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到了Great Divergence时代

Great Divergence，或欧洲奇迹，是西方世界（即西欧及其人口为主要人口的新世界的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克服了前现代的增长限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直到19 世纪。 其丰富的世界文明超越了莫卧儿印度、清朝中国、朝鲜，以及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

在 10 世纪维京人、穆斯林和马扎尔人的入侵减弱之后，欧洲进入了繁荣、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张的时期，被称为中世纪盛期。 贸易和商业复苏，地区之间以及农村和城镇工匠之间的专业化程度提高。 到 13 世纪，最好的土地已经被占领，农业收入开始下降，尽管贸易和商业继续扩大，尤其是在威尼斯和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城市。 14 世纪带来了一系列灾难：饥荒、战争、黑死病和其他流行病。 随之而来的人口下降导致租金下降和工资上涨，破坏了中世纪欧洲特有的封建和庄园关系。

西方在这一阶段，通过自由主义和贸易，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族国家，以及现在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许多政治概念以及“民主”。

在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都比欧洲多。 与欧洲不同的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政治上长期统一。

宋朝（960-1279）期间，中国经历了农业、水运、金融、城市化、科学技术的革命，使中国经济从大约1100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掌握湿地水稻种植开辟了之前欠发达的南方，促进了商品化和贸易流通，然而这之后中国北方的被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入侵、洪水和流行病所摧毁。 结果是曾经的人口和工业中心从黄河周围的中华文明发源地向中国南部发生了戏剧性的迁移，这一趋势只是部分地在北方人口意义上在15 世纪重新逆转，而其他方面从来未能再次恢复。到 1300 年，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到 1400 年，英国也赶上了中国，除了其最富裕的地区，尤其长江三角洲，可能在 18 世纪初之前生活水平一直与欧洲持平。 中国也因此错失了工业革命和大转折之后的爆发式增长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的工业原料都处于中国北方的位置，而多年的战乱和疾病导致北方社会和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且部分地区倒退回到了更早时期的水平。

在明清时期（1368-1911 年），由于税收更低，经济和人口得到显着增长，但生产力没有显着提高。 丝绸、茶叶和陶瓷等中国商品在欧洲需求旺盛，导致白银流入，扩大货币供应量，促进竞争稳定的市场增长。 到 18 世纪末，中国人口密度水平超过了欧洲。 与当代欧洲相比，中国的大城市更多，但小城市却少得多。 大量的人口不得不从事农业以保证帝国的粮食需求，而工业革命更是无疾而终。

大转折的一个重要分歧点在于，欧洲自10世纪以来实现了长达千年的无外来入侵的相对和平，虽然欧陆国家时而爆发战争，但是没有类似蒙古入侵一样带来整个地区人口彻底几乎灭绝，社会经济彻底倒退的事件。相反，黑死病对欧洲社会实现了某种自然筛选，淘汰了生产力水平更低的人口，推动了平均工资的上涨以及最终催化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

大转折的的其他因素依然会被偶然提及，然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欧洲奇迹的原因在于“民主”或者“启蒙”。相反，欧洲奇迹对本身在于长期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催生了“民主”和“启蒙运动”，而这些运动最初的目的，则是为了进一步的削弱一个个小的封建领主，实现更大程度的民族国家统一，用一个共同身份，塑造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这其实与中国当代的许多事件不谋而合。然而中国要同时面对早期西化时期对于“大一统”的激进批判，又要同时和欧洲一样实现新的“大一统”，欧洲在此方面并无特别障碍，因为欧洲以前从来就没统一过，大一统和民族国家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全新的事物，欧洲可以将这种“改革”冠以“启蒙“的名义，广为推行。然而中国要面对自己曾经抛弃前现代的大一统遗产，现在重新捡起来又要面对“历史反动”的批判，尤其来自于中国内部自认为西化和被启蒙的人们，尽管中国的“再次大一统”，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仿照欧洲的尝试。

而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大转折本身的发生和大转折后期才出现的民主社会毫无关系，除了一些港台“民主人士”。

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塑造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最终将会有利于自由主义和贸易的推行，和一个共同记忆和身份的社会。而中国的“启蒙”者们很悲哀的终于发现，尽管自己认为分裂才是“历史大势所趋”，自己似乎其实完全站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反面。

更加统一的机构，更高的效率，政府主导政策和更加细化的管理，数字主权和网络长城，欧洲在尝到甜头之后绝对不会浅尝辄止。毕竟自由主义真实的目的，最终和中国历史上的宿命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更大的利维坦和更大国家机器。而几个世纪的“个人自由”；只是为了削弱封建主实现更高层面的统合，转折时期的政治正确惯性罢了。

欧洲要打算尝试中国历史上早就尝试过的，而中国打算重新尝试历史上尝试过的。历史又回到了AD 1100，这次欧洲中国还有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是新的Great Divergence，或许应该称为Great Convergence或者中国奇迹。

或许大潮退去，最终欧洲美国和中国都站在社会经济暴增之后曲线的另一端，而“启蒙者”们和他们的“港台手足”们则像1910年的中国和印度一样，趴在曲线之下，像大清王爷梦见天朝上国一样，继续做自己前现代“民主自由”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