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捕许志永：中國去動員化鎮壓的「1226大抓捕」

在肺炎疫情爆發之際， 2019年12月26日起，由當局指定為辦案單位的山東煙台市警方組成的「12.13專案組」在中國各地展開抓捕行動。丁家喜、張忠順、戴振亞、李英俊、常瑋平先後被以涉嫌「顛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時陸續有10多位公民、律師被傳喚、問話或失聯，包括「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宣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唐荊陵等人因擔心被抓捕而開始逃亡。2月15日晚上约6时，逃亡多时的许志永于广州被抓捕。目前被外界稱之為「1226大抓捕」的清理打擊民間行動仍在進行中。

精準打擊目標群體

「1226大抓捕」涉及人員幾乎都為參與到在福建省廈門市的一次私人聚會。2019年12月7日到8日，一群公民和人權律師在廈門聚會，這次公民群體的線下見面交流，許志永稱之為是「聚會者討論時政和中國未來，分享推動公民社會建設的經驗」。

這種聚會在當前中國壓抑沉悶的政治氛圍下，無疑足以引起當局忌諱和警覺。近幾年來，中國國家主義迅速升溫，力圖向世界證明自己是一種與西方不同的、中國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自覺地自外於世界民主共同體。這個國家主義的核心要件是強化對社會的控制以維護政權安全，也即是維持中共的一黨專制地位。

如果說世界民主共同體的共同特徵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那麼中國國家主義的特徵是「把反對者關進權力的籠子裡」。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2012年7月31日就政治指控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人群為5種「內部敵對勢力」的新「黑五類」，是「國家安全防範的重心」，嚴厲控制和打擊的重點對象。而從2012年以來，當局有層次、有步驟地對這5大特定目標群體進行了精準打擊，以徹底撲滅危害政權的反對之火。

經過一波波的掃蕩、壓制，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代曾有過的一絲半絲社會鬆動已然蕩然無存，社會空間大幅度收緊，不但整個民間逐漸噤聲，即使是黨國體制內，在強調遵守所謂「政治紀律、政治規矩」，不得「妄議中央」的家法伺候下，氣氛亦然緊繃。

數位極權社會控制

強化資訊管控審查加緊思想控制的同時，當局強化了對人的行為控制，把AI人工智慧、大數據和雲計算這些技術層面取得的成就與社會監控結合，在極權體系對人力、財力的無限制支配能力下，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視頻監控網工程「中國天網」，配合人臉識別系統，鉅細靡遺、無遠弗屆地把全體國民監控起來。

精細嚴密、無孔不入的數字極權，使當局的社會控制能力遠遠超過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極權政體，通過對國民資訊的侵入性蒐集，通過大數據匯總分析，這個體系具備迅速的事件發現和反應能力，從而及時打擊民間的對抗體制活動。

這就是廈門聚會如此快速被當局處置的原因。聚會在8日結束，5天後的13日就成立了專案組進行打擊，民間有質疑是否與會者或許存在問題的聲音，事實上無論是聚會的組織者還是質疑者，都忽視了現有的數位極權下當局的社會控制能力問題。

「1226大抓捕」是2015年「709」事件的延續。轟動中外的709事件被外界普遍定義為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但是這種出於各原因而渲染過的定義是不準確的。把709事件單純理解為打壓維權律師事件，是對中國政局、黨國體制和民間社會運動的誤判。

以2003年孫志剛事件為發端的維權運動，在2008年的《零八憲章》運動達到最高峰，《零八憲章》運動上承維權運動，下啟政治反對運動。2010年的福建三線民案是政治反對運動的開端，高峰期在2013年到2015年這3年之間，由《南周》事件始，山東曲阜薛夫順非正常死亡事件、黑龍江建三江非法刑拘維權律師事件、鄭州第三看守所聲援十君子事件等，以街頭運動為主要形式，基於政治反對作為共同理念的公民抗爭彙聚成空前的政治反對運動熱潮。

這種政治反對運動通過互聯網的社交新媒體進行了廣泛的組織、動員、傳播，並形成公民跨區圍觀正面抗爭，與人權律師死磕的准政治性抗爭模式，在各個抗爭性事件得到廣泛應用，所以體制在2014年底開始有步驟地部署打擊，先是抓捕街頭運動踐行者如謝文飛、王默等人，然後再集中打擊作為抗爭運動支持平台的人權律師。

所以，把709事件視為維權律師大抓捕，事實上是矮化了中國政治反對運動，遮蔽、忽視了胡石根、吳淦、望雲和尚等其他民間政治抗爭者的存在。這是黨國體制基於政權安全而發動的一場持續對政治反對運動的清場，包含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打擊事件，一直到2016年9月的908蘇州大抓捕才告一段落。

「709」事件的延續

而這兩年來當局傾盡資源打造起來應對社會動員與集體行動的防控體系，在數位極權的支撐下，也實現了從「709」事件的反應式鎮壓到「1226大抓捕」的預防性鎮壓──反對人士的私人聚會可能是公開的集體行動的先兆。而「1226大抓捕」才可以說是 「709」事件的延續：對民間政治行動的去動員化鎮壓。

（原刊于台湾《苹果日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