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行前的“重聚”

我本科就读于南京一所普通大学，辅导员、老师、同学都非常关心我的动向，多次劝我取消留学计划。或许在他们眼里，异质文化的景象大多充斥着“病毒、混乱、恐怖主义以及种族歧视”。留学生也不过是在考研或者保研失败后，用钱堆出来的另一种商品。又或许他们只是在担心我。

然而我期待自己能约翰·威廉斯笔下的斯通纳一样，义无反顾地选修我的那一堂“英文文学”。因为我并非不能承受留学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毕竟我还年轻，我向往自由与独立。尽管我大概知道去往另一个地方也不能让人自动成长，也会有新的牢笼与禁锢。

幸运的是，我有豁达的父母，他们愿意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支撑我念一年硕士，尽管我是“文科生”，还是“女生”，几十万投资下来，也不一定能换回“年入过20万的工作”。他们始终相信我能选择一条属于我自己的道路。父母的支持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信心。七月从南京毕业回到家乡以后，我便开始筹备留学的各种事项。

进入八月，四川的这座小城市开始频繁下雨，仿佛在为我预演伦敦的天气。水汽也没能让空气变得轻盈凉爽，湿润炎热的亚热带气候依然侵袭着我们的生活空间。

14号下午1点45分，妈妈发微信告诉我奶奶去世了。正忙着填写入学注册的我匆忙换上一身黑。

7岁时，离异两年的妈妈带我进入这个陌生的家庭。一开始我并不能成功融入他们，始终和这个家庭之间存在着间隙，是后爸的女儿，我后来的姐姐，她主动带我出去玩，送我一条亮晶晶的紫色爱心发绳，和我一起半夜熬夜追剧......我才开始慢慢接纳这个新的家庭。后来我认识了她的爷爷奶奶，久而久之她的爷爷奶奶便也成了我的。

姐姐是个极度敏感的人，这种特质使她成为一个总能读懂他人心意的“检测器”，她随时能说出任何你想听的话，当然她也明白什么样的话最能击垮他人和自己。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是初中生，我曾眼睁睁看着太阳一般的她哭成一滩水，融进地底。

不到11点，我突然听见门口有稀碎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嚎啕大哭声、跪地的声音、扶人的声音。之所以最近才通知她奶奶的情况，便是考虑到她种种崩溃的可能。她眼周早已哭得血红，而那晚我们都没睡。白天起床后继续去奶奶家。那天又开始下雨，车窗上滴滴答答。

姐姐的妈妈Z姨（后爸的前妻）曾经也是委托奶奶照顾姐姐的人，她和奶奶之间大约也有比较深厚的友谊，加上她们遗传性般的多愁善感，她坐在红色木椅上不由得感到冷意。于是我妈妈找来一条整整齐齐的白色长纱布，给Z姨做披肩。说是哪里的医院、药店都买不到的，是奶奶的珍藏。那纱布真的比天河还长、还宽，在窗外阴柔光线的照射下显得温柔无比。

奶奶还有其他很多珍藏：比如粮票、看不出是新的或是旧的被单、存到天荒地老，从来不用的各种营养品、新衣服。

大家开始聊起奶奶临走前的各种日常，因为老年痴呆，她走之前在家里大闹了一番，咒骂了家里的每一个人。即便如此，她在临终前几天依然紧握住我妈的手，像是有短暂的清醒一般，低声对我妈妈说：“XX（妈妈的名字），怎么办，我好痛苦，我不知道自己在哪，我找不到三四，这怎么活。”说到底，奶奶临终前感到最痛苦的事情，是再也无法驾驭自己的身体，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是像个婴儿一般在床上受人照顾。

火化结束之后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开始在当地的美食餐厅里就餐。爸爸（我的后爸，但几乎比我亲爸更像亲爸）用比谁都高的嗓门大声“操持”着整个局面，在干杯的碰撞声与火锅的沸腾声之中，我隐隐能从他眼里尝到无比孤独和悲伤的情感，然而他依旧在开怀大笑，用酒精麻痹自己。饭桌上，姐姐也微笑着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英国念完书就尽快回来，这样也好随时照顾父母。

我便点头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