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大国路径下的国进民退
大家都在谈国进民退，发一个半年前文章。现在的数据争论，无非是短期几个季度的变化，大家要看到更大图景。
全文看这里，路径而言，国际国内是越来越清晰了。
徐瑾：强势政治下的中国经济
天下事，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变化本身。
就在几年前，关于全球政治家缺乏领导力的话题还是达沃斯之类清谈场所的时髦话题。如今，随着中国习近平、俄罗斯普京、日本安倍晋三、德国默克尔等强势领导继续执政，加上美国黑马特朗普，问题不再是领导力不足，而是强人崛起。
中国两会期间，比起个税起征点半心半意的讨论，更大问题显然是，作为中共十九大之后首年、宪法修订之后，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农历春节之后，网络上关于移民的搜索指数一度飙升，无须身为红顶商人，即使是普通中产，每隔几年就会重温一次“中国向何处去”的焦虑与不安，往复循环。
先看数字。从大家最关心的《政府工作报告》GDP数字而言，今年目标维持在6.5%左右。这一数字如何评价？首先，考虑到2018年经济相对进入稳定周期，对比去年6.9%的实际增长，目标小幅下调，正反映了所谓“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大判断。其次，更应该思考的是，经济学家们多次呼吁取消GDP目标，为何却始终存在？
事实上，近年GDP指标在中国官方考核体系日益弱化，不仅上海等地在近十年逐步不再考核区县的GDP指标，东北等地区也开始承认数据造假等情况，这说明，GDP目标不再成为官员考核晋升的唯一指标。即使如此，只要继续以GDP作为量化指导，哪怕这一指标核定相对温和，仍旧对于地方政府加大投资以及中央部委宏观调控起到风向标作用。一旦取消GDP目标，对于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委的宏观调控，带来的模式改变将是巨大的。
在简单取消与继续保持之间，其实也有更为折衷的方法。近期，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等学者呼吁，应该将GDP增速从宏观调控目标改为预测指标。学者张斌、马骏等建议，宏观调控核心指标中应该选就业而舍GDP，理由在于中国近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下降，GDP增速与就业改善之间的正相关性已经被打破。
其次，既然《政府工作报告》如此定调中国经济，那么未来压力在何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追问的是，2017年GDP的成绩动力何在？如果是因为经济结构改善，那么显然2018年经济没有压力，如果仅仅短期政策因素，那么显然不是经济“新周期”来临。
在连续数据面前，答案显然是后者。正如以前我也分析过，2017年经济向好很大原因在于外贸回暖、基建发力、国企加大投资等，这一结果，事实上伴随着中国民间投资受挤压、中国居民债务负担增加等代价。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所坦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民间投资增势疲弱，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不容忽视。”2017年，中国民间投资达到381510亿元，同比增长6%。虽然增速比2016年提高2.8%，比起昔日两位数增长却不可同日而语，也远低于国企投资增速，且这一趋势在2018年难见好转。《政府工作报告》一如既往地强调了要“全面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未来，各级政府与民企之间的互动如何演进，引人关注。
第三，未来经济靠什么？在最近几年，大家熟悉的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前面叙述了国进民退下民企投资不振的无奈，而在特朗普政府强势攻势之下，中国出口环境也面临诸多考验。
在投资和出口遭遇挑战的时候，政府过去追求的消费驱动，在资金推动与技术变革之下悄然发力。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这是我们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事实上，从微信微博快手、滴滴出行、共享单车、饿了么、盒马鲜生等到各种知识付费产品来看（且不算名声还在继续变化的虚拟货币圈子），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半径随着技术进步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依赖庞大的互联网人群以及迅速的升级迭代，中国创新已经开始走出山寨模式，吸引全球目光。按照风投调研机构CBInsights数据，以10亿美元公司为考核基准的“独角兽”公司中，全球有214家创业公司入围，中国有55家企业上榜，排名第二，滴滴、小米和陆金所等公司排名靠前。
去年我在美国日本游学，也深深感受创新对于中国存在感的改变。一方面，市场层面对中国创新观感大变，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人士期待与中国公司合作，如美国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主席肖恩•伦道夫（Sean Randolph）即对我表示中国的深度创新（或者说发明）仍然滞后，但在渐进性（商业模式或者改进）创新方面表现突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创新公司的发展壮大，海外对于中国力量也充满猜测与不安，纷纷侧目“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这也的确表明中国公司创新背后有不少来自政府力量推动。
到了一定阶段，中国巨量企业必然萌生全球化冲动，在国内支持以及海外接受度方面都会面临更大挑战。即使对中国创新评价中肯的肖恩•伦道夫，对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创新也表示了困惑，他认为或许加速与限制都存在。
答案仍旧未定，历史尚未终结。中国强势政治的道路已经确定，如果这是未来中国复兴的一只抓手，那么另外一只抓手应该是自由市场，否则二者不匹配将会导向经济的跛足前行。
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证明，自由市场经济最能够唤醒中国人巨大的动力，经济人仍旧是中国奇迹的动力。说到底，这种来自千千万万个人、自内心深处升腾起来的动力，才是抵抗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最根本力量。丧失了这种力量的支持，中国经济将会面临无数个“两难、多难选择”，而陷入效率低下、创新不足、官僚主义、浪费、腐败的陷阱。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强人特朗普（以及他背后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唯有经济自由及其支撑的国力快速上升，才有面向未来的中国复兴。
两会前的中共十九大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如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如何让人民满意？面对这道考题，强势政治、自由市场，两手都硬的组合，会是未来的选择吗？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公号《徐瑾经济人》，知识星球《徐瑾经济人》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