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世界的複雜性|圍爐評論·FDU
「每月評論」是我們全新的一個評論類欄目,本期評論由圍爐FDU團隊特供。
評論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且由於篇幅有限,以下短評僅為管中窺豹。
#1
圍剿與擁護:各執一端
還是普遍焦慮
文|秀嶼
7月底,張文宏醫生在微博發文,就“嚴格管控疫情和加速疫苗接種”背景下“輸入性疫情引發國內傳播的新模式”發表看法,文中“與病毒共存”的觀點引發熱議。8月初,疾控專家曾光、馮子健等人在接受媒體求證和訪談中表示,“常規防控”可能成為新形勢下的新思路。與此同時,張醫生原博評論區中的“交鋒”愈演愈烈。8月7日,人民日報健康用戶端刊登中國衛生經濟學會總顧問、原衛生部部長高强署名文章,痛批英美政府防疫失職,疾呼“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
退休官員在官媒的發聲被“圍剿者”視作令箭,有罪推定和陰謀論一時間鋪天蓋地;“擁護者”更是嗅到了危險的訊號,努力將政治話語從專業爭論中剝離。然而,學術與公眾、上海與全國、西醫與中醫……當爭論越來越偏離問題本身,涉及的每一個(甚至只在想像中)存在關聯的細節都引來了更加極化的聲音。
即便曾有媒體人試圖從中調解、將公眾目光引回防疫策略本身,卻已經有好事者找到了更好的“武器”,將事件帶到新的高潮。8月15日,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回應針對張宏文博士論文的舉報,稱已啟動調查程式。有趣的是,鮮有主流官媒對事件發表評論,而在自媒體文章中,“擁護”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23日,復旦通報調查結果,稱論文“附錄綜述部分存在寫作不規範,不構成學術不端或學術不當行為”。消息一出,不少利益相關者紛紛轉載通報,似乎宣告爭議蓋棺定論。
爭議並未平息。8月23日晚些時候,公眾號“饒議科學”發表文章,認為“遁詞之外”應當有“更妥善的解決辦法”,言語間滿是對國內學術規範局面的痛心。這篇在不少人看來過於耿直而又激進的文章很快銷聲匿跡,同樣“消失”的據稱還有不少討論學術規範的文章。與此同時,在這一周多的時間裏,方是民在推特上持續不斷地向張開炮,不僅聲明舉報張文宏期刊論文抄襲,還對涉事高校、體制展開連環攻擊。
以筆者的觀察來看,在不擇手段的圍剿與不顧一切的擁護之外,反對與支持的聲音可能都難以劃入統一的陣營。如果僅看後者的意見,單純強調“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恐怕也並非萬全之策。事實上,從張文宏進入公眾視野起,這位“金句頻出”的“黨支部書記”、“接地氣”的“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就天然地具有了專業性與政治性、學術性與公共性的多重身份。疫情初期、不確定性空前膨脹時,講著大白話的張文宏被媒體發掘、並被逐漸塑造為“終極方案”代言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同時緩解了民間和官方的焦慮。
然而,身份交織帶來的風險很快暴露,儘管不痛不癢的責備起初並未掀起大的波瀾。人們總是習慣基於自身經驗評估公眾人物,網絡時代的populism傾向又加劇了價值判斷的分化。於是我們可以看見,當一比特感染科醫生談論營養,養生博主會批判他崇洋媚外;當他談論疾控策略,平和的時政博主還會勸說他“醫學”和“公共衛生”分屬兩個領域,更有甚者乾脆痛斥“非蠢即壞”。上世紀60年代,理查•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對美國反智主義的歷史與現實的考察中提出:一旦智識者介入公共事務,承擔世俗角色,來自反對者的懷疑、怨恨與不信任就不可避免。在我們討論的具體脉络中,這一觀察似乎也能提供啟發。
再看對張醫生的“擁護”。以筆者所見為例,一些體制內的學者、同樣長期為公共決策提供建議的專家在朋友圈曬出與張醫生的合影,呼籲“社會需要一種清澈透明的聲音”;一些傾向於自由主義立場的時評人將對張醫生的支持映射到對上海“都市性格”的讚美;還有一些身在小城的私營業主,儘管沒有公開表態,卻也在閒聊中對張醫生的“接地氣”有著由衷的喜愛。
自發的“聲援”,可能正是發聲者自身的投射,對張醫生處境的共情正體現了一部分社會群體的普遍焦慮。在四十餘年的狂飆後,越來越多專業崗位被創造、越來越多掌握專業知識的人被需要,但我們面臨的環境與問題卻也更加複雜。對於龐大的新知識群體、新富裕階層而言,他們的身份和權益來之不易又充滿風險,“保護張文宏就是守衛良知”於其絕非一句空話,而是歷史的回聲、群體的共識。
當然,焦慮的不限於他們,對於這個時代更加陌生茫然的是絕大多數普通人。遠離智識生活甚至知識本身的福斯,帶著好奇、期待、不安、憤怒看著這個世界。生活經驗以外的事件充斥著他們的生活,對智識和智識者的圍剿總是以直白的面目進入他們的視野,無意識的選擇也是在所難免。在這個普遍焦慮的時代,如何邀請更多人審視世界的複雜性,這恐怕是一個長久的命題。
#2
女衛中的男童折射出性別觀念謬誤和親子廁所困境
文|泗水
偶然看到一條微博。博主在設有親子盥洗室的商場女廁中遇到一對母子,她提醒“親子廁所就在旁邊”,卻被母親反問“小男孩為什麼不能進入女廁”。
這條帖子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它和常見的親子廁所困境不太相同。親子廁所“就在旁邊”,母親仍將男童帶入了女性衛生間。檢索相關詞條後,我發現在有親子廁所/親子更衣室甚至雙親均在場的情况下,男童被攜帶進入女性隱私場所的情况仍然不在少數。
我能理解部分母親的無奈,五歲以下的幼童獨立如廁時存在很多問題。幼童難以在邁出蹲廁所需的寬度後,支撐自己穩定地下蹲如廁;使用坐便對於他們同樣是困難的,由於身高限制,幼童難以獨自坐上馬桶,攀爬過程中則存在滑倒和落入馬桶的隱患,可能導致幼兒對“如廁”產生心理陰影。除此之外,在人流密集的區域,由於去洗手間親子分離導致孩子被陌生人拐走的案件頻發,甚至有男童獨自如廁被陌生人性騷擾的新聞。
然而帶男童進女廁這一行為背後隱藏的觀點或許是,“孩子還小沒有性別觀念”。這一觀點似乎被社會廣泛接受,此類新聞中,男童亂跑、亂推門,趴地透過門縫偷看的行為總是不乏“這麼小的孩子沒有惡意就是貪玩”的評論,幼童性別認知的形成卻常常被忽略。
3—5歲的兒童已具有初步的性別意識,他們會逐步通過與環境互動獲得性別圖式,從詞彙、玩具、服裝和裝潢等方面,建立自己的性別認知,並與性別概念比較,相應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在家長的聲援下出入异性所屬的隱私空間,並不利於孩子形成正確的性別意識。同時,攜帶男童前往女衛也會引起其他女性的反感,身體和隱私暴露在异性的注視下引發的不適並不會因為對方“還是孩子”而消失。
即使如此,有親子廁所的公共設施仍然是少數。較為常見的母嬰室不等同於親子廁所,大多數母嬰室沒有廁所功能,與廁所問題基本無關。而致力於解决异性親子廁所困境難題的親子廁所卻仍不常見。親子廁所,即“第三衛生間”的一種,是專門設定的、為行為障礙者或協助行動不能自理的親人(尤其是异性)提供的衛生間,除了對幼童外,也為老年人和殘障人士解决了問題。雖然自2016年起,“第三衛生間”就在各類檔案中被不斷“要求”、“鼓勵”,但在生活中它的存在數量似乎難以與在檔案中的重要性相符合,時常處於缺位狀態,在商場等人流密集的區域,因為缺少第三衛生間和親子廁所而爆發爭端的新聞仍然時常見報。
對於异性親子廁所困境難題而言,在公共場所普及親子廁所或許是一個可行的措施,但就文章開頭情况而言,扭轉“孩子還小”的性別觀念依然道遠任重。
#3
在這個加速混亂的時代中尋找秩序與永恒
文|一燃
我從沒覺得自己是古板保守的人,直到最近開始實習,漸漸靠近市場與消費主義。似乎所有我之前堅信的秩序都在分崩離析……或許它們從未存在過?
曾以一種中學時代好學生的幼稚,篤定地相信教師口中/課本上書寫的教條。它們講道,要在課業上集中你的全副身心,不要被娛樂工業分散精力。它們寫道,推薦算灋在奴役人或是消磨人;唯有教科書上的白紙黑字才能聳立於滾滾資訊洪流。
於是我一度對算灋—娛樂工業持堅定的批判態度,做筆記時激越地敲打:“受眾即勞工,注意即商品;消費即异化,勞動即剝削。”
我去食堂就餐,我乘坐高鐵,我在公共空間休憩——我觀察那些數以千計的不在謀生狀態的人群。我驚異地發現,他們居然都以驚人相似的姿勢被吸入眼前狹窄發亮的螢屏裏去——全身心地,投入地,放鬆愜意地,面帶笑容地。可是鑒於身體所處空間的拘束鉗制,鑒於頸椎與腰椎的受力分析,鑒於權力壓迫下的無所遁形,這樣的笑容——對於我淺薄僵板的大腦來說——實在是不可理解。他們不需要肉身的活動與舒展嗎?他們不需要保全自己脆弱易變形的脊椎嗎?他們不需要反思與叩問人生嗎?他們不需要尋找自己的天命嗎?他們不需要永恒的美與意義嗎?就算拿世俗的角度說,“他們”不需要拿出算灋控制下的時間,來攀登階級階梯,來謀求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嗎?此外還有一些暗自的思忖:嗦麻式的歡娛是威權的絕佳搭配,在掩蓋和埋葬對現存秩序的反思與反抗嗎?推薦算灋是一小部分人藉以操縱他人資訊獲取乃至身心狀態的工具,還是本身淩駕於人類自由意志之上?
耳機在推薦算灋下跳轉播放下一首歌曲,Tik-tok,make me creep(Counting Sheep,SAFIA)。
To make everything even more ironic,實習期時,我的任務是深潜入當下的娛樂工業中去。興趣社區的連接對於品牌方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他們想要借助演算法的力量觸達年輕一代的錢包。腦海內快速閃過學院內對算灋和文化工業的種種批判,我謹慎地向前輩提出了對短視頻平臺的質疑。“不”,她說,作為mkter你不能如此憤世嫉俗居高臨下.要洞察顧客心理投其所好,他們所愛便是利潤流動的方向。
於是迷茫慢慢淹沒了我的聲音。我與身邊的人交談,以尋求切入現實的另一種角度。友人講,推薦算灋提供的娛樂不過是一種新的替代,沒有了某音某手“他們”也依然會去打牌打麻將消磨時間啊。有(同溫層外但依然重要的)人講,算灋之外的時間裏“他們”依然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好勞動力——好勞動者啊;別拿出一副自以為是啟蒙者的高傲來,肚子裏多了幾滴洋墨水就真以為所有人都拿愛智求知當作自己的本性——可能你是稍微高尚了那麼一點點,但有閱讀與批判能力的所謂“精英”何年何地占據過人口的多數啊。
而我,又深感自己的渺小、膽怯與懦弱——我是1/14億,是1/70億,在這140億年的宇宙中僅剩約60年的壽命——我有幾斤幾兩敢對時代的潮流憤世嫉俗啊。有本事別從這個穩定現存的龐大機器中汲取生存與發展所需啊,有本事離開父母羽翼的庇護啊,有本事告別象牙塔式的學院與咖啡館,拋下布爾喬亞式的舒適與愜意啊。
消費主義主導的時代命令我,一個軟弱者,務實。曾經那些認為算灋塑造下的興趣社群“不務正業”的僵板教條現在是被推翻,並踏上一隻腳了;那些疾呼算灋之可怖的駭人聽聞確實可貴,卻又可悲如螳臂,終究無力停下資本隆隆滾動的車輪;而所謂從不在某音某手上“浪費時間”的嫉俗者(比方說我自己),也畢竟抵不住誘惑,蠢蠢欲動地覬覦著互聯網廠的紅利。
可是,先前頭腦之中那些舊的教條—秩序看似過時了,但新的秩序又在哪裡呢?瞬息萬變的移動互聯網熱點,又何從摸索規律呢?我焦慮無比,雖然被劃分為“Gen-Z”,卻覺得與時代脫節。
想想移動互聯網的興起——或者說對日常生活的入侵,也不過才5年的時間啊,但位元組與算灋卻幾乎把人類的一切攪得天翻地覆。在它們摧枯拉朽直沖橫掃之後,(我殷迫地懇求),請務必告訴我新秩序正在逐步生長正在逐步成型。
牆內互聯網中,Alibaba和Tencent已經號稱基礎設施了,可是它們真的能够在反壟斷和科技反覆運算的滾滾潮流中巋然不動嗎?觸手可得的娛樂算灋席捲起了龐大漩渦,而身處其中的我們真的能够透過湍急的流量洞悉到永恒嗎?我們真的能够從注意時長僅達30s的短視頻喧囂中,尋覓到對生命意義的呼應和對時代精神的詮釋嗎?這個時代是否只需要欲望的饜足,物質的疊加,熱點的倏忽來去,現世的享樂與數位的膨脹,而不關心寧靜與古典、節制與平衡、(永恒的)法則與秩序?
往日歷史的書寫範式,在這個算灋入侵的時代還需要被延續嗎?短暫的現世歡娛是否就是我們的全部所需?——我這樣的慨歎,是不是又淪為每個時代巨變時都不缺的,感歎所謂“世風日下”的陳詞濫調了呢?
而在娛樂工業的統治中,什麼樣的藝術品在被生產,能够代表當下載入歷史呢?(考慮下漢密爾頓,哈利波特,覺醒年代,進擊的巨人?)——我對自己說,(基於享樂主義的考量),別老那麼悲觀,也別老高傲地對當下的算灋—娛樂工業表示疏離,你畢竟也是部分喜愛它們的——時代精神總會從陰翳中散落下她的光斑的。既然神已經死了,那麼就心無所愧地享用我們自身吧。
#4
我們到廢除死刑的時候了嗎?
——以【北大學子弑母案】為引
文|子博
2015年7月11日,在北大經濟學院就讀的吳謝宇以殘忍的手段殺害了他的母親。2021年8月26日上午,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吳謝宇故意殺人、詐騙、買賣身份證件案進行一審公開宣判。以被告人吳謝宇犯故意殺人罪、詐騙罪、買賣身份證件罪,數罪並罰,决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三千元。2021年8月30日,吳謝宇向律師表示,對一審判決不服,將提起上訴。
一個本擁有光明未來的學子,卻犯下如此惡劣的行徑,這是悲哀的。並不是認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判决,而是帶著對生命的尊重,對兩個生命被毀滅而感到悲哀。犯罪是醜惡的,但也是悲劇的。
這是我國又一例死刑判决。中國作為現存59個沒有廢止死刑的國家之一,每年都有數百例執行的死刑,在二十年前,這個數位達到了數千。國內國外都不乏廢除死刑的聲音,或是出於人道主義的理念,或是基於法理層面的考量。
囙此,對於這一事件,憤怒或歎惋之外,我們仍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國家機器是否有權决定一個人的生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的死刑,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是否仍具有合理性?
死刑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同樣關聯著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社會心理。囙此,必然需要從法理和社會心理兩個層面來討論死刑的存廢問題。
就法律層面而言,現代法律經過了許多年的演化,和古代的法律已有較大不同。但是法律發揮的作用沒有改變,都是為了保護群體,防止內部傷害,提升治安。借用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就是公民自願地加入一個全體意見通過的社會契約,將自身的權利寄託於群體的保護之下。“創建一種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人身和財產的結合形式。囙此,法律的合法性來源於全體公民,必須以社會能够接受為前提”。現行法律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形式上代表全體公民,具有合法性。
就死刑本身來說,在懲罰的嚴酷性和對罪犯的威懾性上,死刑具有最强的效用。無論是預防犯罪還是懲罰罪犯,死刑的存在都代表了司法的最高威懾力。在各個表明保留死刑立場的國家中,這個理由都被他們所提出。當今的社會離不開死刑對打擊犯罪的效用。2021年1月29日,貪污近18億的華融原董事長賴小民被執行死刑。從同態復仇的原始法理來說,經濟犯罪似乎不符合人們通常理解的死刑執行的範圍,有價的物質何以用無價的生命賠付呢?但從威懾的角度而言,針對貪污這類嚴重危害社會公平正義的行為,嚴厲處罰能起到肅清社會風氣、保障國家財政安全的作用。何况,在現實問題中,有價的物質往往確是關乎人的生命,包括受害者的生命。
而從社會心理層面來說,任何一個國家廢除死刑,都要考慮到廣泛的社會接受問題。即便是人權觀念較為深入人心的美國,廢除死刑也要考慮不同州的民意基礎,因而在不同的州政策也並不相同。在我國,是否廢除死刑同樣要重點考慮民意。根據學者袁彬於2008年組織開展的對河北、江西、北京、廣東、甘肅五個省市的死刑觀念名義調查:近30%的被訪者支持完全保留死刑;約10%的被訪者支持完全廢除死刑;近60%的支持者建議不廢除,但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適用。調查得出,支持保留死刑的被訪者有90%,只有不到10%的被訪者支持完全廢除死刑。
此外,當一件惡性犯罪事件發生時,我們天然會對受害者產生同理心,並設身處地地認為罪犯“死有餘辜”,這歷史建構及人的教育經歷中後天培養所產生的道德直覺,同樣不可忽視。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是廢除死刑的堅定支持者,但當2018年發動東京捷運沙林毒氣攻擊事件的歐姆真理教13名罪犯被判處死刑時,他在文章中寫到:“廢除死刑制度的信念並沒有變化。但我也真切地知道受害者家屬的感受,他們不能原諒這些元兇,希望能儘快執行死刑”,“囙此我無法對於日本政府處決13名歐姆真理教高層的决定,很明確地提出反對意見”。這顯示出真實經歷過惡性犯罪事件之後,天然的同理心同樣會影響人們的現實選擇。
囙此,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到廢除死刑的時候,但應當限制死刑的使用。故意殺人、搶劫、强奸、販毒、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保留死刑十分必要。經濟犯罪造成重大損失的,也可以保留死刑。畢竟法律的作用不僅僅只是懲罰犯罪,也更要保障人權。在我看來,廢除死刑還需要我們的社會整體道德水准的更大的飛躍,培育出一個新的社會,一個寬容戰勝仇恨的社會。我非常期待能看到廢除死刑的那一天,如果它到來了,那才是人性的曙光真正閃耀的時刻。
參考文獻: [1]張遠煌.死刑威懾力的犯罪學分析[J].中國法學,2008(1). [2]範進學,張玉潔.論我國的司法正當性[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 [3]過奕成.中國死刑存廢爭議現狀簡析[J].法制與社會,2020(26):181-184. [4]澎湃新聞:村上春樹:無法反對處死歐姆真理教案犯,但依然擁護廢除死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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