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叉画上首相府。」| CoronaDiaries 06

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和卫生大臣 Matt Hancock 确诊后，人们对英国疫情的担忧似乎雪上加霜。前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代 Johnson 出席的内阁办公室大臣 Michael Gove，为什么首相和卫生大臣没有被保护好，Gove 只回答说这说明病毒传染是不认人的。

Johnson 和 Hancock 现在都在家办公了。中文互联网上，对「群体免疫」的嘲弄延续到了首相确诊这件事上。但至少，「草菅人命」「鱼肉百姓」「牺牲人民换经济」之类的阴谋论调大概不会重弹了：当首相本人都已经患上了病，你还能怎样怀疑他是慷他人之慨呢？

前几天读 Samuel Pepys 在 1665-1666 年伦敦瘟疫期间的日记，那时候谁家有人被感染了，那家的门上就要被涂上一个红十字，屋里的人就不能外出；十字边上还经常写上「上帝怜悯我们」（Lord have mercy upon us）。Daniel Defoe 的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对此亦有叙述。我想到这如果放在今天，唐宁街10号的黑门上也该涂上一个红十字——那该有多滑稽？

这又让我想到国内的许多社区在从外地返回的人家的门上贴纸条：「亲爱的邻居，我于X月X日从X地返回，正在自我隔离中……」本来无可厚非，但大多数社区这么做时可能人手所迫，没有告知业主，一度让我感到不适；这张纸条，其实就相当于四百年前欧洲人门上的红十字。

Samuel Pepys 在1665年12月31日的日记里，回顾了这一年瘟疫。身为达官显贵的他毫不讳言自己在瘟疫期间侨居 Woolwich，有好友相伴，在家中举办舞会，过得空前开心。他当时认为瘟疫已「几乎被扑灭」（ “abated almost to nothing” ），形势不可谓不乐观。三天后，1666年1月3日，他再次庆贺瘟疫病患人数的下降。然而仅仅一周之后，病例回升，他感到了痛心；再三天后，他开始担心当周的病例再有大幅增加；再三天后，他已经非常焦虑，因为患病人数比起两周前增加了一倍还多，他认为瘟疫很有可能继续到当年的夏天了。事实的确如此。直到当年的9月份，他到Deptford（现在是伦敦的一个区）办事，还听说此地每天仍下葬七八名瘟疫的死难者。

我觉得有部分国人在这次的事件中太急于认领胜利了。所谓的抗疫之战尚未结束，即便是国内的情形，顶多也只是暂时缓解。并且，在欧美大流行的背景下，庞大的中国受到的回潮压力巨大。更甚，昨天河南省又出现了本地传染案例。凡此种种都令我们有理由担心第二次的爆发。

而且，过去两个月严苛的管制措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人们生活的不便，其代价又当如何计算呢？有些人总是用一句便宜的「人命关天」为一切限制自由的政府措施辩护，这太粗糙了。2018年中国全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总计是63194人（国家统计局）——新冠肺炎目前死者人数的21倍，这些「人命关天」论者应当先去主张在中国废止一切交通工具，大家步行出行。

即便实行了「锁国」，英国的管制措施实际上仍然比国内现在的要宽松。没有人会在住宅区拦人，也没有人会在路上测体温。我今天外出转了一圈，路上仍有一些行人和车辆。超市实行了限流，同时只接纳一定数量的顾客；人满后来的顾客在外面排队等，地上拉了指示线，彼此相距两米。即便如此，关停大部分商铺、督促人们非必要勿出行的举措仍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弹。这两天我在报纸上都读到激烈反对现行政策的文章，认为现有政策是政府的越权、是警察国家的行径、是对基本自由的剥夺、也是对经济的严重损害。更有人警告政府会在危机过后将功劳归于此种不合理的严格措施——而 “we must make sure they don’t get away with it”。

尽管如此，遵行现有的封锁政策，听从、支持政府的建议，仍然是这个国家现在的主流共识，这与中国相同。只是相比之下，在中文的舆论中，对于各类管制措施代价的反省好像太少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