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 | 我们不该骂鲁迅
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大陆捧鲁迅,台湾捧胡适。后来,风气一新,大陆对胡适的评价逐渐改观,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就是骂鲁迅。
其中有一条罪名说:“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证据之一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的一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深情款款的诗,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日本朋友的。他以这首诗纪念日本轰炸上海的事件,却说侵略者是“兄弟”,要和他“泯恩仇”。
但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误会了鲁迅。
这首诗的名字叫《题三义塔》,全文如下: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
鲁迅在诗一开始介绍了地点,确实说到上海,确实是写给日本人的。但诗的结尾鲁迅又补充了背景,大概意思,西村博士在上海战后救了一只失去家园的鸽子,并把这只鸽子带回日本喂养,可惜,鸽子最终还是死了。西村就为鸽子建塔埋葬,建筑落成后,征求诗文,于是鲁迅写了这首诗。
大家可能会疑惑,这个西村跑到中国干什么,杀了那么多人,救一只鸽子,就值得被原谅吗?所以鲁迅还是该骂。
其实,这个“西村博士”,名叫西村真琴,是日本的生物学家,他是在1932年2月,违背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作为“服务团长”来救援中国人的。
所以诗的第三联才说,如果这只可怜的鸽子,精魂化作精卫鸟,一定会努力含着一颗一颗石头,继续填海,就像中日之间反战的人士那样,对抗时代的洪流。这个所谓“斗士”,应该就指西村和鲁迅这样的人。
这时,可能又有人会说:“鲁迅没有资格替上海被轰炸而死的中国人原谅任何一个日本人”。“鲁迅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和日本人泯恩仇”。“日本侵华之仇,不共戴天。”所以鲁迅还是该骂。
但是鲁迅亲眼看到上海被轰炸了啊,那满目疮痍的祖国,生灵涂炭的城市,难道鲁迅“心不会痛吗”?
当然会。
但是他有能力阻止战争吗?
西村真琴有能力阻止战争吗?
恐怕没有。
对于鲁迅,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是敌人,帮助中国人的日本人是“兄弟”。鲁迅没有能力反击敌人,所以他要不要,把仅有的“兄弟”,也恨屋及乌,打成敌人?
我们没见过战争,没见过废墟里的城市,没见过尸骸枕藉的同胞,我们尚且这么恨、这么恨,鲁迅能不恨吗?
所以我佩服鲁迅,他不肯变成仇恨的奴隶。
可能会有人说,好,鲁迅分得清大是大非,鲁迅有度量,鲁迅有智慧,我没有,我痛苦、我义愤填膺,我不能替死去的同胞、战士们原谅日本人。所以鲁迅还是该骂。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明白,把敌人变成朋友,也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方式。
要知道,中国现在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么大的土地,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以色列对于犹太人的那种,所谓上帝的“应许之地”。
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但黄帝和炎帝最初的联合,就是黄帝在战争中打败了炎帝,才联合的。那炎帝凭什么,替被黄帝杀死的部落同胞,原谅黄帝他们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该像希特勒那样,分一分“黄人”和“炎人”,像伊斯兰教那样,分一分“黄派”还是“炎派”?然后把5000年来的恩怨,做个了断?
所以,说到底,一个有规模的现代国家,和其他国家民族完全没有历史恩怨,几乎是不可能的。
《天龙八部》里,扫地僧让萧远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问他:“你的杀妻之仇,不想报了?”
萧远山说:“弟子生平杀人,无虑百数,倘若被我所杀之人的眷属皆来向我复仇索命,弟子虽死百次,亦自不足。”
历史包袱,终究是包袱,该放下就要放下。
这个道理我没资格讲,但有一个人,他可能是全中国最理解鲁迅的人,他就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真正的伟人,邓小平。
鲁迅死的早,1936年,日本还没有开始全面侵华,他就死了,他和日本人的仇恨,很幸运,没有那么深。
邓小平出生的时候,是1904年,严格来说,他是大清的子民,死的时候,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夕。1949年,我深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他是这个国家的元勋和功臣。
那时候,邓小平,意气风发,要建设这个国家。但是,才过了不到20年,1968年,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被北京大学的造反派殴打虐待,最后坠楼,最后瘫痪,勉强捡回一条命来。
邓小平亲手照顾自己瘫痪的儿子,没有仇恨,没有抱怨,没有流一滴眼泪。
无论自己身处多么危险的困境,只要得到哪怕渺茫的机会,微小的权力,他也要立刻着手,拨乱反正。
可能会有人说,你说这些,我们都知道,说他干嘛?
我是想说,邓小平晚年的贡献太大,以致于我们忘了,他早年打过日本人。鲁迅没打过。
我想现在网络上,对日本人同仇敌忾、恨不得对日本人剥皮剜心的人,谁敢说,自己比邓小平更恨日本人?
但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这个邓小平,亲自把日本人请进了新中国的大门。
1978年10月,邓小平亲访日本,28日,参观松下电器工厂时,邓小平对年逾八旬的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松下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大家可能体会不到,这句谦卑的话有多么伟大。
邓小平面前的松下幸之助,在侵华战争时期,是为日本法西斯生产军火的啊!
这时候,松下幸之助毫不犹豫地说:“何であれ、全力で支援するつもりです”。(“愿意倾我所有,全力以赴相助。”——松下公司中国官网)
读者们可能想不到,这一刻,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那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还有两个月。
第二年,在大部分国家和企业(包括索尼)对中国的新政还保持观望的时候,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全世界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知名企业家,是日本人。1987年,经过筹备,松下在北京建厂投产,新中国第一个外国品牌,是日本品牌。
邓小平原谅了吗?大概很难。
我以一个卑微的弱小的灵魂揣测,大概是他宽恕了。
四人帮倒台后,很多人担心邓小平只是“用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全国上下,很多人害怕斗争会卷土重来,在1978年前后,几乎是如履薄冰地活着。
1979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日本电影《追捕》和《望乡》。当时,很多地方是全城的人坐在篮球场、广场上,对着同一台电视观看这两部电影。看完之后,人群甚至都不敢说话,不敢发出声音,不敢有反应,甚至全城的人彻夜坐在球场上,沉默、思索、彷徨。
自那以后,大家才开始慢慢相信,文革,真的结束了。
对日本的包容,是中国走向开放的标志。
之后,树倒猢狲散,很多人咬牙切齿希望四人帮死,毕竟他们和已死的林彪背下了浩劫的罪责,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但最后,经过公审,没有人死。
邓小平在那场运动中,自己一次次被软禁,常常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之中,同时还要照顾终身残疾的儿子。如果可以把所有的罪责归结到四人帮身上,我想,全中国没有几个人比邓小平更希望他们死吧。
但他没这么做。
邓小平说,他45岁以前,有20年在打仗,南方谈话时又说,建国后“我们自己耽误了20年”。
人生的最后20年,他再也不想杀自己人,再也不想恨敌人了。
他放过了四人帮,请来了日本人。
松下幸之助之后,许许多多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与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学习、生活、工作;与我们相爱、结婚、生育;让他们最心爱的孩子和我们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呼吸一样的空气。
他们相信着,我的祖国安全、开放、富裕而包容。他们像鲁迅笔下的西村博士那样,相信这里善良、勤劳、豪迈的人民,有这样的器量,把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朋友。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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