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化的彝族及其困境

上一篇說到彝族是被邊緣化得最嚴重的少數民族之一，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到現在，在外界的信息流通裡，彝族這個族群給人的印象都是和毒品，愛滋病，落後聯繫在一起的。可以這樣說，這半個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對於彝族這個族群而言，就是一個現代性的悲劇。人口數百萬以上的民族，滿蒙維藏土家壯苗彝，要不有自己的自治區，要不就是跨國民族，像苗族在東南亞地區都有較廣的分佈，其中就彝族例外。所以無論是政治待遇，還是經濟實力，都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

甚至“彝族”這個名稱裡，都暗含了一種不易察覺的偏遠的歧視意味，早期被稱為“西南夷”，後改為同音字“彝”，在彝族內部是不會這樣稱自己的，他們自稱“諾蘇”。諾蘇強勢盤據在涼山，且經常拐走漢民以蓄奴，因此在涼山當地，彝漢關係向來疏遠。對於這個群體而言，短短半個世紀間，經歷了三種迥異的社會生活型態，包括1956年之前以家支氏族為基礎的獨立自主部落狀態，1956年到1978年左右的社會主義集體公社時期，以及1978年之後逐漸進入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開時期。

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府在涼山強力開展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計劃，本來不受國家管轄且未發展貨幣制度的諾蘇社會，被納入中國社會主義治理，接受文明改造，稱為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之一。自此，被烙上野蠻民族的污名。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摧毀了當地的社群關係，將此貶為“奴隸制”，強行停止所有對這個群體而言在婚嫁，喪病期間甚為重視的畢摩儀式，而稱之為迷信。其實，中國歷代政權都曾試圖來界定誰是正統的中國人，也屢屢嘗試讓邊陲地區的夷民“文明化”。但是根據史料指出，無論是歷代帝國或者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華民國，都比不上社會主義中國的徹底系統化，中國根據“進化”階段分類少數民族，諾蘇人的群體地位被貶到極低。稱其為“20世紀50年代中國僅存的奴隸社會”。這個稱謂非常有欺騙性，並被政府用來當作功績的是——類似“彝族社會從奴隸制直接跨越進現代社會”的標籤，社群內部不斷傳遞同樣的信息：我們的文化，社會和人民素質落後不如人，也因此越發自卑。

在距離涼山州州府西昌車程大概6小時的美姑縣，是彝族文化的核心區域之一，在70年代之前那裡曾經有一座藏經閣，藏有大小涼山地區幾百年來各個支系的畢摩流傳下來的經文，但是在文革期間被大火燒毀。一個老畢摩回憶文革期間自己偷偷幫族人做法事被舉報，然後被巡查人員用木棒打暈。後來他將經文包裹在《毛澤東語錄》的書皮裡，再塞進土牆夾縫間藏好。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涼山被市場力量再度推入現代性。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急速擴大，涼山地區的低度發展，眾多彝族青年進入城市“流動人口”的行列，離鄉進城。只是不懂漢語，不擅長經濟理性的彝族人，始終很難融入漢人社會中，彝族有一句俗話：“石頭不能當枕頭，漢人不能當朋友”。這個期間，海洛因流入彝族群體，用海洛因，被視為某種時髦的的象徵，而非主流社會界定的毒品。而正是海洛因的滲入，共用針頭，才使得愛滋病在群體間的日益擴散。

其實，和毒品的關係，涼山一直不疏遠，涼山地區種植罌粟由來已久，高山峽谷地域環境適合罌粟生長，在1949年前，五到八成當地人的主要作物之一就是罌粟，鴉片為諾蘇人引入貨幣貿易。後來罌粟被大面積剷除之後，但因為涼山的地理是在金三角毒品往內地流通的貿易通道上，加上彝族長久以來的文化孤島狀態，面對法律知識，以及其他生存資料和經濟來源的確失，政策落實不到位等各種問題，這個群體更容易受到利用，更容易成為毒品貿易鏈條的底層一環。

如今很多彝族年輕人開始有意識地做本民族的文化保育工作，知識份子和民族學者，開始做很多口述史的工作，但本民族語言的顛覆，學習缺失讓口述史工作非常困難，比如彝族傳統民謠的收集。另外就像我前一篇寫到的畢摩儀式，不同地區的，針對不同情況的畢摩經文都有變化，做儀式時用的唱腔也會有變化，但是由於這類儀式非常嚴格的限制在本家支人內部，或是非常信任的朋友才能參加的情況下，留下的文字紀錄，影像資料極其稀少。彝族文化擁有海量內容，但缺少系統性學科體系的研究，在與外界文化進行碰撞交流中，才能讓彝族積極尋找到一條路，如何在現代的話語體系和發展環境中走下去。台灣的原住民在文化傳承上想必也會遇到類似的經歷和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