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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賓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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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台湾选举·下|配票、弃保与派系:胜选才是目的

祁賓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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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选举备受两岸关注,从政党的提名结果、候选人的选举策略、选民的投票倾向,到选后的政治版图变更,皆为各方观察重点。在此过程中,“制度设计”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何以形成蓝绿两党独大的政党体系,又为何出现“配票”、“弃保”的选举策略,实与制度更迭高度相关。对此议题,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于4月13日举办“连震东先生纪念讲座演讲”,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以“台湾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为题,分析制度对台湾政党、选举的深度影响。此为系列报道第二篇(共二篇)。

系列报道第一篇:看懂台湾选举·上|蓝绿对决仍是主流 柯文哲与民众党注定艰难

政党目的是席次的最大化

王业立指出,由于台湾的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采“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故不仅同党候选人间高度竞争,政党的提名策略也需仔细斟酌,也就是要在提名额度、人选搭配上下功夫,才能求得席次的最大化。

王业立举例,台北市的大安文山区共有13席市议员,那么国民党该提几席?民进党又该提几席?首先不能提名太多,如果其政党能量能稳上5席,却提了6席,便可能导致选票分散,让当选人数减为3席或4席;但若提名少了,能上的席次自然也就少了。而这往往是两党的地方党部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如何适当决定提名额度。

王业立接着分析,决定提名席次数后,“人选搭配”就是下一阶段的问题。例如大安文山区13席市议员中,某一政党决定提名5席,便要避免出现5个博士,或是5个律师的提名结果,因为这会导致候选人的同质性过高,选民可能丧失兴趣,故需有人选搭配,也要安排不同派系的候选人。

王业立指出,正因上述情境,导致不少台湾的基层县市议员候选人,为求突出“鲜明形象”、加深选民印象,需要明确做出市场区隔,甚至打出激进的旗帜。例如有的议员便主打负责老人福利、托育福利,有的则专职军事领域,此外还有统独议题,也是在台湾政坛做出市场区隔的方法之一。

王业立举例,早年有位新党的台北市立委冯沪祥,便在选举时公开打出“支持统一”的旗帜。记者事后采访,其便回答这是为了与其他候选人做出市场区隔,因为当年并没有其他候选人如此主张,“只要有5%的选民支持统一,我就能当选,就算95%的选民不喜欢我,我还是能当选。”这便是复数选区下,旗帜鲜明意识形态策略的体现。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多维新闻)

“弃保”与“配票”是什么

至于选制对台湾民众投票行为的影响,王业立也提出分析。

首先,在总统、县市首长等“相对多数决制”选举下,“弃保”(Strategic Voting,即策略性投票)现象非常明显。例如赵少康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便喊出“泛绿已经操作弃黄(黄大洲)保陈(陈水扁),因此泛蓝必须弃黄保赵。”台湾的县市首长选举但凡出现3个以上的候选人,便容易出现弃保现象。

王业立再举例,马英九也在1998年喊出了“尊王(王建煊)保马”,最后成功当选台北市长,只赢陈水扁不到5%,如果当年新党选民不弃保王建煊,马英九或许不会当选,而陈水扁也不一定会在2000年参选总统。如今台北市长人选虽还未定,国民党的蒋万安与民众党的黄珊珊间,也已喊出“弃保”话语,不论是“弃蒋保黄”,还是“弃黄保蒋”。

但如果在复数选区制下,王业立指出,选人便重于选党,因此会出现“配票”(Vote Equalization)行为。政党配票的目的,是希望让选票平均,而非出现1992年的赵少康这种“超级吸票机”,反而导致其他党内同志落败。但候选人也会担心落选,因此除非政党动员,否则基本上很少有候选人会“主动配票”给别人,例如1995年民进党的沈富雄曾在台北市南区的立委选举中,主动配票给其余候选人,导致自己“吊车尾”选上。

王业立补充,“配票”有很多种形式,早期国民党采用“责任区配票”,也就是基于地方党部、黄复兴党部等形式,组织配票动员机制;台湾民主化之初,民进党、新党等新势力的基层动员力不如国民党,便发展出新的配票模式,称作“强制配票”。

王业立举例,在1995年的台北市南区立委选举中,应选9席,民进党提名4席,国民党提名5席,新党提名3席,合计已经超过9席。当时民进党便被批评,其实力根本只够提名3席,提到4席可能导致选票分散,最后只当选2席。但民进党提出一种名叫“四季红”的强制配票模式,也就是在缺乏基层组织的情况下,号召选民“依出生日期”自动配票给沈富雄、叶菊兰(台湾党外运动者郑南榕遗孀)、颜锦福(前台北市议员颜圣冠之父)、黄天府(民进党大佬黄信介之弟)4位候选人。最后奇迹出现,民进党4席全上,当年新党也气势正盛,3席全上,也就是国民党只上2席。此次民进党、新党的“强制配票”模式,成了台湾复数选区的“典范”。

王业立指出,直到今日,台湾的县市议员选举中,各政党仍会发出配票通知,不论是依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尾数、血型或星座,种种模式不一而足。但配票就像弃保,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会失败。例如有的候选人不愿合作,就会开始挖同志墙角,喊出“告急”、“抢救”、“就差你一票”等口号;有时候派系因素太强、候选人形象差异太大,也会导致政党配票失败。但尽管如此,王业立预告,2022年底的台湾基层选举,各政党仍会打出自己的配票名单,这套老召不会丢。

王业立表示,其实不只政党会发动配票,有些台湾的家庭也会自动配票。例如有的偏蓝家庭,就会在国民党、新党间协调配票比例,这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打乱政党的配票机制。故台湾政治史上,时常出现下述情况:喊出告急的,最后成为最高票;选前民调高的,可能反而高票落选。

此外王业立指出,由于台湾现在逐渐走向两票制,故也产生“分裂投票”的现象,也就是总统与立法委员,分别投给不同的政党。以2020年选举为例,民进党的全国不分区得票率是33.98%,区域立委得票率是45.6%,蔡英文得票率则是57.13%,与不分区的票相差近24%,意即有的选民虽投给蔡英文,但政党票并未投给民进党,可能投给时代力量、台湾基进甚至国民党。而国民党同年的不分区得票率,为33.36%,与民进党只差了一点点,所以都是各分到13席,与总统大选中,蔡英文的一面倒获胜差异很大。


蓝绿两党为何都有提名纠纷

演讲结束后,有听众提问蓝绿两党的党内提名纷争,包括国民党的罗智强是否能在桃园“空降成功”等,会否影响民众的投票行为?

王业立指出,蓝绿两党的提名策略,在过去几年改变非常多。民进党早期是除了民调外,还有党员调查等意见评估,近年则改成了100%全民调;国民党也逐渐走向全民调,可以说是两党殊途同归。但若认真阅读两党的提名机制,其实都有写一条,就是“以协调为原则”,如果协调不成,再办初选,初选则以民调为主。故两大党目前,其实都还是以协调为主,不成功的话才会走到初选那一步。由此视角来看,其实目前的蓝绿两党虽在桃园、屏东出现提名纷争,却都没有违背党内机制,且全世界各政党其实都以协调为主,很少像台湾这样,还办党内初选。

王业立表示,蓝绿两党如今的党内初选,其实就是比拼所谓的“动员能量”,也就是不只比民调,还要比谁更能动员支持者待在家里等民调电话,并且讲出“唯一支持某某某”;另外因为新人不见得有知名度,故初选往往还是高知名度者之间的较量,或是声势较弱的人必须与有知名度的前辈结盟,获得推荐。王业立指出,如果初选过程斗得太凶,也可能让选民感到厌烦,转而投给其他小党候选人,因其或许认为小党会比较清新。但这部分还缺乏科学证据,需要再详细研究。

另有说法指出,目前国民党在桃园市市长人选提名上黑幕、内斗不断,可能导致民进党获利,王业立对此说法持保留意见,一来国民党人选还没出来,二来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国民党在桃园的势力既有蓝营板块、原住民,更有宗亲会,要整合这些势力时间还够。此外台湾民众党在桃园其实也斗得很凶、民进党也尚未推出候选人,故还要再观察。


台湾选制改革能否根除派系

另外也有听众提问,台湾的选制改革能否根除派系政治?对此王业立分成两个层次来答复。

首先,在立委选举上,台湾已经采取并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民众党曾提案,希望把“并立制”改成“联立制”,也就是以政党得票率分配总席次,扣除当选的区域席次后,才是不分区的席次数。但若采用“联立制”,王业立表示,看德国经验就知道,台湾势必走向多党制,也就是要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在二战后便从来没有一次单一政府过半,全是联合政府,这或许就是为何民众党要提出这个改革的原因,因为这样有利小党生存与发挥影响力。

但王业立接着分析,台湾现在是逐渐走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若要改成联立制,便可能导致立法院没有任何政党能过半,也就是会出现强势总统,配上多党林立、无法制衡总统的议会,其实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案例类似。如此制度搭配是否合适,值得深思。

至于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是否能改成单一选区两票制,杜绝派系干政的现象,王业立表示此议题一直有在讨论。但这也会有一些问题,一来在地方选举上,政党政治的现象还不明显,民众未必能接受选制如此修改,当然也有人主张,就是要以此方式教育民众政党政治的意义;二来,在立委全国不分区选举中,结果也与当年改革时的期待不同,过去人们希望能在不分区名单中置入专业团体、专业代表等,但如今蓝绿两党的不分区名单,还是充斥政治分赃的现象。

王业立反问,若连立委选举都如此,未来基层选举也改成两票制,是否又只是创造了新的分赃管道?另外以台北市为例,若未来要改成不分区议员多少席,区域议员多少席,还要重划选区,且如此一来,议员职能会否与村里长无异?

王业立总结,选举制度能否改变派系影响力,在地方层次上或许很难发挥效用。而在立委选举上,也可以发现,中南部县市还是很多地方势力选上不分区立委,“全县型派系”有在式微,但以不分区立委为山头的新派系,却正在崛起、方兴未艾。因此选制改革可以说是改变了派系风貌,却没有去除派系政治的运作机制。


原文发表于2022/4/18《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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