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台湾选举·下｜配票、弃保与派系：胜选才是目的

台湾选举备受两岸关注，从政党的提名结果、候选人的选举策略、选民的投票倾向，到选后的政治版图变更，皆为各方观察重点。在此过程中，“制度设计”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何以形成蓝绿两党独大的政党体系，又为何出现“配票”、“弃保”的选举策略，实与制度更迭高度相关。对此议题，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于4月13日举办“连震东先生纪念讲座演讲”，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以“台湾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为题，分析制度对台湾政党、选举的深度影响。此为系列报道第二篇（共二篇）。

系列报道第一篇：看懂台湾选举·上｜蓝绿对决仍是主流　柯文哲与民众党注定艰难

政党目的是席次的最大化

王业立指出，由于台湾的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采“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故不仅同党候选人间高度竞争，政党的提名策略也需仔细斟酌，也就是要在提名额度、人选搭配上下功夫，才能求得席次的最大化。

王业立举例，台北市的大安文山区共有13席市议员，那么国民党该提几席？民进党又该提几席？首先不能提名太多，如果其政党能量能稳上5席，却提了6席，便可能导致选票分散，让当选人数减为3席或4席；但若提名少了，能上的席次自然也就少了。而这往往是两党的地方党部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如何适当决定提名额度。

王业立接着分析，决定提名席次数后，“人选搭配”就是下一阶段的问题。例如大安文山区13席市议员中，某一政党决定提名5席，便要避免出现5个博士，或是5个律师的提名结果，因为这会导致候选人的同质性过高，选民可能丧失兴趣，故需有人选搭配，也要安排不同派系的候选人。

王业立指出，正因上述情境，导致不少台湾的基层县市议员候选人，为求突出“鲜明形象”、加深选民印象，需要明确做出市场区隔，甚至打出激进的旗帜。例如有的议员便主打负责老人福利、托育福利，有的则专职军事领域，此外还有统独议题，也是在台湾政坛做出市场区隔的方法之一。

王业立举例，早年有位新党的台北市立委冯沪祥，便在选举时公开打出“支持统一”的旗帜。记者事后采访，其便回答这是为了与其他候选人做出市场区隔，因为当年并没有其他候选人如此主张，“只要有5%的选民支持统一，我就能当选，就算95%的选民不喜欢我，我还是能当选。”这便是复数选区下，旗帜鲜明意识形态策略的体现。

“弃保”与“配票”是什么

至于选制对台湾民众投票行为的影响，王业立也提出分析。

首先，在总统、县市首长等“相对多数决制”选举下，“弃保”（Strategic Voting，即策略性投票）现象非常明显。例如赵少康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便喊出“泛绿已经操作弃黄（黄大洲）保陈（陈水扁），因此泛蓝必须弃黄保赵。”台湾的县市首长选举但凡出现3个以上的候选人，便容易出现弃保现象。

王业立再举例，马英九也在1998年喊出了“尊王（王建煊）保马”，最后成功当选台北市长，只赢陈水扁不到5%，如果当年新党选民不弃保王建煊，马英九或许不会当选，而陈水扁也不一定会在2000年参选总统。如今台北市长人选虽还未定，国民党的蒋万安与民众党的黄珊珊间，也已喊出“弃保”话语，不论是“弃蒋保黄”，还是“弃黄保蒋”。

但如果在复数选区制下，王业立指出，选人便重于选党，因此会出现“配票”（Vote Equalization）行为。政党配票的目的，是希望让选票平均，而非出现1992年的赵少康这种“超级吸票机”，反而导致其他党内同志落败。但候选人也会担心落选，因此除非政党动员，否则基本上很少有候选人会“主动配票”给别人，例如1995年民进党的沈富雄曾在台北市南区的立委选举中，主动配票给其余候选人，导致自己“吊车尾”选上。

王业立补充，“配票”有很多种形式，早期国民党采用“责任区配票”，也就是基于地方党部、黄复兴党部等形式，组织配票动员机制；台湾民主化之初，民进党、新党等新势力的基层动员力不如国民党，便发展出新的配票模式，称作“强制配票”。

王业立举例，在1995年的台北市南区立委选举中，应选9席，民进党提名4席，国民党提名5席，新党提名3席，合计已经超过9席。当时民进党便被批评，其实力根本只够提名3席，提到4席可能导致选票分散，最后只当选2席。但民进党提出一种名叫“四季红”的强制配票模式，也就是在缺乏基层组织的情况下，号召选民“依出生日期”自动配票给沈富雄、叶菊兰（台湾党外运动者郑南榕遗孀）、颜锦福（前台北市议员颜圣冠之父）、黄天府（民进党大佬黄信介之弟）4位候选人。最后奇迹出现，民进党4席全上，当年新党也气势正盛，3席全上，也就是国民党只上2席。此次民进党、新党的“强制配票”模式，成了台湾复数选区的“典范”。

王业立指出，直到今日，台湾的县市议员选举中，各政党仍会发出配票通知，不论是依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尾数、血型或星座，种种模式不一而足。但配票就像弃保，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会失败。例如有的候选人不愿合作，就会开始挖同志墙角，喊出“告急”、“抢救”、“就差你一票”等口号；有时候派系因素太强、候选人形象差异太大，也会导致政党配票失败。但尽管如此，王业立预告，2022年底的台湾基层选举，各政党仍会打出自己的配票名单，这套老召不会丢。

王业立表示，其实不只政党会发动配票，有些台湾的家庭也会自动配票。例如有的偏蓝家庭，就会在国民党、新党间协调配票比例，这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打乱政党的配票机制。故台湾政治史上，时常出现下述情况：喊出告急的，最后成为最高票；选前民调高的，可能反而高票落选。

此外王业立指出，由于台湾现在逐渐走向两票制，故也产生“分裂投票”的现象，也就是总统与立法委员，分别投给不同的政党。以2020年选举为例，民进党的全国不分区得票率是33.98%，区域立委得票率是45.6%，蔡英文得票率则是57.13%，与不分区的票相差近24%，意即有的选民虽投给蔡英文，但政党票并未投给民进党，可能投给时代力量、台湾基进甚至国民党。而国民党同年的不分区得票率，为33.36%，与民进党只差了一点点，所以都是各分到13席，与总统大选中，蔡英文的一面倒获胜差异很大。

蓝绿两党为何都有提名纠纷

演讲结束后，有听众提问蓝绿两党的党内提名纷争，包括国民党的罗智强是否能在桃园“空降成功”等，会否影响民众的投票行为？

王业立指出，蓝绿两党的提名策略，在过去几年改变非常多。民进党早期是除了民调外，还有党员调查等意见评估，近年则改成了100%全民调；国民党也逐渐走向全民调，可以说是两党殊途同归。但若认真阅读两党的提名机制，其实都有写一条，就是“以协调为原则”，如果协调不成，再办初选，初选则以民调为主。故两大党目前，其实都还是以协调为主，不成功的话才会走到初选那一步。由此视角来看，其实目前的蓝绿两党虽在桃园、屏东出现提名纷争，却都没有违背党内机制，且全世界各政党其实都以协调为主，很少像台湾这样，还办党内初选。

王业立表示，蓝绿两党如今的党内初选，其实就是比拼所谓的“动员能量”，也就是不只比民调，还要比谁更能动员支持者待在家里等民调电话，并且讲出“唯一支持某某某”；另外因为新人不见得有知名度，故初选往往还是高知名度者之间的较量，或是声势较弱的人必须与有知名度的前辈结盟，获得推荐。王业立指出，如果初选过程斗得太凶，也可能让选民感到厌烦，转而投给其他小党候选人，因其或许认为小党会比较清新。但这部分还缺乏科学证据，需要再详细研究。

另有说法指出，目前国民党在桃园市市长人选提名上黑幕、内斗不断，可能导致民进党获利，王业立对此说法持保留意见，一来国民党人选还没出来，二来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国民党在桃园的势力既有蓝营板块、原住民，更有宗亲会，要整合这些势力时间还够。此外台湾民众党在桃园其实也斗得很凶、民进党也尚未推出候选人，故还要再观察。

台湾选制改革能否根除派系

另外也有听众提问，台湾的选制改革能否根除派系政治？对此王业立分成两个层次来答复。

首先，在立委选举上，台湾已经采取并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民众党曾提案，希望把“并立制”改成“联立制”，也就是以政党得票率分配总席次，扣除当选的区域席次后，才是不分区的席次数。但若采用“联立制”，王业立表示，看德国经验就知道，台湾势必走向多党制，也就是要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在二战后便从来没有一次单一政府过半，全是联合政府，这或许就是为何民众党要提出这个改革的原因，因为这样有利小党生存与发挥影响力。

但王业立接着分析，台湾现在是逐渐走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若要改成联立制，便可能导致立法院没有任何政党能过半，也就是会出现强势总统，配上多党林立、无法制衡总统的议会，其实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案例类似。如此制度搭配是否合适，值得深思。

至于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是否能改成单一选区两票制，杜绝派系干政的现象，王业立表示此议题一直有在讨论。但这也会有一些问题，一来在地方选举上，政党政治的现象还不明显，民众未必能接受选制如此修改，当然也有人主张，就是要以此方式教育民众政党政治的意义；二来，在立委全国不分区选举中，结果也与当年改革时的期待不同，过去人们希望能在不分区名单中置入专业团体、专业代表等，但如今蓝绿两党的不分区名单，还是充斥政治分赃的现象。

王业立反问，若连立委选举都如此，未来基层选举也改成两票制，是否又只是创造了新的分赃管道？另外以台北市为例，若未来要改成不分区议员多少席，区域议员多少席，还要重划选区，且如此一来，议员职能会否与村里长无异？

王业立总结，选举制度能否改变派系影响力，在地方层次上或许很难发挥效用。而在立委选举上，也可以发现，中南部县市还是很多地方势力选上不分区立委，“全县型派系”有在式微，但以不分区立委为山头的新派系，却正在崛起、方兴未艾。因此选制改革可以说是改变了派系风貌，却没有去除派系政治的运作机制。

原文发表于2022/4/18《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