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德]克劳斯·施瓦布 [法]蒂埃里·马勒雷)摘抄

·欧内斯特·海明威深谙于此，在他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两个人物有如下对话。“你是怎么破产的？”比尔问。“两个阶段，”迈克说，“先是每况愈下，然后一泻千里。”

·另一方面许多低薪或乏味的工作不断消失。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存在“青年膨胀”的国家），自动化会让这些国家更难搭上经济增长的“快车”，技术可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噩梦”。

·疫情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它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社会差距以及社会不同阶层面临的风险，从而放大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宏观挑战。疫情封禁期间，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种笼统但发人深省的论调。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二元世界：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人士能够进行远程办公，并自行对孩子进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且住所越偏远就被认为越安全）；工人阶级却不能待在家里，也不能监督子女学业，而是要辛苦奋战在第一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经济——为医院提供保洁服务，进行人工结账，运输必要物资，保障我们的安全，等等。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中，约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远程完成，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超过75%的美国金融和保险从业者可以远程办公，而在食品行业，只有不到3%的从业者能够远程办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在疫情强势蔓延的时刻（2020年4月中旬），绝大多数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加凸显了以下事实：新冠病毒绝不像许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调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对人类展开了致命攻击，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封禁状态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它暴露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换言之，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最低。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是，护士、清洁工、物流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抗疫、照顾病患和维持经济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最低。实际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价值远未得到认可。

·马凯硕观察指出，中美两国都对自身的历史（中国更是拥有5000年的历史）深感自豪，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也会让两国高估自己、低估对方。

·社会学家们常常用“分化”或“功能专门化”概念来讨论由传统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变（transformation）。根据这种观点，从小规模的社会系统向农业文明的转变，然后再走向现代社会的运动，可以被看成是社会的内在多样化的进步过程。对这种立场也有各种异议，因为其倾向于进化论的视角，却完全没有注意社会系统分析中的“边界问题”，而且它总是依赖于功能主义者提出的观念。

·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穆克在新作《瘟疫之夜》（定于2020年年底出版）中表示，当疫情来袭，人们总是会散布谣言和虚假信息，认为病毒是外国人恶意传进来的。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人们的做法与以往疫情暴发时一样，即开始寻找替罪羊。这也是为什么“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在有关疫情的记载中，总能看到无法控制的意外暴力事件、传闻、恐慌和叛乱”。帕穆克补充道：“有关疫情的历史和文献表明，受难民众所经历的痛苦、对死亡的惧怕、形而上的恐惧和荒诞的感觉越强烈，他们的愤怒和政治不满就越强烈。”

·正所谓“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王尔德在1892年留下的这句名言便深刻阐释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