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性格

李雲迪嫖娼一案曝光以後，昔日風采迷人的鋼琴王子一夜之間成爲萬人唾棄的過街老鼠。一個自身道德敗壞之極的民族，造假，好鬥，崇拜權力，嫌貧愛富，撒謊成性的民族，居然一夜之間成爲一個道德潔癖的民族。仿佛再次印證出一個歷史真理，越是道德潔癖的時代就越是道德墮落。爲什麽越是道德潔癖的時代就越為道德墮落？中國人這個民族爲什麽容易道德潔癖？

首先要從中國人對於人性的認識説起。中華文化跟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不同點之一在於：中華文化普遍認爲，人性的弱點是不合理的存在。相反，西方文化由於受基督宗教的影響，原罪的觀念深入人心。因爲每個人都有原罪，所以人性的弱點是普遍的存在。因爲每個人都是罪人，每個人既不能為別人消除原罪也不能為自己消除原罪，所以，人依靠自身的努力根本沒辦法對付原罪。由此，西方的倫理立足于一個與東方道德截然不同的根基：既然人根本沒辦法應付普遍的惡，那麽道德就應該著眼于怎樣保護特殊的善。這些特殊的善構成了每個人的内在價值。人的内在價值成爲西方道德的出發點，所以每個人都有其特殊且不可取代的價值。那麽，道德就要保護人的内在價值不受利用，因此演繹出自由主義和天賦人權的一系列思想。相反，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普遍認爲：人性的惡是特殊的存在。所以，道德的目的在於怎樣幫助人消滅人性的惡，怎樣采用化性起僞的手段來達到内聖外王的境界。在中國人的道德觀念裏面：人是有能力成爲完人的，越成功的人越接近完人的狀態，所以，越成功的人就越應該成爲完人。一個人在道德上的可譴程度跟他的行爲無關，而是跟他的社會地位相關。你在社會上的地位越高，證明你的事業越成功，你成爲完人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你成爲完人的責也就越大。反之，社會地位越低的人，他成爲完人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所背負的道德壓力也就越小。底層之人作奸犯科總是值得同情的，而成功人士哪怕有一點道德瑕疵都是不可原諒。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底層人可以允許造最高統治者的反。因爲最高統治者是中國社會最成功的人，他當且應當成爲最完美的道德典範。如果一個社會最成功的人都有道德上的瑕疵，那麽這個社會豈不是沒有完人，那麽中華道德的根基豈不是要被顛覆？所以，哪怕最高統治者事實上真的有道德上的瑕疵，他都應該被視作完人，這無關事實而是被普遍的信念決定了的事情。因此，最高統治者犯罪，他的下屬就有責任為尊者諱，為最高統治者背鍋。中國人並不覺得背鍋是一件多麽羞恥的事情，為最高統治者背鍋那是無比崇高的道德修爲。因爲你做的不僅僅是背鍋這件事，而是捍衛一個民族的信仰根基和保護一個文明的道德火種。周恩來在歷史上就處處扮演一個“背鍋俠”的角色，為毛澤東充當政治打手，為毛澤東承受政治壓力。盡管如此，周恩來仍然被後人視爲任勞任怨的好總理。當然，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毛澤東並不買周恩來的帳，他深知周恩來之所以肯為他背鍋並不是因爲周恩來多麽崇拜毛澤東他自己，而是周恩來崇拜他周恩來自己，他認爲自己肩負著維護中華文明道種的超然歷史使命，他才維護毛澤東的至尊地位，以此維護中國人對完人的精神信仰。因爲周恩來實際上是崇拜自己而不是崇拜毛澤東，他越死心塌地，心甘情願地替毛充當政治打手，周的自戀就越升華，毛就越怨恨周。所以，中國人的道德裏面有一種“愚忠”，即統治者越整自己，自己就越賣力地效忠統治者。“愚忠”其實並不真正愚，而是有理論依據的。因爲效忠統治者的大臣並不真正覺得統治者有多麽偉大，他們只是出於捍衛中國人的道德根基的目的去捍衛統治者的偉大，而中國人的道德根基就是人性的弱點是可改造，而證明這一觀點成立的條件就是有完人的存在。他們越是覺得自己能夠捍衛中國人的道德根基，這些大臣就越覺得自己偉大而不是統治者偉大，於是統治者就要通過整人的方式來糾正大臣們的信念，讓他們覺得自己偉大。統治者越賣力去整人，犯的罪就越大，他的宰相就越賣力地去替他遮羞來捍衛統治者的偉大。這種賣力的結果又進一步加深宰相的自戀。一個主動整人，一個願意挨整，中國歷史由此進入了萬劫不復的惡性循環。

由於中國人相信人性惡是不合理的存在，人性的弱點是可改造，在中國人的教育理念中則普遍彌漫著一種改造人性的理念，放在傳統文化的語境下就是“修爲”。人要不斷地去否定自己和接受別人否定，他的道德修爲才能提高。 這樣一來，多數中國人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批評多於鼓勵，責罰多於獎賞。中國人從内心深處是極其自卑且心靈脆弱的。所以，他們極其需要通過抱團來汲取力量，他們極其需要成爲集體的一員來獲得身份認同。中國人很難人格獨立正在於此，因爲他們面對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否定的世界。他們自打出生就不能跟這個世界和解，他們從小到大的生活體驗就是不斷地被師長，朋友和上司否定且被傷害。他們相信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與天斗與地斗。那麽，順理成章地，人越是獨立，他在這場永無止境的鬥爭過程中就越處於下風。人越要在鬥爭中占據上風，他就越需要朋黨和支持者。

中國人的内心是極其自卑且脆弱的，這種自卑且脆弱的根源在於長期以來對個性的否定。生活閲歷越豐富的人，他所承受的否定和傷害就越多。然而，對於個性的否定往往並不自洽。一個個性寬厚的人可能被師長批評為不思進取，等他變成積極進取的時候可能又被同事批評為霸道强勢。這些從各方面撲面而來的且不甚自洽的批評與非議，最終使人無所適從。讓人詛喪，憤懣，且看不到自我提升的希望。每個中國人都帶著這種絕望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失落與別人的成功。他們一方面崇拜權威，另一方面又極其嫉妒身邊比自己成功的人。崇拜權威是因爲他們心靈深處相信完人的可能存在，嫉妒則由於他們對自身的絕望和來自他者的反差。

迷信與嫉妒在中國人的性格裏面并存，使一種基於同意的社會契約理論無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任何在管理上有突出才華的人都需要通過權力鬥爭的方式來獲得權威。而任何通過和平理性方式取得的權威都會在人與人之間相互爭競與嫉妒的過程中分崩離析。最終，統治的藝術蛻變為權斗的藝術。一個社會不再由善於管理者來治理而是讓賢于善於權力鬥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