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灾已至
“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今日的俄罗斯人会相信这句来自电影《列宁在1918》的台词。因为在全球制裁下，他们的天然气和化肥还很充足。
而乌克兰的港口积压着去年产的2500万吨小麦。
黑海就像一副下垂的嘴角，围绕它的总是战争、饥荒和死亡。本来，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将巨量小麦从黑海北岸的码头装船，经海峡、运河输往欧洲、北非、东非和西亚等拥有数亿人口、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区。
俄乌战争使全球粮食短缺变本加厉。新冠大流行、运力紧张、能源成本高企，以及干旱、洪水和山火等此起彼伏的自然灾害，已经令全球粮食供应紧张，价格上扬。
目前战争进入消耗相持状态。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测，乌克兰将有45%的人陷入食物短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称，有超过50万人的生活已经处于饥荒状态，全球严重缺乏食物保障的人数为2.76亿。
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禁止粮食出口，备受期望的第二大生产国印度禁止小麦出口后，印尼也限制了棕榈油的出口。下一个种植季之前，粮食贸易可能因新的禁令再度缩减，能源、肥料价格上升更快，食品通胀更加恶化。
欧盟作为粮食净出口地区，面临的只是成本上涨压力，并不至于挨饿。真正饿肚子的，是非洲部分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1993年《纽约时报》刊登过一幅震撼世界的照片，名为《饥饿的小女孩》：一只秃鹫目光炯炯地盯着一位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非洲小孩。根据泰坦尼克定律，发生灾难时，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穷人，死亡率越高。
打通黑海航路，迫在眉睫
和达伽马的航线接近，以斯里兰卡为中心，饥饿的亚非大陆被分成东西两部分。大体而言，西边吃小麦，东边吃稻米。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显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位居第五。两国合计占全球大麦供应的19%、小麦供应的14%、玉米供应的4%，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1/3以上。
俄罗斯受到制裁，难以出口食品。乌克兰的黑海港口被俄罗斯封锁。
俄乌粮食出口减少，最先对非洲和中东带来灾难性影响。
黑海、地中海面积不大，东欧的粮食走海路，成本很低。而且，中东和东欧都以小麦为主粮，也都有用玉米部分替代主粮的饮食习惯，仅在去年，乌克兰小麦和玉米出口就有40%以上销往常受干旱困扰的西亚北非。
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的小麦绝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亚美尼亚、蒙古、哈萨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几乎所有小麦都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他们要和以上西亚、北非诸国一起，与更大的买家——包括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国和伊朗竞争，后者60%以上的小麦来自两个交战国家。
但是，以上所有国家都只能竞标更小的供应量。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今年的采购量将远高于往年。3月初，中国政府透露，去年的严重洪灾推迟了三分之一小麦作物的播种，即将到来的收成很不乐观。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不那么容易被替代。据联合国称，美国和加拿大的库存紧张，阿根廷、巴西等南美谷物生产国在加强出口管制，澳大利亚的运力满负荷运转。过去一年，小麦价格上涨了七成。
在未来的三个月中，乌克兰需要将境内的2500万吨储粮运出。4月份乌克兰仅出口了120万吨左右，如储粮无法出口，8月收获的新粮将无处存放，只能腐烂。在没有黑海航线的情况下，5~8月最多仅能运输约50万吨粮食。
陆路运粮限制太大。欧盟曾在五月中旬计划，每个月通过周边国家从乌克兰运出400万吨粮食。但是，乌克兰和欧盟的铁路轨距不同，火车必须更换车轮底盘，或者换火车。在乌克兰与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接壤的八个铁路过境点，每天总共可以处理467节货运车厢。同时，火车过境要递交种种繁琐的文件，往往耽搁4~10天。
私营公司不愿意派卡车到乌克兰，因为上不成保险，还可能遭到俄罗斯军队的轰炸。而且卡车每月顶多处理100万吨粮食。
驳船效率也不高。虽然可以沿着多瑙河去罗马尼亚，在康斯坦察港装运，但为了装满这批船，用的船和火车加起来还得50艘/列。辛辛苦苦折腾了好久，最后才能载7万吨左右的谷物。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如果欧盟解除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他将允许乌克兰粮船离开敖德萨港。过去，乌克兰主要粮食出口港口，包括切尔诺莫斯克港、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赫尔松港和尤日内港。
粮船要通过黑海，还需要土耳其“点头”。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表示配合，古特雷斯也在幕后斡旋，建立危机小组。此前俄乌均在黑海和亚速海遍布水雷，现在开始指责对方“不排雷”。俄罗斯称乌克兰有责任在敖德萨港周边扫雷，乌克兰称己方无力扫雷，因为俄罗斯趁机攻击本国南部。
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埃及决定不等了。俄乌战争前，埃及平均每年花费30亿美元进口小麦，现在这笔钱逼近60亿美元。3月份开始，埃及宣布货币贬值，并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海湾国家担心这个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陷入动乱，紧急输送了约220亿美元的资金。
埃及“躲过”了印度禁令，“抢到”50万吨小麦，也只是杯水车薪。其“粮食自主”的关键是改革农业技术和面包补贴计划，前者需要数年的经营，后者通过政府“统购包销”达成。在这个超过一半的人口符合贫困定义的国家，提供廉价面包，算是避免饥荒、保证稳定的最低方式。
隐蔽的粮食霸权，手段多样
热映电影《侏罗纪世界3》中，生物公司Biosyn利用基因改造技术，创造了不吃自家庄稼的疯狂蝗虫，一度令花样繁多的大恐龙失色。影片极力抨击了大公司破坏生态平衡、引发粮食危机的行为，头号反派长得和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一模一样，也算反映了全社会对“基因编辑”乃至“高科技”的普遍忧虑。
世界粮食危机，并非只是一个由“转基因革命”或者由非常态地缘政治等单个因素引起的暂时性问题，而是两百年来多个因素融合、国际粮食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整个国际粮食体系，美国是首要的掌控者。它的粮食霸权建立在粮食援助、“绿色革命”、自由贸易、“转基因革命”、生物燃料、粮食金融化等多个手段的基础上，更兼有企业、资本等多重力量的结合。
巨额的粮食补贴，保证美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1933年开始，美国就持续加强农业补贴力度。补贴主要流向大型农场主，小农场加快退出市场。粮食巨头获利巨大，开始走上垄断地位。
粮食援助和粮食禁运都可以成为武器，来介入别国的粮食生产体系。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的《农业贸易发展与援助法案》，把粮食作为一项政治筹码。只要发现某国有工人组织或疑似左翼的反对派，就可以动用战略粮食储备“送温暖”。60年代末，美国粮食出口量的79%都投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只要给饥饿的人们一些面包，他们就会听话”。
“绿色革命”则是粮食援助的升级版——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昂贵的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其对美国的依赖加深。“绿色”输出往往包含了多种政治经济附加条件，比如按照计划发展农业、加强人口控制等。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农产品、纺织品、汽车等税逐步取消。当时来自美国的进口玉米价格仅为墨西哥国内保护价格的一半，巨大的价格差异下，墨西哥农民只能破产。
“转基因革命”又像是“绿色革命”的升级版，更是美国粮食霸权的核心：硬件软件一起卖。转基因种子是具有“基因使用限制技术”的专利种子，配合固定的除草剂使用，可以有效控制杂草生长、抵御害虫。其中，种子和农药技术被少数公司垄断，买家需要支付高昂的“技术使用许可费”。
粮食能源化也是促成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为了摆脱对石油的依赖，美国、欧盟和巴西都在推动生物燃料计划。将原本用于饲养牲畜、人类直接食用的玉米，转化为工业用途，造成工业争粮现象，直接引发2007—2008年粮食危机。
粮食金融化使美元与粮食进行了深度绑定。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农产品期货主要用于商业套期保值，对非商业参与者交易施加限制。90年代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开始转向自由放任政策，首次允许免除农产品投机交易限制。2005 年，CFTC干脆扩大了在期货市场上购买或出售的小麦、玉米、燕麦和大豆的数量的交易限制。
另外，美国政府还提供补贴，鼓励农户使用农业保险。大量金融资本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加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不能忽视的是，大企业的作用，有时比国家大。
全球70%的小麦，控制在6家农业公司手里。98%的袋装茶叶贸易，由一家公司掌握。美国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四家跨国粮食公司，根据英文名首字母又被称为“ABCD”，掌控了粮食的绝对定价权。
四大粮商成立均超过一百年，有着熟练的资本运作模式，对粮食种植生产、销售各环节采取闭环式的把控。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中，做多做空，低买高卖，它们还能游说政府指挥农民种植某种作物来符合“国家利益”。
人为的饥荒，重演的历史
虽然小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目前离开乌克兰的大部分粮食是玉米。
有两个原因阻止了乌克兰小麦的“外运”。一是乌克兰农民对出售口粮——小麦犹豫不决，他们还记得1932—1933的大饥荒。那场灾难里，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而且，乌克兰人不怎么吃玉米。二是欧洲小麦自给自足，不太需要乌克兰小麦，等到7月，欧盟国家将忙于出口自己的夏季收成，更无暇顾及乌克兰的遭遇。
九十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是自然和政治的综合产物。农业集体化受到农民抵抗，斯大林政府镇压了农民，并禁止任何粮食运进乌克兰农村，禁止商品和农产品买卖，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1933年春天，乌克兰出现大面积干旱，苏联禁止灾民流动，封锁了乌克兰和顿河边界。
后世一般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死亡人数在250万至480万之间，而纪录片《苏联故事》认为是700万人。发生大饥荒时，乌克兰仍在继续对外出口粮食。
同样是在电影《列宁在1918》中，一个农民来克里姆林宫，问列宁寻找“农民的真理”，他说，“我们农民要是不给你们粮食，你们怎么办”？列宁说“你们要是不给，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是胆敢使用武力，我们就用武力来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真理”。
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法国索邦—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在著作《饥荒与政治》中阐述了这个主题。他重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论点：饥荒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吃，而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取粮食。
简单说，粮食危机或者大饥荒，不是因为供给不足，而是因为权利的分配不均、甚至被剥夺。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如此，假如公平分配全球的食物，每个人每天都能获得2700卡路里的热量，早就超过了生理需要2000卡路里。
布吕内尔将饥荒分为三种类型。“被否饥荒”，指的是饥馑或因自然因素爆发，或因政策失误爆发，但为维系政权考虑，涉事政府否认存在大规模饥荒。1973—1974年的埃萨尔比亚饥荒、1974年的孟加拉灾荒、1975—1979年的柬埔寨灾荒都是例子。
“外示饥荒”，是政府利用国际社会的同情心夸大饥荒程度，骗取国际援助，灾民只是利益交换的人质。1986—1988年的苏丹饥荒就是如此。
“人为饥荒”，指的是粮食生产充足的情况下，发生夺去数百万人生命的饥荒。1943年的南亚饥荒、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饥荒证明了这一说法。
可以说，今日的粮食危机，也是一场“人为饥荒”。粮食是“够吃”的，足够让所有人都获得生命必需的热量，然而，在穷富国家和国家内部阶层之间的食品鸿沟不断加大，粮食体系并不保障饥肠辘辘的穷人，战争和禁运可以轻松扼住生存者的咽喉——这就像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师》中的一幕，集中营里的犹太一家，父亲小心翼翼地用刀把一小块方糖切成六份，那是他们全家最后的一餐。他们的生命和尊严无人关注，只是被当成某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筹码。
作家房龙曾说，人类历史就是一个饥饿的生命不断追求食物的历史。对粮食危机的追问，仿佛又回到了马尔萨斯的看法，只要人类还在繁衍，饥荒就难以避免。那么，人类的意志还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