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陈徒手先生的两部著作《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都是2013年5月前出版的，之后就没看到新作了，应是没法出版发行了。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人有病天知否（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1）

本书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

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1）

这是作者积12年功力推出的又一部佳著。

这里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这11位教授都是“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这里的记述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复原出旧日“景观”。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这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陈徒手：一九五五年险境中的梁思成

一

艰难度过1954年之后，身处斗争布局中的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依旧不得轻松，依市委旨意行事的学校党组织加大了“围剿”力度。1955年1月市高校党委会内部发布本学年度工作要点，头一条就是：“推动有关各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适当地开展对梁思成、杜威、胡适、梁漱溟、王斌、胡先凖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梁思成的名字被列在打击名单的首位，居然排在胡适、梁漱溟之前。

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热潮中，批梁思成应该是中共高层的集体意见，其中毛泽东的看法至关重要。毛与梁有着复杂、微妙的交集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毛对梁是看重的，给予相当的礼遇。梁思成的学生杨鸿勋告诉笔者：“梁先生高兴时讲，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车站人山人海，排了长队迎接。见到梁先生，毛主席停下来握手说，‘梁先生最近身体可好……’毛这一代人崇拜康、梁，觉得康、梁国学底子好，懂得外国情况。毛亲自过问梁这个统战对象。梁先生回来说得很激动，‘跟那么多人握手，在我面前竟然停住了。’”（杨鸿勋2002年3月1日口述）

但是一旦梁思成竭力坚持的北京城市规划与毛泽东的发展愿景相冲突，毛的恼恨与不满也是相当明显的。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回忆说，梁思成作为文物专家，对党和政府机关设在中南海有意见，认为不应该在皇家花园这样旅游的地方办公，在日坛附近搞一个政府大院办公即可，北京市民可以到中南海走走。毛对这种意见不高兴，说这不是要把我赶出去。

在1955年初的一次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传达政治局讨论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精神，在谈到批判建筑思想时，毛泽东说大屋顶既费钱也不好看。事隔四十多年，于光远还记得当年陆定一布置任务的情景：“陆定一说了，就几句话，‘中央开会了，主席主张批判。于光远，你跟彭真说说，把这事抓起来。’批梁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是有这个意思的。陆定一不熟悉建筑思想问题，就请彭真负责抓。我们组织一批人在颐和园、畅观园写批判文章，知道梁思成看不起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发愤地写东西。所有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排了大样，没有拼版。当时对梁有压力，他一下子检讨，就算了，没有按原计划发表。但有一两篇漏网，见报了，属于个人行为，我们批评是无组织无纪律。”（于光远2002年3月8日口述）

当时确定由建工部出面开会，借机把这一组批判文章小样事先给梁思成看。梁当然明白这种批判阵势的含义，顺势做了一份深刻检讨。参与此次活动的清华建筑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谈及当时箭在弦上未发的情形：“后来没过几天，彭真召集张大中、周游和我们几个人，说，‘梁先生的检讨，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梁先生都投降，就别批评了。’彭说，你们起了作用，文章给他看了，他也写了检讨。他又说，人（指梁）是爱国、真诚的。”（刘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那一年大批胡适、胡风、梁漱溟，紧接着又有批梁思成的动作，社会上就有了“二胡二梁”的说法。但对梁思成的公开批判并没有大规模的启动，高层确实有了慢刹车之举。彭真在多种场合几次为梁解脱，强调胡适、胡风、梁漱溟三人是政治问题，而梁先生是学术问题。

对于这一次险况，梁思成本人有切身体会，他跟亲近的学生私下谈过。“后来聊天，梁先生跟我们说，‘差一点变成二胡二梁，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学生杨鸿勋2002年3月1日口述）

在1957年6月、7月间举行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已经逐渐积郁了不安、惶恐的反右斗争氛围，人人都赶着争取在大会发言中表态，取得有利的政治位置。梁思成以《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为题发言，全面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成就，开头就直接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养成了对党的百分之百的信心了。”“我信任我们的党像我小时候信任我的妈妈一样。”紧接一段他就提到“二胡二梁”的问题：“后来我知道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曾收到了将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党没有发表，为的是不要让群众把我同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我的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若是两个姓胡的、两个姓梁的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我才知道党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激感动。我是一个回头浪子。我受到这次教育，我就知道我永远永远一步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党了。”他少有地用了“永远永远”这样叠加的句式来彰显自己的政治心迹，在这里他只是淡淡地提及两家党报“收到”百篇批判文章，而没有涉及这些文章背后的组织来源。他只是心里明白知道这个因果公式：党不让发表文章，不让他成为全国性的批判对象，就是不想一棍子打死他。

二

梁思成在此次危急关头所写的长检讨，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有效地改善自己的难堪处境。检讨文章姿态谦卑，善用合适的“自污性”词汇，态度诚恳，不仅排解毛本人的怨气，还让一大批中共官员看了检讨文章，都不由生出几分受用和一份钦佩。

刘小石作为基层党组织直接负责人，对于检讨文章在其间形势置换中的作用体会尤深：

范瑾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长，她在一旁感叹说，人家文化就是高，梁先生写检讨，半天就写出来了。沈勃是建筑设计院负责人，当时也处于挨批的位置，他也写检讨，写不出来。只好把日报的周游和两个记者关在房间里，代写了一个月，领导还不满意，老通不过，就是登出来了，领导还觉得不理想。

梁先生的检讨是自己写的，是在城里写的，写得很好，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刘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梁思成的“自救”行为只是不让批判浪潮扩大到社会上去，但在清华建筑系内部批判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市委还是想借此打掉建筑界一些“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思潮，抵消梁思成几十年形成的行业权威影响力，不让梁思成及其学生再对城市拆迁建设“碍手碍脚”。1955年4月26日，市高校党委会彭云传达陆定一的一次党内讲话精神，陆在极为高调的讲话中，特地提到梁的问题，又为梁的观点定性：“在学术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党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是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批判在生活中影响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然后把马列主义灌进去……建筑是很实际的问题，建筑首先是要实用、经济，再求美观。梁先生的美观是根本错误，民族形式固定化就是复古主义。”（见1955年4月26日《高等学校组织工作会议传达精神》）

细观当年文件，1955年以来批梁的主要措辞就是“实用、经济、美观”，再搭一个“大屋顶”，正说反说，来回拆解。1955年3月中旬清华校务委员会上，副校长、工科教授刘仙洲也是这么批判建筑系：“既没有注意经济和实用的原则，而且也不美观。”他说，梁思成思想的危害很大，要建筑系今后多注意工业建筑。总务长发言时深表不满，指出建筑系到处滥用民族形式，就是资料柜也要贴上民族的花纹。（见1955年3月15日市高校党委会《人大、北大、清华三校开展学术批判与讨论的一些情况》）

最恐慌、不安的莫过于清华建筑系，首当其冲的是系副主任吴良镛。作为梁思成的得意门生，他的表态自然最引人瞩目。系里已有周卜颐等教授指出，建筑系的问题是出在以梁思成为首的小集团，而吴良镛是梁思成错误思想的鼓吹者。周卜颐还写信给校党委，要求撤换吴良镛等人的职务。重压之下，吴良镛到处作自我批评，跑到学校党委会诉说时忍不住大哭一场，表示“要和梁思成思想划清界限”。

3月初，建筑系成立了“建筑思想学习委员会”，还让梁思成任主任，实际为缺席批判。在开过的三次讨论会中，吴良镛、周卜颐、李德耀（党支部书记）等人，“对梁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及其对建筑系教学工作的危害性进行较全面的揭发与初步批判”（简报用语）。学习时间已由每周六小时增为九小时，4月14日还特地组织全体教师专程到西郊专家招待所（即友谊宾馆），那里已作为大屋顶的黑标本供内部参观。

三

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建筑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为梁思成抱屈辩护，这让市委感受到梁思成厚实的群众基础和顽固性。有些教师在会上说：“苏联专家、领导干部都有问题，为什么光批评梁思成？”“梁的错误是机械相信苏联的缘故，苏联也称赞大屋顶。”“梁最初还不是这样强调民族形式，他曾称赞过北京农业科学研究所大楼，但后来民族形式忽然在建筑系红起来，梁到底是怎样转变的值得研究。”（见1955年4月23日《清华大学建筑系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情况》）助教赵正之说：“大家批评大屋顶，其实过错并不在大屋顶。赫鲁晓夫虽批评了尖塔，不等于不用尖塔。梁思成也不是到处主张用大屋顶。”他甚至说大屋顶有三大优点，一是雨水排得快；二是由于屋顶和房屋成一定比例，夏天阴凉，冬天阳光可以射入室内；三是斗拱即标准设计，可拼出多种形式。

在开批判会的同时，那一学期学生的建筑设计图中一律没有大屋顶。陈列出来以后，不少教师议论，认为设计不是仿照苏联，就是依照美国、意大利，一点中国味也没有。有教师提出：“苏联用尖顶表现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屋顶表现社会主义？”

但是大批判的强势还是逐渐显现出来，已经有人激烈批评说，清华建筑系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吴良镛为此焦急地在会上检讨道：“自己最初对这说法还搞不通，系里不是没有党的领导，但我对党的政策总是原则接受，具体怀疑。例如搞工业建筑，总怕扼杀了建筑艺术的新萌芽，认为党不懂得建筑，要党听我的。事实证明，离开了党的领导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吴良镛对梁思成的批判是锐利但又是应景式的，构成了建筑系主体批判的基调：“和梁先生相处十几年，他的错误观点给我的影响很大，因此要首先批判梁先生的错误观点，才能弄清我自己的问题。”他说，梁先生的城市建设思想基本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体形环境论”的范畴，建设资产阶级社会城市的思想。他以此批评说：“梁先生甚至强调民族形式是社会主义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形式是他衡量建筑的唯一标准。他对整体规划，甚至汽车、无线电都要民族形式，而无论建筑物之大小高低，都可用传统法式处理，他自己并做了设计示范图，企图证明法式是无往而不胜的。”（见1955年4月28日《吴良镛在3月17日系学习会上的发言摘要》）

批判最为积极的还是自称受梁压制的周卜颐，他的发言颇有火药味，欲击中政治上的要害：“梁思成这种颂古非今的思想不仅使人对古人古事神魂颠倒，使青年到线装书中去找设计灵感，对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屑一顾，而且使人对封建社会发生爱好，对伟大的现实反觉不满。”（见1955年4月28日《周卜颐教授在3月24日系学习会上发言摘要》）他还在会上揭发出梁思成的一些言论，譬如梁称一些不合意的新房子为“半殖民地的建筑”，甚至是“受西洋人强奸的混血儿”；梁主张建筑艺术至上，轻视工程技术，对自己及学生的设计作品得意自夸：“外面是搞烧饼，而我们是在做共产主义鱼肉吃。”等等。

周卜颐等一批反梁者的发言给人“来者不善”的味道，处处点名挑战，其过激反应和“私心杂念”也自然招致拥梁派的反感，最后还迫使校党委不得不出面找周谈话，让他在发言时注意收敛。梁思成学生群的死忠和坚守，确实让校党委有所顾忌，斗争的步骤多少有些放缓。

四

市委对于清华建筑系的“软弱”大为不满，恰好建筑系几位年轻党员给市委写信批评拆三座门，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大怒，突然召集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建筑系党员到市委大楼开会，严厉指责在场者当了梁思成的俘虏，一口气连说：“梁的建筑思想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唯心主义。”彭真还把气撒在老部属蒋南翔身上，问是蒋介石的蒋，还是蒋南翔的蒋？整个会场顿时一片肃杀、凝重。

彭真也亲自找梁思成谈话，当时梁因病尚在住院，在市委机关谈话后即返回医院。吴良镛赶到医院探视，梁表示同意彭真的意见，并拟出院后写出一份检讨，重点落在三个方面:

梁说：我准备检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筑系工作的错误；二是都委会工作的错误，我不是有意硬要别人在建筑上加大屋顶，不过对加大屋顶的建筑就批得快，不加的就批得慢，实际上还是起了坏作用；三是建筑学报工作的错误，学报没有谈经济问题，只谈大屋顶，这是不对的。当初我考虑多登些大屋顶、美观的建筑，在国际上交换刊物时更好些。

自己过去提倡古典，有矫枉过正的想法，没想到变为复古主义，以致在建筑中到处都是那样的大屋顶，浪费这么大。（见1955年5月7日《彭真同志和梁思成谈话后梁思成的反映》）

梁思成的固执还是显现出来，彭真在谈话中曾说：“古典建筑如没有弄清，干脆不教”。梁思成对这一点特别介意，对吴良镛表示：“我不能同意，不知彭市长说这话是开开玩笑还是说真话，先生不教，学生不学都可以，可是建筑部门要干部怎么办？”

据梁思成儿子、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梁从诫向组织的反映，回到家里后，父亲的情绪实际上是“很消沉的”。父亲说：“彭真批评我三点，对这些意见没有什么说头……只谈原则，未谈具体建筑问题。”病重中的母亲林徽因感慨道：“彭真同志教训了梁思成一顿，也不让他争辩。”

彭真曾对梁思成说：“你说党没有文化，我没有文化，但是我们党内还有有文化的人也不同意你的意见。”梁解释说：“我不是说党没有文化，而是说在建筑问题上党是外行。”（见1955年《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48期《最近梁思成思想动态》）

朱德一度热心管过军队建筑，亲手去掉大批军委设计图中的大屋顶，梁思成对此多少有点牢骚：“简单否定，太粗暴了。”他还对《人民日报》刊发批评民族形式房子的漫画颇为不满，认为形式和内容不一定那样不一致，提出能否设计一些民族形式的房子，让大家来讨论。

最让梁思成伤感的是，他觉得周总理从波兰回国后对古建筑的看法有所改变。因为他听张奚若说过，总理曾谈及华沙也保存了不少古建筑，使他认为总理“思想搞通了”。但没想到的是，总理又催问吴晗为什么不拆四牌楼，四牌楼紧接就被拆除。他由此认为周总理的思想又变回去了。一谈及四牌楼，他就恼怒地表态：“四牌楼没有得到我这个都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同意就拆掉了，是不应该的。”但他又很无奈地说：“（拆古建筑物）往往决定了才讨论，提意见也没用。”

对于这几年建筑思想及事务上的纠结和折腾，在1957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会议上，梁思成以检讨方式做了小结：“我当时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讲演，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见1957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汇刊》）

染思成在发言中一再把自己的学术行为夸大到政治高度，譬如说自己“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几番有意“显现”与党对立的姿态，有一种故意耸动、制造自污的效果。这种方法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起，已被染思成屡次使用，频频加高“政治帽子”的尺寸，以期达到自救于狂澜的目的。

那段时间，梁思成对外公开的表述大都应景、顺从，官话套话说了一堆，诚恳地责骂自己，战斗性革命性陡然增强，但真实的心声却难以呈现。于是，系里党政干部的走访和儿女的汇报材料就成了高层了解的主要渠道。

在已知的梁从诫情况汇报中，内容较为零散，篇幅不长，但由于具备家庭私密性，因而得以保存了珍贵的梁思成“活思想”碎片。譬如梁从诫记录父亲这么一段私下的伤心话语，这是后来在会议场合已经难以听到的：“我年纪大了，活不了几年了，不要在我的眼前把古建筑统统拆掉。我们的本领不在拆东西，什么人都会拆。我希望在不妨碍的情况下保存一些东西，这样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梁从诫还反映林徽因在家嘀嘀咕咕，扯梁思成的后腿，希望领导也要做母亲的工作。

1955年5月学校党组织再次从梁从诫处得知:梁思成不同意自己有复古主义的错误，坚信自己对民族形式的看法是正确，必然会胜利的，几年以后大家会接受这种看法。他说：“如果大屋顶、斗拱、彩画、须弥座等都被列为复古主义，民族形式还剩下了什么呢?”〔见1955年5月12日市高校党委会简报《彭真同志和梁思成谈话后梁思成的反映》（三）〕

不到半个月，建筑系党政负责人刘小石、李德耀和吴良镛去医院看望梁思成，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只讲艺术，不顾经济，没有从整个国家对建筑的要求出发，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他讲了这么一段很重的话：“我承认自己很狂妄，如毛主席所说‘知识黑手’，以为自己是先进者，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五十年后便知分晓，实际上才两年就见分晓了。事实证明自己是错了，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的思想与党是对立的，并形成小集团，连党员都被拉进来了，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严重的。”

当吴良镛说自己正在做检讨时，梁思成便开了一句玩笑：“我好比胡风，你好比舒芜了。”又说：“说老实话，我开始时是有过关思想，现在愈写愈觉问题严重。”并表示希望大家帮助他继续搞通思想。（见1955年5月23日市高校党委会简报《梁思成最近情况》）

让刘小石他们惊讶的是，临走之前，听见缩在病床上的梁思成嚷嚷说道：“对拆城墙想不通，古代遗留下的城墙，夕阳西下，垂柳一角，十分好看，为什么一定要拆掉？”刘小石等人默然不语，悄然出了病房。

那一时节，是梁思成悲苦连天、愁闷异常的日子。最大的痛苦莫过于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的病逝，她带着对拆除北京旧城、政治风雨交加的巨大不解而离去，留下孤独而又身处险境、对未来难抱期望的梁思成自己。

《随笔》总第206期 2013年第3期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约定俗成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采访)被沈从文称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九十二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那时情况知道得太少。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

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采访)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

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二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检讨稿)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汪曾棋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人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

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他业务不能，过了许多年还不能。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

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他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史树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三间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有关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原历博副馆长陈乔，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激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三月二十八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俱、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访)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老鼓励我们读书，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

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反对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史树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访)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他不要，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陈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采访)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一九五一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触：“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汪曾棋、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采访)

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

一九六一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凶得很。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年。”陈翔鹤高兴地说：“好，好!”

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国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山”。中国作协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上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一九三六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

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但是，作协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到青岛又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凌宇的《沈从文传》中曾写到一九五八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几十年的林斤澜从未听说过此事，对此深表怀疑。他告诉笔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没听他提过此事。”

但不管怎么样，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几年间，沈从文变得少见的活跃，对文艺的看法也乐于表达。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沈从文和巴金、沙汀闲聊创作的一幕。沙汀还在别的场合转述了沈从文的意见，惹得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惊讶不已：“啊?他敢说这个话?”

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操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一九五七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问：“还没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一九六二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文革渐近尾声，一九七四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信中写道：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史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

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他被迫离开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

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棋、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注：作者此文作于1998年，见载于当年10期的读书杂志。作者谨以此文纪念沈从文先生逝世十周年。在写作此文期间，作者得到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女士，沈先生的连襟周有光先生，沈先生历史博物馆的老同事史树青先生、陈乔先生、李之檀先生、杨文和先生、张文明先生，他的学生黄能馥先生、陈娟娟女士，老作家萧乾先生、林斤澜先生等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余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本书的主人公全都过世了，但同样情节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今天。二零一四年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党委在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分别发表文章，谈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评论者指出，这三所高校的集体演出显然是“奉旨作业”，“显示出中共对高校亮起意识形态之剑”，是新极权主义“更富侵略性地向民间社会发起一场志在必得的内殖民的文化战争”。此时此刻，重温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或许可以透视习近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的趋同性，并从前辈知识分子的“大败局”中探寻一条反抗洗脑、通往心灵自由之路。

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跟随黑格尔的脚步，将国家进行神话，任何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即证明了存在的合理性。————普里莫•莱维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是毛泽东写于二十世纪六零年代的《七律•有所思》之末联，时值毛发动“文革”、风雨欲来的前夕，诗意所指耐人寻味。而历史学者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九四九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一书，书名借来此句，却反其意而用之，勾抉梳理那个逝去时代最优秀的一群知识分子“酸辛”而“苦涩”的往事。

这本书以人物小传的方式讲述名教授们各自的改造事例，斗争方法大同小异，效果却极为显著。十一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一流学者，包括俞平伯、王瑶、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周培源、贺麟、陈垣、傅鹰、冯定、蔡旭等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却无一例外地身陷时代的漩涡之中。这十一个人物，除了蔡旭和陈垣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之外，其余九人均与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这本书也算是一本小小的北大“断代史”。不过，它却是人们试图掩饰的“耻辱史”而非“荣耀史”。

这本书的主人公全都过世了，但同样情节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今天。二零一四年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党委在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分别发表文章，谈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评论者指出，这三所高校的集体演出显然是“奉旨作业”，“显示出中共对高校亮起意识形态之剑”，是新极权主义“更富侵略性地向民间社会发起一场志在必得的内殖民的文化战争”。此时此刻，重温《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或许可以透视习近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的趋同性，并从前辈知识分子的“大败局”中探寻一条反抗洗脑、通往心灵自由之路。

思想交心，灵魂出窍

中共的极权主义的酷烈程度，远远超过古代的帝制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北洋军阀的开明专制和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其主要表现，一是权力首次深入乡村和家庭之中，完成对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个体的彻底控制。如此才会有五十年代末大饥荒活活饿死三千万人，而没有出现有规模的反抗运动这一奇观。若在帝制时代，无论怎样昏庸的皇帝，即便不作任何赈灾之举，却也不会派遣那么多官兵，打造一副天罗地网，禁止村民外出逃荒。

二是对人的思想与灵魂的控制与改造。帝制时代，官方以儒家和法家互补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且兼顾佛教和道教思想，默许民间种种“异端邪说”的存在，只要它们不直接挑战皇权。但在共产党统治时代，不仅要控制人的身体，还要管理人的思想与灵魂，让人“心服口服”、“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成了“思想交心，灵魂出窍”的对象。近年来出版了诸多描述“知识分子改造”的传记、回忆录和小说，其中佳作有：巫宁坤《一滴泪》、韦君宜《思痛录》、杨绛《洗澡》、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等，以及陈徒手的另一本着作《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

《故国人民有所思》将目光转向大学。近代以来在中国萌芽的城市文明，以公民社会、公共空间、自发经济、自由媒体、独立教育为标志，与“党天下”的共产体制格格不入。中共以农民党夺取天下，对城市文明充满疑惧和仇视，在权力稳固之后，立即展开对城市的改造。经济领域，改造工商业，消灭资本主义；文化领域，改造新闻出版业和大学，让媒体和教育部门绝对臣服。陈徒手指出，一九五二年中共在大学开展“思想交心”运动，让所有人登记表格、写小传，从中找出漏洞予以追查。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从组织方面加以切割，化大为小，分头“消化”。最为繁忙的是组织教师学习哲学、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科目，几百位教授集中听讲座，眯着花眼做笔记，会后写思想小结。

由此，大学陷入无休止的“运动状态”，教授们没完没了地交代过去的一切，揭发自己或别人的问题，以求得早日解脱。共产党的统治模式中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文山会海”，会议是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在会议上，参加者不能保持沉默，人人都要抢先发言，还要用最极端的语言“表忠心”，方能顺利过关。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胡适的好友、哲学家汤用彤虽然贵为北大副校长，却不敢缺席《人民日报》的座谈会，他知道“不去要受批评的”。 在会上，他抢先第一个发言，全盘否定胡适的考据方法“毫无用处”。也许因为过于激动，而且内心颇受折磨，回家后即中风倒床。此后，汤用彤的儿子、当时三十出头的汤一介不得不“代父受过，承揽病中父亲的重负”。

过去傀儡，今天牌位

五十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从“美式”转向“苏式”，“旧社会”遵从的“教授治校”或“校长治校”的传统灰飞烟灭。中共迅速在各高校建立起“一竿子插到底”的党的垂直领导体制，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权、指挥一切。

《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提及的马寅初、陈垣、周培源等人，都是在海内外名声显赫的左翼教授，新政权对他们采取延揽和留用政策，委以大学校长之“重任”。不过，虽然还是“校长”之名，却早无“校长”之实。作为一校之长，他们不被授予行政权力，只是虚设的“牌位”。曾任北大副校长的科学家周培源，感到党委抓具体工作过多，跟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提意见，直接说党委抓多了，就抓不胜抓。想不到陆平轻松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抓政策、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通过具体工作，不然不落实。”周哑口无言。再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在知识界是出名了的“左”，以加入共产党为人生最高目标。但作为校长，他仍免不了被人戏言“过去是傀儡，今天是牌位”，连为学生题词也小心翼翼，拟好了先请书记过目妥当与否，才敢提笔去写。毛泽东曾在劳模大会上鼓励陈垣带几个徒弟，陈积极性颇高，回校后多次说起，但校方一直予以冷处理，不给他配备研究生，他亦无可奈何。

更典型的例子是马寅初，陈徒手的评论是：“那几年马寅初在北大的境遇可以用‘孤寂’来形容。细翻北大五十年代中期档案，可以发现上下重要沟通时往往都愿意绕过他这一关。”马寅初名义上是北大校长，却对北大校务一无知晓。党委书记有次开会与各系主任座谈校内工作安排，唯独没请马寅初。那么，马寅初能处理哪些公务呢？书中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次，北京政法学院工友因个人琐事打了北大一职员，北大写信给政法学院要求解决，马寅初花了很多时间亲自修改这封信件。这真是“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生之涯？”

不过，马寅初也由此避免亲自去整人，正如陈徒手所论：“这些俗称大批判的‘脏活’，事无巨细，都是要反复承受人心的巨大折磨，表现教条般的死硬态度，不能有一丝温情和犹豫，才能冷漠对待昔日的同事，从容布置斗争方案。马寅初下不了手，他后半生中只有被人批判被宰割的痛苦经验。……这就是马寅初当年所面对的历史特定情景，他上不了火热的前台，只能萎缩在历史暗处安顿自己不安的心境。后来的人们只熟悉他在学术领域的那份坚忍和骨气，他在北大苦涩的旧事所蕴涵的困顿和难堪同样值得我们去记取。”尽管形同废人，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马寅初连这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的身份都不能保有。他在人口问题上的看法跟毛不一致，成了新一轮批判运动的靶子。如果这本书要写续集，这些情节肯定会加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毛的心腹、特务头子康生把北大党委书记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还说批判之后将马调离北大。党委书记回校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北大党委常委会两天后给北京市委大学部写报告，提出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要通过学术讨论揭发马寅初的政治问题，要对马寅初的学术、政治问题一起进行批判，要把马寅初的洋奴思想搞臭，还要彻底揭露马寅初的政治面目”。这时，共产党连傀儡和牌位都不要了，流氓和暴徒们干脆赤膊上阵了。

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从书中运用的大量史料可以发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已经在高校内部建立起日臻严密的“工作汇报体制”，该体制在运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情报”作用，为高层及时提供第一手鲜活素材，方便党内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和隐密心事。有了这套体制，中共不需要像斯大林使用克格勃或希特勒使用盖世太保那样来确保“文化安全”。中共不必安排秘密警察直接进入校园，每一个党员以及正在追求入党的师生，都是积极的或潜在的告密者。

反之，那些著名教授成了“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被监控对象。对于重点人物冯友兰，校方一刻也没有放松收集“敌情”的安排，校党委及统战部门要求哲学系教研室支部每周口头汇报一次，双周书面汇报一次。一九六一年初，系里反映，冯友兰否定大跃进的成绩，说大跃进有些像竭泽而渔，一次把鱼捞光，再捞就没有鱼了。可见，这些名教授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大镜定格，谁敢乱说乱动呢？在这样的氛围里，能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呢？书中所涉及的这批教授，主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取得的，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虽然还活着，但学术生涯已经戛然而止。

在大学里，党利用的主要力量是青年学生。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学校党组织就充分发挥在校学生的“战斗作用”，有意在运动中锻炼他们冲锋陷阵的能力，学生刮起的思想风暴让老教授们羞愧难当。陈徒手指出，利用学生冲击老师，是高校党组织屡试不爽的法宝，也由此培养一批极左学生骨干，他们毕业后大都留校主持党团工作。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些细节：冯友兰一次刚讲完课，就被学生要求留在课堂候场等待批判，教室里马上挤进一百多位激情难抑的学生。王瑶要到学生宿舍搞科研，学生勒令他交自我批判文字，学生编委会可以随意修改他的稿件，还要强迫他回答:“对改的有何体会?感到有什么帮助?”化学家傅鹰竟管不了名下的研究生，研究题目由系里确定，却对导师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非得由导师签字，傅鹰感叹说：“我成了什么东西？”

对比留在中国的这批学者的处境与五十年初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的处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极权体制与威权体制之差异。当时，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万一发现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就要受连累。国民党当局要求台大师生也要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高层说，在台大任教和服务的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一个人保证，如果有问题，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大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后来，傅斯年说：“假如我对于这些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功夫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大的无罪学生为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半个多世纪以后读来，这段话仍然掷地有声。当然，我们不能说留在中国的学者在人格上都比不上傅斯年，因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毕竟能容纳下傅斯年这个“忠诚的反对派”；而共产党的极权体制，则只需要乖乖听话的哈巴狗。

陈徒手搜集史料，真正做到“竭泽而渔”，故而有本事在书中栩栩如生地还原当年的历史境遇。不过，在书面的史料背后，那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教授们一定还有更加伤痛的、却“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思意念。故国人民当然“有所思”，但故国人民究竟“何所思”，却远非这一本书所能道尽的了。

丁邢：低调的陈徒手

陈徒手是福州人，本名陈国华，今年58岁。他和我都是77级大学生。他读的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恢复高考时，他才16岁。在同届大学生中属最年轻之列，如今也年近花甲了。

他供职于《北京青年报》。虽然学术成就超过了许多教授，但社会角色却是一个报人。他只能在繁忙的报纸编辑工作之余，进行学术研究。这曾让他内心纠结。他还和我讨论过，要不要早些抽身而退，专心从事研究。后来决定还是要干到正常退休。

他为人谦逊，从不以著名学者自居。有一次我去华东师大参加史学讨论会。他以陈国华本名参会，一些年轻学者不知道他就是陈徒手，看到他提交的论文如此出色，以为又冒出一个新秀。后来知道他就是《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作者陈徒手，马上肃然起敬。

屈指算来，我认识他已经20年了。1999年，在河北丰宁召开郭小川诞辰80周年学术讨论会。郭小林、郭小惠兄妹邀我参加，说陈徒手也要赴会，我十分高兴。当时我刚读过他的文章，很想与他相识。谁知他因报社发稿走不开，失之交臂，颇感遗憾。会后小林、小惠请陈徒手到我家小聚。当时我住三不老胡同一号院。他一来就说，这儿我太熟了，结婚以前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两年。他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致公党中央工作，单位分配的单身宿舍就是这个院里的一间平房。后来他的妻子分了宿舍，这间小平房就成了他的书库。里面存着上千本书，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美学、心理、历史、政治、宗教、美术、音乐等社会、人文方面的学术著作。看到这些书，我便能感受到他1980年代买书之勤，涉猎之广。

陈徒手告诉我，他在致公党机关工作了几年，因为钟情文学，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1980年代末，亲眼目睹了一代著名作家在政治风暴中的无奈与无措，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于是，他开始研究作品背后的真实作家。他搜集档案、日记、检查、交待、采访当事人，采访与作家有直接交往的人，陆续撰写了有关赵树理、沈从文、老舍、浩然、汪曾祺、俞平伯、丁玲、郭小川在政治风涛中命运的文章，集成《人有病，天知否》一书。

这些作家，以前已经有无数人研究过，到了他笔下，仍让人耳目一新。前人研究作家，多从作品入手。作家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家都可以看，所以，不少学者呕心沥血写出作家专论，也引不起读者共鸣。而陈徒手的视角从文本转向人本，用档案史料还原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里沉浮，漩涡里挣扎。他们的悲欢离合、升沉荣辱，都打着时代的烙印。这就呈现出这些作家有血有肉的本来面貌。

我认识陈徒手以后，和他成为朋友，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见面。他多次约我和小群为《北京青年报》撰稿。我为《社会科学论坛》策划，向他约稿。小群为《信睿》主持口述史栏目，他提供了对刘庆棠的访谈。我在《炎黄春秋》担任编辑期间，也发过他的稿子。

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把三不老一号的小平房无偿借我使用。当时我和小群从太原回到北京，小群单位还没分房，住房商品化大潮还未开启。我们一家人挤在母亲的两居室里，有书也放不开。陈徒手将他的小房钥匙给了我，容我们放书，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别看小房只有十几平米，一下子让我的活动空间扩大了许多，心情也舒展了许多。

我们还参加过陈徒手策划的文化旅游。纸媒遇到网络挑战，只好加强活动。2017年4月《北京青年报》副刊组织福建永泰庄寨游，我和小群报名参加。永泰庄寨的历史可追溯到七百年前，先后有上千座，现在能看到的有146座，多建于清代。庄寨的功能与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土楼相似，但尚未大规模开发旅游，原始古朴的遗韵很足，可谓藏在深山人未识，直到近几年才得到外界专家的赏识。要让故乡的文化遗产得到宣传，又要让自愿报名旅游的朋友尽兴而归，数天的行程，我既感受到陈徒手对家乡的热爱，也感受到他做事的认真周到。

作为学者，陈徒手低调而勤奋。在编辑报纸之余，他在采访历史当事人和查阅档案资料两个方面都下了苦功。档案法公布之初，档案一度比较开放，他就一头扎进档案馆。浩繁的卷宗，一一细读，他称之为“打通关”。他围绕好几个专题，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除了零星发表几篇论文，一直没有出版新书。直到一家杂志请他开辟专栏，才促成了《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的问世。

这本书，他研究的对象从作家变成了学者，其中的马寅初、陈垣、汤用彤、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冯友兰、冯定、蔡旭，不是大学校长，就是著名教授。虽然研究对象变了，但他的研究方法一如既往。他不是着眼于这些教授的学术成果，而是着眼于他们在政治压力下的心灵扭曲与命运沉浮。他不是从已经出版的文献出发，进行分析、解读、归纳、提炼，而是通过钩沉档案中不曾进入公共领域的稀见史料，展示尚未传播的独家细节，勾勒出这些学者的鲜活侧影。如果说，一般人研究学术史多是盘点存量信息，而陈徒手则提供了增量信息。《故国人民有所思》如此，《人有病天知否》如此，他的其他研究文章也是如此。陈徒手还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存在手中。我衷心希望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完成新的论著。

来源：微信“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