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杂志丨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

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

彼得·凯尔纳（Peter Kellner）

我们都知道惯例: 这些天我们见得多了。

反对党领袖表示，经济一团糟，统计数据显示，生活水平正在下降，公共部门债务正在增加，都是政府的错。首相回应称，全球性力量正在伤害世界各地的民众，他正采取强硬但必要的应对措施，而且统计数据显示，英国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你可以听到完全一模一样的话。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试图将国内困难的责任推给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布朗的回答(有几分公正)是，他正领导全球实施应对，以拉动世界经济步出衰退。

卡梅伦赢得了那场政治辩论:尽管需要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他仍在2010年大选中击败了工党，成为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希望将今天诸多问题的责任推给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而非冠状病毒疾病、乌克兰战争和其他超出任何一个国家控制范围的力量。（基尔·斯塔默，生于1962年，是现任工党领袖。——译注）

卡梅伦/布朗和斯塔默/苏纳克之间的缠斗，除了在责任问题上奉上了同样的争议，还有另一个可以说更为深刻的相似之处。在这两场缠斗中，意识形态区别几乎完全不存在。事实上，真正的政治几乎没有。那些争执是私人性的。作为对手的政治家遭到五花八门的攻击，称他们软弱、无能、不切实际：他们的政策则是危险、愚蠢、浪费的。我们的党富于公共精神，你们的党却欠幕后金主的钱。我们站在这个国家各个地方正派、勤劳的人民这一边，你们却叫他们失望。

公允地说，这远不能完全描述议会中发生的事情。相当多时间花在了各个委员会中的严肃工作和立法上。私下里，绝大多数议员(包括各部部长和他们的影子部长)都是勤于思考、富于公共精神的。但能够引起新闻报道和选民注意的一些事情，比如“首相问答时间”（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很大程度上是在比拼，看哪一方能最有效侮辱对方。他们的营销口号也是如此。之所以会这样，根源在于政治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首相问答时间：英国下议院每周三中午的一项活动，由在野党领袖向在位首相提问，后者回答，英国公众事先预定后可以凭票免费旁听。——译注）

尽管有混乱和争吵（那总是议会生活的一部分内容），这样的辩论在过去仍反映出人们对实质问题的热情。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将人们划分为左派和右派，他们对社会理当如何组织有不同的理念。工党宗奉经济计划、更大的政府和再分配；保守党人宗奉私营企业、更小的国家和自力更生。在政府中，他们经常缓和自己的立场，但没有哪个追踪英国政治潮起潮落的人可能混淆两个主要政党的基本特征。

那些差异的蛛丝马迹依旧存在: 保守党依旧宣扬低税的好处，工党依旧宣扬遏制企业贪婪的必要性。但这些只不过是古老颂歌的回声，那些颂歌旨在鼓动忠于党的人士。实质上，保守党人主导了人们记忆中最高水平的征税，与此同时，工党人士不厌其烦地与企业交朋友。其他人批评这些进展，我不批评。假如我们要改善公共服务并与贫困作战，税收就必须维持; 假如经济要恢复稳健增长，私营部门就必须繁荣兴盛。毋宁说，关键在于，趋同的现实通常压倒了分裂的言辞。

在其他领域，人们正确接纳了共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否定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取消最低工资或终结同性婚姻。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与共识决裂的两次重大尝试都以灾难告终: 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复兴旧时社会主义宗教的改革运动，以及丽兹·特拉斯(Liz Truss)提出的大规模、无资金支持的减税尝试。（杰里米·科尔宾，生于1949年，2015至2020年担任英国工党领袖。丽兹·特拉斯，生于1975年，2022年9、10月间短期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那不是说共识总是最好的。有时候我们需要真正的辩论。想想英国退欧吧。我们的两个主要政党同样不愿意提出一套可信的战略，以弥补退欧造成的伤害。两党共同的谨慎与它们的支持者的对立热情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绝大多数是支持英国退欧的保守党基础选民，以及同样坚决反对英国退欧的工党选民和活动人士。威斯敏斯特外的激烈辩论在两大主要政党的峰会上都被扼杀了。

随着人口老化和昂贵的新疗法变得唾手可得，高层的不情愿延伸到了其他事项上，比如为国民医保系统 （NHS）制定一个长期的改革和资助计划。在社会关怀方面，历任部长都意识到财政挑战的存在，但在他们最需要保持冷静、筹集资金的时刻却又跌跌撞撞。至于目前压倒一切的难题，即通胀和不断上升的按揭利率对工人薪酬和生活水平的影响，我们徒劳地期待政治高层就一个陷入麻烦的文明国家应如何分担痛苦展开严肃讨论。相反，我们得到的是原话: “我们负担不起”; “坐下来谈谈”。这些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是无可救药的不足。

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最资深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挣扎。因为缺乏意识形态上的支撑，而且被自己遭遇的挑战吓倒了，他们退回到了自己感到舒适的人身攻击区。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理当回到有关英国未来的那种老派的左右辩论中？现代世界肯定已因之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围绕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展开的斗争的核心，高度工会化的矿山、造船厂、钢铁厂和工厂已经消失。投资、贸易和金融的跨国流动，限制了任何不希望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的政府的选择。

我们的时代一个艰难的选择、取舍和不确定的时代。塑造了二十世纪政治的那些战斗的清晰度，已被任何一个二十一世纪自由民主国家所遭遇的约束弄得模糊不堪。这要求有一种更成熟的政治话语。相反，它往往过于幼稚。在喧闹的媒体和有毒的社交媒体怂恿下，两大政党在它们对侮辱的偏好方面互相映照。欢迎来到“魔镜中的恶意”的时代。

有什么应对之道？主要政党的那些高层决定对自己更诚实，彼此尊重，对我们开诚布公，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可以做梦。

[作者是英国作家、政治分析师，曾任民意调查公司YouGov总裁。本文原题“The end of political ideology”，由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网站发布于2023年6月29日。听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