層次的讀者站出來說，當年我看了很多檢討交代，我成爲了這種文體的愛好者；而且我認爲這種東西豐富了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此處省去若干字，因爲我差不多馬上就聯想到了當下的一些情況。我不能直説，我又一次意識到我是不適合來談寫作與自由這個話題的）。
扯遠了的話題再扯回來，那麼，在全民寫作殊途同歸的時候，有沒有一種不同的寫作，即循著寫作的本意，以我手寫我心的個人寫作？這種依然保有個人的觀察和思考的寫作，在思想專制的戰車隆隆駛過時，它依然存在嗎？我們需要思考這個問題，因爲，它會幫助我們看清一些方向，理解我們自己的位置和可能性。
我前面講到，中國當代社會經歷了激烈的重組；從中誕生了以政治為中心的集體寫作運動。如果從1949年算到文革結束，起碼有三十年，這個寫作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思想改造。在管控知識分子的過程中，「思想改造」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這種圍繞著思想改造而形成的寫作行爲，我們還可以將之分爲幾個階段。我試圖在1949年以後的寫作現象裏理出一個線索，看一看在哪些情況下，人們廣汎地參與寫作並且用寫作來完成政治的議程。
第一個階段，1949年以後到反右運動以前。社會變革如同周立波所寫的小説標題《暴風驟雨》。廣大的農村實行土改，消滅了地主和鄉紳階層。先把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很快又收回土地，過渡到集體所有制。繼而展開了肅反、三反、五反等運動，不斷掃蕩了來自舊的社會機制的各階層人員。知識分子經歷了我前面提到過的批判胡適、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風……再到大學的院系調整；這一系列的批判運動，誕生了一種運動套路性質的文體，那就是檢討。檢討這個東西，它有點像宗教中的confession，就是懺悔。它的特點是知錯和反省，即悔過自新；通過自我改造達到道德的升華。但政治運動中的檢討只是對懺悔這種形式的盜用。爲什麼，因爲政治家換言之那種專制的統治者他是在施加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壓迫之後，強迫人們內心的服從。怎麼強迫呢，那就要讓人們在喪失了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驚恐中，通過「自掌嘴」的形式放棄主體性，向政治和經濟的壓迫效忠。效忠就是在內心裏認同壓迫者，經過檢討這個儀式化的過程，把認同宣示出來。檢討了，就不會看作政治或經濟上的敵人，不至於遭受更大的逼迫。也就是説，它是一個迫於生存的或爭取倖存下來的出路。檢討這種文體的性質，從那時開始到以後，其實是沒有變的。當然，要説當時一些大知識分子僅僅是爲了存活而作檢討，可能也有點簡單化了。作爲個體，必然還有其他一些思想和文化的原因，例如對世界的烏托邦想像、共產主義理想的影響等等。
第二個階段，1957年反右及其後，首先是反右。在這種進一步普及的大批判運動裏，斷章取義、無限上綱這類攻訐式的大批判文章不僅是集一時之盛，而且有種巫術化的傾向。那就是人們仿佛退到了某種魔怔、整蠱式的原始思維裏；隨意地賦予字詞、文字、意見以所謂反黨之類這種巫術般的象徵力量。大概到1958年，除了原有的檢討文體又發展出一個與之相關的亞文類，那就是所謂「交心」體。交心指的是反右之後的1958年開展的又一個馴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它要求知識分子「自覺自願」地袒露內心深處的「非社會主義思想」，對它進行自我批判，從而表達對執政黨的心理認同。
反右以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私批修」，這種「交心」是經常展開、循環往復的日常政治活動，它貫穿了常規的政治學習，也衍化為「向組織靠攏」的非黨團積極分子的思想匯報之類。1957變成一個節點，反右主要是針對被認爲對黨進行了批評的思想言論。到1958年，交心則是主動的向黨靠攏；它成為長期不斷對人們進行思想規訓的手段。交來交去，絕大多數人除了重複黨報黨刊上的話，很難再產生或者保有屬於個人的心眼/心思/思想。可以這麼說，在那幾十年裏，通過寫自我檢討、表白忠誠的文字來向黨交心，這是所有中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有的經驗。這個人群數量有多大？根據1964年人口普查數據，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超過四千萬。可想而知，如果說存在一種集體的寫作運動，這也要算是捲入了幾千萬人的寫作實踐。
第三個階段，大體從1963年開始延續到1970年代，這一時期有一個文本被推薦為範本，可能影響了像我這樣一代青少年的寫作；它就是《雷鋒日記》。現在我們知道，雷鋒日記是在1960年11月26日由《瀋陽日報》首發的，那時雷鋒還活著。而它變成人民寫作範本是在1963年，雷鋒已經犧牲了；配合學雷鋒的政治運動，《雷鋒日記》成為將交心進一步普遍化的寫作範本。
《雷鋒日記》的導向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1964年裏《雷鋒日記》還被編入小學二三年級課本，成為所有少年兒童開始寫作的啟蒙教材。在我們那時的語文學習中，通過每日的念誦課文，摹寫作文，建立了這一代人的日記概念。它仿佛是一種秘藏的寶物，通過記錄個人的學習（規定的學習內容，像雷鋒那樣忠誠於領袖），等待被發現的那一天。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它就是為了公開而寫的。在那個年代裏，不僅是《雷鋒日記》，後來出現的經典還有《王傑日記》、《金訓華日記》……都有一些基本要素。它培養無私忘我的道德情操，表達對黨和領袖的無限崇拜——將個人感情公共化，納入黨的議程。在這裏，來自成年人的「向黨交心」的儀式普及到未成年人中。小孩子一開始寫日記就是交給老師看的，不存在私密和公開、個人與集體的界限。寫雷鋒式的日記，奮不顧身地追求共產主義理想以及投入個人情感地去愛領袖和黨，成為成長的必要儀式。回顧過去，「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種原本是對軍人的要求，在那時已經成為所有青年學生的理想，它直接為三年後的興起的紅衛兵運動做了思想動員和情感訓練。
但是，在那三十年裏，除了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規訓的寫作；有沒有對抗性的寫作行爲？這是一個最具吸引力的問題。現在我們知道，當然是有的。文革時期都有地下文學，在此之前也有。只不過，所有偏離意識形態控制的寫作，都使作者自己陷入危險的處境。
我舉幾個大家都知道的對抗性寫作的例子：
一、挑戰者書寫
這裏說的挑戰者，是那些自覺反抗暴政的先覺者。這方面的例子有林昭、遇羅克、王申酉、劉文輝等。林昭即使被関入監獄，她依然寫了大量文字。她的遺稿後來作爲平反材料發還給家屬，現在胡佛研究所保存。其中有她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十四萬言書，也有文學作品，還有日記家信等。我做過林昭文稿如《霊耦絮語》研究，網上可以查到。可見，即使是在最絕望痛苦的處境下，仍然有人以個人寫作挑戰權力；林昭的獄中遺稿就為讀者呈現了一個無所畏懼的靈魂。
像張春元這樣的先烈，他們在目睹了大饑荒的災難後辦了《星火》這種油印期刊。他們也爲自己的反抗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此外還有公民上書文本，我十分欽佩的歷史學家余席廣先生做過專門研究。他編輯過若干本共和國時期的公民上書，其中有一本出版得比較早：《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這些上書當時一般人也看不到。上級有關部門看到了，但是對於異議文革的上書，作者的遭遇都很慘烈。
這樣的挑戰者那裏，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對待日記的態度。相對於他們的公開表達，日記是其私人記錄。如遇羅克、王申酉，他們都是拒絕交出自己日記的。他們在最危險的時刻，力圖藏起日記，但沒有成功，日記成爲被定罪的證據之一。而在一般人那裏，如果你寫的不是雷鋒式的日記（寫這種日記的，通常不怕日記被公開），而是有些私人感受，那麼日記入罪的情況也很普遍。在《民間歷史》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相關的回憶。
二、申訴文本，當時的蒙冤者，有一部分人是寫過申訴的。
這樣的人，他們不是如那些民主先驅那樣已經意識到了體制的問題，而且，當他們為自己的遭遇鳴冤時，往往會採用具有合法性的思考框架 （例如用毛主席語錄來證明自己的遭遇不公），也會引用現有的法律條文。這些文本，承載了思想專制時代的烙印，其訴求的目的也只是為了改變個人命運。但即使是這種個人的反抗，也是很寶貴的。那些受到冤屈的人留下了親歷親聞，其申訴的經歷往往也非常慘烈。例如申訴被認爲是「反改造」，因而遭到獄方報復等。當時要送出申訴文本也是千辛萬苦。所以說能這樣做的人非常勇敢，他們留下的申訴文本保留了重要的證言，也成為我們透視那個年代的棱鏡。
三、倖存者日記，保留了個人性的日常寫作。
我以《吳宓日記續編》爲例，這是其中的代表作。
吳宓是一位知名知識份子，國學大師。但從1949年到1978他去世，他在日記裏呈現出的社會位置是從一個邊緣人、畸零人到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者。我們現在看到的吳宓日記續編，只有1949年到1973年底的文稿；他有些日記被查抄後失蹤，也有的因他所委託的保存者感到恐懼而銷毀了。他女兒吳學昭整理出來的日記續編有十冊，在我有限的閲讀中，我感覺它已經是當代知識分子中最完整的一份個人記錄。我們從中能看到他對於寫作的自覺，以及通過寫作保全、伸張個人生命權利的內心衝動，還看到他對各種政治運動所帶來的羞辱的記錄。他也寫出了周邊的人在這些運動的迫害和操控之下的變異，可以說這是一部以長篇紀實方式呈現的類似卡夫卡《變形記》式的作品（中國知識分子的變形記）。如果我們去看他寫日記時所處的高壓環境，看他寫日記的材料——各種碎紙片，還有他甚至要到郵局去偷漿糊來修補日記的困境，就能瞭解有多麼不容易。吳宓不屬於政治上的挑戰者，他的日記呈現的是一個平常人的感受。他只想存活下來，爲此，他依然要應付與社會、政治、文化和個人的衝突。我看他的日記非常感動，儘管是一個知識人委屈求全地存活，但寫日記這個行爲，呈現了一種抵抗的姿態。他的日記就留存於世，在今天看來，有一種中流砥柱的力量。我不是誇大其詞，我是想説，留下來，作爲一個時代的證言；相比於生命白白消逝、連一點痕跡都沒有，它顯示了見證的力量。
我現在回到討論的話題，有關寫作與自由。以上講到了，從個人和社會的角度來看，當代中國人的寫作，強烈地受到了國家的干預、統治階級的思想控制以及集體範式的限制；但結論是什麼呢？結果我們發現，依然有對抗性的寫作存在。哪怕文本的類別、對抗的強弱程度不一樣。英勇的突圍、勇敢的異聲、邊緣人的疏離和逃逸，都是存在的。
以其中最具有日常性的個人寫作來看——我以吳宓日記作為例子，在政治暴力面前，在道德、文化的淪亡以及知識人四面楚歌的處境中，有那麼一個十分脆弱和孤獨的老人，他依然做到了精神的堅守：他按自己的語言習慣，用文言文，寫日記。
前人的寫作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其中包含哪些歷史創傷，又有哪些可以成為積極的遺產呢？思考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的寫作與自由的關係、個人寫作和社會進步的關係；有助於我們討論，如何可能通過寫作來維護表達自由和精神獨立。
- 一，我們可以看到，寫作的確有無比的重要性；不然，何以統治者要佔有、統領和改造這個領域？何以要制定規則，確定寫作的邊界？
- 二，寫什麼、怎樣寫，與將一個社會帶入到民主還是專制的處境密切相關。
- 三，對現實懷有自覺、忠實於內心感受的寫作，幫助我們認識和爭取自由。即使在最困難的處境下，自覺的、個人的寫作，依然是值得我們堅持的行為。它的意義或許在當下，或許在未來；但如果沒有寫下什麼，我們何以凝聚對個人和歷史的記憶？
從文革後的情況可以看到，那種「思想改造」衍生出來的文體、腔調和邏輯（比喻的説法叫「打棍子」，「扣帽子」）很難再佔據主導地位；經過1980年代的文學啓蒙，文革結束到現在已經有四十來年。將當年流行的《雷鋒日記》和去年流行的《方方日記》進行比較，已經可以看出時代的差異，內容、風格和價值取向不一樣了。儘管，針對方方的圍攻好像複製了文革中的大批判，但支持方方的聲音只是被壓制著，像過去那種致人死命的毀滅性打擊則不那麼容易了。
當年在全民寫作運動中產生的檢討書、交心文本等也已經成爲歷史研究的對象。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李慎之、杜高、聶紺弩等知名學者、作家的文集裏，收入了當年的檔案、檢討書等。在世紀之交，有很多當年政治運動的倖存者開始寫傳記，出現了相當一部分證言性質的回憶錄等作品。有關夾邊溝、有關四川的反右等，作為一個勞教農場、作為一個地區，這兩個地方都產生了比較強大的敘事書寫，幫助今人相對詳細地瞭解過去的事情。還有一批作品如牛漢著《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屬於「思憶文叢」那一套書、徐曉編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等，這些作品的位置還比較邊緣化，在大學的教學體系中還沒有進入必讀書系列，但已經積澱到公共記憶中了。從1990年代到現在，還有很多親歷者的回憶不能通過審查，而選擇了異地出版。但這些作品本身已然存在，它們是未來研究當代歷史和文學的奠基石或是史料基礎，如錢理群先生的一九五七研究，如張先癡先生在臺灣出版的回憶錄《格拉古軼事》等。
我也是近年來開始研讀這些作品，所以舉例範圍有限。無論如何，當我們思考寫作與自由的問題，這種劫後餘生的寫作提供了經驗，值得借鑒。
【對談環節】
白睿文：艾老師是我在文學研究領域非常尊重的前輩，我一直研究她的著作和紀錄片，我們有精神上的共鳴。剛才艾老師提到日記在當代中國文學脈絡中的轉變，能否請艾老師對自己在武漢封城期間所寫的日記做一個介紹，以及通過這次寫作您得到什麼精神出路？
鄧小樺：剛才聽艾老師講反右時期政治犯的日記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我在香港電台有一個文學節目叫《文學放得開》，我們做了一期叫「時代日記」，談及《方方日記》，《狂人日記》到《安妮日記》等大時代中的日記，特殊時期個人日記的價值會特別彰顯，時代透過個人展現的面向比官方論述真實太多。香港也有韓麗珠的《黑日》，用日記的形式記錄反修例運動的整個發展，它和《武漢日記》一樣，也是由現代社交媒體平臺催生出來的。香港正處於轉變時期，前人的經驗在精神上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艾曉明：疫情期間，有很多人在寫「武漢日記」，方方，小引，郭晶等，我也在網絡上看到感染者的親人朋友在微博、微信上發類似日記的帖子。我自己也寫了一部分，發在Matters 上。當時最流行的就是這種「封城日記」類文字，我覺得它都是借用了日記的特點，可以叫作日記體敘事。不過我在討論《方方日記》時說過，這些公開的日記都有一個反日記的特徵。我們寫的不是真正的「日記」，它違背了日記基本的特點，那就是隱蔽性和個人性。吳宓當時寫日記他最反感外人去看，因為，如果有他人的目光，寫日記的人不免要戴面具，要提防他人的傷害。現在我們為什麼讀《吳宓日記》覺得有意思呢？因為他保持了私密性。他不是為了給他人看而寫的。（我們也是他人，不過和他隔了時代）。
「武漢日記」的出現有特定原因，人們對時間和空間感到不確定：不知道封城會封多久，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出門；也不知道這個病毒會流傳多久，傳到哪里去。每個人都有一種迫在眉睫的危機感，還不知道自己活不活得出來。這個是生命中從來沒有體驗過的經驗。這時也尤其需要匯集和交流資訊，但絕大多數人被限制在家裏，空間的自由有限，日記體的報導、記載、貼子打破了空間的制約，讓資訊流動起來。同時社交媒體也方便發佈即時消息，並且帶來及時反饋和共鳴，這是在武漢封城期間日記體寫作流行的原因。日記的順時序和即時性，這種文體特點適合普通人的參與，也填補了新聞不足的缺憾。
我也受了方方的啟發，開始寫封城日記。但是我沒有像她那樣多的消息來源，也沒有像她那樣堅持不懈。還有一個原因在於，我不是一個習慣寫日記的人。我們這一代人對日記有創傷記憶，有那麼多人因為寫日記陷入麻煩，被追究，所以，沒有勇氣在日記裏袒露自我；也就不會想到去挪用這種文體。這裏說的不是日記體的公民報道，說的是不給別人看的個人日記。但這二者之間有關聯，實際上很多作家都把日記收入了自己的文集，在不同的時空，也並不會引起麻煩。而且，日記和書信寫作都是很好的自我反省的形式。
那就不說日記體了，就說一個人寫日記這件事。我看《吳宓日記》就覺得我們寫不出來這種。因為對吳宓來講，他把日記看作靈魂本身，他努力維持日記充分的個人性和私密性，我們的確可以將它看作一個知識份子的心靈史。放到更大範圍來看，也可以說它是國家史的投影。但畢竟是投影，是從他個人的觀察和體驗中影射出來的，這個關係特別吸引人。它其中有關於自我、個體生命的對滄桑巨變感受，那是其他的歷史敘事不可替代的。當我們說「生命」的時候，是說一個人的生命，不是一個國家的命運。他寫日記的目的也不在於記錄國家會怎麼樣。他的日記是他安放個人生命的場所，他在其中書寫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際遇，情感的失落、生活的困窘等等。由這些經驗的豐富性，我們看見他保持了某種內心的自由。然而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呢？我們恐懼內心生活被審查，這個創傷記憶在，這個造成恐懼的時代也沒有結束。
《吳宓日記》有很多矛盾、中斷，反覆，有內心真實的複雜和流動性。我們大多數人會進行自我審查，不敢寫出自我的破碎、混亂等，也很難寫下情感生活、潛意識裏突破世俗道德規範的東西。這樣一來，也失去了觀察、感受自我的能力。這種追求内心自由的能力，吳宓也是通過幾十年的寫作習慣來培養和磨礪而成的。
回到《武漢日記》上，就我自己而言，也是用日記體來寫生活觀察和社會評論。到現在就沒有那麼強的動力去繼續了，封城時期的動力來自讀者的迫切需求和關注。
回頭來說，大量的人在微信中每天都在發帖轉帖，在社交媒體上的寫作，也類似寫日記。雖然和傳統的、不互動日記的不一樣（所謂社交媒體，它以互動為優勢）。我想說的是，既然大量的、群體參與的寫作行為每天都在發生，我們如何可以使之成為一種更有效的自我批判和社會批判的力量？
我認為寫作的重要性還遠遠沒有被認識到，至少我們對此的認識與前輩不一樣。比如對於吳宓來講，寫作是至上重要的：作為一個學者，要通過寫作來完成自己的研究；作為一個人，要通過寫作不斷維持自己的個人性。《吳宓日記》中書寫個人經驗，家務、事務、教務、職務。雖然時政事務不是他的主要關注，但他就生活在政治的暴風驟雨中。例如學校雖然不是土改的重點，而很多學生的家庭受到衝擊，家破人亡，包括吳宓後來的妻子也是土改的受害者。吳宓並不是有意要去寫，他只是在記錄個人的生活經驗，我們則從中看到時代的陰影籠罩了所有人。吳宓的寫作是忠實于自我的，這一點他非常自覺。對時代中發生的那些大事件，他保持了一個距離。比如所有人表態時他不表態，他在1950年代的日記中寫了多次：「如果逼我表態，我寧願去投嘉陵江。」
寫作讓個體性能存活下來。假如每個人能在個體的層面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可能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也不一樣；權力所面對的抵抗力也就不一樣。
像吳宓和陳寅恪那樣老一輩的文化人，他們的信仰與其知識積累有關系。他們的文化立場來自對許多文本的研讀；還有西學的教養和視野。所謂「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在傳統中對一個文人的精神生活是特別重要的。所以要用簡單的概念去剝奪和改造這種學人有很大的困難。他們有自己的精神體系去對抗無知、野蠻。在持續不斷的政治干預和虐待的情況下，他們用寫作來支撐自己，留下了傳世之作。這對今天的知識份子來說，是很有啟發的。
白睿文：艾老師同時也是非常資深的紀錄片導演，在拍紀錄片時，您是否能得到一種在寫作中無法得到的自由？它能否提供另外一種創作自由？
艾曉明：謝謝白老師。影像和寫作有類似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影像給人的衝擊也可能超過文字。我這幾年沒有專注於紀錄片創作上，一個原因是，我感到當年那一代老人都在告別這個時代。每一年都有幾位五七走過來的倖存者去世。我想與他們再多一些接觸，多花一些時間聽他們說什麼，想留給後人什麼。我協助他們完成自己的心願。這個工作進展也是比較慢。還有就是我的行動不自由。近年來閱讀多一些，出門少一些。
影像也有其限制，它的力量和弱點都是它的直接性。寫作可以表達更系統、深入的思考。影像無法像研究著作那麼深入探討理論問題。它有呈現具體經驗的力量，這是文字所達不到的感染力。當你聽一個人講述他當年所受的罪，那種很具體的疼痛，會觸動我們的情感。視覺感知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和能力，我覺得人的視覺感官是需要刺激的。如果長期只讀抽象的文字，可能不知道「飢餓」的意思，不知道「單獨監禁」是什麼意思。影像呈現具像的世界，讓觀眾直觀地感受片中人物的喜怒哀樂，啟發我們觀看和傾聽等感官的認識能力。這種衝擊力，有時文字很難達到。像大饑荒、文革的浩劫、平民社會經歷的巨大痛苦，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地揭露出來。這方面的紀錄片，貢獻了視覺知識，填補了空白。不過，國內的獨立紀錄片作者也面臨好呢多困難。作品缺乏發佈途徑，一些展映空間都關閉了，難以和觀眾交流。所以，我不能説影像的創作就比文字創作更自由，甚至應該説，影像創作比文字創作更少自由。因爲拍片需要到現場，常常要面對衝突和阻撓。
再説影像與文字，我們研究歷史的大量資訊還是通過文字得到的，我認為文字和影像的方式都是需要的。視覺作品還不能使我們完成對社會問題的思考，紀錄片的方式、作用不一樣。
鄧小樺：聽完我感覺大家的資歷差太遠了，我們剛剛進入這樣的陰影下。從2020年7月，與寫作相關的出版業印刷業受壓力很大，書裡有敏感內容印刷廠可能會不敢印，或者不敢留下自己的資訊，寫作者就只能拿走一些字眼。這還相對輕鬆，因為可以避開。現在拍紀錄片的團隊，或有大眾媒體管道拍紀錄片的媒體受到的打壓非常厲害，《鏗鏘集》拍721元朗事件的報道被指查冊非法，以前新聞合法獲取資料的管道現在被認為非法，現在拍片比出版受壓更嚴重。另外教育界非常緊張，舉報的情況越來越多，無影無形的恐怖。
現在香港的創作者和新聞媒體都在嘗試摸索一條能夠表達自己，又不造成危險的路，因為危險影響的不僅是自己，是整個機構。我們認為要守住，要謹慎，是不想造成更大的破壞。但是與此同時，就會受到這種監控的感染，可能會成為對方的一部分。
我們之前討論文化工作者在此情況下可以如何做？大概的說法都是，不要互相賽立場，而是建立一種溝通的方法，尋找一個空間，只是討論要建基於信任，需要時間磨合。要讓民間有自己的信任基礎和溝通的語言，現在在摸索的階段。
過去遇到一個政治事件，大家可能會在臉書上寫詩，我們文學雜誌就會組織出一個詩集，2019做過許多政治事件詩集。但是國安法之後就變得非常少，最近是228那天做了一個詩集，但其中一半寫詩的人都不在香港。大家可能不是沒有寫，而是發表會被掩埋起來，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我們研究文學的朋友都說，在這種狀態下，寫作者更加需要積極地處理文本，可能會使得作品層次更複雜，更經得起不同語境和歷史的考察。我們寫作者並不是最受壓，這時就要做一個很好的後防，但是要摸索如何寫，發表，在哪裡出版。
香港文學館最近出版了作家謝曉虹的魔幻寫實短篇小說《無遮鬼》，這本書契合這幾年香港社會時事，因為有許多敏感的部分，出版時大家有一些驚魂未定。「遮」是廣東話裡的「傘」字，有社會運動的意象和脈絡。其中一點特別想與大家分享：從口號到暗號。
對於做文學的人，我本身對口號不太熱衷，認為口號簡化了個體的複雜型態，有統合意識的作用，會召喚出一個群體。而創作人在被統合的過程中可能會感到抗拒。但當一個口號被禁掉之後，就會改變它的形態變成暗號，此時這個口號會勾起人更大的興趣。權力壓制下會滋生其他的東西，而不會直接把我們壓倒。雖然悲哀，但還是會有其他的東西生長出來，這些東西會生長出什麼，我們是不知道的。暗號與口號不同，你只要能找到接收暗號的人就成立了，是一個心領神會的機制。我更喜歡暗號變化增加的層次。當口號變成暗號，暗號受到壓抑，流通面收縮，但這個力量卻在每個人的心裡流傳更久，產生更大的力量，暗號揭示的連結非常重要。
作為文學人，在這個縫隙裡處理的是更深廣的問題。從寫作和自由的角度來討論，有幾個層次，我們本身有自由的慾望，可以任意自由地討論，但現在自由被減損，這種狀態帶給我們孤獨和割裂，但文學希望提供從自由到不自由一個辯證的上升點，個人如何在不自由中體驗到自由，是會比原有的自由更上一個層次，有更深遠的力量和更強的洞察力。
我在理工大學那天被捕，我自己是想要寫下來，但因審訊中的案件有限制。我一直在想要怎麼寫在理大裡面的事情，可能會抽象化，最重要的是，我要講的話比政權想禁止的更大，它沒有辦法禁止，或者說一時沒有辦法處理你。這是我想要做的寫作。
艾曉明：謝謝小樺講到目前的困境，在這個困境下發展出的語言策略，都讓我非常感動。在香港疾風暴雨的日子裡，我常常想到我在香港幾所大學訪問時見到的老師和同學們，還有那些努力幫助我們傳播記錄片，幫助組織展映活動的年輕朋友們（我想到了和我一起在川震后的廢墟走過的朋友們，還有他們怎樣幫四川的志願者、遇難學生家屬籌款……）。不知他們的處境怎樣，想到這些感到很難過。
你講到出版收緊的環境，我也想到陳寅恪、吳宓這些大師，他們當時也都先後失去出版和教學的機會。但他們仍然堅持了寫作和研究，承擔了文化的守夜人這種使命。剛才小樺講到的「連結」，我也想到他們的文本被保存下來的這個因素。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文本也是一種倖存者，如吳宓的日記由學生和朋友幫他從抄走的物品裏再偷出來，他也不斷地交由朋友分散保存。林昭遺稿也是如此，當時處理林昭平反的一位法律工作者很有良知，他把遺稿交給了林昭的妹妹。陳寅恪也得益於學生、同道保存詩作、文稿；守望相助。通過親友、同道、仁人志士的幫助等，這些文本的生命力得以存續。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受害人的寫作流散到文物市場，通過商業化的方式再回到公共空間得到討論，像作家杜高的檔案就是這樣收回的。
如《吳宓日記》、聶紺弩、杜高的檔案、李慎之的檢討書這些文本，作者當年是不可能考慮將之出版的。如果有出版機會，當然是很寶貴的激勵。但在思想被嚴控的年代，表達自由和出版自由註定會壓縮甚至剝奪，因此才有了「地下寫作」的概念。今天很難講前人哪種經驗一定對我們是有效的，但有一種信仰很重要，那就是陳寅恪講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和吳宓並沒能活在一個可以實現自己學術抱負的好年代，但在備受壓迫的情況下，他們仍然在堅守，並努力去寫，去尋找可能的路徑。
如果要問，在中國1950、1960年代還有文學大師嗎？我過去的答案是：沒有。當看到《吳宓日記續編》時，我覺得自己的想法不對。這是中國式的《追憶逝水年華》或一部巨幅的卡夫卡式的《變形記》（知識分子的變形記）。而當時是多麼困難的年代。所以我們不是一無可為的，做什麼，做多少，亦有賴於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仰、堅持和寫作能力。
鄧小樺：香港歷史沈入白色恐佈之中，很多真相還沒有浮現，每一個文字工作者都有自己的責任。我有這個覺悟但自覺行動力還不夠，最近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小說，想認真學習他們如何去做史料整理和訪談。
此外，非正式文本也是很重要的部分，香港運動中有許多攝影集，文宣集，早期我們是用文藝創作的角度去收錄，但也是整個運動難收集的部分，很多人的表達是在社交媒體instagram上發帖，圖和文字不可分離，它連結的是周圍整個語境，這種複雜性讓記錄有趣但又面臨集合的困難，研究如何對於非正式文本的收集也是很重要的。
艾曉明：武漢疫情日記是在一個特殊狀態下產生的日記體寫作，但是特殊時期過去之後，人們又進入日常的狀態；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再看到这种写作现象了，就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很多人来写的现象。
我觉得日常寫作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今天的寫作雖然受到許多限制，但毕竟我们得到的自由度比1950——1960年代多。我曾經採訪過一位在文革時期被單獨監禁十一年的魯禮安先生，他在自傳性的回憶錄《仰天長嘯》中寫道這一幕，他被看守毒打后，痛不欲生；一個完全沒有罪的人，為何要遭受這樣的蹂躏？他開始禱告：「上帝啊，如果有一天我能出這個牢籠，我一定要把經歷的一切寫出來。」最後，在他出獄二十多年后，臨近花甲之年，終於完成了這本著作。幾年后，在2006年4月，突然傳來消息說他失蹤了，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我和他的家人朋友一起出去尋找過，沒有蹤影。我在想，他是被所有慘痛的回憶壓倒了。我們沒有注意到，他是一個嚴重的抑鬱症患者。我一直沒有忘記他。我也慶幸，他留下了他的故事，完成了他的心願。
另外有一位老年人，他二十來嵗被打成反革命，在勞改農場受到很多折磨。他是學工科的，自己琢磨用鐵絲把手銬打開，夜晚在被子裡打開，白天自己又再鎖上。結果有一天早上太疲勞沒有醒來，看守把被子一掀看到他手銬是打開的。看守找來竹籤釘到他的手指裡去。他大喊：「我究竟犯了什麼罪？難道你們都沒有子女嗎？」
他在博客上寫出了這個故事，我感到不忍卒讀，但我們從中也看到記憶的強大。痛苦的記憶衝擊讀者的心靈，帶來推動改變的情感動力。一個社會的公共記憶要通過無數個人的寫作來建立，既包括強烈的痛苦記憶，也包括另外一些日常記憶。不論是一個專業作家，還是一個普通的社會成員，寫作無論是見之於學術著作、文學創作，還是普通人的日記、博客、賬本、信函等，都留下了一個時代的面影。後代要通過這些來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和個人處境。如果我們覺得現在對於過去的書寫是錯誤的，是官方版本；需要重建人民的記憶，而且，對歷史和社會形成批判性的思考，那麼，當下的寫作就是至關重要的。
就此而言，需要對寫作保持信仰。我們對正義的思考，可以從最基本的行動做起；在個人的寫作裏，行使思想的自由。
Blinda（提問者）：男性身分在生產創作中有優越性的，現在對女性影像作者的討論由於各種原因變得更多，想請問艾老師，女性影像創作者非常少，且面對著男性同業者難以想像的困境，您以女性影像作者來觀察如何自處？另外，也許我們不用特別糾結寫作的題材，文體等，寫作可以非常廣義，個人化的寫作記錄有沒有可能被理解為自我檔案的建立？
艾曉明：我前面舉出《吳宓日記》（續編）的例子，它并不是一個正常狀態下的寫作文本。作者寫的時候也常常躲躲藏藏，不在一個安穩無憂的狀態。今天有些人評論說吳宓當年的寫法很招人恨，容易連累他人。儘管他寫的內容是真實的，但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對他人帶來危害，因为你把別人同情你、勸解你的話都記錄下來；那同情牛鬼蛇神，被管理者看到了，不是要追究大夥嗎？對這個問題，我覺得是需要理解當時的歷史環境，不能脫離具體的情境只做道德判斷。既不能以吳宓針砭人事的是非為是非，也不能苛責作者。不能把在專制集中營裏產生的文本和安全環境下寫出的文本等同來看。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去表現當年歷史的導演都處在不自由的環境下，很難持續地採訪和進行創作，你問如何自處？我想就是自己先活下來，也想辦法讓作品活下來。我們現在的生存空間相比1950——1960年代還是好很多，在如今數碼技術時代不太可能無書可看。從寫作的角度，有一個長期效應和短期效應。如果只是想當下就發表，那不免要有許多妥協。但如果着眼于未來，那就不免要放棄當下的可能性，被迫進入一種社會性死亡的狀態，期待復活的時代。對不一樣的人而言，有不一樣的選擇，沒有完美的答案。每一個人要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重新定義和尋找生存的可能。
Matters自由課仍在進行中，下一場即將舉行的講座是：黃耀明（著名音樂人）：今天香港，在世上所有地方。你可以通過支持這篇文章50港幣/1660Likecoin，獲得第五季自由課講座的回放視頻和文字整稿。期待與各位在自由課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