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1 “雨衣爸爸”：失去女儿的160多个日夜

野兽按：2021年7月河南水灾，由2021年7月河南地区的一系列被中国气象学界称之为“21·7”河南极端暴雨的强降水天气所引发。其中，发生在7月20日的河南省郑州市的最知名的一场极端降水又被称之为“7·20”河南暴雨。2021年7月17日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郑州、漯河、开封、新乡、鹤壁、安阳等地由黄淮低涡主导的暴发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引发了极为罕见的特大水灾，造成当地大规模死伤与财损，并进而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的B.1.617谱系造成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河南境内多地感染共百余人。郑州国家站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201.9毫米，郑州等19个国家级气象站突破建站以来日雨量极值。暴雨使得郑州多地洪涝严重，并造成了严重灾难，以其中的郑州地铁5号线发生的14人遇难的淹水事故[11]以及京广北路隧道发生的6人遇难的淹水事故最为知名。该轮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共计造成河南省1,478.6万人受灾，死亡失踪398人，其中郑州市380人。直接经济损失1200.6亿元，郑州一市占了34.1%。灾难给灾区的各级政府及人民带来了极强的震撼、恐惧和心理创伤；以至于在气象数值预报出2021年8月下旬初由黄淮气旋主导的有向极端方向发展的趋势、事后因气旋移速过快而仅给郑州市带来普通暴雨至大暴雨过程的2021年8月河南暴雨的前一天，郑州市及周边一些地区的政府当局便已如临大敌，开始大力开闸泄洪。

事后，国务院授权成立的调查组查明，郑州地铁5号线及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是责任事件，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是违法事件；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存在应急预案措施不当、疏散转移不及时等问题，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故存在未如实报告人员死亡真实原因并违规使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用于死亡人员家属补偿等问题。时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也因在此次水灾中瞒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被免职。。

【404文库】红星新闻｜“雨衣爸爸”：失去女儿的160多个日夜

12/31/2021

红星新闻记者：潘俊文 / 实习记者：蔡晓仪 / 编辑：张寻

“7·20”郑州特大暴雨后，月月父母再没坐过一次地铁。不得不到沙口路地铁站附近办事时，他们也尽量绕路走，“还是不敢去面对。”

更多的时候，他们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照顾四位80多岁的老人，接送小外孙上早教课，试图用忙碌挤压思念的空间。

但思念还是会在夜晚被放大，听完心理教授发来的放松训练音乐，薛梅总是睡了又醒。厨房的灯在半夜亮起，她知道是丈夫张盟又窝在厨房抽烟，寂静的家里，只有排风扇还呼呼地转着。

12月25日，女儿安葬后的第二个月，张盟和妻子薛梅抽出空，准备开车到16公里外的新郑市一墓园去看望女儿。出门前，妻子特地包了17个饺子，猪肉海米韭菜馅的。他们各吃了6个，留下5个给女儿带去。他们说好，每个月去一次。

零度以下的郑州，暴雨带来的内涝早已退去，道路两旁的梧桐叶发黄，掉得快只剩果子。一上驾驶座，张盟先摘下眼镜，用手擦了擦上面氲满的雾气。

车子驶进京广南路隧道，昏暗的空间里，顶部有镂空段洒下天光，三四米长。他手指了指，“如果水灌进隧道，人就可以顺着水，浮到这个敞口逃生。”

“7·20”暴雨中，京广南路隧道也被洪水漫灌。

张盟水性很好，年轻时曾在黄河和长江里游泳。他想象过很多次，那天自己空降到地铁车厢，“把女儿捞出来，把其他人也捞出来。”

“我们互相劝慰”

快驶出隧道时，车子与一个在隧道中间徒步走的老妇人擦肩而过。薛梅猜，她是不是也要去祭奠她的亲人，她提醒丈夫小心开车。直到上个月以前，她还不敢让状态不好的丈夫开车上路。

失去女儿的5个多月里，失眠成为他们的常态。记性开始变差，精神也总是恍惚，“总是不相信女儿离世的事情是真的，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觉得妞妞还在。”

膝盖关节也开始疼起来。步伐沉重，步履显得蹒跚，腹部右下角的一片总是不舒服。55岁的张盟感到，身体在半年内一下子老了许多。

车上，他们聊到家里的四位老人，“情况并不太乐观。”10月中旬，失去女儿的第90天，妞妞外公病重去世。后来，女儿外婆和奶奶也住进了医院。

说到父亲的离世，薛梅变得沉默，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老人，一直都以为孙女只是去外地出差未回，他们都怕瞒不过这个春节。

驾驶座上的张盟重重叹了一口气，“我怎么和我爸交代啊，能瞒一天是一天吧。”夫妻俩思念女儿，但悲伤从不敢轻易在老人面前流露。家里没人时，“我们就互相劝慰，不能再整天活在虚幻的状态里。”

女儿出事后，单位的同事帮他告了假，一直没去上班。今年11月份，遇上单位改制，张盟提前退休，自90年代初从外地调回郑州算起，他已经整整工作了34年。

交接完工作，科室里的年轻人还是会向他请教。如何审批项目款项，确定追补额度，张盟始终秉持着老一辈人朴素的处事原则，也支持几个年轻人大刀阔斧的改革。

电话里，他教他们要事实求是，尽量亲自到施工现场去考察。“翻修个井盖，工人们只能用手抱着砖头一块一块往外搬，结算时就不能像机器那样按方计，得给他们多一点补贴。”

1987年，张盟从江西南昌的华东地质学院毕业，那时候他正年轻，经常在各地矿场做地质勘探。3年后，他认识了妻子薛梅。

途经郑大一附医院旁的高阳桥，他回想起当时初次见到妻子的感受：就是她了。

第一次见面还闹了个乌龙。介绍人不小心把时间说错，张盟和母亲7点半赶到亭子时，薛梅和母亲已久等未果先行回家。不好意思直接进她家门，张盟就远远地站在高阳桥上等。

1994年10月7日，女儿出生。名字是女儿姑姑给起的，源于一首宋词，“会挽雕弓如满月”。

薛梅退休前在旅游景区工作，节假日加班是常态。所以从小到大的每一个生日，几乎都是父女俩一起过。

张盟记得，小时候去动物园过生日时，女儿最喜欢老鹰，最烦的是大象和河马，每次都离得远远的，捂住鼻子看。

“她还喜欢鹿，摘树叶去喂。每次都坐那个缆车，路过熊园时就喂她的火腿肠，一开始是喂一根，喂第二根时就说不行，我得先吃两口再喂。”说到陪女儿度过的时光，张盟开始滔滔不绝。

今年的10月7日，张盟空落落的，不知道做什么。他们想继续给女儿过生日，特地去问了墓园工作人员，但对方建议只过周年。“我们很痛苦。”妻子说。

女儿并不算拔尖的学生，但胜在勤奋。因为愿意花功夫背诵，英语一直很好。每次开家长会，张盟夫妇总是受女儿的英语老师表扬。

妻子总希望女儿能更优秀一些，女儿犯了错总是她吵女儿，张盟就在一旁打哈哈，“这表现多好啊你还说她。”

“想象自己空降到车厢，把女儿捞出来”

车子路过女儿以前上班的药店时，张盟特意减慢了速度。他对这里很熟悉，离他家骑单车只要十几分钟。

2015年的夏天，女儿实习期间，他每天中午下班回家，做好饭，自己顾不上吃，就先给女儿送去。停车不方便，他总习惯骑单车。之后，就自己在路上随便吃点，直接提着饭桶回单位上班。

7月的郑州，太阳火辣，回程有五六公里，张盟却乐此不疲，“特别得劲。”现在回想起来，他都讶异自己当时精力的旺盛。

2018年女儿结婚，药店离婆家远，有时候下雨下雪，或是下晚班，张盟也骑单车接女儿回家住。车篮子里，他总会准备一些吃的，让女儿先吃完再坐上后座回家。

有时候父女俩都准备骑车走了，门口又来了顾客。“妞妞就重新拉开店门，为急着买药的客人结账，先收下货款，隔天再入账。”

女儿读的是眼视光医学专业，在郑州第二人民医院实习时，跟着医生验光、测眼压和打印处方，记了厚厚一摞笔记。

“一次，我眼睛可红了，她说给我看看，开了点眼药水，我点了第二天真是好了。”张盟比了比眼睛，满是骄傲，“总想着把她当小孩，没想到已经上班了。”

7月20日清晨的郑州，此前暴雨已下了整整一夜。

“7·20”暴雨当天，女儿刚被调到经开区的新店不久，离婆家有15个地铁站，离张盟家有12个。刚去新店上班时，张盟问能否恳请领导把她调到近一点的营业点，“月月说新店才开业，她作为老员工进入新店，等一切都正常了再说。”

当天早上6时2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7点多，郑州雨下如注。女儿打电话跟他说，爸，你送我上班吧。

张盟刚准备开车送小外孙和妻子去医院。他回女儿，下雨开车怕堵，不能按时到岗，还是坐地铁时间上有保障。这成为张盟心中永远的遗憾，“我太相信地铁了，以为是现代化的，不会出什么事。”

下午一点多，薛梅在厨房做饭，女婿魏文上门来取女儿的绿胶鞋，说准备去接她下班，怕她受凉。张盟的车子开到涵洞，前车卷起的水花把转向灯都盖住。他不敢再下，原路返回，检查了一遍单位门窗和院里排水情况后，就守在办公室。

五点多，女儿特地打电话嘱咐母亲薛梅，“雨太大，让俺爸不要开车了。”六点多，地铁5号线在海滩寺站往沙口路站途中停车。女儿给薛梅发了张车厢进水的照片，刚刚没过脚面。薛梅打电话给女儿，让她赶紧下车。

可是地铁门紧闭，500多个人都被困在狭窄的车厢里。再后来，他们就和女儿断了联系。

当时的一张示意图显示，事发当时，5号线沙口路站、海滩寺站和郑州人民医院站三个站点总水量约有99264立方米。

隔天一早，得知妞妞失联后，张盟径直往办公室赶，新闻上，“有人说地铁五号线进水了，有人说已经全部营救。”

手机没信号，他只能打座机电话问。女婿焦急地说，两人在最后几节车厢被水冲散。他找了一晚上，还是没找到月月。

听了描述，张盟顿感凶多吉少，“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眼泪从心底流了出来。就像一个人，突然断了一条腿，一条胳膊一样，唰，就没了。”

妻子不相信，满大街找，工作的药店、派出所，还有医院，漫无目的。地铁站几个出口都被封上，门上贴着的联系方式也都打不通。

“当时我就想这以后咋办啊，妞没了。当时我就想卷着铺盖，我们俩到一个没有地铁的小城市，我也不知道我叫啥名字，她跟着我走，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张盟说。

21日中午，他们被叫去认遗体。仅凭看脚上的绿胶鞋，他们就能认出是妞妞。

女儿不幸离世后，张盟一直活在自责中。他常和妻子念叨，要是那天早上能开车送她，哪怕堵车没送到药店，女儿也不至于晚上再冒着危险回家。

又或者，那个夏天应该坚持让女儿把游泳学会。边开车，张盟边念叨，“我可想只是做了个噩梦，梦醒了再带女儿去学游泳。”

早几年，张盟办了郑大游泳馆的月票，一家人每星期都会去。张盟叹了口气，“要是能连着再学一年，估计就把女儿教会了。”

资料图。9月15日，停运五十多天的郑州地铁5号线恢复载客运营。但在事发后，月月父母再没坐过一次地铁。

“已经学到什么地步呢？她能憋着气游五六米，我就带她趴在岸边，专门学换气，还没学会，就耽搁了。”他边说边比划，双手作出游泳的动作。

张盟也记不得是为什么耽搁了，可能是游泳馆翻新，或者是其他。时间过得太久，他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女儿憋了一口气，头埋在水里，奋力朝自己游过来的样子，然后他一把接住她。

但他再也接不到女儿了。张盟水性很好，年轻时曾在黄河和长江里游泳，他想象过很多次，那天自己空降到地铁车厢，“把女儿捞出来，把其他人也捞出来。”

“雨衣爸爸”

有一段路需要经过沙口路地铁站，张盟特意远远绕过。

地铁进水后的第七天，7月27日凌晨，他睡不着，一个人骑着单车到了地铁口。他想离女儿近一点，才觉得安心。

凌晨四点多，薛梅害怕丈夫出事，打电话给丈夫的一位好朋友，请他务必去地铁站看看丈夫。张盟不想让朋友同事看见，替他难受，接过朋友带的食物，就让他先回去。

那一晚，张盟披着经常接送女儿穿的蓝色雨衣，戴着墨镜和口罩，在沙口路地铁站B1出口呆坐到天色泛白。那辆经常接女儿上下班的单车就停在一旁，竖着的牌子上是他写的十个大字：“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

感动无数人的“雨衣爸爸”

张盟回想起那一天，路过的市民见了，主动给他买了很多包子，他就装在车把的塑料袋里。后来，送吃的人越来越多，过意不去，他就把吃的堆到自己面前，示意他有东西吃。

离开时，怕浪费，他把包子分给了一早赶来献花的市民。还剩一袋包子和几瓶酸奶，就摆在花海中间。

“雨衣爸爸”在网上引起的轰动，夫妻俩并不知情。那段时间，夫妻俩杜绝了一切网上的信息，手机只拿来打电话和发短信。

7月30日，暴雨过后的第十天，郑州又暴发了疫情。8月3日到28日，根据疫情形势，夫妻俩所在的小区也实行封闭管理。“其实我们也不想回去，不敢回去。”他们就在单位附近住下，直到月底解封。

8月份底，回了家。薛梅想着该放下了，鼓起勇气刷郑州暴雨的视频。有时候看得出神，就坐在沙发上默默流眼泪，一旁的张盟怕她伤心，也劝她别看。

有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和女儿绑定的三人亲情卡里，1000分钟的语音通话额度掉得飞快。11月27日，他们又收到短信提醒，语音套餐额度已用尽，超出的部分花费从张盟主卡的自由话费里扣。到手机营业厅上一查发现，女儿的手机号码还在使用。

突然出现的手机通话让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薛梅又濒临崩溃。他们疯狂给女儿遗失的手机号码打电话，发短信，只希望捡到的人能还回来。他们想知道，最后时刻，女儿手机有没有留下什么录音或遗言给他们。

张盟一直在自责没有教会女儿游泳。

“害怕了没有妞妞，是不是可害怕了，你是不是想着，我爸怎么还不来救我。”坐在驾驶座上的张盟想了好几种可能性，随后又重重叹了一口气。

后来，他们接到了一直帮忙寻找的派出所通知，是被清理地铁隧道淤泥的工人捡到。

手机问题被妥善解决，取回的手机就装在档案袋里，可薛梅不敢打开。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手机已经被格式化，东西估计很难再恢复。

指着空墙找妈妈

等红绿灯时，张盟说起他一个未竟的心愿，“我总想着，带我女儿和小外孙一起去动物园玩一趟。”薛梅也望着窗外感慨，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

女儿不仅仅是他们的女儿，还是妻子和妈妈。他们说起前几天冬至，在骨科医院照顾完老人后，从女婿一家处接到了两岁多的小外孙。

当天中午，祖孙三人一起吃了顿饺子。薛梅也收到墓地工作人员发来的照片，她也帮着在妞妞墓前摆了一份饺子。五个月过去，白天的郑州太阳和煦，夜晚开始变冷。

小外孙总是积食，张盟家附近有一位退休的赵医生，69岁，总是无偿过来帮小外孙按摩消食，风雨无阻。

小外孙还不太会说话。一来到他们家，就找妈妈；找不到妈妈，就颤颤巍巍地在房间里转一圈，用手指着空无一物的墙——那是原先挂女儿照片的地方。张盟看着，只觉得心酸。

女儿离世后，张盟把女儿房间里带相框的照片从墙上取下，小心翼翼地用红布包好。女儿爱拍照，从小每年她生日，一家三口都会去相馆合影。全家福，单人照，结婚照，大大小小的照片，他们整理出了两大箱。

他们想等小外孙大一些再告诉他女儿的事。但有时候，小外孙还是会扒拉薛梅的手机，指着相册里月月一岁多的照片叫妈妈。偶尔，小外孙就坐在自己的小床上，默默地流泪。

再后来，他们就在空白的墙上换上了小外孙的照片，带着个小帽子，眼睛深邃，“和我女儿一岁多的照片一模一样”。

不光是小外孙，夫妻俩也总是觉得，一回到家，好像到处都是女儿的东西。女儿结婚后，许多衣物仍留在家中，换季时再回来换一套东西走。

郑州的天气开始变冷，薛梅收拾了女儿的衣柜，整理出16大包衣物，扔了不舍得，留着又看着伤心。她就挑了一些好的捐了出去。

其中有一件新大衣，是女儿结婚时夫妻俩送的，只试穿过一次。薛梅想着，要是天冷了有人能用上，她会很开心。新大衣被她整整齐齐地叠好，特地装进了双层包装袋。袋上，她还专门写了字：“这是新衣服”。她生怕别人不好好珍惜。

“只要平凡”

车子驶进墓园，已经是早上十点。抬头，可以看见拱门上写着几个大字，“我们守护您的思念”。

坐上了园区的接驳车，路上，张盟和妻子看着窗外，聊起女儿的爷爷奶奶，“他们11年前就在这里给自己买了墓地。”

从常德坊进去，夫妻俩径直走向熟悉的地方。落葬前，他们几乎两天就来一次。

薛梅记得，女儿刚离世那段时间，张盟无法上班，他就把思念化融进女儿的墓碑设计中。

碑的正面，是他们从两大箱相册中，精挑细选出的一张白色婚纱照：女儿坐在弯月上，甜甜地笑着，背后是点点的繁星，连成天秤座，是他专门加上的。

12月25日，女儿安葬2个月后，夫妻俩蹲在墓前与女儿聊天。

靠右下的地方，女儿6张小照片被修成了花瓣形状，围成一朵花。夫妻俩一张张指认着，“这是1岁、这是8岁、10岁、16岁、18岁、22岁。”

张盟还想了好多主意。他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阿尔尼巴亚黑白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七位战友将过世的第八位战友塑成了铜像，抬回家乡。

他也想把“雨衣爸爸”的画面刻在碑上。构思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太忙抽不出人手去画。张盟很坚持，“那我自己设计出来，你们再看看能不能刻上去。”

花了好几夜的功夫，张盟把原图的外形截出来，再提取细节要素，一个个移进框里，用电脑拼到一起。整体处理成暗影线条，按比例扩大。

不会用电脑设计，他就从头开始学，一个人伏在电脑前就是一天。为了赶在9月25日成稿，半个多月里，他一直睡不好觉。

他绕到墓碑背面，右下角，已经刻上了他亲自设计的图案——披着雨衣的他垂头坐在地铁口前，等着用身旁的老式单车接妞妞回家。左上角，地铁穿行而过，上方刻着“郑州地铁5号线7.20罹难者之一”。

雨衣在脖子处形成一片褶皱，被他处理成手的形状，“我常常感受到悲伤的气息让我喘不过气，就像有一把手，扼住了我的喉咙，让我不能呼吸。”说着，他蹲下身，轻轻抚摸着墓碑。蓝色外套的帽子把他整个人罩住，帽子下，是盖不住的疲倦。

张盟说，悲伤的气息就像一把手，扼住了他的喉咙。

他有点遗憾，牌子上的“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十个字，他本来是亲手用毛笔写的，但工作人员说雕刻难度太大，最后只能换成了打印体。自行车轮上，许多链条细节由于工艺原因也没有原版清晰。

薛梅拍过一张照片，那是一个月前，郑州阳光特别好，她的影子正好映在碑上，右下角是碑刻上的雨衣爸爸。一家三口，在一块碑上，又拍了张久违的合影。还有一张，是满天彩虹映照下的墓碑。薛梅很宝贝，她总是拿出来看。

那天是他们第一次祭扫。他们蹲坐在墓前，和女儿聊了一上午，“聊着聊着，突然就感觉，是时候要面对现实了。”

女儿过世后，张盟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我就想知道人死前究竟难不难受，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都不约而同梦见过女儿。让他们欣慰的是，“梦里，她每一次都是微笑着的。”

张盟开始思考人世间的生与死，也渐渐模糊了二者的界限，他更愿意相信，世界是存在某种循环的。

“就像一滴水，成了雨，落到地面，汇成小河，小河再流入大海。海里面的水蒸发了，随着季风或各种各样的台风刮起，形成了云飘到内陆，然后再开始新的一次旅程。”

光秃秃的枝桠上，有几只倦鸟归林。张盟立在墓前，双手插着口袋，盯着女儿照片看了一会，然后掏出湿纸巾擦了擦碑上的灰尘。

夫妻俩说好，每个月都要看女儿一次。

“妞妞就像小花一样，像小草一样，但是在我的心里，就是我的一个世界，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单纯。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奢求，只想让亲人们，平平安安。”

是时候离开了。每次走之前，他们总会放两首歌。一首是《只要平凡》，一首是《祝你一路顺风》，在家时，薛梅总是听着歌词出神。歌声中，张盟拉了一把久蹲的妻子，两人顺着来路，慢慢走远。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应受访者要求，张盟、薛梅、魏文均为化名）

【404档案馆】第144期：被禁止献花的郑州水灾一周年与那些不被允许的纪念

07/26/2022

距离郑州水灾悲剧的发生已经一年过去，今天，我们由人们对郑州水灾死者的纪念延伸开去，回顾那些官方不允许民众记住的历史事件以及人们为对抗遗忘坚持作出的斗争。

一、 郑州水灾

一年前的7月份，历史罕见的超强降雨导致河南郑州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根据中国国务院调查组后来的认定，这场水灾共导致398人死亡或失踪，其中仅郑州市就有380人。
 
在受灾区域中，最受关注的是发生在郑州地铁五号线沙口路站的悲剧。
 
2021年7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市气象台连续六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后，郑州市依然没有任何机关、单位做出任何应急反应，地铁仍在运营。20日晚间，大量雨水灌入地铁隧道，致使仍在运行的地铁车厢内大量乘客被困。

根据官方后来公布的数据，当天，仅地铁5号线就有14人死亡、5人受伤。面对如此严重的省会城市责任事故，官方的第一反应是封锁言论。
 
7月24日，一名用无人机拍摄灾情的大学生被多名便衣警察暴力阻拦、伤害。

面对官方严防死堵的舆论控制，依然有大量民众冲破阻碍，在五号线沙口路站地铁口献花寄托哀思。为了阻止人们参与纪念，郑州官方用黄色围栏板将鲜花围住；但后有多位勇敢的市民深夜将围挡拆除，表示“不要挡住死者回家的路。”

2021年7月27日 郑州地铁沙口路站 记者赵翔/摄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很多人并没有忘记郑州水灾的悲剧。今年7月20日，大量郑州市民和网民试图用各种方式纪念水灾遇难者，却遭遇官方打压。
 
例如，新浪微博话题“#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一周年”及相关图片被屏蔽，以致于微博博主@得其神髓 发布的十二张纪念图片全部被不予显示。

另有一位微博网友发文称，自己中午订了两束花，打算悼念死者，却被花店告知“今天郑州全市的花店，不允许将鲜花出售给试图悼念720的人” 。
 
微信公众号作者@政舟的文章《送花记·20220720》也在朋友圈被热传，阅读量很快突破“十万+”。
 
文章讲述了作者在线订花试图送到地铁沙口路站但却遭遇阻挠的经历：TA在卡片备注上写下了“我们没有忘记”几个字，花店还附赠了一束菊花；但沙口路站地铁口有便衣警察守候；在TA拜托接单的骑手把花放在附近之后，也被“附近专门检查的、收花的（人）给收走了。”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笑忘书》中写道：“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中国官方在极力塑造“正确的集体记忆”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阻止个体的记忆与纪念。
 
在下文中，就让我们梳理一下那些被禁止的纪念和人们为对抗抹杀与遗忘所作的努力。

二、六四事件

发生在1989年6月4日凌晨的六四血腥清场，无疑是中共最为恐惧和严防死守的政治事件。

为了阻止民众提及六四事件及纪念死难者，每年临近六四，中国当局都会采取日趋严厉的控制封锁措施。其中包括对异议人士的重点控制和所谓“被旅游”；关闭六四屠杀的主要发生地之一木樨地地铁站；社交媒体禁止用户更改名称、更换头像，甚至发送蜡烛表情符号等等。
 
即便如此，每年依然有大量民众和网民用各种方式表达纪念、反抗和哀思。《404档案馆》第121期《“坦克雪糕”与“麦丢替”：审查制度下不灭的六四符号》，曾经详细梳理了这些或直白或委婉的纪念方式。其中包括用漫画、游戏画面、乐高积木乃至曾经红极一时的大黄鸭还原六四事件期间著名的“坦克人”形象的做法。
 
此外，当年一位骑车去天安门广场游行的青年所说的“It’s my duty”/这是我的责任，也在中文互联网被热传。今年的六四纪念日，新浪微博上有网友用谐音“麦丢替”来躲避审查。不久后，“麦丢替”也被加入了微博敏感词库，微博上再也搜不到相关结果。

三、林昭祭日

出生于1932年的林昭，在1949年以前曾是积极投身共产革命运动的青年学生。但在之后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拒绝批斗同学，她被划为“右派”遭到批斗。然而，尽管遭受了各种打压和攻击，她始终拒绝认错、检讨，反而持续书写含有大量反对毛泽东内容的日记。在监狱里，她书写血书，痛骂中共政权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

林昭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林昭死后，政府来到她的家中，向她的家人索要了5分钱的子弹费。
 
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和1981年，上海法院撤销原判决，宣告林昭无罪。但林昭的故事为更多人所熟知，还要归功于独立纪录片导演胡杰所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
 
胡杰通过走访林昭的同学、朋友，还原了一个面对酷刑虐待绝不屈服，反而对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的林昭。该纪录片引起轰动，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段尘封的历史。
 
2004年，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将林昭的遗物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灵岩山的安息公墓。由于林昭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墓里只保留着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缕头发。
 
林昭墓碑的背面镌刻着她1964年所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在林昭墓被修建以后，陆续有民众在林昭的祭日——4月29日，前往她的墓前祭奠。但这些祭奠活动都遭受中国国安部门的监视和录像。2014年4月29日，有民众在前往林昭墓地祭奠的路上，遭到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阻拦、殴打。

线下的纪念活动越来越困难，人们便采用其他各种方式继续纪念。中国诗人、民谣歌手周云蓬曾于2014年发布专辑《四月旧州》，其中收录两首纪念林昭的歌曲《四月挽歌》和《林昭狱中家信》。

也有网民会在4月29日这一天分享这两首歌或者纪念林昭的文章，表达对于这位不屈的反抗者的纪念。

四、 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大火

2010年11月15日，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发生大火，据官方媒体报道，火灾共造成58人死亡，死者多为退休教师。
 
火灾发生后，许多民众前往悼念，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命令：各媒体网站关于上海大火头七的悼念，一律不上显著位置。
 
发生火灾的路口也成为“上海监控摄像头最密集的地方”。但大量民众依然自发前往事发大楼前献花纪念，鲜花堆满了路口。
 
在遇难者头七的前夜，现场民众自发放置的横幅和花束都被收走，换上了官式的横幅及花环。第二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和市长韩正，带领各区区长前往现场为死难者新献花。作家廖信忠曾这样评价此举：“他们直接收割了这场自发活动。”

五、 克拉玛依大火

1994年12月8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教委视察，组织15个学校的学生进行文艺表演；表演期间舞台幕布因舞台灯过热而自燃。
 
火灾遭成325人死亡，其中288人为中小学生。火灾发生时，有人对学生高喊 “让领导先走” ，成为这次事件臭名昭著的代名词。
 
在事件发生之后，当局一边承诺进行赔偿和调查，一边压制关于事件的报道。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在退休后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承认：当时曾经禁止一部关于克拉玛依的电视专题片播放，中宣部也发出过正式通知—— “克拉玛依有关报道不要再报，局势很不稳定。”
 
但这些禁令并未能阻止人们与遗忘所作的斗争 。
 
2010年，独立导演徐辛拍摄了长达6小时、关于克拉玛依大火的纪录片《克拉玛依》。不出意外，该片在中国被禁止放映。同时，这部纪录片入选当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和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知名电影节，并获得多个奖项的提名，为这场人为的悲剧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克拉玛依大火发生后的每年12月8日，都会有人分享相关的纪念文章。
 
2013年，艺术家巴丢草为克拉玛依大火19周年祭创作了一副漫画，并配了一首纪念的诗歌：

一声领导先走 ，
 
就把288根红领巾喊成288根火舌。
 
滚烫的芯子，
 
吞没288张稚气的脸。
 
19年了，会场的火早熄了。
 
19年了，喊话的鬼早放了。
 
19年了，
 
还有孩子活着，
 
还有红领巾飘扬。

随着中国网络审查的逐年趋紧，对克拉玛依大火死者的纪念文章越来越难以发出，甚至还有人试图去塑造一种新的集体记忆，称“让领导先走”是被误解的话，领导并没有不顾学生安全先走。
 
2021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27周年之际，微博网友@“是个小姬零鬼”发布长微博《正确的集体记忆》，反驳这种为“领导”推卸责任的说法，还原了克拉玛依大火事件的真相。这篇长微博不久即被新浪微博删除。
 
但纪念与记忆从不会中断，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审查高墙的缝隙中钻出。
 
诗人和歌手周云蓬，曾经为在由公权力导致的灾难中死难的孩子创作了歌曲《中国孩子》。

中国河南郑州水灾一周年：官方审查下仍有民众悼念逝者

2022年7月21日

周三（7月20日）是中国河南郑州水灾一周年，尽管没有官方纪念活动举行，仍有许多民众在当时发生内涝事故的地铁站和京广路隧道附近献花，对遇难者表示悼念。

但当局显然对这种做法保持警惕。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悼念的图片和视频遭到移除或屏蔽。

多名花店店主对BBC表示，他们在送花时遭到当局盘查，一些花束在摆放不久后即被收走。

一年前，中国中部的河南省遭暴雨侵袭，引发洪水。当年7月20日傍晚，郑州一小时降雨量达201.9毫米，突破了中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

据中国国务院数据，这场水灾导致死亡和失踪398人，其中郑州市380人。

国务院调查组后来认定，尽管有天气因素，但多起事故属于“责任事件”，存在应对不力和失误，当地官员还有对死亡人数进行瞒报。

有许多郑州市民在周三（7月20日）自发悼念遇难者。一些人通过"美团"等外卖应用程序下单，希望通过外卖员将花束送到事发地。

“我们上午去送了一批花，人都在那里扣了一会，要登记，”一名沙口路地铁站附近的花店店主对BBC说。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

沙口路站是郑州地铁五号线的一处车站。去年7月20日晚，大量雨水灌入地铁隧道，导致仍在运行的地铁车厢内有大量乘客被困和求救。当局称，该事件本身造成14人死亡、5人受伤。

这名店主表示，由于一直“有人盯着”，他只能派店员在夜间再去送了一次花。

“很多人买黄、白菊和香槟玫瑰，还有人送向日葵，写的留言是希望‘向阳而生’，也就是没有雨天，”他说道。

另一名花店店主对BBC说，周三他们收到两百多订单， 员工分四次为这些希望送花缅怀的人完成愿望。

“可以买……会登记一个信息，然后送到后要求赶快离开就行了，他们怕炒作这个事，”她说道。

在微博上，也有很多中国网民表达悼念。一些网民在话题“#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一周年#”下发帖，但很多用户反映相关微博被屏蔽，该话题不久后也被删除。

一名用户发帖称：“只希望有更多人记得，而不是遗忘，因为有时候遗忘和灾难一样可怕。”这条微博得到了两万多转发，但所有图片都变成了带有感叹号标志的灰色图案。

“我以为至少会有一个热搜，会有一个话题封面，来缅怀上一年7.20号郑州特大暴雨中不幸逝去的人。可惜没有，甚至都没有官媒发声，真的好难过，好心寒，”另一名网友说道。

去年，这场罕见洪灾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很多网民通过社交媒体收集和传递求助信息，还有民间志愿救援队前往郑州。

该事件也引起了国际关注，多家外国媒体在河南报道洪灾时遭到当局驱离或干扰。一些外媒记者则遭到民众包围质问。

国务院发布调查报告认定， 郑州存在灾害应对处置不力和瞒报死亡人数等问题后，2022年1月，中共中央纪委宣布给予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日，河南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免去徐立毅市委书记职务。

歪脑｜民间救援队的夏秋冬春 ——河南720特大水灾2年忌

07/22/2023

2021年7月20日，河南发生了几乎是千年一遇的特大型水灾。郑州、新乡、漯河、开封、鹤壁、安阳等多个城市被淹，官方统计1478.6万人受灾，失踪死亡398人，直接经济损失1200多亿元。笔者从7月21日开始，跟踪访问拍摄了一支在一年间辗转奔波在河南、山西、广东多地救灾的民间公益组织——广东省佛山菠萝救援队。近距离目睹了灾难现场种种悲喜和这支队伍的起落兴衰。

这是是一支成立了近十年的救援队，由物流公司老板王治勇发起，爱心企业支持共建，且有具备专业救援技能的数十名专职队员和上千名兼职义工组成的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他们曾经参加过数百场救援行动，足迹跨越全国十几个省份，内容涵盖水域、地震、火灾、城市道路等多个方面，是一支实战经验丰富的综合救援队。他们的队员也由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构成，有企业老板、医生、政府公务员、曾经的黑社会人员、烧烤摊小老板、包工头，退伍军人等。

救援队是2021年7月19日刚刚结束在四川广安的抗洪抢险，在由四川返回佛山的路上接到队长王治勇的电话。他们有专业人员负责搜集监测全国的天气状况，特别是在雨季的时候。根据多年的经验研判，河南可能会发生大水，队长让他们立即调头赶往河南。当他们赶到河南巩义的时候，郑州的悲剧已经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他们只能立刻又赶往受灾最重的郑州，雨依旧在下着。

领命：转移洪水受灾群众

到达郑州市救灾指挥部的时候，外面已经有好几支本省救援队在待命。领导一直忙着接电话，根本无暇顾及他们。菠萝队的救援部部长李林把他们过往救灾的材料和资质证明拿给领导过目，领导也仅仅是走个过场而已。毕竟领导要忙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时间给一个外省来的民间救援队下达什么具体任务。

李林就一直跟在领导后面也不说话，领导去哪里他就像贴身警卫员一样跟随待命，等待着领导给他下达救援任务——这是一支专业救援队在特殊国情里该有的素质。李林虽然是90后，但他是个有着多年实战经验，并且学过现场指挥的专业救援人员。他曾经是个和家里闹翻的问题少年，但加入救援队几年出入水火的历练，令他既有成熟的救援经验也有圆融的沟通能力。

终于，领导接到一个电话，郑州经济开发区有一个救援任务。李林立马请缨报告：“领导我们有经验，我们愿意去。”这支千里迢迢赶来的外省救援队，终于接到足以令他们激动的任务——转移受灾群众；而领导也终于打发走这支“粘人”的民间救援队。

那天夜里还在下着雨，他们奉命转移一双瘫痪在床的80多岁的老夫妇，老人已经都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洪水上涨，或者房屋因雨水浸泡而倒塌，他们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这是郑州经济开发区的主任委托给他们的任务，即使再艰难也要完成，何况开发区的主任就在现场跟他们一起淋雨。

这对老人住在二楼，一楼已经完全被水淹没，而老人的院子却锁着。想要救老人出来必须要先进院子，而院子的大门有两道锁，上面的好开，下面的必须有人脱掉救生衣，钻到三米深的水里拿钥匙把门锁打开，在夜里这样是极其危险的，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潜了下去。之后进到二楼把两位老人固定到担架上，用担架抬下去，放到救生艇，再转移到救护车上。完成这一切已经是凌晨一点，开发区的主任特别的感动，要请他们吃大餐，住最好的五星级酒店。然而在灾难面前，谁还在享受得了这些呢。

他们蹲在马路边匆匆吃了口冷f馒头，又马不停蹄的赶往下一个救援地点。李林、邓占荣、邓尚坤、李金国、朱令、梁雪元六人是菠萝救援队的第一梯队。其中梁雪元不仅是先遣队里年龄最大的，还是唯一的一个志愿者。菠萝救援队是专职＋义工的运营模式。所谓专职是指既有专业的训练、也有救援相关证书、又有工资的队员，保证了救援工作的专业性；而义工虽然出勤时间有限但人数众多，往往能弥补专职队员人数上的不足。

广东省佛山菠萝救援队

救援队队长王治勇

救援部部长李林

广东省佛山菠萝救援队第一梯队6人

梁雪元

队长王治勇

邓占荣

新乡转移群众

打捞尸体

卫辉市塞船

救援队出发

李金国

农田灾后图景

李红

受灾群众

梁雪元

队长王治勇

邓占荣

新乡转移群众

打捞尸体

卫辉市塞船

救援队出发

李金国

农田灾后图景

李红

受灾群众

梁雪元，队里的兄弟们都亲切的叫他梁大爷，1968年生人。本职工作是一个从装修工人打拼起来的小包工头。面色黝黑，五官棱角分明，一如他的性格，执拗而刚正，同时操着一口夹杂浓厚江西修水口音的普通话。他是所有队员公认的，比拿工资的专职队员还要卖力的义工。

他加入救援队是因为菠萝队2017年在他老家江西修水救援的事迹深深的感动了他。当时江西修水县发生暴雨，一位基层干部被大水冲走，失踪多日，寻找无果。菠萝队在修水救援，几十人泡在水里，帮忙寻找，前前后后在水里泡了十七天，感动全城。以至于他们到街上买东西，商家都不要钱。梁大爷在佛山听说后，亲自找到菠萝队，要求加入。但救援是需要体能和专业性的。年近半百的老梁又开始每天坚持跑五公里，自费参加专业培训，终于成为一名具有专业救援资质的义工。在佛山市高明区发生山火的时候，他奋战在第一线，危险到鞋子都烧烂了，都没有撤退。这次河南他又冲在第一线，脚都泡烂了，他一个人扛着螺旋桨的照片，还登上了多家媒体。

能够连续奋战72小时，是对一个专业救援人员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他们平常训练的必备科目。到了22号晚上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来不及休息，他们又被派到100公里外的新乡市凤泉区展开新的救援工作。这时队长王治勇已经带领第二梯队从佛山赶来，后来他们足足增援了五波人。专职加上义工达55人之多。

队长王治勇曾经是个从四川达州到广东佛山打拼的打工仔，那时他才14岁。靠着实干能力，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公司曾经是佛山南海区狮山镇最大的物流公司，最辉煌的时候公司有多达七八十台车。为了做公益，他把自己的丰田霸道车都卖了。

救援队这次的任务是转移被困在村子里的群众，因为没水没电没信号，里面的情况很糟糕。救生艇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村子里，村子里一片漆黑，他们挨家挨户的送水，挨家挨户的把需要转移的群众转移出来。

这时笔者认识了另外一位队员邓占荣。他是一个有着超强应变能力，绝顶聪明的人，也是队长王治勇表姐的儿子。

他的经历更为传奇。他曾经是个街头小混混，一言不合就和别人打了起来。曾经拿着刀把交警追的满街跑，也因为年少轻狂两次入狱，但如今却做起了公益救援。他说：“我老婆认识我的时候都说，一看你就是个混混儿。那时候我的头发很长，油菜色头发到这里后面。我97年到深圳去打工，做到98、99年年底，就开始在社会上混了。年底的时候我就带了七八个兄弟在社会上混，那个时候天天打架，没有一天不打的。连打了几个月，因为人太多了，你不打别人，别人就干你。没混多久，就出事了。判了三年，关了两年。自己在里面干活快，减了一年。那个时候就是太狂了，狂的不得了。出来后，兄弟天天叫我出来，带他们混，重新出山。我说喝酒可以，混就不出来混了。”

问到他在河南最感动的是什么？他说是在新乡。一家造飞机零件的厂的家属院遭水淹了，让他们去抽水。新买的大型抽水泵，他们四个队员之前都没用过这么大的，基本的操作都不会。他们只能按照过去的经验和说明书来试。尴尬的是弄了半天水还是没抽出来，但当地的阿公、阿婆已经买了红牛、肘子送到了他们面前。带队的邓占荣觉得特别的难为情。他跟其他人说：“来是来了，别人对我们那么好，水都没抽出来，我们怎么走呢？”正是因为当地群众的好，让邓占荣下定决心要把水抽出来。他还在现场立下规矩，水不出来不吃饭。热心的阿公阿婆把饭放到他面前他也不吃。要么出水，要么走人，他这样要求自己。

从早上开始捣腾，直到下午四点钟终于出水了。一个阿姨跑过来喊，“邓占荣、邓占荣，快点吃饭、快点吃饭，水出来了！”那些当地居民特别的热心肠，临走的时候又给他们买了很多吃的，鸡、酒。按照纪律邓占荣说酒不能要，“但他们还是拼命的往车上扔，皮卡车后面全是吃的。”

那一夜，他们一直奋战到凌晨四点多。第二天天亮才发现，小小的凤泉区大块镇，竟然有那么多救援人员。原来很多救援队白天来救援，晚上就走了，很少的外省的救援队在这里长期驻扎。更有的仅仅是来一日游，着装整齐，旗帜招展，浩浩荡荡的来到灾区，拉几箱方便面，转移几趟群众，站在水里拍半天照，然后就回家开庆功宴。

中午的时候救援队开了个临时会议，原来他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附近村子里的20岁出头的家里独子淹死了，尸体一直没找到。20号水灾发生的当天晚上家属就报警了，警察也来了，转了一圈就走了。无奈之下，家属求救救援队，救援队根据家属描述的当天晚上的状况，很快找到了尸体。但是因为水深，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协助把尸体从三米深的村子里运出来。遇到的问题是孩子的姐姐不想让白天把尸体运出来，这样肯定会被同村的人看见，怕年迈的父母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打击。但是已经过了两三天，尸体已严重变形发臭，再不处理就会更加麻烦。但目前还没协调好后续尸体怎么处理，联系了殡仪馆，殡仪馆以尸体变形，殡棺装不下为由推脱。救援队最后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先把尸体运出来，让殡仪馆把尸体拉走再说。

第二天五点出发，船在水里开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尽是淹死的动物尸体，有一头猪还在水里仰着头拼命的挣扎。到了固定尸体的地点，因为水太深，救援队根本没有立足点把尸体放进裹尸袋。那天早上令所有人难忘，那个二十岁的独生子，身体已经严重变形，发出的恶臭令带了三层口罩的我们都要作呕，但队员们依然用遗体该有的尊严来把他装进裹尸袋。可是搬运工作做完之后，殡仪馆车却还是没来，家属焦急的打电话，救援队也焦急的等待，临近中午依然没有消息。

新乡救援

悲喜：救灾中的酸甜苦辣

因为有救援任务在身，救援部长李林只能和家属说明情况，又开始了新的任务。这时已经是23日晚上，河南水灾形势依然严峻，并且还有可能下暴雨，卫辉市有可能全线淹没。队长王治勇决定转移到最需要救援的卫辉。在临走的时候，大块镇的百姓结对欢送队伍。这些天当地群众的热忱，令很多南方来的队员对河南人的印象大为改观。

他们有追着救援队给救援队送胡辣汤的陌生人，有自己因水灾损失惨重，却仍然邀请队员去家中洗澡，还给队员做了一锅热饭的90后夫妻。有专门支一口大锅，给救援队做饭的大姐。有看到队员们睡在服务区的水泥地上，邀请队员睡到里面的鹤壁市服务区的站长。有的队员感慨，“原来河南人那么热情啊。”

离开大块镇的那天，有一件事儿深深的刺痛了笔者。那天夜里已经九点多，救援队的车辆上高速的时候，当车灯扫过对面高速的一瞬间，清楚的看见，封闭的高速上全是灾民，大人小孩、老老少少、挈妇将雏。他们全部都是救援队不舍昼夜从一片汪洋的村子里转运出来的，有数百人之多，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蹲在路边抽烟、更有正在为新生儿哺乳的妇女，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无助。车灯扫过的瞬间，仿佛舞台灯一样照亮了一张难民图景。救援队日夜兼程的把他们转运出来，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反而流离失所在盛夏充满蚊蝇的高速公路上。救援本身应该是一个民间与官方互相配合，有着统一指挥，完善流程，应该有使灾民能够被妥善安置的机制。但当看到被救出来的灾民陷入另外一种困境的时候，车上的队员知道他们的援助无法再进一步了，都有些沉默。

救援队下一站救援地点是卫辉市。现场一级戒备，但景象是武警、灾民、救援人员，几乎挤拥在一起。双向四车道上挤满了人，塞满了车，就连拉着警报的救护车也只能在车流中等待。救援队费了很长时间终于抵达第一现场，有几个武警官兵也是搭载救援队的车才进来的。现场的交通完全由自发的救援人员在组织在指挥。外面塞车，里面塞船。进到卫辉市中心又是三米多深的水，现场救援人员就有近万人，市中心的双向车道上挤满了救援船只，城市中心塞船的景象，即使是在水城威尼斯也算是一种奇观。从航拍的画面看，那种千帆竞发的景象是一种灾难美学的极致。

笔者和摄影师跟随救援队负责转运一位95岁的老人，他正在新乡市医院住院，六楼。救援队把船开到医院前，然后再派队员到六楼把他背出来。老人身体很好，他说活了95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水。转运完老人，上面通知紧急撤退。后来才知道，那天发生了触电事故，贵州一个救援队的队长被电死。

转运瘫痪老人

灾难的荒诞不止呈现在悲剧的死之上，还有令人诧异的生。一对父子开着橡皮艇在市中心来来回来的没有拉一个人，刚开始大家还很好奇，他是干什么的，后来大家才明白，他们是趁着洪水遍野来玩儿冲浪的。最终这一对“在坟头蹦迪”的父子被“客气”的赶走了。

90后出家人与冲浪人

卫辉结束之后，我们又接到大块镇消毒的需求。队长王治勇又带领队员们回去消毒。这些天的相处，队员对大块镇的感情很深。因此即使在七月底八月初的盛夏，即使穿着厚的不能再厚的防护服，他们依然干劲十足。特别是梁雪元大哥，他在脱掉防护服的瞬间，那黝黑而通红的脸庞满是汗水，防护服几乎全部贴在他的身上。本该在家抱孙子享福的他，还是偷跑出来的，跟老婆、儿子、女儿，撒谎说在做装修。

那天发生了一件令队员感动的事情。队员们消完毒，蹲在墙角吃盒饭的时候。一位并不相识的人拉来了一车精美的饭菜，有广东菜心、香菇滑鸡、还有鲈鱼。一位队员说他见过这个中年人，他在消毒的时候，这位大哥路过开玩笑的说，你们南方人肯定吃不惯北方的馒头吧，等会儿我给你们做滑鸡、做鲈鱼。队员们的确对大部分都是面食的河南饮食不习惯，特别是冷馒头，早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好多人只吃泡面，都长了口疮。但当时也就当他是开玩笑的，其实他是来“侦查”的。盒饭吃一半的时候，他真的把滑鸡、鲈鱼、广东菜心送来了。

原来他早就在抖音上看到菠萝队在大块镇救灾的事迹，菠萝队也是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救援队。他中间送饮食来过一次，结果扑了个空，当时救援队已经转移到卫辉救灾了。这回通过抖音得知菠萝队又回来消毒，所以特意赶来。这位大哥让现场的所有队员都感慨不已，盛情难却，队员们即使已经吃了两份盒饭，也要坚持把滑鸡和鲈鱼吃完……

但滑鸡还没吃完，队长王治勇的手机又响了，鹤壁浚县那边又告急了。

告急：冲入泄洪区

浚县属于当时的泄洪区，河南六个泄洪口，浚县就占了五个。并且根据当时的天气预报，河南还有大雨，浚县有可能全县区域都被淹没。去留之间，队长王治勇丝毫没有犹豫，派救援部长李林带领一队人马立刻出发。这时的菠萝救援队已经十分庞大了，从7月20号第一波赶来救援的人员算起，加上志愿者，这时已经来了五拨人，人员有五十多人。

队长王治勇跟他们第一批到达浚县的人开会讲，得到内部消息，浚县随时会发生溃坝的危险，部队准备接管。“现在好多人都撤了出来，但我们必须顶上去。不危险要我们干什么？”他们还签了生死状，队员李金国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是代签的。

当他们开着车赶往浚县县城的时候，人们都在往外走，只有他们一辆车往里走。整个县城几乎快是空城了，他们把车停到路边，李林从车上下来，蹲在路边点上了一支烟。一位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两三岁孩子的年轻妈妈从他身边路过，好奇的打量着他，李林也看了她一眼。没一会儿，那位年轻的妈妈又折了回来，电动车停了下来。“你怎么还在这里？县城的人都在往外跑。”

“我们是救援队的。”

“现在县城马上就要被淹了，还救援啥？还不走？”

“我们就是奉命赶来的，没有命令我们不能走。”

年轻妈妈一下就失声哭了起来。

“不要哭，哭什么，不还没有淹嘛。”李林回忆这一段的时候感觉有点搞笑，本来蹲在路边的他感觉有点绝望，好像被世界抛弃了。但面临生命危险的他反而需要安慰一位劝她离开的年轻妈妈。这一段他说的很轻松，但能感觉到他当时焚风满楼的处境……

队员李金国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长了一张老太太的脸，牙齿黑的快看不见了。如果刚刚接触的话，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吊儿郎当的人。永远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随时随刻嘴上都叼着烟，他是王治勇的表哥，大家都叫他老表。但他一点也没有表哥的气势，做不好依然要挨表弟的骂。

除了是个资深烟民之外，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老板，烧烤摊老板。但这个老板太不正经了，自己出钱雇人做烧烤，而他却跑来做公益，显得特别的不务正业。他的烧烤生意最辉煌的时候，奔驰车都看好了。但也因为老是不正经的跑去做公益，生意也越来越差，最终在自己48岁生日那天关门大吉。

他自己说：“刚刚做救援的时候还不是很了解，做了几次，觉得很多人需要帮助，越做、越做，就做上瘾了。哈哈！刚刚老婆还阻拦一下，最后我都不管她了。我做我的，她做她的，最后阻拦了几次，她都没什么反对了，你要去就去啊。做了几年义工到处救灾，全国到处跑，说跑就跑，有时候5天、10天才回来。最后这几年吧，干脆我去做专职算了。我以前搞不赢的时候，晚上烤到天亮。任务来了就出去，几天几夜才回来睡觉。有时候忙的时候，烤着串站在那里都是打瞌睡。”

问他为什么愿意做公益，他说：“第一次救灾，刚刚接触，那些很脆弱的声音喊救命，那一下就感动了我。所以说每次救灾都有我。我去灾区的时候，那一片汪洋，那些车全部淹了，人有的爬到树上，有的爬在车上，就吼救命，救命！这里求助，那里叫叔叔，听到那种惨叫的声音，你想睡都睡不着。干完了，你才踏实。一直到晚上，两三点都还在转运，那时也是安徽第二次水灾。看到我们转运那么多村民出来，一些村民自发的把家里面有的一块饼干、一个苹果，都拿出来。这一家拿一个，那家拿一个，凑出来一堆就给我们吃。一到灾区，那个激情就不一样了，再累也要干，那是救命啊！”

最终浚县没有溃坝，最坏的结果是县城淹了一半，乡镇几乎全淹，当时上级的方针是保县城。其实浚县被淹主要不是因为降雨，而是因为泄洪，为了保更大的城市，上面牺牲了他们。这一点笔者从后来采访到的灾民那里得到了验证。在跟访菠萝队的间隙，笔者和摄影师拿着摄影机随便敲开浚县李新寨村的一位居民的门时。映入镜头里的是家徒四壁，其实四壁都是不完整的，洪水退后，李新寨村的很多民房地基塌陷，房子已经成了危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是说，“咱公家是好的啊，救济咱吃的。这要是搁63年（大饥荒的年代），俺们又逃荒走了。为了保县城这才……”老人说到这欲言又止。

时任总理李克强来了浚县小河镇之后，当地政府承诺每人每天给30块钱的生活费，庄稼也有补偿。但笔者采访到的村民告诉我，刚开始是有，发了一两次就没了下文，庄稼的补偿更无从谈起。一位村民估计他们这里的灾民，平均每户的损失在三万元以上，这还不算庄稼。那年的河南直到十月，地里依然有积水，导致秋天也无法播种，有些地方甚至成了湿地，聚集了大量的白鹭，庄稼是一整年，两季都没有收成。

时任总理李克强在河南考察。(河南日报)

坚守：从夏到秋的灾后重建

从八月到十月菠萝队就一直在浚县坚守，抽水排涝，帮助转运救援物资，协助灾后重建。浚县因为不是因为暴雨导致的灾情而是因为泄洪，老百姓心里普遍有一种怨气。菠萝队在当地消毒，被当地黑社会骚扰。有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老板要菠萝队强制给他消毒，结果起了冲突。当地黑社会要报复他们，那天晚上他们几乎是连夜逃出来的。

之前王队长讲过，他们作为民间组织，在灾区往往能起到淡化矛盾的作用。比如当灾民抱怨政府救灾不力而发牢骚不愿帮忙的时候，一听说他们是外省不远千里来的民间公益组织。灾民的情绪往往就容易被消解，也愿意在政府的领导下帮忙救灾。但这次他们碰上了硬钉子，当地的地头蛇，王队长只好联系当地政府。鹤壁市公安局出面，他们才在浚县稳定下来，继续从事灾后重建。

这里还要讲一位队员李红，他在浚县特别的付出。笔者邀请了两次，他都不愿意接受采访。后来在队员的劝说下，才愿意讲几句。李红满头白发，看上去比梁雪元要老得多。大家都亲切的叫他浩儿，他也不过是70末出生的一代。从队员处得知，他早年有过些许不堪的经历。因为贫穷，曾经偷盗，被判以重刑。十几年后，出来已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会也不愿意接纳他这个服刑人员，但同乡王治勇接纳了他。“做公益最重要的是救心，我们做好事儿不就是为了改变更多的人吗？”这是王队一直跟队员说的话。这句话在李红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实践。

八月底的河南白天依旧很热，李红脱光衣服跳进满是浮萍，满是污水的池塘里，钻进污水里处理堵住的水泵。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当地人刚开始都不愿意下水，觉得水太脏，但一次次，一天天看到满头白发的李红脱光衣服跳进去，他们也被彻底感动了，都也不嫌水脏了。

中秋节到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菠萝队还在抽水排涝，这个时候还在河南救灾的救援队大概只有菠萝队了。因为官方早已经宣布灾后重建完成，也开完了表彰大会。但现实是村子里，田里依然大面积积水，老百姓根本没法耕种。队长王治勇不小心发了一个积水处蚊蝇成群的抖音，被鹤壁市的领导训斥了一顿……

但河南百姓却让队员们感受到了温暖与被需要。中秋节那天，一位开洗车店的老板和几位志愿者把队员们请到了他们的车行。给队员们做了两桌特别隆重，特别丰盛的饭菜。那一天除了值班人员，所有人都违背纪律破例喝了酒。菠萝队规定救援人员外出救援，一律不准饮酒。因为随时可能有救援任务出现。但那天大家真的太感动了，因为他们几个志愿者不求名不求利，每天排着班给救援队员送一日三餐，一坚持就是几个月。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工作，也不是有钱人，这份情谊才显得特别珍贵。

（编按：本篇为菠萝救援队在河南洪水中救援的上篇，下篇将会展现救援队从秋入冬、从河南转往山西等多地的救援工作，以及救援队本身在近年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起落变化。）

传递救命信息：中国民间志愿力量穿透的暴雨与穿不透的壁垒

民间志愿力量在每一次大灾中成长，也面临无法逾越的边界：被纳入官方救援信息库，以及，指向问责。

端传媒记者 门悦悦 实习记者 唐映忠 发自香港2021-08-02

再一次，微博“吞了”微信志愿者群的二维码。

“吞了”，是中国大陆的网络用语，一些被平台判定为敏感的图片、文字，会被平台自行屏蔽。有时屏蔽来自企业更现实的考量，比如阳菜试了好多次的志愿者微信号和群二维码，就一直发不上去。

河南水灾在大陆舆论场发酵时，铺天盖地的救援信息也一同袭来。阳菜是此次河南水灾中一个志愿者群的核心成员，她的工作内容是从各个平台搜集救援信息，核实，再扩散或直接对接给救援队。这些临时聚起的年轻志愿者们要与信息传递的庞杂、混乱、阻碍作斗争。一条救援信息背后是一个或者更多被困的人，信息与生命的关系在此刻如此重要。

阳菜的朋友找了张绿油油的草地图，把微信群二维码P了上去，“微信”这个关键词也用拼音首字母缩写“VX”替代，成功骗过微博的审查。点击发送，求救者与施救者将就此连接。紧接着，阳菜打开微信群，进入信息传递的下一步。

民间搜集的信息能够用来问责么？

石头的微信群后来又成立了第五个小组——再求助组，负责将部分民间难以捐赠的物资再散播到公共平台上。河南暴雨后的第五天，他数了数，这个最初只有四个成员的临时群组，已经成长到两百多人，成功对接数百条物资信息。现在他们将并入一个更大更有经验的民间公益组织。

小普则希望维持群的松散，武汉的经验告诉他，经营一个群、给组员分工、引入更复杂的任务，需要非常多的精力，而现实中他还是一个白天要在机关单位实习的大学生。阳菜希望，群能逐渐成为忙了很久的志愿者的情感宣泄地。“灾情严重的那几天，志愿者特别忙，积累了很多情绪，现在希望能有个地方成为他们调节情绪的窗口。”

但民众的关注还该走得更远些。郑宇君建议建立一个统一平台，让公众上传早期收集到的关于灾情原因和责任的信息，方便日后问责。另外，“灾情过后的灾后复原更多的是政府在进行，公众关注在这段时间内逐渐消散。所以需要公众对灾害之后的重建的持续关注，保障当地灾民的权益。”

不过，目前中国应急事件中的问责制度并未成型。研究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的学者郑华卿在201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发现，中国的问责体系仅局限为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且随意性强；民众、权力机关（人大）、媒体等则处于缺位的状态。而政府由于天然的信息垄断，以及对“可公开信息”与“不可公开信息”的混淆，使得各类监督主体难以了解问责情况。

林曦和姚乐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尚无涉及突发事件应急情报的问责制度。实践中，突发事件中产生的大量文件、报告、样本、档案等，应急管理参与者缺乏组织 、加工、分析与整理的必要能力 ，大量情报资源在突发事件过后即被束之高阁，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成为无用的“死情报”。

在更糟糕的情况里，存储信息本身成了一项罪名。2020年6月，将中国大陆平台上被删除的文章进行备份的“端点星”项目创始人陈玫和蔡伟被逮捕。“端点星”保存了众多在疫情中被删除的文章。

截止8月1日，河南水灾暂未有任何正式问责信息传出。

“问责的话，因为有些信息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能够立马辨别真伪，但是可以反应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能够让他们更好反思。”阳菜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信息对官方问责的影响时说到，她还希望官方能有一个更高效专业的平台，帮助民间灾情信息的传递。而小普的看法更悲观，“问责和反思，在如今这样的大环境下是一种奢求”，他说，“另外，丧事喜办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阳菜、一帆、小普、石头为化名。

从问责消失到鸿星尔克：河南水灾的多重叙事与自我感动的民间情绪

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场暴雨，国家意志与民间情绪，以更加民粹的形式团结在了一起。

2021-07-26

河南暴雨带来的洪水，和以快速反应见长的互联网之间，拉开了明显的时间差。以微博热搜作为坐标来看，7月20日下午2点，已经因暴雨而淹没了部分路段的郑州，在微博热搜中得到的话题呈现是“郑州的海来看我了”——这是近几年中国民间对城市内涝的常见浪漫化修辞，官媒也习惯用“开启看海模式”报道城市暴雨。下午5点，一小时內201.9毫米的超历史极值暴雨刚刚下完，话题“郑州地铁4号线成水帘洞”上升到热搜第6名，此时暴雨造成的惨剧已陆续发生。

直到当天晚上7点半，“郑州停电”、“河南暴雨救援电话”、“河南暴雨互助”等话题进入热搜榜，人们才普遍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并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积极转发求助和救援信息。当晚8点之后，水灾舆论聚焦在被洪水淹没的郑州地铁上，人们转发困在地铁里的人发出的呼救视频，但信息也陷入混乱之中，郑州市政府一度发出消息指受困者已全部被救出，又迅速被求救者发出的信息证伪。在21日凌晨近4点官方通报地铁中有12人死亡之前，人们对地铁5号线的救助和伤亡情况所知甚少，而截至本文发稿时，官方也只公布了其中9名遇难者的信息，此外，仍有地铁失联者的家属在要求官方继续搜救。

信息混乱的局面在后续几天也没有得到显著好转。一方面，民间依靠互联网快速建立起发挥“调度中心”作用的自救网络，但面对分布在整个河南省的大面积受灾人口，仍然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河南政府以沉默寡言的姿态守住了关键信息的发布权限，尽管大量市场化媒体在前线发回调查报道，始终未能凝聚起问责的声音。当局没有承受需迫切回应的公共舆论压力，伤亡人数和名单也只能等待官方“权威发布”。

暴雨过后，救援与调查仍要持续一段时间，这创造了一个舆论窗口期，众多游离在灾难核心叙事之外的社会议题逐一登场，测试民间情绪的水温。

水灾中的国货运动

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场暴雨，国家意志与民间情绪，以更加民粹的形式团结在了一起。

7月21日，暴雨仍未停止的时候，舆论场已经分出不少注意力给水灾的次生议题。当天有关“捐款”的话题25次登上热搜榜，网民开始统计企业和明星的捐款是否“到位”。就像7月1日统计明星是否转发中共建党100周年文案一样，这是孕育出饭圈文化的互联网对企业和明星的例行道德审查。

历次灾难发生，捐款都是最为挑动社会神经的行为，也最容易让当事人引火烧身。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房地产企业万科就被网民质疑只捐款200万太“寒酸”，引发了舆论场关于“逼捐”的讨论，最终以王石道歉、万科追加一亿捐款作结。但过去伴随着捐款而来的，对慈善机构比如红十字会的质疑，对捐款是否能替代公益的讨论，此次灾难中几乎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愈加严苛的道德审查。

作为新现象出现的，是宣称捐赠5000万元物资的厦门服装企业鸿星尔克，突然被网民的道德目光选中，推为民族企业之光。7月22日，“鸿星尔克的微博评论好心酸”是当日关于河南水灾最热的微博热搜话题，一个迅速建立起来并广为传播的叙事是：鸿星尔克作为一家濒临倒闭（并非事实）的企业，一双鞋平均只卖100块，却默默捐出了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5000万元。

这一叙事延续了前述对“民族性”的想象，企业被当作情感丰沛的人，一位网民写下的留言具有代表性：“特别像老一辈人省吃俭用一分一毛攒起来的存款，小心翼翼存放在铁盒子里。一听说祖国需要，立马拿出铁盒子，哗啦一下全倒给你！”这与网民对深陷新疆棉事件的H&M的捐款不屑一顾，及对“河南人民再缺物资也不买维他奶”段子的追捧，形成关于“民族性”的互文。

作为对民族企业的回报，7月23日鸿星尔克的销售额增长52倍。与此同时，支持者进入其他同类服装品牌的销售直播间攻击主播，要求主播罢卖其他品牌，这场网络袭击让不少主播只能以哭泣应对。民族，资本和国家，三者的边界在鸿星尔克事件中彻底模糊。这种集体情绪并非凭空而来，正应合了政府对在美国上市企业的警惕，或再往前看，与中美贸易战、新疆棉事件以来逐步积累的敌我之辨关系密切。可以想见，在“抵御外敌”的预言逐步自我实现后，类似的“国货运动”只会越来越多。

7月23日晚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关于河南暴雨庞杂舆论场基本进入尾声。如果看中国网民对东京奥运会的羞辱式评论，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重新推崇，以及对中国运动员夺取金牌重新燃起的舆论饥渴（以金牌为目标的举国体制的弊端早在20年前就被充分讨论和反思），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场暴雨，国家意志与民间情绪，以更加民粹的形式团结在了一起。

作为水灾舆论余音的，还有对外媒记者的“围堵”。7月24日，河南共青团同一天在微博发布“寻人令”，号召在郑州的网民寻找BBC记者白洛宾，并表示“一定要友好问候一下”。有网民留言“见到可以往死里打么？”获得大量点赞。不过最后被民众发现的并不是BBC记者，而是德国之声记者Mathias Boelinger。在郑州街头拍摄时他遭到现场群众的包围，有市民制止他离开，询问他拍摄了什么内容，还有市民指责他“诬陷中国”、“攻击中国政府”。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网民愤怒地谴责在现场帮Mathias Boelinger说话的中国年轻女性是“带路党”。

至此，主流舆论已经完全甩开了对水灾事故的问责，以及对遇难者死亡人数的追查。

（李瑞洋，何沛芸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