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 | 我们不该骂鲁迅

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大陆捧鲁迅，台湾捧胡适。后来，风气一新，大陆对胡适的评价逐渐改观，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就是骂鲁迅。

其中有一条罪名说：“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证据之一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的一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深情款款的诗，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日本朋友的。他以这首诗纪念日本轰炸上海的事件，却说侵略者是“兄弟”，要和他“泯恩仇”。

但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误会了鲁迅。

这首诗的名字叫《题三义塔》，全文如下：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

鲁迅在诗一开始介绍了地点，确实说到上海，确实是写给日本人的。但诗的结尾鲁迅又补充了背景，大概意思，西村博士在上海战后救了一只失去家园的鸽子，并把这只鸽子带回日本喂养，可惜，鸽子最终还是死了。西村就为鸽子建塔埋葬，建筑落成后，征求诗文，于是鲁迅写了这首诗。

大家可能会疑惑，这个西村跑到中国干什么，杀了那么多人，救一只鸽子，就值得被原谅吗？所以鲁迅还是该骂。

其实，这个“西村博士”，名叫西村真琴，是日本的生物学家，他是在1932年2月，违背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作为“服务团长”来救援中国人的。

所以诗的第三联才说，如果这只可怜的鸽子，精魂化作精卫鸟，一定会努力含着一颗一颗石头，继续填海，就像中日之间反战的人士那样，对抗时代的洪流。这个所谓“斗士”，应该就指西村和鲁迅这样的人。

这时，可能又有人会说：“鲁迅没有资格替上海被轰炸而死的中国人原谅任何一个日本人”。“鲁迅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和日本人泯恩仇”。“日本侵华之仇，不共戴天。”所以鲁迅还是该骂。

但是鲁迅亲眼看到上海被轰炸了啊，那满目疮痍的祖国，生灵涂炭的城市，难道鲁迅“心不会痛吗”？

当然会。

但是他有能力阻止战争吗？

西村真琴有能力阻止战争吗？

恐怕没有。

对于鲁迅，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是敌人，帮助中国人的日本人是“兄弟”。鲁迅没有能力反击敌人，所以他要不要，把仅有的“兄弟”，也恨屋及乌，打成敌人？

我们没见过战争，没见过废墟里的城市，没见过尸骸枕藉的同胞，我们尚且这么恨、这么恨，鲁迅能不恨吗？

所以我佩服鲁迅，他不肯变成仇恨的奴隶。

可能会有人说，好，鲁迅分得清大是大非，鲁迅有度量，鲁迅有智慧，我没有，我痛苦、我义愤填膺，我不能替死去的同胞、战士们原谅日本人。所以鲁迅还是该骂。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明白，把敌人变成朋友，也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方式。

要知道，中国现在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么大的土地，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以色列对于犹太人的那种，所谓上帝的“应许之地”。

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但黄帝和炎帝最初的联合，就是黄帝在战争中打败了炎帝，才联合的。那炎帝凭什么，替被黄帝杀死的部落同胞，原谅黄帝他们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该像希特勒那样，分一分“黄人”和“炎人”，像伊斯兰教那样，分一分“黄派”还是“炎派”？然后把5000年来的恩怨，做个了断？

所以，说到底，一个有规模的现代国家，和其他国家民族完全没有历史恩怨，几乎是不可能的。

《天龙八部》里，扫地僧让萧远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问他：“你的杀妻之仇，不想报了？”

萧远山说：“弟子生平杀人，无虑百数，倘若被我所杀之人的眷属皆来向我复仇索命，弟子虽死百次，亦自不足。”

历史包袱，终究是包袱，该放下就要放下。

这个道理我没资格讲，但有一个人，他可能是全中国最理解鲁迅的人，他就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真正的伟人，邓小平。

鲁迅死的早，1936年，日本还没有开始全面侵华，他就死了，他和日本人的仇恨，很幸运，没有那么深。

邓小平出生的时候，是1904年，严格来说，他是大清的子民，死的时候，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夕。1949年，我深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他是这个国家的元勋和功臣。

那时候，邓小平，意气风发，要建设这个国家。但是，才过了不到20年，1968年，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被北京大学的造反派殴打虐待，最后坠楼，最后瘫痪，勉强捡回一条命来。

邓小平亲手照顾自己瘫痪的儿子，没有仇恨，没有抱怨，没有流一滴眼泪。

无论自己身处多么危险的困境，只要得到哪怕渺茫的机会，微小的权力，他也要立刻着手，拨乱反正。

可能会有人说，你说这些，我们都知道，说他干嘛？

我是想说，邓小平晚年的贡献太大，以致于我们忘了，他早年打过日本人。鲁迅没打过。

我想现在网络上，对日本人同仇敌忾、恨不得对日本人剥皮剜心的人，谁敢说，自己比邓小平更恨日本人？

但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这个邓小平，亲自把日本人请进了新中国的大门。

1978年10月，邓小平亲访日本，28日，参观松下电器工厂时，邓小平对年逾八旬的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松下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大家可能体会不到，这句谦卑的话有多么伟大。

邓小平面前的松下幸之助，在侵华战争时期，是为日本法西斯生产军火的啊！

这时候，松下幸之助毫不犹豫地说：“何であれ、全力で支援するつもりです”。（“愿意倾我所有，全力以赴相助。”——松下公司中国官网）

读者们可能想不到，这一刻，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那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还有两个月。

第二年，在大部分国家和企业（包括索尼）对中国的新政还保持观望的时候，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全世界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知名企业家，是日本人。1987年，经过筹备，松下在北京建厂投产，新中国第一个外国品牌，是日本品牌。

邓小平原谅了吗？大概很难。

我以一个卑微的弱小的灵魂揣测，大概是他宽恕了。

四人帮倒台后，很多人担心邓小平只是“用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全国上下，很多人害怕斗争会卷土重来，在1978年前后，几乎是如履薄冰地活着。

1979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日本电影《追捕》和《望乡》。当时，很多地方是全城的人坐在篮球场、广场上，对着同一台电视观看这两部电影。看完之后，人群甚至都不敢说话，不敢发出声音，不敢有反应，甚至全城的人彻夜坐在球场上，沉默、思索、彷徨。

自那以后，大家才开始慢慢相信，文革，真的结束了。

对日本的包容，是中国走向开放的标志。

之后，树倒猢狲散，很多人咬牙切齿希望四人帮死，毕竟他们和已死的林彪背下了浩劫的罪责，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但最后，经过公审，没有人死。

邓小平在那场运动中，自己一次次被软禁，常常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之中，同时还要照顾终身残疾的儿子。如果可以把所有的罪责归结到四人帮身上，我想，全中国没有几个人比邓小平更希望他们死吧。

但他没这么做。

邓小平说，他45岁以前，有20年在打仗，南方谈话时又说，建国后“我们自己耽误了20年”。

人生的最后20年，他再也不想杀自己人，再也不想恨敌人了。

他放过了四人帮，请来了日本人。

松下幸之助之后，许许多多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与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学习、生活、工作；与我们相爱、结婚、生育；让他们最心爱的孩子和我们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呼吸一样的空气。

他们相信着，我的祖国安全、开放、富裕而包容。他们像鲁迅笔下的西村博士那样，相信这里善良、勤劳、豪迈的人民，有这样的器量，把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朋友。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