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媒體客觀性：媒體產業結構、議題設定理論和新聞產製場域

有鑑於前三篇日記觀看人數少的可憐，讓我這篇從個人經驗來談公共議題好了。這篇的源起是因為被 @良言 關聯了我一篇文章 《以巴衝突｜為什麼美國支持以色列？(一)》，讓我心血來潮想寫一篇。良言整理了幾篇外媒的報導，關於美聯社(AP)如何合理化自己解雇挺巴記者，解雇發生在約兩周前，而AP則是在六天前公開回應，當然給的理由滿官腔的，說什麼是因為致力於媒體的中立與公信力，以及保護全球美聯社員工的安全等。讓我想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從個人經驗上以及過去的案例。希望大家多給些意見回饋，讓我知道有哪些地方是我可以改進，在我願意妥協的範圍內我會去努力改進。

所謂的「客觀性」是萬化千變的，尤其當我們在報導中所使用的一些詞彙已經暗示我們採取了主觀立場。使用「以色列」但別用「巴勒斯坦」，講「戰爭」但別提到「奪取和侵略」，這些都是政治性選擇，媒體天天都在做這些選擇，卻不會被指控是立場偏頗。— Emily Wilder (前美聯社記者，因挺巴勒斯坦言論而被公司開除)

我不同意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報導，記者本來就該幫社會最弱勢的人說話。— 房慧真

PART I

前者因為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揭發了美軍扶植的薩爾瓦多反叛亂的軍隊執行了「莫蘇迪大屠殺」，這嚴重打擊了雷根政權當時努力想營造薩爾瓦多極右派政府維護人權的假象，因此政府人員透過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批判紐約時報誇大不實的報導，造成邦納先被降級，最後自動辭職。

首先，今天的主流媒體無法暢所欲言，且被財團挾持，正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一書中所提到，主流媒體被具有上層階級意識（upper class conscious）的財團所擁有，進一步散播錯誤的謠傳——譬如，某些特定發展中國家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夠具有競爭力；並藉此製造更多支持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輿論。

除此之外，從70年代開始，階級勢力（class power）在歐美開始整合，舉例來說，資產階層（ownership）和管理階層（management）越來越緊密，兩者的利益透過前者分潤給後者來維繫，股票的高低於是成了一間公司經濟行為的指標，而不再是生產本身。也因此，一個企業媒體對於報導事實真相不再感興趣，一旦編輯部門不小心發表了造成股票下滑的文章，整個編輯部門極有可能被開除。著名例子包括了雷蒙．邦納（Raymond Bonner）和約翰．奧克斯（John Bertram Oakes），前者因為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揭發了美軍扶植的薩爾瓦多反叛亂的軍隊執行了「莫蘇迪大屠殺」，這嚴重打擊了雷根政權當時努力想營造薩爾瓦多極右派政府維護人權的假象，因此政府人員透過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批判紐約時報誇大不實的報導，造成邦納先被降級，最後自動辭職。後者曾任紐約時報主編，卻因為支持當時紐約一個大部分財團都反對的稅案，造成紐約時報股票下跌，於是奧克斯被撤換掉，整個編輯部門被大換血。(以上內容擷取自我為關鍵評論網撰寫的文章)

PART II

對於Chomsky而言，所謂菁英階層媒體，又稱為議程設定媒體，他們透過介入報導內容的方向及數量，對一個議題進行強調...... 美聯社不是純粹提供最新消息，不是純粹引述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的看法而已，他們每天所發出的「各編輯請注意」訊息，實際上就是與主流商業媒體聯手來箝制這個產業主要的報導方向與數量。他們絕對不是非政治性、非營利，更絕對不是一間合作社。

而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埃菲社這四家全世界最大的通訊社，表面上有別於一般商業媒體，需要更有紀律、嚴格的自我言論審查，來確保其公信力與一致性；實際上這些所謂的通訊社，也在同樣的菁英階層和媒體環境中運作，想要將自己與這個結構切割是辦不到的。

舉例來說，我最喜歡的學者之一 （直接表明自己的偏見）Noam Chomsky 在1997年10月接受Z Magazine的專訪時說道，大多新聞報紙就跟整個傳媒界（根據他的定義還包括好萊塢、肥皂劇等）一樣，有同樣目的，那就是 "directing the mass audience"（指引公眾和閱聽人）。

對於Chomsky而言，所謂菁英階層媒體（elite media），又稱為議程設定媒體（agenda-setting media），他們透過介入報導內容的方向及數量，對一個議題進行強調。 在媒體上被強調的議題，與受眾心目中所認知的重要議題，有顯著的關聯，而其背後的決策者在這個過程中有重要影響。也因此，無論美聯社如何強調自己是比紐時、華爾街日報或華郵，更客觀中立，只要有中心化的新聞編輯室、需要向擁有資產階層負責的管理階層，在整個有營運和營收壓力的媒體結構下，即使是通訊社也無法避免的對議題設定作出積極介入。

Chomsky是這麼說的，在這樣的菁英階層媒體下，我們可以看到，每天都會進行最新消息報導的美聯社，他們每天都會發出：「各編輯請注意：明天紐約時報將在頭版放以下的故事報導」。他說，這麼做的意義，是要告訴全國大大小小的報紙編輯，如果你不知道有甚麼新聞好講，你也沒有足夠的資源能夠作調查，且你也不想去思考或作判斷，那這個消息已經幫你決定好了，這故事值得你花心思去傳播與強調，儘管它可能跟你當地發生的事情無關連，儘管你的讀者可能不感興趣。

Chomsky甚至認為，在這個菁英階層媒體環境下，小報紙根本沒有選擇，他們膽敢脫離這個模型，他們的營運可能撐不了太久。他舉了San Jose Mercury News作例子，該報在1996年8月，報導了在1980年代，尼加拉瓜康特拉組織 (Nicaraguan Contras)，一個由美國 CIA 暗中協助的反革命組織，實際上將大量古柯鹼運入美國以協助自己的武裝活動。該報導引發了三起聯邦調查，追究背後責任，結果其他家報紙竟然聯合起來攻擊San Jose Mercury News，其中洛杉磯時報直接發表聲明說他們認為這一系列的報導誇大了事實。後來San Jose Mercury News的執行編輯Jerry Ceppos只好出面道歉，在一個專欄裡面寫道：「雖然我們認為大部分報導屬實，我們在報導、編輯與產製的過程的確有些疏失。」

回過頭來看美聯社這次爭議性開除自家記者事件，在五月中以色列政府炸毀美聯社和半島電視台在加薩的辦公大樓後，美聯社執行長 Gary Pruitt 說：「他們知道我們當地辦公室地點很久了，他們也知道我們的記者在那裏，我們的記者驚險地逃過一劫。」在以色列政府炸毀自家辦公大樓，而自家記者在社交平台上批評以色列，結果還把她開除，他們背後所使用的理由竟然是為了要保護美聯社的員工的安全，這個先後順序、前因後果真的完全顛倒：你家的員工的安全已經先被威脅了，你再來開除其中一個員工，來期望自己的員工能持續「保持安全狀態」。

美聯社不是純粹提供最新消息，不是純粹引述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的看法而已，他們聲稱自己因為這麼做可以得到較多的免責權，然而他們的議題設定仍然影響了美國大大小小報紙的資訊來源，尤其是那些沒有能力去做獨立調查報導的小報紙。更有甚者，他們每天所發出的「各編輯請注意」訊息，實際上就是與主流商業媒體聯手來箝制這個產業主要的報導方向與數量。他們絕對不是非政治性、非營利，更絕對不是一間合作社（哪門子的合作社執行編輯有可以隨便開除社員的權力？)。

PART III

任何新聞評論的產製，都有其地點與背後的決策者，一如實驗室之於科學家、診所之於醫生、教室講堂之於老師教授，而這樣的場域又有什麼樣的社群及其規範在。我們在閱讀關鍵評論網、風傳媒、蘋果日報的文章時，我們有辦法想像，甚至實際去發掘作者是在什麼樣的地點撰寫，像編輯室這樣的場域裡面又是什麼樣的人在作決策嗎？他們是受限於什麼樣的規範，無法脫離呢？

最後，我想要用自身經驗總結。如我在自己的 #Matters新人打卡 文章 《初來乍到》裡頭提到，我曾經嘗試擔任自由撰稿人，當然我沒有被新聞媒體開除的可能性，畢竟我本來就是不隸屬任何單位，然後現實是我大多仰賴端傳媒的稿費維生，曾經跟端的編輯有過口頭的合作模式，是我們當初都可以認同的。

時間走過了一年半，這樣的合作模式幾乎已經不存在了，背後的原因當然有很多，主要是端找到更適合的、可以替代我的寫手，這樣的寫手能寫出更符合端讀者胃口的文字、標題與報導方向 (這與上述提到的議題設定可能脫不了關係)，我本身的立場時常是與台灣讀者的看法，甚至是端讀者的觀點相悖的，我只有在撰寫完全相關美國的評論，如《美國大選「超級星期二」觀戰指南：今年有何不同？誰能出線？》、《NBA停賽滿月：「吵雜的美國之聲」何時再響？》、《美國農民為何在疫情中丟棄蔬菜、傾倒牛奶？》能夠比較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和編輯的肯定。

而我上述說的寫手，因為在台灣臉書社群上經營台美時事的粉專，本身自稱是美國某智庫的專員，論經驗與名聲，都能說服端的編輯，以及懂得在議題設定上吊起讀者的胃口和帶起風向。譬如，在拜登上台後，他曾為端傳媒撰寫一篇《終結對美焦慮》要台灣人相信拜登一樣反中，且與川普相去不遠，以此希望能「終結台灣人對美國的焦慮」，但這裡不多談他這篇文章的問題。

現在我向端的文章提案有時會被說「不是台灣組負責，需要問評論組，而評論組編輯又說，因為這是跟國際組議題比較相關，會幫我轉告，然後就沒下文了」。熟知端傳媒運作的人都知道，其實各組間根本沒有分工這麼細，各組時常互相幫助，在需要時為另一組提供稿件，是否採用稿件與主要聯絡是取決於作者主要是跟哪一組的編輯合作，而非文章的主題是跟哪一組相關。因為我的專長是美國議題，而非台美議題，也不是台灣議題，但我跟國際組、評論組編輯都沒有關係也不熟，所以突然間我沒辦法為端供稿了，這也說明了我第一篇裡面提到的「不願為理想妥協」。

中心化的新聞編輯室便是有這個問題，儘管端傳媒的運作已經相對民主和流暢，溝通上理當不會有太大問題，但實際上，編輯室、資本階層和管理階層三個層級與記者、撰稿人之間的不對等是真實且龐大的。也因此，在經歷過去近兩年多的自由撰稿人身分後，我現在更偏好去中心化的平台，但在Matters上我也感覺到一些問題，或許過一陣子，累積更多的經驗跟感覺後，再發表一篇看法。

最後希望讀完我這篇的馬特市民能夠花一點時間想想，任何新聞評論的產製，都有其地點與背後的決策者，一如實驗室之於科學家、診所之於醫生、教室講堂之於老師教授，而這樣的場域又有什麼樣的社群及其規範在。我們在閱讀關鍵評論網、風傳媒、蘋果日報的文章時，我們有辦法想像，甚至實際去發掘作者是在什麼樣的地點撰寫，像編輯室這樣的場域裡面又是什麼樣的人在作決策嗎？他們是受限於什麼樣的規範，無法脫離呢？

那甚至是端傳媒、報導者，兩個媒體其實相差很多，端注重時事評論與人物專訪；報導者專注在社會議題調查報導上，而我們有辦法去分辨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嗎？還是我們總是照單全收，因為反正他們比一般媒體還要來的可信？回到美聯社，經過這次事件後，我們還會認為美聯社絕對比CNN、CBS、NYT、華郵等商業媒體還要可信嗎？如果你不認同我的文章，至少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謝謝任何讀完這篇文章的人。

(p.s. 我的論點是奠基在一致性上，如果一撰稿人或記者曾經被某單位雇用或合作一段時間，卻突然間單方面不再合作，這就是不一致的展現，而我們必須找到背後原因。如果是從來沒合作經驗或雇用關係，那麼就跟我以上論點無關、無法適用，因為沒有對照組，可能真的是跟寫手本身的能力、專業度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