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 诊疗椅上的政治：如何成为更有自觉的公民|心灵工坊

野兽按：向来认为“外在政治”和“内在心灵”并不对立，心灵教育和公民教育也需携手同行，才能培育灵性与理性兼备的文明人。这样的信念在安德魯‧沙繆斯（Andrew Samuels）的这本《诊疗椅上的政治》上得到了共鸣，在阅读过程频频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

安德鲁·沙缪斯将精神分析“够好就好”的概念引入政治心理学，帮助我们避免过度理想或一味诋毁领导者的惯性反应，这同时意指公民不去理想化或诋毁自己――如果我们想要修复这个世界，应从接纳自己的破裂状态开始。

如此一来，当现实政治无法符合理想时，我们便能免除强烈失望所带来的瘫痪，避免对现实彻底绝望与鄙夷，从而能更自由地批判和行动。当公民的无力感降低，比较不会放弃自主权，也更能有所作为。

作者重新将公民定位成社会的治疗师，鼓励他们拥抱自己的政治性格与神话，公民将不再默许当今局势，而是提出挑战。阅读本书我们会明白，即使不拥有任何政治权力，却可能拥有很多政治能量；人们对政治的想法和感受，可以影响并创造现实！

理性启蒙和灵性觉醒使用的是同一个词：enlightenment。两种启蒙都论及最宽容的心灵、最高贵的灵魂，以及共通人性最深沉的命运；两种启蒙都在大声呼唤我们最佳的存在方式，以及我们还有何等高贵的可能；两种启蒙汇流为一，指向众生的解放，一方面是时间领域内的解放（西方理性启蒙），另一方面是超越时间层面的解放（东方灵性觉醒），政治自由与灵性自由在此交织，成为一种文化的理想经纬。

如果众生无法享受这两种自由，我们还凭什么谈论世界和平呢？如果任何灵性之子的脸上，都看不到这两种自由在发光，我们还有什么深刻的喜悦？如果有些灵魂无法在浩瀚无限的世界里解脱自在，我们谁能真的在夜里安睡呢？如果不同时为所有人祈祷，我们谁胆敢开始为自己祈祷？如果众生并未全都平等悠游与解脱之海，我们有谁能真的解脱自在呢？

或许，政治自由结合了灵性自由，时间结合了超时间，空间结合了无限，我们最终才能得以安顿、得以静定、得以自在，以关心构造宇宙、以慈悲构造世间，以善意、亲切、喜乐接触每一个灵魂，以永不褪色的荣光点亮万事万物。真的声音、善的声音、美的声音正在召唤我们，正在以不同的说法方式召唤你和我，一起来见证有情众生的解脱。

特別推薦：南方朔、陳俊霖、張凱理、葉啟政、廖咸浩、鄧惠文 誠摯推薦

政治的現實讓人失望，

以至於絕望地放棄努力。

最初的理想主義冬眠了，政治上的冬天還在……

與其期待「理想的政治家」

不如監督「夠好就好的從政者」

本書的目標，是讓讀者認識心理治療整體性的世界觀對政治轉化的貢獻。

安德魯·沙繆斯將精神分析「夠好就好」的概念引入政治心理學，幫助我們避免過度理想或一味詆毀領導者的慣性反應，這同時意指公民不去理想化或詆毀自己――如果我們想要修復這個世界，應從接納自己的破裂狀態開始。

如此一來，當現實政治無法符合理想時，我們便能免除強烈失望所帶來的癱瘓，避免對現實徹底絕望與鄙夷，從而能更自由地批判和行動。當公民的無力感降低，比較不會放棄自主權，也更能有所作為。

作者重新將公民定位成社會的治療師，鼓勵他們擁抱自己的政治性格與神話，公民將不再默許當今局勢，而是提出挑戰。閱讀本書我們會明白，即使不擁有任何政治權力，卻可能擁有很多政治能量；人們對政治的想法和感受，可以影響並創造現實！

「《診療椅上的政治》乃是一本值得專業心理學界和一般讀者仔細研讀的著作。本書對當代的『轉型政治』，特別是最新的『轉型經濟』有著相當透徹的分析。今天的台灣毫無疑問已到了政治和社會應該轉型的關頭，現在是必須把政治放到診療椅上的時候，這本書的出版正逢其時！」 ──南方朔

「這本沙繆斯寫於2001年的著作，是一部啟蒙公民政治意識之作。以『後榮格學派』，加上精神分析『中間學派』（Middle School）的觀點，探討『心理治療和政治』相互的影響。此書字裡行間，我們看不出其他的精神分析學派，對作者有沒有影響。但作者近年與精神分析『關係學派』（Relational School）有互動，其目前觀點，在此書出版之後，應亦有變化。作者希望心理治療，能促成公民的政治意識覺醒，公民能成為社會的治療者，沒有權力的人能發揮他們的政治能量，集結成為彼此的『促進成長的環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藉此論述和實踐的空間，進而轉型政治。這本書最合適的讀者，是1987年解嚴前後十年的台灣，2016年後的台灣，2014年後的香港，和此刻2017年中國一、二線城市的中產階級。」──張凱理

「安德魯‧沙繆斯結合內在與外在生命，這個極具挑釁的概念其實只是個常識，卻很少見到有人如此宣說。公民與政治人物兩者都是他同時並重的，這對思索當今政治卓有貢獻。我發覺他的書動人心弦、洞察入微且樂觀進取，這些特質都是建構更好世界的根本要素。」──美國前參議員比爾‧布萊德利（Bill Bradley）

「安德魯‧沙繆斯可能是當代最突出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榮格學派學者。」──《美國印象》（American Imago）

「善於表達、大膽、活躍、善辯、淵博、有感染力、有趣、激進、不受束縛，這些與他超群的智力、藝術天分及寬廣、深厚的理論知識、臨床經驗是分不開的。」──《舊金山圖書館學報》

本書獲得美國精神分析發展聯盟（NAAP）Gradiva 獎

南方朔（作家、社會評論人）

陳俊霖（亞東紀念醫院心理健康中心主任）

張凱理（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院區精神科主任）

葉啟政（前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講座教授）

廖咸浩（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鄧惠文（作家、精神科醫師）

誠摯推薦（依姓氏筆劃順序）

本書目錄

各方推薦

﹝推薦序一﹞轉型政治的一本小聖經卅南方朔

﹝推薦序二﹞躺椅上的政治？刀俎上的心理治療？卅陳俊霖

﹝中文版序﹞公民身分與內心世界

前言

謝誌

第一章．政治的私密生活

第二章．轉型政治

政治能量

政治心靈？

內在的政治家

自我的政治神話

政治與「人性」

第三章．女男新政卅新協議

男人與政治

對性別混亂的歌頌

第四章．家庭內在的祕密政治

父母床第的祕密政治

兒子與母親的祕密政治

女兒與父親的祕密政治

兄弟姊妹的祕密政治

第五章．政治形式的祕密心理

政治形式

亂倫的性幻想以及新的政治形式

子―父型的政治形式

兄弟對兄弟的政治形式

第六章．夠好就好的領袖

夠好就好

領導力與失敗

夠好就好的領導

結語

第七章．夠好就好的父親和不分性別的母親

當代政治中的父親

扮演父親角色

父性溫暖的政治

父性攻擊的政治

父親可以改變嗎？

心理治療與父親

未來的父親

第八章．政治、靈性、心理治療

多元的心靈

人類的連繫所隱藏的靈性政治

心理治療與正義感

第九章．經濟心靈

為什麼是經濟？

心靈的再訓練

新辯論

心理的經濟學

你對經濟真正的感受為何？

心理治療與經濟學

第十章．政治診療室

反向移情的一些說明

政治診療室

政治中的身體

主觀的政治

作為總結的反思

第十一章．心理治療、公民與國家

狀態卅國家是國家卅狀態的一部分

政治中的多樣性

多元主義的問題

第十二章．探究民族心理

第十三章．政治轉化卅轉型

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推薦序一﹞ 轉型政治的一本小聖經

南方朔（作家、社會評論人）

一九八七年，美國政治科學會（APSA）在芝加哥召開年會，在那次年會上，通過由美國大學教授費雪（Jeft Fishel）成立一個「生態及轉型政治小組」，它的成員包括了人道心理學、未來學、政治運動研究、生態永續性研究、電訊民主等新興領域具有創新性的學者；動員的學校，包括了史丹福大學、西北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布朗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

從一九八七年起，「轉型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這個名詞和概念，開始成了當代學術思想最新興的領域。根據加州聖瑪麗學院政府研究教授伍爾波特（Stephen woolpert）等人所編的論文集《轉型政治：理論、研究及實踐》，學者們認為，當今的政治已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現在的政治己告陳腐僵化，舊的問題它無力解決，新的問題它完全沒有概念，於是政治和社會遂成了不滿之源。政治人物只知道固執守舊，語言乏味，政治在缺乏新視野後已勢不可免的走向平庸化。當代理論家充斥著「後自由」、「後現代」、「後父權」、「後物質」、「後結構」等名詞，這正好顯示了政治與社會停滯，看不到新的典範時的「論述泛濫」。人類文明的進展有個大規律，當一個時代的新典範清楚，人們就會努力於走向新典範之路，但若走到了十字路口，看不到新的典範和方向，人們的徬徨不滿就會表現在各種意象式的批判上，諸如「後自由」、「後現代」之類的論述符號，它即是一種矇矓的不滿，是對現狀的批判，只有等到「轉型政治」這個更具體、可操作的概念被提出後，新典範的定位遂告清楚。「轉型」是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是更加水平多元的民主，是公平正義的更加講究，也是人性的復歸，以及新的性別價值和生態價值進入政治、產業和社會的時間表。

自從「美國政治科學學會」提出「轉型政治」這個時代性的新觀念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當代對「轉型」的研究和實踐，特別重視「轉型」的三個面向；一個是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另一個是文化和新的價值良知，第三個則是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及精神診療的面向。

首先就政治及社會運動而言，近代學者已察覺到，每個國家的政府官僚體制，由於體制的龐大僵化，它已被現狀緊緊地捆綁，已不可能進行任何改變或創新，近代的民主發展、性別政治、生態政治、多元政治甚至和平政治，都不是官僚體系所帶動，而是公民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所促成的。因此，學者們認為，政治和社會的新典範，已必須將重點放置在社會及政治運動上。公民先行已成了政治及社會轉型的最基本的動力。

其次，就文化批判的角色而言，近代學者早已發現，文化即政治，政治即文化，一個社會甚至整個地球，早已被固定了的文化價值所制約，因此要政治及社會轉型，必須優先致力於文化和價值的轉型。而一種涉及「典範轉移」的「反」的文化批判，乃是最為艱困的志業，它必須有另類的視野，必須有新的整體認知，必須和龐大的商業保守文化對話，必須不被既有的文化體制剽竊佔領，必須在新的文化上賦予新的價值想像。當代轉型之所以極為緩慢，主因即在於新的文化價值總是顯得那麼無力，而且文化論述，並不能及時與社會與政治運動結合，遂使得運動顥得片段化和零星化。

第三個面向即是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及精神治療這種深層批判的面向，而恰恰好，當代後榮格學派學者沙繆斯（Andrew Samuels）所著的這本《診療椅上的政治：如何成為更有自覺的公民》所談的就是這個課題，而它恰好就是當代「轉型政治」中所說的「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的核心問題。它把人們習以為常的「外在政治」和「內在心靈」這種二分法的窠臼打破，認為「內在心靈」和「外在政治」其實是一個辯證統一的範疇。在本文前述的《轉型政治》論文集裡，喬治城大學教授芭芭拉．耐特（Barbara Night）在所寫的論文裡即指出，「如果每個人的內在未曾轉型，則世界結構的變遷將不可能對體制造成衝擊。」因此，「轉型」的根本必須從人的自我開始，然後以榮格早年所說的「心靈鍊金術」形成新的自我覺知，而後才能結合外在的改變，促成自我的轉型。而該論文集的主編伍爾波特也是《人道心理學學報》主編之一，他也在結論的論文裡指出，心理學對「轉型」的最大功用，乃是透過分析和診斷，可以使心靈受到遮蔽以及被體制馴化的黑色板塊得以被新的光線所照亮，從而獲得新的啟明。因此榮格早年所講的「心靈鍊金術」「集體無意識」等精神分析方法論，始得以發揮作用。近代法國文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曾有一句名言：「真正的發現之旅，並不是在找到新的陸地，而是找到看問題的新眼光。」他的這句名言，已成了「轉型政治」的核心金句，它也是「人本心理學」的真正價值之所在。

因此，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對「轉型政治」太重要了。對近代精神分析有瞭解的都知道，從佛洛伊德以降，精神分析和治療的學者，就努力於將人的自我小宇宙和外在的大環境進行聯繫。前代著名學者馬丁傑（Martin Jay）在他的名著《辯證的想像》中，即有專章〈精神分析的整合〉，他總結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Ｏ年間，德國法蘭克福批判學派，在精神分析和治療上，如何將分析和診療的方法用於政治和社會批判，前代學者對於自由私人生活的開放，專制政治的解構，體制的僵化，幸福的重新定義上都留下卓越的成就。這也就是說，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用於政治和社會的批判，其實以前已經走了很長的路，現在由於對體制的不滿已累積到了一個新的高點，並具體化成了「轉型」這個新理論和新的全球運動，分析和治療家又到了可以再開展的時候。

《診療椅上的政治》乃是一本值得專業心理學界和一般讀者仔細研讀的著作，作者沙繆斯為後榮格學派重要學者，他參加了許多現實性的工作，負責過政治諮商事宜，尤其是對公民不滿運動，他也有很多介入，所以本書對當代的「轉型政治」，特別是最新的「轉型經濟」有著相當透澈的分析。今天的台灣毫無疑問已到了政治和社會應該轉型的關頭。領導及體制的無能日益嚴重，公民不滿運動已經一波波興起，現在是必須把政治放到診療椅上的時候，這本書的出版正逢其時！

﹝推薦序二﹞ 躺椅上的政治？刀俎上的心理治療？

陳俊霖（精神科醫師、臺灣榮格發展小組成員）

在漫長而細微的心理治療生涯中，面對無數個案的肺腑真言與理論洗禮，總覺得身為治療師，應該比一般人多學到些人性，而人性又該是眾人之事的基礎，不免自認為多看懂一些政經人事的絃外之音。然而出了會談室，回到工作崗位上，面對長官的要求、制度的框限，卻又深覺無力。看似通透人情的心理治療師，其實在社會現狀下是許多制度中的弱勢，這中間總讓我覺得有種矛盾。回頭想想，各種心理衛生專業者歷來沒佔過太多政治、經濟要位，就更難以運用政治權力實現心理治療的理想。

這多少始自古典精神分析中立、節制的原則，以及心理治療保守介入案主人生的倫理考量，但也就習而變成一種內斂，蝸坐在治療室內，超然旁觀世事的態度。當治療師們越少實際參與社會上真實的政治活動時，被握有權利的政治人物決定心理治療的命運，也就只是剛好而已。

所以，即便心理治療學聽起來充滿道德高度與智慧洞見，卻正如作者引用詹姆斯．希爾曼的書名《我們擁有心理治療一百年了，但世界卻變得更糟》所鏡鑑的，到底一個在治療室內幫人類拆解人類心中善惡愛欲的學問，真能與治療室外由人類組合起來控制人類的政治體制之間產生關聯嗎？安德魯·沙繆斯的作品，當然必讀。

必讀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因為安德魯‧沙繆斯正是少數跨出治療室，積極投身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分析師之一。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他，長年投身社會運動，並在心理衛生專業上取得精神社工資格，之後又進一步完訓成為榮格分析師。在他諸多穿梭於心理分析與社會運動的成果中，尤以一九九五年領導成立「追求社會責任的心理治療師與諮商師」組織（PCSR, 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lo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結合精神分析、榮格分析、人本心理等不同學派的治療師們，共同關切許多不同的社會議題尤為經典。我也是在追溯歷史時，才知道英國的生態心理學也是在 PCSR 的號召下，而有瑪莉－珍．羅斯特（Mary-Jayne Rust，《失靈的大地》〔心靈工坊，二○一五〕一書主編）等人引領發展。他一向倡導將心理治療所得的智慧和政治運作相結合，逐漸累積實作機會，因而曾經和著名的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擔任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Anthony Blair）的顧問，也曾擔任歐美、巴西、以色列、日本、俄羅斯、南非等地政治人物或社運團體的諮詢顧問。

此書《診療椅上的政治》正是一貫發展他重要的思路，連同他的前兩本著作《多重心靈》（The Plural Psyche, 1989）和《政治心靈》（The Political Psyche, 1993），算是他這系列的三部曲。

我試著用三個層次來理解此書。

第一個層次包括前兩章〈政治的私密生活〉和〈轉型政治〉，批判了當代政治的弊端，同理各國民眾對當代政治的失望，讀者們應該也感同身受。他試著以一位心理分析師的專業，鼓舞大家考慮接受將心理分析與心理治療的視角引為理解政治、改變政治的一種可能方式。同時也鼓勵治療師、分析師們跨出治療室，實際投身社會行動，或者至少不能和現實社會嚴重脫鉤，也不能滿足於只是對政治人物的特定行徑進行草率的心理分析。這分鼓舞從一位實際走進社運與政治行動如此深刻的分析師前輩口中說出，尤其值得心理工作者們深思。深層心理學一直有一個信念，相信人類內在心靈既有的樣式雖不易知，但投射後也就形成外界人造世界的風貌。基於這樣的信念，也就相信處理好內在心靈的工作，對於外界人類世界的良善也會有所幫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轉化卅轉型（transformation）一詞在榮格學派中，不免多帶有一些正向的隱意，蘊藏著個體化歷程必須歷經的階段性進展，至此也就揭開了全書想指向的，塑造出一種可以具有轉化功能的政治型態。

第二個層次可將第三章到第七章放在一起，包括〈女男新政卅新協議〉、〈家庭內在的祕密政治〉、〈政治形式的祕密心理〉、〈夠好就好的領袖〉、〈夠好就好的父親和不分性別的母親〉等章。性卅性別在精神分析中一向是重大議題，既是一切能量的源頭，又是後續互動模式的重要參數。而在榮格心理學的傳統中，男女的特質與互動方式固然有特定的原型模式，但對男性性卅陽剛氣質（masculinity）與女性性卅陰柔氣質（femininity）的觀點則相對較為流動，相信在表面的男女性別底下，還可以融合不同比例、不同深度的男性性與女性性，甚至在生命成熟的過程中，重新調和個人心中這兩股陰陽之力就是重要的議題之一。本書以性、性別、家庭中不同性別的親子互動模式為模版來思考政治型態，是作者的榮格理論背景與政治分析重要的對話，並用象徵意象的思維方式，提出情慾領導、搗蛋鬼領導、手足領袖三種可能的領導原型。

第三個大層次則是第八章到第十三章，亦即包括〈政治、靈性、心理治療〉、〈經濟心靈〉、〈政治診療室〉、〈心理治療、公民與國家〉、〈探究民族心理〉、〈政治轉化卅轉型〉等章，跨出更大的腳步，用心理分析、心理治療的視野思考國家級的大議題。除了對個別主題的抽象分析之外，更有趣的是此書揭示了心理治療師擅長的團體模式也可以用來處理政治及經濟主題。如書中所示，我們可以在團體工作的模式中，嘗試了解成員生命中的政治、經濟經驗，並探討這些經驗和個人家庭、心理演變歷程間的對照。再從個體層級的政治心理工作為基礎，作者提出了更大格局的政治心理想像，如同他在最後一章提出的，當整個社會更具有心理治療的概念，甚至成立一些具有心理治療意味的公部門，在執行某些政策，甚至運用心理治療的所長，對某些未能執行的政策進行療癒性的處理，這樣的政治體制又會是什麼模樣，值得大家想像。

當然，作者也務實地承認這些想像未必能在可見的未來實現。身為治療師，我當然也很期待心理治療學能在人類的大議題上有更多發揮，但不得不感慨，權力恐怕是完全不同的一個面向，而那正是政治必須赤裸裸面對的籌碼交換。例如在面對令人擔心的領導者時，眾人當然可以從法律、歷史、經濟、心理等不同面向發出各式各樣的評論，但手中的權力往往才是當下決定方向的最重要因子。不巧心理治療講究的中立、節制，以及心理治療師傳統中心智澄明而兩袖清風的修士原型，似乎都離取得權力甚為遙遠。於是，讓政治躺上心理治療診療椅的幻想偶可為之，但就怕心理治療被擺在制度刀俎上的現實更常出現。

二○一三年底，安德魯曾在臺灣榮格發展小組的安排下來臺，以「面向更寬廣社會的心理治療」為題辦理工作坊。筆者當時參與其中，有幸得以親見其面，並趁幫忙帶路時以 PCSR 和生態心理學為話題攀談。和工作坊主題一致，他的行止間充滿一種不同於其他治療師的豪氣，套句當時活動文宣中肯的形容：「他不像台灣熟悉的榮格分析師，不是那一種『仙風道骨』的模樣」，但也給了治療師們一個新的典範。如果心理治療的修為真值得做為人類社會運作的參考，至少像作者所相信的，治療師們對療癒、彌合裂痕總是認同的，那麼，如何透過社會參與取得合理比例的政治權力，也許是治療師們最該從安德魯身上看到的典範。

﹝中文版序﹞ 公民身分與內心世界

安德魯·沙繆斯

雙向道

本書的內容試圖在社會及政治現象及心理治療之間做出有意義的連結。我在寫作時總會使用「雙向道」技巧，目的是：第一，讓社會現象來批判、啟發、轉化心理層面議題；第二，以心理治療的思考方式幫助社會進步。心理歷程和人身處社會之中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心理議題和主觀經驗無法獨立於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之外，但也不能確切地簡化到只剩下社會此一因素。相同地，社會及文化也各自有其心理因素的層面，由一連串心理歷程及主體之間的關係刻畫而成。

這本書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評估心理治療在「讓我們不再用國家要我們思考的方式思考」這個層面有多少貢獻。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對此一職業的整體政治立場進行重新校準。心理治療發展之初有個特色，相信很多人都有注意到，就是行業人士的想法比較激進，但隨後為了受到當權者接受，便逐漸失去了這樣激進的聲音。我希望這本書或多或少能夠傳達如何找回這種根本的激進主義。

我是執業心理治療師、學者，也是政治運動家。我非常小心地測試這本書討論的主題極限何在。我對此議題很有熱忱，但我同時也小心謹慎、抱持批判態度。在本書中，我們討論真實的議題，並不侷限於主體經驗之中，如性別政治、經濟、侵略與暴力、領導、社會脈絡中的靈性及父親等。

老實說，除了緩和個人的痛苦之外，心理治療對社會貢獻的其他可能性，並不是那麼受大眾歡迎。第一次會談就被這個世界放了鴿子！連與個人進行的臨床工作都被斥為新的集體鴉片，讓我們不去關注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並打造某種獨立的假象，對集體生活的價值嗤之以鼻。

心理治療的問題

老實說，這一連串的挫折是心理治療師自找的。我們的精力通常是花在證明自己的理論是對的，而不是去作根本性的改變。心理治療師正直誠實地令人惱怒，再碰上盲目的簡化主義，將所有的社會現象視為精神方面的碎片，就變成了無聊的泛心論。更別提心理治療在對待不同群體方面有過的黑暗歷史，尤其是針對性取向的少數群體。

即使到了現代，恐同症已經銷聲匿跡，在心理治療圈裡還是有一種將同志分為「好同志」和「壞同志」的傾向。前者仿效著所有異性戀的長期關係或婚姻帶來的種種所謂優點。而後者則被當作是標新立異的激進分子，過著不經思考的淫亂生活。

而在此領域之外的人都知道，要接觸心理治療這個領域，而且不是那種機械化的心理治療，除非你非常富有，不然恐怕很難辦到。在西方國家，少數族群或勞動階級的成員要接受訓練成為心理治療師並不容易，不曉得在臺灣情況是否類似。

我們追尋的終極目標依然是廣泛地將心理治療的觀念應用在探討社會及政治的運作及問題之上，用跨學科的方式進行更深的了解。這些問題包括了當代生活的膚淺及不公、似乎無法根除的戰爭及暴力，或是像氣候變遷否定論這樣令人困惑的集體現象。

參與社會運動的治療師

我想要針對參與社會運動的心理治療師發表一些意見。心理治療師社群發起的社會及政治運動依然非常有趣。我們曾經目睹九○年代中期英國「追求社會責任的心理治療師與諮商師」組織的形成，也有特定的小組關注核武及氣候變遷卅永續發展等議題。但我必須說，許多心理治療師不太確定該如何將行動主義與心理治療師的專業所扮演的角色及形象結合。若以治療師的身分介入政治運動或與政治人物互動，究竟是應該扮演治療師的角色，還是以公民的身分參與，只是這個公民剛好是心理治療師？還是兩者皆是？相關的道德規範又是什麼呢？

我現在關注的範圍轉向了希望在政治領域發揮影響力的某些心理治療與諮商師組織，他們的政治理念連貫一致，並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他們的專業所規範。由於文長限制，我將僅討論兩個議題。第一，這樣的組織是否一定是（或一定應該）在政治立場上左傾的，或是在某些層面上來說是「激進」的，畢竟我們似乎聲稱這個年代已經跳脫了左傾或右傾的框架。如果左傾是無可避免的，那麼該組織就必須承認它無法代表一個雙方都覺得專業的意見（雖然某些時候可能可以），當然就無法代表整個專業來發言。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某個心理治療師的組織在重要的選舉中公開表達反對某位候選人。

治療師犯的政治錯誤

談到政治人物或政治圈使用心理治療概念的情況，我們必須記得精神分析的歷史中包含了一連串與當權者的權力勾結。榮格沒有受到誘惑，而近年來的史料研究指出，三○年代的安娜．佛洛伊德與恩尼斯特．瓊斯（Ernest Jones）也是如此。

必須說明的是，在沒有心理專家在場的情況下使用心理學的概念，和在有諮商師在場的情況下參與他們提供的服務，這兩者之間是有不同之處的。舉例來說，我與許多國家的政治人物及政治運動團體進行過諮商，也有許多心理治療師有過這類經驗。所有人都同意這樣的經驗可以非常美妙，同時也令人挫折、謙卑。但是，像定義、整合、認同這類的有趣問題也會在過程之中出現。

最後，歡迎讀者與我聯繫。我的電子郵件地址為andrew@andrewsamuels.net，個人網站為www.andrewsamuels.com。

前言

就某個角度而言，《診療椅上的政治》是三部曲的結語。這三部曲始於《多重心靈》（The Plural Psyche, 1989），隨後是《政治心靈》（The Political Psyche, 1993）。這系列的前兩部企圖連結我們內在與外在世界、也就是在看似對立的心理治療與政治兩個領域間建立起連結；這本書雖然延續著這樣的主旨，但還是經常挑戰自己以前的論點。而且，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內容，是因為針對我先前提出概念的迴響所帶來的刺激而促成的。

《診療椅上的政治》為此三部曲中最具企圖心的作品，足以呈現我向來想創造一種新語言的努力。因此，正如其他兩本書的內容，我也以自己的文字能力儘可能地做到這一點。

如同所有作者一樣，我也一直好奇讀者會如何讀這本書。讀者會將這書當成一位教授還是一位心理治療師的文本來閱讀？這兩種角色尋求真理的途徑是十分不同的，看待各種情感的相對重要性和呈現在個人行為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對治療師來說，關鍵的考驗是一個人如何經驗「內在」（inside），他或她在私人領域中如何夢想、如何發展關係與言行。對學者而言，這些或許都重要，整體所強調的是──唉，沒錯，就是學術。

這書看來會像是一位百分之百就是治療師的人所寫的，還是一個剛好是治療師的公民所寫的？有時人們會跟我說，「是的，書很有趣也實用，但說那樣的東西不必通過治療師的口。你難道就不能針對這些議題提出一些治療專業的觀點嗎？」還有人說，「沒錯，專業的治療師和分析師對你的觀點會感興趣，但在政治上又有啥實用性呢？」我在1990年代工黨黨員大會組織了一些週邊的會議，同時也進行演說，就是典型例子。經由這些狀況，我已經開始熟悉如何面對這些質疑。有時，這兩種反應甚至在同一場演講裡出現。

會有這樣的情形，部分問題是出在心理治療及其思維方式並未被廣泛認同，在公眾對話中也還沒廣泛地受到歡迎的緣故。治療師經常被看成與現實社會脫節的人，因此也就是不可信任的人。然而，握有權勢的政客與名嘴，既然對我們的政治文化沒做出什麼了不起的定義或實踐，他們也就沒法拒絕這些不在他們控制內的思考方式。

而這本書會被當成「榮格學派」的文本來閱讀嗎？我曾在《政治心靈》中試著評論榮格的反猶太主義，建議當今的榮格分析師對榮格過去的言行進行修補。許多同儕不僅欣然接受了這個提議，還和我一起努力共同檢視榮格理論的整個光譜，看看有哪些是需要調整甚至該放棄的。針對榮格有關文化與心靈的概念進行批判式的分析後，現在可以自在地將這些自己真的感到相關且有用的概念組合一起。

然而，就自己的專業認同而言，我會比較喜歡被當成一位具後榮格學派（post-Jungian）訓練背景的心理治療師。在佛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圈子裡和在知識圈，一般還是會將「榮格學派」貼上特定的污名標籤，導致人們對他的作品有所質疑。如果「榮格學派」是這樣，那讓我直說：這本書不是一部「榮格學派」的著作，不應以這個角度閱讀。這本書應從它自有的價值來進行判讀。或者，依序言的看法來釋義的話，書中任何錯誤皆當歸咎於作者，而非卡爾‧古斯塔夫‧榮格之過。

最後，本書的經驗基礎是來自於我參與過的數個政治性組織，和最近的政治發展。我持續在英國、美國、巴西、以色列和南非為政治人物、政治組織、社運團體以及一般大眾，進行諮商工作且帶領工作坊；去探索這些源自於心理治療的觀點，在政策形成中、在思考政治歷程的新方法裡，以及在政治衝突的解決中，究竟可以發揮到怎樣地有用且有效的程度。因為要對政治進行治療性的思維是困難的，因此對主流的政治人物而言，譬如美國民主黨的參議員或是英國工黨的黨委，要他們因此而嚴肅地加以看待這些見解是困難的。至於「非主流」（alternative）政治人物或者組織，這困難也沒有比較少。但這完全不是問題。我在那些工作坊與諮商裡所體驗過、目睹過，以及發現過的東西，為《診療椅上的政治》這本書裡的論證，提供了經驗的基礎。

這本書所討論的活動，我也曾經在參與三個組織建立的過程中經歷並積極介入。「追求社會責任的治療師與諮商師」組織（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lo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想幫助治療師與諮商師們，如何去運用他們的知識和經驗，以專業能力進入社會與政治事務。第二個組織是「解藥」（Antidote），一個以心理治療為基礎的智庫。這個智庫採行多種領域的工作方式，尋求的連結早已不只是心理治療領域的人。「解藥」如今已著手進行金錢與經濟事務的心理態度研究，且從事將情感素養（emotional literacy）應用到政治上的嘗試。

第三個組織是「聖詹姆士連線」（St James’s Alliance）（現今已不復存在）。總部在倫敦市中心的教堂，成員來自不同的領域，包括政治學、經濟、倫理學、宗教、非政府組織、媒體，和心理治療界。這個組織試圖將倫理的、靈性的和心理的關懷，整合到英國的政治議題中，並且促進非政府組織、單一議題團體、與社會運動團體之間的對話。這是個將過去經常處於分裂與虛耗的政治能量加以結合和運用的實驗。

我希望這樣就說得夠明白了。我認為心理治療師如果想贏得搞政治的傢伙們更多的重視，心理治療的許多概念與實務就需要改變。如果要對公眾生活有所貢獻，試圖讓人聆聽到他們的意見，心理治療師也需要一些改革。

本書前面兩章是同一單元，提出以心理治療出發的方式來進行政治活動的價值開場，同時也解釋轉型政治（transformative politics）的主要原理。第三、四與五章運用性別、性與「內在家庭」（internal family）的概念，去規劃和主張如何面對政治歷程的新態度，也探討政治變遷的起源。六、七兩章討論政治中的「夠好就好」（good-enoughness），先是與領導方式有關的，其次是和父權有關。接下來的五章重點在於政治性的主題：靈性的政治、經濟、如何將心理治療的價值與實務運用到政治目的上、運用到公民與國家的關係，以及運用到國族心理學。最後，第十三章對整本書的諸主題再一次強調與延伸。

第一章 政治的私密生活

在許多西方的國家裡，政治已經是完全破碎，而且一團混亂：面對這情形，我們亟需新的觀念和新的方法。透過本書我將清楚地說明這主張，心理治療對政治的全面轉型卅轉化（transformation）可以有一定的貢獻。身為心理治療師，他們工作上可以不管政治的敗壞，繼續僅僅聚焦在個人的轉化上。或者，他們也可以試著把對個人的關注，轉化成對社會與政治的關注，因而有助於政治的活力復甦。

當今的政客讓人民感到深深的絕望與厭惡。他們缺乏品德、沒有想像力，並且是了無新意。自西徂東，全世界都在尋求新的政治典範。而心理治療對這一點之所以能有所貢獻，是可以開啟內在現實與政治世界之間雙向的溝通。身為治療師的我們在嘗試去理解情感、個人和家庭經驗的內在世界的秘密政治時，也同時必須試著揭示強加於外在世界裡一切事務的秘密心理，像是領導權、經濟、環保以及民族主義等等，而將兩者加以平衡。

因此，這些問題要先加以回答：

• 當前政治現實所提供的願景，以及幾個政黨對未來的所謂設想，可以帶給我們多少的快樂？

• 我們同意政治人物所設定的目標嗎？

• 我們能做得更好嗎？如果答案是對的，那麼在個體層面以及在社會層面我們又該做怎樣的改變？

• 政治體系要怎樣改變，才能重新贏得包括廣泛年輕族群在內的那些已經疏離的和被排擠的團體或個人的敬重？

如果能夠將眼前這些缺乏深思熟慮的、只是直覺式的政治概念與承諾，努力變得更準確而敏銳。當人們有意願介入時，就能採取更有效的政治行動；於是，他們想這麼做的欲望也會增強。每個人的內在都有被埋葬的、關於政治智慧的源頭；我們在每個人對政治世界正發生的事所做出的個人反應裡，看到了這些政治智慧。然而，這樣的個人反應顯然是沒有出路的，因此持續處於私密狀態。本書將提出一些方法，將這些通常被認為是極度私密的事物，像是童年經驗、親密關係、幻想（包括性幻想）、夢，以及身體感覺等，透過這些私密的重新組構，而轉變成有用的、具轉型效果的政治手段。

我們的內在世界也好，我們的私密生活也好，都隨著政策的決定與既存的政治文化而顛沛受苦。然而，我們負責制定政策的各種相關委員會裡，為什麼都沒找心理治療師參與而成為其中一名專家？這不是呼籲要成立心理治療師委員會！但就如同委員會裡通常會有統計學的專家出席，儘管他的角色未必全然受到其他成員的歡迎；同樣的，這些會議桌也該留給治療師一席之地。人們將期待治療師對涉及人際關係的這些社會議題，提出意見。相反的，媒體經常深入討論男人是否能夠或怎樣才可以成為照顧他人的角色，也討論女性與男性之間政治結盟可以到怎樣的程度。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政治生活裡的傳統面向（經濟狀態、領導力、民族主義），也越來越多是以心理治療的角度檢視。而這些現象都是這本書的討論中將會逐一探討的。

這些年來我們社會如此流行「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或「情緒素養」（emotional literacy）等新名詞，其實是因為我們想要提高自我認識的內在需求。然而，這些新詞的流行不單單只是在私人的生活面。現代的社會讓我們陷入不確定的狀態，我們的感覺因此失去了可依循的軌道，而滑落到憂鬱與無助的情境。如果可以將情緒素養的概念延伸到公共領域，我們的公民意識就可以在以個人的感受和體驗作為基礎的前提下，願意去從事政治活動，並且因為可以知道彼此是一致的，而感覺是安全的。

心理治療觀點對政治生活的另一個可能的重大貢獻，就是幫助人們去面對不可避免的失望。這是心理治療最具價值的成果之一，心理治療的歷程中經由辛苦努力而體驗到的是：人們因此體會到自己擁有足夠的力量，去突破教我們絕望的障礙，而且是值得繼續奮鬥的。

許多心理專業相關工作的人經常認為政治令人作嘔，與之牽涉會有辱自己的身分，而且會失去自我尊嚴。而專業心理治療師通常也因為臨床工作的繁重，忙到無暇顧及政治。同樣地，許多政治人物，不管是主流政黨或社會運動的支持者，也經常不屑去進行自我的內在觀照與心理反思，認為這只是浪費時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種習慣性的二分法思維，將政治生活擺一旁，個人生活的創造力擺另一旁；然而這兩者真的毫不相干？有沒有可能積極投入政治而發揮影響力，卻不影響自我尊嚴？如果不這樣做，代價是很大的。如果不對政治危機做出任何回應，我們在政治生活中完全失去任何發言機會。如此一來，這種事將會留給媒體去處理。而我們是知道的，媒體對心理學的應用傾向於症狀的描述，而非提出可能的療癒。

媒體上那些明星專欄作家與自詡為專家的傢伙們，他們在討論政治人物行為時，反覆賣弄心理學的專有名詞。但他們多數只是沾點僞精神分析的方式，討論我們政治領袖人物的「個性」，企圖詮釋他們為何會那樣：美國總統柯林頓是因為有個酒鬼繼父，所以過度急於取悅所有人？英國首相邱吉爾從小不被美麗的母親所疼愛，又太清楚父親的失敗，所以渴望贏得公眾的掌聲？這全是沒啥意義的空談，就像現在的政治人物對「品德」與「遠景」極其簡化的自吹自擂。如同我們對政治領袖不再能有所期待，我們也不該依靠媒體提供政治歷程的洞察力。相反的，我們應該開始回到自身。

揣測當今政治人物心理動機的這一類解謎遊戲，總是讓人著迷。然而，真正有意義的是進行這樣的探討：如果公民開始可以啟動他們政治的自我覺察，找到每個人「內在的政治家角色」（inner politician）。這樣的話，對政治系統產生的影響又會是怎樣呢？如果可以這樣，我們將可以有一個全然不同的基礎，去質問政治人物的種種動機。

他們脆弱，他們強大

現今西方男人已經十分諷刺地成為政治與心理學檢視的對象，而且經常被視為「問題所在」。這很諷刺，因為千百年以來男性都在審視其他群體，比如女性、小孩、黑人、自然世界的動植物，並且把這些群體加以問題化。男人就像站在教宗的露台上，從那裡環視宇宙。然而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化意識產生巨大轉變，開始出現了有關男人的新問題：男人作為（迷途的）父親、男人作為（暴力的）罪犯、男人作為（疏離的）公民。

看來，三個更根本的問題如下：男人會改變嗎？男人是強而有力的嗎？男人憎恨女人嗎？今天的男女或許會這樣回答這三個問題：「是，也不是」。

男人會改變嗎？當然，男人可以改變；可是，男人參與照顧小孩或洗滌工作的統計顯示，他們的行為並沒多大改變。為什麼不改變？過去幾年當中，已經耗費過多的時間，總是從哲學、形而上學或類科學去討論一個無解的問題，也就是天性與教養對性別認同的形成與實踐中的相對重要性。檢視男性的改變所遇到的限制，是有政治意義的。男性的不能改變，並不在於生物學上那些被假定為與生俱來的原因，而是在於心理上的因素；以心理學的語言來說，就是「內化」，意指男性看到外在世界所投射出來的男子氣概，將之吸收成為自己內在世界的一部分。這是一種心理學的過程，而非生物的「遺傳」。

男人是強而有力的嗎？他們當然有經濟的權力。但是黑人男性、流浪漢、階下囚、年輕男子、被迫或受騙入伍者、殘障人士、同性戀者，這些都是脆弱的群體。我們如果要將男性經濟有力者與男性經濟脆弱者相提並論，確實是有困難。我們也知道，男人懼怕女人。先別說他們對「女性特質」的畏懼，單單對女人他們就害怕。如果一個男人害怕女人，怎麼能說他是有權力的呢？而且，要知道，男人也害怕其他男人。如果我們思考關於男性權力這個問題，所有答案早已取決於內化的一切，也就是說，個人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情境是決定性因素。

男人憎恨女人嗎？於此，「矛盾心理」（ambivalence）這個字眼浮上心頭。因為我們在稍後會著重在這個概念，所以先來了解其歷史。在1910年，榮格的導師尤金．布魯勒新創了「矛盾心理」這個字，當時被視作是非常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症狀。到了1930及1940年代，依精神分析的看法，矛盾心理反而被認為是心理成熟的跡象。矛盾心理是對一個人同時產生恨與愛的能力。所以這不只是個問題，更是極端難得的心理與社會的成熟樣貌。當我們談到男人與女人之間基於彼此矛盾心理的情感，而創造出一個政治性的暫時協議與聯盟時，我們要提出來的是某些嚴肅的，難以企及並具有價值的部分，而不是俗氣且短視的想法。

歌頌性別混亂

那些過度執著且確定自己的性別認同和性別角色的人，現在反而遭到眾人的提防。想想看那些政界巨頭，如此能幹又有活力，是個多麼主動積極的非凡人物。我們哪裡知道，私底下他是個愛哭鬼，需要別人給予安全感，所依賴的可能還是女性？一個看來十分母性的女人，私下卻十分渴望以完全不母性的方式來表現自我，爭取另一種形式的力量，以抵抗她所遭遇的文化上的「閹割」？

我們已經開始相信，在過度的性別確定（gender certainty）的背後，潛藏著這樣的性別混亂。許多對性別確定有所懷疑的人，也認為一個人的性別得以確定，基本上是件好事。然而，此刻也許需要一個全然不同的概念，從二十一世紀初混亂神祕的性別關係和性別政治中找出意義來。許多來接受治療的人，對性別認同有明顯的困惑。他們知道一個男人或女人的行為舉止應該如何；然而，以他們對自己內在生命的了解，卻無法確定一個真正的男性或女性是否可以體驗到他們正在體驗的感覺與幻想。

在此類性別混亂造成的深刻感受中，必然也同時存在著同樣深刻的性別確定（因為社會呈現的意象而形成）。如果你無法從來訪者的評估中找到一些確定的跡象，你便無從了解混亂的細節。來訪者展現出正在哭泣的內在小男孩時，他同時也很清楚自己的外在是「真實的」「很男人的」大亨，因此才對自己產生負面的評價。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性別確定，就沒有性別混亂。這意味著，人們大致上都是依著性別確定，來建構他們的性別混亂。如果性別確定是日常社會化的結果，那麼性別混亂同樣也是被建構的，而不是個人的深層創傷或失敗。

因此，我們需要徹底地把現今的看法，即認為性別混亂隱藏在性別確定的背後，延伸成：性別確定隱藏在性別混亂的背後。性別混亂經常被視為精神問題或精神官能症，這看法不僅正犯下天大的錯誤，對於那些正因此而受苦的人而言，根本是一種足以毀滅他的欺瞞。事實上，問題出在性別確定。

我們可以看看這對西方社會的男性產生怎麼樣的影響。有人認為，生活在受女性主義影響的文化之中的許多男性，對於他們的男性身分感到混亂；一旦我們捨棄對性別確定的渴求，這種陳腐的看法便會轉換成其他面貌：現代男性並不那麼困惑，至少這種困惑不再是他們主要的問題。他們的問題在於被性別確定所困擾；性別確定在他們的生活中並沒有情感上的用處，但對他們的潛能卻造成傷害。

真正有意思的問題在於，如何處理當今讓人人感到痛苦的性別混亂。如果我們把「混亂」這個字換成聽來比較正面的字眼，像是「流動性」、「靈活性」，甚至「雌雄同體」，或許就會好過一些。但「混亂」這個字有它的優點，因為它捕捉到當代人們對性別認同更真實的感受。

事實上，性別混亂對政治與社會改革是可以有所貢獻的。許多男性想對性別政治有進步性的貢獻，進而（以男性的身分）貢獻至擴大的政治領域。他們毋須拒絕自己的男性身分，也不需要在與女性進行社會政治的結盟時虛假地否定兩性之間確實存在各異的政治議程。這些男性也許該首先慶祝的是：我們終於不太知道自己性別是怎樣的，也不太知道什麼才是應該知道的。

兩位乞丐換了位置，但抽鞭不變

為革命和更多射擊的砲彈歡呼吧！

馬背上的乞丐抽鞭著赤腳的乞丐。

為革命再來砲彈再來歡呼吧！

兩位乞丐換了位置，但抽鞭不變。

—W．B．葉慈，〈偉大之日〉（The Great Day）

所有想要對政治制度或政治行為進行改革的人，都要謹記葉慈「反政治」詩句中的警語。我們如何能確定自己所倡議的改革，不會淪為只是從一手換到另一手的抽鞭？

轉型政治要求公民將自己視為政治生物，把自己逐步建立的政治神話向自己和其他人敘說，並且探問自己是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人。雖然探究自身過往的歷史，確實有可能、也有助於深入了解自己的政治性格，但是有一個向度（我稱作政治類型）是始終無法解釋的。這與命運、氣質、天生性格有關—是一種私密的政治之謎。

為什麼人們接觸政治以及看待物質世界的方式，會如此大相逕庭？為什麼社會不時會因為對「社會」這個概念本身的分歧而變成戰場？人類漫長的爭辯，究竟為了何種目的或目標？難道社會上的攻擊行為，真如同在個人關係或婚姻之中那樣，背後其實期待著更深層的接觸嗎？想要擁抱轉型政治的公民，是無法逃避上述這些困惑的。如果這樣去做，轉型政治會給予回報，並且相信那些過於節制、退縮、愛作夢、受壓迫的公民確實擁有政治智慧去獲得回報。

當我們說自己需要夠好就好的軍隊、夠好就好的經濟、夠好就好的教育制度時，會發生什麼事？一旦運用「夠好就好」的概念，對完美的祈求就會降低，免除了強烈失望所帶來的癱瘓，於是就更能自由地抱怨和行動。同樣的，處在光譜最負向的一端時，也能避免我們墮落至對萬物徹底絕望與鄙夷。當我們的無力感降低後，就比較不會將自主權割讓他人，也更可能有所作為。

矛盾心理（ambivalence）是精神分析概念，描繪現代社會中所有發展的面向，這個概念也有助於了解這些面向：兩性關係、手足關係、親子關係；對財富創造與分配不均的觀感；對同性戀抱持的態度。矛盾心理行駛於愛與恨之間，讓兩者並存，而不因為試圖否認其中一方而迫使人們走上極端之途。（榮格曾言：「在所有的狂熱裡，都潛藏著懷疑。」）欣然接受必然的矛盾心理，讓我們樂於把熱情放置進政治論述之中，而不是懼怕熱情會掌控全局。

最後，我們在這個向心理治療致敬的過程中，來到無意識或是心靈本身：這是我們面對的問題之源，也是我們能夠以創新、有建設性的方式去處理問題的根基。心靈激進又保守，既是宅心仁厚卻也不懷好意，是創造和毀滅兩者兼具。沒有任何東西比心靈的運作更能展現人類矛盾的經驗。心靈或許是由矛盾心理所構成，或被其壟罩，但仍然是足夠好的心靈。

然而，千萬不可將這一連串取自心理治療的思考，取代真正的政治—也因此我不將這章總結稱為宣言。真正的政治如果不將心理治療觀點視為不可或缺的附加物，至少也必須將之視為非常重要的觀點；此外還須從經濟、社會科學、藝術人文和宗教各個領域，汲取進步的和富想像力的觀點。

謹記心理治療取徑的限制，就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它的潛力，開啟政治的雙向大道（political two-way-street）。我提出政治的雙向大道這個詞，指的是同時探索政治的私密心理生活，以及心理生活中的祕密政治。有時候，任何一位心理治療師在評論政治時都可能會落入心理學必勝信念，這是應受到抵制的；但還有一種比這個更糟糕的政治取向，即是把政治看成與公民主觀經驗無關，因此人民在世界中的經驗也被否定了。

公民的立場

在轉型政治中，許多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新關係會浮現出來，包括將這兩方產生分化的結構（即手足政治）加以撤除了。夠好就好的領導者將會與失敗深刻地相連，他們會研究自己為何沒有、或無法達成理想的原因，並將研究結果與所有公民討論。每個人都會開始討論失敗，以及如何處理失望。當公民們認為自己是「作為治療師的公民」，責任的重擔將被分攤。

身為治療世界的治療師，公民有立場可以去辯論國家是否如一般所說的，像母性的容器一樣涵括了所有內部的事物。重新思索「一」和「多」的關係，讓我們看見，國家在有些時候只不過是「多」者之間的「一」。國家期待統一並管理多樣性，希望以法律創造秩序（這是國家的審判型父親的模樣），對於這一點也可以再進一步分析並提出辯論。

許多不屬於政治領域的群眾，希望用自己的專業間接對社會做出貢獻，我們可以想到許許多多的藝術家、作家、科學家、醫生、商人、工藝家和宗教人物皆屬此列，榮格和佛洛伊德也包含在內。人們會受內在的責任感推動，或因良心驅使、個人經驗而走向政治。我們所有人都受政治驅力推動，所以我們再也無法選擇抽身或忽略它，就像面對性與攻擊欲一樣。為了讓日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豐富滿足，我們要能夠做出超越工作和親密需求的承諾—承諾努力去滿足陌生人的需要與欲求。

每一個政治貢獻者或潛在貢獻者都需培養一種空間觀，知道他們所相信的政治會在怎樣的環境落實。這通常是在一個安全和滿足的環境，而絕非是在封閉且抑制創新和行動的地方。精神分析詞彙中，這樣的空間稱為「促進成長的環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在生命早期，促進成長的環境是由人類供給的，也就是由父母或早年的照顧者提供。不過，即便是對小嬰兒而言，促進成長的環境不是只有在場的人來決定的。這種環境有它特殊的氛圍和形式，有它潛藏的或公開的原則、社會系統、以及視覺、聽覺及感官知覺的意象，而這些都是這個「環境」所不可或缺的。

轉型政治的促進成長的環境，同樣需要由人類和非人類元素組成，有的能以理性和情感度量，有的則否。這類環境中的主要價值在於，尊重他人的同時也能堅定地自重，並對失敗懷有憐憫之心。

現在已有許多嘗試在不斷改善政治的促進成長的環境，通常是透過重新分配財富，以及修改立法和憲法架構。這樣的計畫既必要且具有價值，是會帶來心理學的轉變的。如果能夠有效、公平地制定基本薪資，或賦予地方自治的權利，這些產生的影響都會反映在國家情緒審計部的資料當中。但我們如果只是全然地從經濟發展出來的唯物主義方法，或者只依賴更動國家架構的方式，是無法改變個別公民或大眾之中某些心理學觀點方可觸及的部分。

我們對自由民主無法達到目的感到失望，我們對經濟重新分配、改變憲法結構的限制認識得更深，這些現象都在強化本書論點：現代政治少了點什麼，以至其最重要的祕密生活慘遭否認。我們可以更換衣裝，不停地交替各種組合，但在政治世界中令唯物論者和憲法改革者揮之不去的陰霾，正是他們只在表面翻攪，而未（僅僅因為他們無法）發動政治靈魂渴求的轉化。

我很明白我在此倡導的深度觀點，可能永遠無法為我們的政治文化所用。我所說的每一件事，或許最後還是沒辦法對這世界的情勢帶來任何改變。因此，且讓我引用薩繆爾·貝克特的幾句話作為結語。貝克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就如同所有無法繼續前進、卻不得不堅持下去的人一樣：「不打緊，再嘗試、再失敗，失敗得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