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可歸的“家”
在離開家九年以後，2024年4月，我終於將“戶籍遷移”提上了日程。在我租住的三十坪米單身公寓中，我完成了線上申請。一歲半的年年是唯一見證者，她是我領養的虎斑紋貓咪。以後，我的家在哪裡？我不知道。
我知道選擇落戶杭州的理由一定包括：城市好美，處處是山水，總能從“野趣”中尋找到最本真的美和快樂。
浙江杭州戶籍遷移手續非常簡單，尤其是以學歷落戶，對於碩士及以上學歷人才，你要用到學歷證明、出生家庭戶籍本、本市無房證明、掛靠與目前杭州居住地的集體戶口。這類政務已經完全做到線上物紙化，部分材料也能從線上即時申請、即時獲取，5分鐘就能填報完畢，一週左右可以拿到新的戶口紙，成為一個新杭州人，在這裏接受教育、婚育、接受子女教育、生活老去。
當即，杭州區派出所給甚至我打來了一通電話，說明線上手續完結，接下來的流程，每個節點所需要耗費的時間。
不懂吳儂軟語的杭州話，也不喜歡字正腔圓的北京話，曾經只把模仿地方語言當作一種趣味，我從來心裡就清楚，我不是杭州人，不是北京人，但我算不算湖南人也很難說，隨著小學普通話普及，還有長年在外求學的經歷，家鄉話已經成為我一門經久衰落的語言，罵有地方特色的髒話，牙關打不開，內心羞恥，只會書面敲出幾個輕飄飄的“妹坨”、“要得塞”、“恩咯”，口頭盡力說著一種沒有任何特色的漂亮普通話。誰都能聽懂，誰也不能試圖從中辨別出更多的信息。
擁有兩千年歷史的中國戶籍制度，在近年來才開放。不比杭州落戶的輕而易舉，北京和上海落戶更嚴格。2021年，在新聞業和直屬上司爭奪文章署名權，歷經三年的筆耕不輟，更多是疲倦、壓力、沈悶，曾經在北京三環租房一住就是兩三年，長年從早到晚悶在房間打字，要麼匆忙外出尋找素材。模糊的黑乎乎身影組成了我畢業後的北京城市印象，於我在北京求學期間的感受大相徑庭。
回到海淀區，在一所外國人數量占上風的語言大學，從校園文化、校園制度、學習社群各方面都展示出開放包容。比如，食堂樓上的咖啡館，不同國家的同學在那裡學習討論，二、三十元一杯的咖啡換取一下午甚至一整天，對沒有固定收入和家庭生活費支持的我來說，仍是一種奢侈，它是圖書館人滿為患的備選。
那真是一段充實又焦慮的時光，幾百萬、幾十萬人所謂的畢業目標早已書寫，走向就業。當我離家獨自北上，母親將“三代中第一個研究生”所謂好消息告訴老家親戚，聽說父親妹妹憤懣不滿，“她讀什麼書？不用花錢嗎？有錢不知道給我門？”。我家早已走到離婚境地，後期她於父親兩人的經濟糾紛，將戰火引到了無關人的身上。
你知道沒有back up，你的進步變成了罪惡。
母親與我相隔三個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三十年，她從平地建樓，我們已經是出生就能看到、住進高樓大廈的一代。她成長與農村，白手起家做生意，不了解研究生學習生活的壓力，偶爾和她訴說無故受到宿舍女生嫉妒和排擠，只會安慰“做好自己”，抱著這世界人性本善的忠念。一旦在電話中提及畢業兩字，得到的反饋只可能是——“我幫不了你什麼，你要靠自己”。
靠自己，從開學第一天就是清晰的事實。2015年，從中國內陸湖南省北上到了北京，透過火車窗口，灰濛濛的天空籠罩下，樹木枝葉零星，只剩下一望無際的空曠寂寥，全然異於南方城市的景色。22歲，我第一次來中國首都，也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出遠門。這裡我沒有任何認識的人。
研究生開學季正是秋季，不適應氣候，第一天我就經歷了毫無經驗的流鼻血。我提早兩天到校，只為簽收快遞。北京不比縣城，物價高昂，我早早從家裡打包綑好棉被、棉褥、毯子等，壓實裝滿了兩、三個編制袋。其他室友和姊姊或父母的陪伴下，在正式開學前一天完成入住。除此之外，一切應該都很順利，所有來報導的新生看起來無異。
從大學進入研究生，對我個人而言是一種解脫，以往那種考試制學習壓力變小，強調導師制、學生自主學習和研究的學術壓力變大，自由時間變得更長。
為了免除那位姑母所說的“罪惡”，我必須自己儘早獲得經濟來源，自由時間提供了可能性。當時同學們兼職合作公立小學的文化老師，薪酬高達200+人民幣/一小時。我有過一段初中語言實習教師的體驗，“教與學”的關係讓我非常拘謹，不喜歡做老師，只是幫室友臨時替過一次文化課，感慨這樣的錢真好賺。
在提早到來的經濟束縛中，我為自己設置的底線是以一種自己能接受的、可持續方式賺錢，絕不能以後想起來好丟臉，好浪費生命啊。
課外，花了很多時間投入到沒有實際薪酬回報的事情上：練習寫作、學習日語。2016，我寫自薦郵件、聯繫報名了東京暑期學校，申請拿到了文部省獎金；在中國自媒體媒介迅速發展的那幾年，意料之中，我發布在個人帳號上的習作未激起流量的水花，後以給一家知名雜誌免費供稿的方式得到了首個十萬閱讀量。免費、供稿，如今想來知覺得剝削。為了賺錢，我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必須拿到獎學金來補貼生活費，總是蹲守學校兼職群，搶到和這兩件事相關的兼職，做過小學日中雙語書籍校對，給院裡雜誌做人物採訪，工作量大且費眼睛，稿費其實不過幾百元。
三年時間裡緊鑼密鼓地完成了學業，一邊把我的語言學習、寫作進展寫道簡歷裡，一邊投遞。我知道北京高校人才繁多，沒有實習經驗一定尋工無門。每封投遞郵件中，我都會寫一長段的自我介紹，還有我多渴望、多適合這份工作的諸多理由，希望好態度能獲得一個好印象、一個好機會。
從日本暑期學校回來後，研究生兩年過去，十幾封實習投遞了無音訊。北京夜幕低垂，星辰稀少，就這樣繞著學校田徑場散步數圈，電話裡傳來母親督促想好畢業歸處的聲音，兩人份的焦慮未緩解一分。
後來的實習機構要從地鐵站出來、走過一座天橋，我從實習記者一直做到了正式工。天橋真是字面意義上的天橋，北漂社會人的生活也是字面意義上的呼吸求生，鮮有感到放鬆的時刻。高校研究生月薪七千元，還未扣除稅務、五險一金等雜項，高昂佔據薪資1/3的租房支出，也僅僅租下了三環中國傳媒大學附近一間狹小的房間，一張一米六的單人床、一張書桌，無法容納更多。
在一家私立醫院預約、排隊接種HPV疫苗，花了五千元巨額，花去了我所有存款。離開北京時，收支平衡，帳戶為0。這一年，北京年積分落戶人口6000人，常住北漂745萬人。我回到了南方。
為什麼，我從來沒想過遷戶口這件事？某個認識的女性，將遷戶口視為一種即時行為，人到哪裡就遷移到哪裡，從老家遷移到廣東珠海，又到浙江杭州，或許這是她應對不確定性未來的方式。歷史上，中国户籍基於你立足的土地，以家庭、宗教和家族為單位進行管理的制度。我已經意識到，我的“家”不在湖南，不在過去由父母一手建立、我出生並生長大的建築樓房中，也不在那個“家”了。
疏離感是百列而無一害的東西，你需要和世界隔著一層紗的生活，也要腳尖稍稍離開那片熟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