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当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评
作者介绍：王汎森，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及近代的思想史，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等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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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念史说起：代表人物洛夫乔伊
观念史的代表人物是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他主要的看法要讨论思想史的思想的单元（Idea Unit），以思想的单位作为讨论的主题。《存在的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这本书已经出版了（现在也有中印本），这本书在西方人文社科的学生中，应该是教授和学生人手一本的，这本书有相当的难度，入手的方法就是纯有，与柏拉图相关的Being。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人都以being这件事情作为idea unit讨论，通贯整个历史。 他的影响非常之大，前些年写《脚注趣史》的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追溯美国思想史的兴起，其中洛夫乔伊总是在第一个。
他当时提出研究方法，完成著作以后，在哲学系倒不太被重视，而在历史系、科学史系里引起了重视。仔细对比早期出版的19世纪、20世纪初期的思想史，风格跟本世纪的思想史是不同的。每个时代的理解都在变。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
在我读书时，正是最流行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思想史的做法。年鉴学派深受涂尔干的影响。社会学者涂尔干讨论事物时总是强调集体的（Collective）表现。但是到了后期，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受到当时法国流行的结构主义的影响。
心态史最重要的是collective. 法国年鉴学派重视的是一般老百姓的事，而且是一般老百姓的生老病死的历史。他重视的不是大思想家的，一句话形容就是"从凯撒到他的士兵，都共享着思想的心态"。比如说乔治•杜比的三种社会等级认为，西方从很早就形成三种社会秩序的观点，有些人生来的工作就是为大家祈祷，有些人就是种地养这些人，有些人就是打仗。这观念不是从杜比开始的，甚至从希腊、罗马以来的语言学家中很早就有人提出这个观点。但杜比是从心态史的角度来看：中古时代从高到低，从精英到普通人有一个共有的心态，就是相信这三种人的秩序是天生的。
民国时期，从孙中山到他的司机，都知道社会是怎么回事。在20世纪之前，社会不是现在的意思，而是迎神赛会等等那一类的意思。集体大众共享的一些想法，他们称之为"心态史"。
最有名的年鉴学派，一位心态史的大师就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他是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创始人之一。我们熟悉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事实上年鉴学派还有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他在现实上面要比布洛赫成功得多。
布洛赫，我觉得他是可怜虫，吕西安•费弗尔他把所有胜利的果实都拿走了，布洛赫每年千里迢迢跑来选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又不敢得罪吕西安•费弗尔，后者经常给他一句空诺：我很快明年就要把你选进来。布洛赫十多年的时间都浪费在选法兰西选院士。现在回想起，布洛赫起码跟吕西安•费弗尔一样伟大，可在那个年代吕西安•费弗尔是如此的成功。
很多人对吕西安•费弗尔有不好的看法，但实际上他在史学上的贡献非常之大，几部史学著作的影响非常之大。其中跟心态史有关的，比如说"16世纪的无信仰"的问题，就是讲一个人是反信仰的， 16世纪心态里没有"反信仰"这个词，后来人才有的。这一类的心态史，一个时代有没有心态的，有没有心态的工具，有没有心灵的工具，这一类的看法在《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是有代表性的，像法国年鉴学派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写的《三个等级》（《三种社会秩序》），展现三种社会秩序，像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写的《炼狱的诞生》（The birth of purgatory）原来没有"炼狱"的想法，后来《神曲》出来之后就相信炼狱，心态里产生变化。心态史也受到很多批评，主要是里面没有个人。
"新文化史"影响下的思想史
"新文化史"对思想史的影响很广。有一个观点认为语言是不透明的，使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本来就有问题，是在用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来表达。语言先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被语言所操纵的。所以没办法那么清楚表达你的思想。思想和文化是一个记号学的网络，这不是思想家个人所能操作的。墨子所用的语言也是他那个时代共用的语言。
我刚讲的这两点。第一，历史的记号网络有自己的运作规则，思想家是使用规则者。第二，语言不是透明的，特别在20世纪"语言学的转向"以后，人们认为语言有自己的规则，语言先于思想家的存在，操纵着思想家，后者利用网络来表达思想。思想家很难重建语言的本意。
"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
今天要特别指出是第四，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这两天拿了陆扬老师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发现他也是深受其影响。
1969年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思想史中的意义和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发表在History Of Theory这本老牌的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杂志上。这篇文章挑战了很多当时思想史学派，包括洛夫乔伊和斯特劳斯（Levy Strauss），提出了很多他当时新的看法。他探讨，要怎么去了解意义，怎么把握思想史的重点。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相当不好读，相当长，一个年轻火爆的学者写的宣言性的文章，后来成为他最关键的文章之一。
我个人从他宣言性的文章里看出，他显然受到当时三种思潮的影响，比如深受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影响。包括他写的Visions of Politics（《政治的视角》）。接着他又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了访问，然后写了他写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就是把1969年的有名的宣战的文章提出的方法落实在思想史的写作里。
我在大学生时代，受余英时先生影响，把台大能找到所有科林伍德的书都读过了，余先生是第一个在华语世界介绍他。当时台北要买原文书非常困难，有一家西风书店的居然有科林伍德《自传》，我就从头到尾读完了。科林伍德所有重要的思想都在他的那本自传里，因为他去世太早，如果不是他最忠诚的学生把他的讲稿拿出来整理，那么他最有名的《历史的观念》根本看不见了。他生前这本书没有出版，那些学生有机会乱拼，把尚未完成的著作拼成一本书，所以那本书让很多读者错简的感觉。我上学重读时，稍微了解他当时的写作习惯。他曾经花两天写一本小书，而且那两天还在渡假，他当然会早死。
在他的自传里反复提到，要了解真正的思想，必须把它放在脉络里。所以他在20岁在英国情报局，专门破解美国情报局没有看出的情报。他看非常丑陋的雕像，开始感觉到奇怪，好的艺术家怎么把雕像雕得这么丑。他后来明白，要了解这个雕像，没有把它的意义重建，没有把它的历史脉络重现，怎么会理解这件作品？历史也是一样，科林伍德在他自传也讲了，每一个概念都要放在历史脉络里去讲，它随着时间不停地变，历史脉络对它的意义发生着改变。他在自传里所描述的处理意识、处理思想、处理观念的判断，虽然没有非常深入实践，但涉及面很广。
科林伍德非常强调奥斯汀。奥斯汀是当时的英国语言分析学派大师，著作非常之少，书也非常之薄。其中有一本书《如何以言行事》，现在有中译本，书里区分语言有两种：一种叫"记述话语" (locutianal language)，"描述性"的语言，用语言来办事情；一个是"行动性"的语言（illocutional language），一个语言可以同时用描述性和行动性，比如你突然跟一个小孩喊说，"湖上有冰！"，你不仅仅是在描述湖上有冰，你还是叫他赶快跑。这一句话既是描述，也是行动。奥斯汀获得大名之后，因为各方面的批评、抨击很多，后来他又修改为三种。第三种我个人猜测的，奥斯汀自然也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认为语言本身也是种约定，这种用法定下的意思，是那个时代的约定俗成。就像"社会"在明朝可能是烧香拜会的意思，但到了1902年梁启超回答，社会是"有法之群也"：一种群体，有它的法，有法之群。当时的社会（Society）与现在社会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语言是约定成俗的。
斯金纳的《思想史中的意义和理解》说，当时很多思想史都没有把思想放在历史脉络里，以为思想是超越时空的，每个时代是一样的，以为是可以超越时空来讨论的，他的老师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后来是剑桥人口学派的代表人物，早年编过一本洛克《政府论》。这本书深深影响了他的研究。
拉斯莱特发现，《政府论》的发表不是在光荣革命之后，很多人认为洛克《政府论》是为了证明光荣革命的合法性。可是拉斯莱特在做《洛克政府论》的剑桥版本编辑工作时发现，他在1870年代左右就已经写成了，可见这部作品是促使"光荣革命"成功的因素之一，而不是成功之后用来合理化"光荣革命"。对这个历史脉络的考订决定了这个文本的性质。我想这一现实的实例也有深深的影响斯金纳等人。可惜，后来拉斯莱特不在这个领域了。
刚才例子说明，政治思想有没有放在历史脉络里，理解是不一样的。洛克《政府论》里反反复复地骂一个人菲尔麦（Sir Robert Filmer），如果那本书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才写的，骂菲尔麦，后者是提父权主义的，所以没有任何意义的，革命都成了，就没有意义。如果在1870年之前，那时候革命还没成功，人们还在攻击菲尔麦为斯图亚特王朝服务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我想这书是剑桥的政治思想学派要把思想放在历史脉络当中的非常有利的证据。
但是，近年来我感受到，剑桥思想史另外一位的声势在上升，就是波考克。他没有这么鲜明的思想论。但是这些年他的实践有四个步骤。他的一个叫塔利（James Tully）的弟子曾经写过一篇著作《笔是一支雄健有力的剑》（The Pen is a Mighty Sword），这话就是形容斯金纳政治思想。他归纳了几个步骤：第一，斯金纳认为要找出当时的语言的感受性（convention）。以马基雅维利《君王论》为例，当时有很多君主论之类的文本。看看这一类的书，大部分的约定俗成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再看《君王论》有什么地方是超出convention（惯例）的。在《君王论》第16篇有一句话，"君王必须知道在何时不道德"。这跟当时社会的评论不一样，当时所有著作都在劝说君王要有道德。斯金纳在《马基雅维利》小书里讲，要把君王论摆进历史脉络里，看出君王论在当时的历史脉络。
因为当时美地奇家族不但有一个教皇，而且有意大利当地的力量。美地奇家族有机会统一意大利。马基雅维利说这句话，是用机会劝告君王，为当时统一意大利的现实要求提供依据。
还可以看出当时民间阶段的文本，跟当时的convention关系是什么，是相同还是相离？接着要看，这样的思想意识形态跟当时政治权力是什么关系？在斯金纳作品里，有一章讲到宗教革命，为什么马丁路德逃到德意志的小诸侯地区得到保护，因为诸侯看到一个可以跟罗马教皇抗衡的思想领袖，所以他们愿意窝藏马丁路德，使他得到保护，从此也帮忙扩散马丁路德的思想。
思想跟政治力量的互动，使得他可以得到保护和发展，同时使思想也得以扩散。所以有一个步骤，思想意识形态跟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接着，要看这个思想所产生的评价性。马丁路德的思想本身有一个评价性，符合这个评价的是好的，不符合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因此他可以逐渐改变当时政治的实况。
还有一个时间点（Moment）。环保意识在台湾很流行，很多地方的政客不管懂不懂环保的人，都要在政见里写上环保，使环保这一新的思想有当下性，改变现实的政策。这样的步骤，找出他的脉络，找出language convention，看可能性新的思想在哪里；然后还要看它跟现实政策之间的关系，如何扩散，如何成为评价政治思想的理论；接着透过什么现实的建制使思想延续下来，包括印刷，民间组织团如何宣扬这个思想，使这个思想能够延续下来。
总结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一句话，重要的政治思想，要了解它的历史时，必须要了解它想干什么，up to什么东西，只有了解这个思想想要干什么，才能真正的了解它的思想含义。
比如说在一个文献里提到，在14世纪有一个巴托鲁斯（Bartolus），他在解释罗马法时，曾经宣扬当法律跟事实相违背时，法律必须屈从于事实。在这个宣言之后，形成了罗马法的注释学派，要真正地去了解他的想法，如果没有了解当时的脉络，事实上为了切断罗马法在当时现实的影响，就不能真正了解其含义。
对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批评
在这个学派流行了几十年之后，人们慢慢感到不耐烦了，我之所以把这个题目提出来，是因为始终有对他的批评。
Tully对他的一种批评，主要还是在他旧有的范式当中。另外有一种批评指出，他太注重实的部分，忽略了虚的部分，这些批评都受到本雅明、海德格尔的影响，认为斯金纳把脉络看得太实了，政治思想中还有虚的部分。而且语言是不透明的。另外，即使不受语言的后现代想法的影响，他被认为过度被脉络所控制，认为思想不能从虚空当中找出来，一定要在政治脉络里找。
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对斯金纳的批评
戈登的批评认为：
第一，思想怎么是只为一个时代，一个脉络，一个特定的听众讲的呢？思想可以为很多潜在的、广大的，乃至未来无限世代的人讲，不仅只在一个脉络里。他认为，斯金纳把一个特定时刻的脉络看得太实了，而且认为意义多只限在这个脉络里，认为意义不能从虚空当中阐述，把特定脉络中的时刻太过系统化、实体化。
第二，斯金纳的这个政治思想方法论无法处理太大规模的主体。他本来预言要写到法国革命之后，后来没有，还有他没法写跨国的内容，跨国就要离开特定脉络。举个例子，关于府兵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里讲到"关陇集团"与他者的斗争当中组建的。这个就有一点像奥斯汀的理论，在一个特定的脉络里产生的。可是钱穆先生强调这一制度是在集团内部的特定脉络中产生，这不只是为了特定的斗争而形成，而还有更广泛的制度性考虑在内。就像戈登讲的，不仅仅是脉络的问题，他还可能为无数潜在的听众或领导者。
戈登认为，按照斯金纳的讲法，好像意义只有在最初的时刻才是真的。斯金纳好像太局限于一个最初时刻，就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16章，把它局限于唯一的时刻，而应当还有很多这类的时刻，后者的意义一样是有价值的。他还说，应该还有想象那种尚未落实的潜在的可能的思路。
一个思想本身除了注意它在脉络中外，还必须想到它尚未落实的，或可能哪个地方会是潜在的落实的。像哈贝马斯提到的"公共领域"，虽然这一个没法落实，但并不代表它没有意义。文本还存在着作者意识之外的意图。就像我要讲这一段话时，我事实上潜在还有好几种意义。像传统，传统也一直往前，虚空，不是当场看到的情景，而是虚的一个情景，哪怕在角落里一个边缘的因素，这些都会影响，而不只有那个脉络。
我觉得，戈登可能有点把斯金纳的看法看得太确定。我认为，应该将特定的历史脉络和宏大的未来发展性相结合，来具体看文献。荷兰的一位史学理论家，他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战争描写不真实，战争再怎么规划、细化，打仗中一团慌张，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相信政治史上写的那些内容，也不要相信政治思想写的那些事。托尔斯泰说拿破仑进攻时，俄国元帅有一句名言，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者最重要就是耐心等待，观看时机。元帅说，历史发展里有巨大的无形的力量，我们耐心等待那个力量，运用那个力量，让它决定我们，不是我们决定它，化解那个力量，使用那个力量。但事实上，人到最后都沉不住气，还是要人的意志作出决定。
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德国概念史学派的批评
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德国概念史学派及代表人物，他们是在一九六几年。柯塞勒克主要编纂八卷本大辞典《概念史大辞典》《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二次大战之后德国非常艰难，科塞勒克的理论也在摸索，居于西方学术界的边缘地方。在一九六几年，他受人邀请编辑大辞典，他在这期间提出了著名的"鞍型期"（Saddle Period）的概念。他认为这是决定西方近代政治最关键的内容。他受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影响很大。施密特是纳粹分子，二战以后，由于煽动性太强，他不允许上课，但很多学生偷偷听讲，柯塞勒克就是其中之一。
在欧洲，越来越多人关注柯塞勒克概念史，柯塞勒克比斯金纳困难。
鞍型期：1750-1850年是欧洲思想的鞍型期。在特别的时段，很多新的政治思想、新的左右生活的很多概念，都在这个时候形成。像一个马鞍，是鞍型的。这个是一个关键因素，他编的八大本大辞典，就是关注欧洲思想的鞍型体。鞍型体概念有几个特色。第一，历史化，很多概念在概念本身预示某种时间发展的历程；第二，民主化，鞍型体的概念不再限于贵族精英，通常一般老百姓也有；第三，政治化，产生各种主义。第四，是意识形态化。
鞍型体在处理概念时要把时间考虑得非常重要。通俗地讲，在柯塞勒克定义的概念之中，每一个概念里都有时间的层次，就好像是有一个汽车的离合器，可以加速、刹车或者后退。它的每个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每个概念后面有时间的层次，有好几层时间。比如民主的概念，有从罗马时代来的概念，有17、18世纪来的概念，也有20世纪二次大战之后的概念，所有这些都聚合在一个概念里。而且概念在使用时，所有这些层次都来到同一个点上。
在法国大革命前这个概念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他说，鞍型期过程中产生的概念里有过去、现在、未来，不但描述一个东西，而且还希望一个东西，未来就是希望。所以鞍型期所产生的概念不止是一个概念，不止是描述一个现象，它还有一个期望。鞍型体概念本身有一个离合器，概念里面的未来性跟过去的距离，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历史不是不只是发生在时间里。如果每个概念的未来性非常强，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乌托邦思想，使得很多概念带有很强未来性，概念本身跟以前不一样，受到很多层时间的影响。概念里未来的部分和过去的部分，如果之间的距离非常长，那么这概念本身便有很强的冲撞性，如果没有像中国古代承平时期过去、现在、未来的就很稳定，这个概念就不代表那么强的期待性和未来的冲撞性。所以，历史是透过时间，时间成为概念的重大的参数，历史不止发生在时间里，历史还透过时间发生。概念就是库存，如果把概念想象成结构。时间是概念的重要的项目，重要的要素，这个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纳粹的原因有一段时间海德格尔不准上课，柯塞勒克把时间看得很重，概念的翅膀就是时间。如果未来跟过程在这个概念里压缩得很近的话，柯塞勒克举了个例子，纳粹就是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非常近。柯塞勒克在一篇短文里提到，经典不是所有时代里都适用，它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张力。
所以，即使从西方很早产生的重要的概念，通过1750年—1850年之后，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可从字面看不出来。在讨论概念时，必须把时间层统统考虑进去。柯塞勒克深受卡尔施密特的影响，概念体系都是在斗争的过程，概念本身都处在竞争和斗争的状态，本身不是一个平静的东西。这个概念是过去跟未来时间层次的库存。一个概念同时也是自古以来不同时代对它的定义，而这些都会作用于那个时代和现在。在时间中，时间见证这个概念。
这一条很关键，这体现了德国人的思想和看法，越来越有说服力。柯塞勒克的著作不是很多，可是很多人告诉我柯塞勒克在德国思想界地位很高。人们从中他的著作里看出时间的深度，时间如何不同的关系，时间可以使一个概念作用完整等等。
可是，也有人批评他，对于他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波考克。关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本书，上学期跟学生讲，《衰亡史》写了六册，波考克关于这本书的研究也写了六册。他是用一群概念，一群词汇，一群正式观念，尤其讨论商业时代之后等等变化。人们认为他能捕捉到的历史比斯金纳更多。人们发现斯金纳抓到的都是一些外界的东西，把历史夸大，而波考克的思想方法论却是那么细腻清晰的。
波考克对柯塞勒克的批评主要是两点：他不同意"鞍型期"时段的确立，他认为在英国，这个鞍型期应该是1500-1800年，而柯塞勒克确立鞍型期是以法国为标准。但我想柯塞勒克肯定会这么回答：这段时间法国大革命最有影响。
其次，波考克还针对柯塞勒克概念史学说中另一方面的见解，来提出反对意见。柯塞勒克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概念会形成一个语义学的场域，它像是一个发电机，围绕它可以形成语义学的网络。波考克认同这一观点，但是认为柯塞勒克的想象还是过于固定和孤立。他认为，所有的概念都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停地重新塑造着结构和意义，而不是截然划分为确定的时间层次。
还有一个更大的批判者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他主要研究隐喻学。我原以为他主要研究启蒙时代和神话，国内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他的著作。我也看了一些，把他当成是神话学家，可此后他写了很多思想著作。
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布鲁门伯格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隐喻学。一九六几年，他要写一篇隐喻学的文章，《一种隐喻学范式》，这本书异常的难懂。为什么说他对柯塞勒克有所批评呢？因为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非概念》（non-conceptuality），提出关注"非概念"的思想，直接针对概念史的研究。他认为概念史学派把概念看得太实了，过于受到笛卡尔的影响，好像只有抽象过的概念才是人的思想世界唯一的表达方式。而在他看来，另有一种隐喻的世界，如"真理是光"、"世界是一本打开的书"、"人生是一片黑暗而寂静的森林"，蒙田讲的"世界的面孔"，这些隐喻事实上比概念讲出了更多历史。世界上有一些拒绝被抽象的东西，并不通过概念，而是通过他们自身得以显现。他认为二十世纪思想受到语言学的影响太大，而忽略了隐喻一类的表现，这是一种重大的缺失。他认为，有一部分的思想世界是不可说的，如图像，如东西。他在认知确定化形成过程中失去了诗意的事情。世界有一些事情不是通过概念来显示，而是自我的呈现（manifest）。提出"非概念化的思想"的存在。概念史学派缺失了对虚的一面、可能性的一面的探究。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其深刻道理，却不能认为它可以取代概念史的方法，而是应该引以扩大思想史的世界，凸显历史的不同面向。
中国思想史中宋学派对考证学的批评
最后我要讲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我要讨论对20世纪最大流派思想史的批评。这篇文章是我《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一书的第一篇。有很多人觉得这本书胡说八道，是无根之谈。可是这本书在清代后期影响非常大，代表宋学派对考证学的重要批评。
他说，为什么要讨论思想方面的概念时，如戴震等人认为，唯有通过训诂考证的办法获得？方东树认为，除了考证之外，不是还有用义理方法么？对于古书里很多思想，他说考证不一定比宋儒通过思想、义理的方式来把握更加深刻。比如《尧典》里"钦明文思安安"这个概念，从义理的角度把握更准确。
我必须先强调，考证学重建了古代的道德思想。对人的考证，对人的重建，与宋明理学完全不同。他说，人带有社群性质，不是个人内心状态，考证就是从社群入手。考证是社群状态，不像宋明理学，关注个人内心状态，这还是有差别。但是这两种方法，他们都是指引的方法。一个是阮元、戴震等人认为的，一定要通过语言，才能重建道德的词汇，思想。
而方东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要从虚的地方去把握、去调整。通过个人内心的义理世界去把握这个东西。这当然和上书斯金纳和柯塞勒克的理论不完全一样，但是多少反映了一些。
柯塞勒克和斯金纳认为，语言跟思想之间有一个很确定的关联，而布鲁门伯格则和戈登认为，还有一些更大的因素，认为语言很确定中之外，要从广泛的，甚至有点虚的地方把握。这部分严格上讲，而这部分应该要补充在这里。虽然方东树也赞成汉学的训诂考证，但是他认为考证的同时，也要加上人的内心对义理的掌握，天理世界。这两个加起来才可以反应思想。
（感谢赵寻老师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尔对本文编辑、校订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