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青年身心受障行动者

撰写者：匿名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这部分涉及的身心障碍青年行动者，包括已注册的公民社会组织、身心障碍者代表组织、社会企业中工作的身心受障人士，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身心受障学生，和社交网络中积极参与身心障碍平权议题的受障者。

2014年，中年盲人李金生首次获得盲文试卷以参加高考。尽管因盲文阅读不力，他个人考试失利，但在民间组织的推动和教育部的积极反馈下，身心障碍者融合的考试方式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高考和自学考试等开始逐步为身心障碍考生提供电子试卷、大字试卷，准许延长时间、可携带光学辅助设备、配戴助听设备等。这些政策为更多的身心受障考生提供了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从隔离式、或欠缺共融支持的教育系统中破局而出的受障者，日益成为了当前青年行动者的重要力量。相比更广泛的社群而言，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参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培训后，有更多机会通过网络向社群传播，并积极与青年学者建立联系；作为主流社会观念中的奋斗楷模，一些行动者受到校方的认可，也常有教育受挫的学生前来求助。一些青年受障者会向求助者提供与校方沟通的资讯，或通过自己的人脉网络（包括媒体、公民社会组织、上一代倡导者等）为求助者寻找支持。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身心受障行动者针对什么议题、以什么的形式采取行动，与当前中国身心障碍权利状况和公民社会活动空间等背景密切相关。

首先，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严格管控，给身心障碍者代表组织的资金来源和活动空间划定了界限，身心障碍领域的权利导向机构几近解散，身心障碍者代表组织在官方审查和自我审查的双重压力下，多采取“重服务而轻权利”的发展策略，虽然一些规模较大的机构有机会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协商提供个案支援和参与政策制定，但这一路径对于小型组织和个人而言门槛甚高。

其次，身心受障者的权利在中国不属于政治上敏感的议题。由于结构性的不平等，身心障碍群体无疑是弱势族群中更脆弱的一支，官方对此讨论的容忍，可以体现出官方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残联，通过对个人发放福利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际上对基层的身心障碍群体和代表组织的行动进行管控。此外，中国政府一贯以发展的话语“重塑”人权议题，在身心障碍权利议题表现尤为明显，比如以“扶贫减贫”回应身心障碍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公，这些官方话语也削减了主流社会从权利视角对于身心障碍话题的讨论。

尽管2010-2014年间，中国内地曾有活跃的身心障碍权利倡导行动，但随着相关机构被迫解散，行动者间缺乏有效的代际传承，加之当前核心机构行动方式限制了新一代青年身心受障群体对权利行动的想象，青年身心受障行动者极少采取反抗行动，而更多地是提供朋辈支持。具体而言，这些网络多由几位经历和志趣的身心受障青年创立，以自媒体平台为阵地，以经验传承、权利意识提升、网络发声声援为主要行动方式，来影响更广泛的身心受障社群，这是本文所讨论的青年身心受障行动者的主要特色。另外，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这些青年行动者也会提供直接的服务，以回应社群在危机下的紧急需求。

本部分将围绕 2020年身心障碍青年行动中最主要的两个议题进行观察和讨论，即身心障碍青年如何回应疫情及其影响（“抗疫”），对高等教育阶段受教育权的持续呼吁（“求学”），并讨论行动者从多重身份视角参与身心受障与性别议题的零星行动。

1、“抗疫”行动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1月23日凌晨，武汉全面封城，随后湖北省黄冈市、孝感市等十余城市相继封城。因为缺乏信息无障碍支持和有效的社区照护，身心受障者自疫情爆发初期开始，就处在最脆弱的处境，青年受障行动者作为最了解障碍的专家，从自身经历出发，以多种形式参“抗疫”行动。

有受障经历的青年行动者注意到封城给疫区身心受障人士的日常生活带来的不便，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讨论疫区受障者的经历。在武汉和其他地区的行动者反应迅速，为听力、视力受障者获取提供防疫资讯的手语和文本转译。1月29日，在湖北省黄冈市辖属某村，脑瘫少年鄢成的家人疑似新冠肺炎而被强制隔离，生活无法自理的鄢成因无人照料，饿死在家中，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身心障碍者代表组织和青年受障行动者的强烈关注，有行动经验的权利倡导者号召成立义工网络，应者云集，“抗疫义工网络”迅速成立、开启工作。

“抗疫残障义工网络”汇集了来自慈善组织、社区服务组织、身心障碍者代表组织的工作人员, 也包括了草根志愿者和青年受障行动者等不同类型的公民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开展受障群体疫情下的需求调查，自发组成了聚焦不同需求的支持小组，提供防疫物资支援、心理支持、居家锻炼指导、生活物品代购、线上诊疗卡发放服务等。“抗疫义工网络”的行动者更像是自发集结的救灾志愿者，行动目的在于紧急时期针对疫区受障群体的特殊需求迅速作出回应。此外，青年受障者网络社区也梳理和汇总了与疫情相关的新闻中涉及身心受障者的报道，以及身心障碍者代表组织的防疫行动，以网络发声的形式，扩大身心受障群体在紧急状况下的可见度。

因为缺乏信息无障碍，视力、听力受障者、聋人和心智受障群体一直是信息弱势群体，疫情爆发后，青年受障群体和她们所在的社群小组，践行资讯平权，即时转译防疫信息，制作防疫指南，以手语视频、图文转译、简易图文版等方式，向不同需求的受障者提供资讯，弥补公共卫生部门工作的不足。

由青年受障者组成的小组，在自媒体平台质疑政府发布防疫信息时不提供手语和字幕，并梳理了国际标准和国外的经验。曾为听力受障者争取平等参与教师资格考试的青年受障者杜银玲，在大年三十晚上录制了第一条介绍防疫知识的手语视频。她同时是“抗疫义工网络”的成员，和社群小组成员一起录制了一系列手语视频，视频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广泛传播，被多家抗疫志愿组织转发，浏览量最高达到3700多万。社会企业“你看起来好动听”在疫情期间录制了34条手语视频，改善了听力受障者和聋人社群资讯不通达的问题。

在疫情爆发初期，在武汉的一家聋人公益小组即发现，许多听力受障者和聋人不懂信息识别，更容易误信谣言，或低估疫情的严重性，或因获取信息太迟而买不到必要的防疫物资。小组中的青年受障者一对一地以手语方式询问聋人社区的需求，并为聋人社群争取物资捐助、派发物资等。一家青年受障者网络社区举办了关于信息无障碍的网络讨论，邀请聋人组织和信息无障碍研究者为社群进行资讯平权的科普，提升其权利意识。

此外，一位“抗疫残障义工网络”成员插画师以漫画的形式制作简易图文版的防疫手册，帮助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解释新冠病毒的传播渠道、戴口罩和洗手的正确方式等。由几位盲人大学生组成的小组发现新媒体传播的防疫资讯多以可视化图表的方式呈现，为视力受障者提供了文本转译。

除此之外，一家青年受障者网络社区进行了解放研究[1]，从受障者经历和需求出发，反思防疫抗疫政策，并提出应对未来类似紧急情况的服务和支持建议。研究也关注并纳入了同样生活不便、有长期用药需求、信息弱势的老年群体。这与该社区以往的活动形式不同，以往多采用社群故事征集、经历分享、邀请专业人士普及障碍权利知识等方式提供朋辈支持，这是首次开展更专业的研究和执行小型科研项目。

2、“求学”行动

目前可见的权利倡导集中在考试权倡导，这让倡导者与一些经历过高考的青年行动者有着天然的联系。青年行动者或受益于前辈倡导得来的高考合理便利，或在解决自身考试问题时向前辈行动者求助，或在继续升学深造的过程中仍须面对高等教育环境中的不公，或作为有经验的前辈常收到学弟学妹的求助。因此，当她们作为当前身心受障青年行动者的重要力量时，仍热心保持着对教育平权问题的关注。

2020年，一家青年受障者网络社区的核心成员申请了自学考试的合理便利，与主考部门沟通时征求了上一代行动者的建议，并公开分享了申请和考试的经历以为后来者提供范本。高考季，再有盲人考生创造“高考神话”，获得主流媒体的关注，上一代行动者的积极推进深入讨论，几位首届参与高考的受障者积极接受媒体采访，借由舆论呼吁高考平权，包括高等融合教育进入和录取的平权。11月研究生入学考试前，盲人前期与高校沟通中被告知无法提供教育支持、不建议报名该校，该事件由某主流身心障碍者代表组织介入支援，获得媒体关注，参与普通高考、在读研究生的一位受障者在自媒体发文声援，谴责高校“开倒车”。

身心受障大学生的校园融合近年来也受到主流受障者组织“声波”和青年受障者网络社区的关注，参与普通高考，并在大学学习中受到“金盲杖”支持的青年受障者作为准大学生自立生活的培训师，为视力受障的学弟学妹提供支持。同时，青年受障者网络社区也在为受障学生支持，2020年是第三年开展这类支持活动，受助学生包括不同障碍类别的学生，为其提供大学“过来人”的学习和生活经验，也提供与校方沟通合理便利需求时的策略和建议。“抗疫残障义工网络”发起人之一也与此社区开展合作，申请到国内基金会的小额项目开展校园无障碍的工作。

3、探索交叉议题

2020年，青年受障者也在探索与身心障碍类似或交叉的议题，包括研究疫情下的老年人权利、以动画短片形式讨论受障女性的性权利，和讨论受障性少数的多重身份问题等。如前所述，青年行动者在初次尝试的科研项目中，对老年人在防疫抗疫中的需求也开展了研究，提出了建议。有摄制经验的青年受障者参与女性主义网络共学小组后，和青年女权行动者共同制作了一则动画短片，讨论使用轮椅的女性的性需求。青年受障者网络的社群和志愿者中有一些性少数人士，在 “国际不再恐同日”时针对身心障碍和性少数交叉议题在自媒体发文章，梳理其相似性、交叉性，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些群体的处境。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2008年联合国公布《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国政府于当年率先加入公约，中国的残障权利议题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从事相关工作的公益组织有机会获得更多资源。2009-2014年间，中国内地曾有活跃的身心障碍权利倡导行动，以社群动员、街头行动、政策倡导等策略，就无障碍、就业、教育等议题开展倡导，并收获身心障碍社群和主流媒体的关注。

2014年后，虽然政府仍在 “扶贫融合发展”的话语下讨论残障议题，但官方对民间倡导机构的态度变为强硬。身心障碍权利领域有影响力的倡导组织，几乎不再存在。其他关注身心障碍议题的组织，也逐步转向开展社会服务、开办社会企业和在社群内部推动身份认同，逐步被主流社会所认可，规避了政治风险。

目前，身心受障的青年行动者极少开展较大规模的反抗行动，而多采取朋辈支持的温和方式在线上进行活动和文化探讨，因而很少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一些受障者行动还以学生社团活动的名义获得了所在高校的支持。过去曾有受障行动者因参与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受到地方政府的骚扰，而非因为参与障碍议题，并且官方也未限制其继续参与障碍议题。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身心受障的行动者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缺乏权利导向的行动环境。

障碍平权领域，既没有#metoo运动这样广泛的意识启蒙和去中心化的抗争行动，没有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意志坚定的社群领袖，也没有类似LGBT运动中作为中坚力量的权利倡导型组织来引领运动的方向，提供良好实践作为行动范本。

如前所述，身心受障的行动者在这样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中，接触和参与的大多是社群支持类行动，对权利运动策略和目标缺乏想象力，他们所看到的制度改革，更多的是由政府主导，或由主流的身心障碍者代表组织与地方政府协商而促成。尽管有行动者以公开声援的形式支持受障者个案救济、提出制度建议，但力量有限，难以发出更大的声音，也难以对群体权利诉求的制度化转换产生更大的影响。幸而就朋辈支持行动而言，当前的青年行动者尚可以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和网络，进行国内外资讯和经验的转达，和平等权利意识的普及，却似乎也局限于此。

或许，从长远来看，零散的行动者在有限的空间内逐步探索，对障碍平权运动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相反，若外部力量向风险抵御能力更低的青年行动者提供支持时，没有充分考虑行动者在强权下的脆弱性，或许会对青年受障行动者个人和社群造成负面影响，甚至挫伤他们参与行动的积极性。未来时间里，希望可以有更多机会，向国内的行动者提供域外同侪的实践经验，给其行动增加启发和想象。

[1] 解放研究，即将障碍人士变成知識的生产者，并以他们的切身经验做为检讨与改善社会机制的基础。基于这样的理念，从事障碍研究时，障碍人士从研究议题、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资料收集与分析、报告撰写与呈现，都必须拥有其主导权。（来源：吴启诚、张俊绅《解放研究：障碍研究主导权之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