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年还好吗》以及作者的回复
《鲜花与诗流落何方？这一年，被抓捕的年轻人还好吗？》我昨天才看到。刚一点开看开头就心惊胆战，写到了我的好友，实名，他们现在的个人处境等等。后来我另一位朋友给我转来了中国数字时代上，作者本人的回应，看完之后觉得很失望。
明确受访者全都匿名，但是被受访人提及到的其他人，间接的，反而实名。这里作者给出的理由“各大媒体关注被捕者处境时已经广为提及”为由。（稍微逻辑滑坡一下，就是，“且不论对错，别人这么做，我也可以做”的意思）。各大媒体是谁？外媒？中文媒体？他们转载引用其他媒体的源头是谁？如果要援引别的媒体，就老老实实地写信息源，“引自某某媒体”。文章没有这样写。文章很多呈现，看上去是采访所得，后来等到引起质疑，又说各大媒体都写了，所以是援引公共信息……这里，不规范，不专业。“宽泛的、易于获取的”信息，是非常主观的判断。既然从法律界人士比较容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还是不要省事，援引法律界的意见吧。
另外，作者不知道的事实是，在上一波媒体关注里，几乎处于事件中心的一位朋友，亲口给我痛苦地抱怨了“各大媒体”公开他们的信息给他们带来的诸多麻烦，和延伸的后续。公开媒体的信息里就有很多扭曲和失实，而这些扭曲对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也有很多不好的影响。这我当时唏嘘了很久。基层办案人员，处理某些问题在拿到权限之前，当然也会用搜索和外媒信息来工作。处理敏感议题的记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认知，实在外行不如实习生。如果有这样的知觉，还这样做，是很恶劣的问题。
那篇文章在对采访人的选择上就有“选择性偏差”。采了，也没有采深入；采了，但也没有全采。作者本人讲了“聊天”，和她对记者消息打探的态度，这一点最有问题，也是伦理失范教科书式的典例：她以为她不发出采访申请，是在保护大家，于是她只是“聊天”。于是大家不设防地和她聊天，却发现很多信息最终被呈现在文章里，有如今的反应，再正常不过（哪怕她是从别的渠道得到信息，聊天也验证了这样的信息，也是有contribution的）。可以料想的是，她如果发出正式的采访申请，被访人一定会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有限制的提供信息或者拒绝。记者做采访，吃闭门羹是常见的事。为了不被拒绝，一开始就不申请正式采访的情况，也常常发生，也是常用手段。可是这样操作常用于什么选题？什么样的报道对象？什么样的取向？往往是负面的、调查性的、批评性的语境。这样做之后的风险是什么？被访者在这些议题上的权力关系和结构何在？
这个事件的核心当事人远远不止向作者表达对文章认可的三个人。其他当事人发出采访请求了吗？这些采访的选择是怎么考虑的？其实随便去北京的现场就可以看到，文章开头那张照片，不二酒馆都已经“不在了"。尤其是她回应中提到了ABC，DEF，两个对文中截然不同的反应，还察觉不到自己文章的失公失允，反而固执地觉得后者“把人想坏”(这也是非常主观的判断）。
从结果上来看，文章对一年后这群人的处境的呈现，也有显然的幸存者偏差，甚至有美化（甚至也是以保护的名义来美化的）。一年后，那些能出国的都很幸运。行文里反而能看出来是处罚较轻的一群人，可以想见现在当然也愿意分享出来一年后的经历和处境。他们是大多数吗？如果是，为什么？可是处境更糟糕的很多人，至今还无法正常生活的，文章的呈现很有限。缺失了他们的声音，这篇文章的声音公允吗？价值怎么体现？另外，听说作者身在海外，但是很多人还在国内，被迫呆在在原籍，作者对他们谈论”如何应对恐惧“，傲慢地让人难以接受。
作者的回应里，她总觉得对这些弱化的处理、模糊，是在保护被访人。实际上这种没有任何信息增量的、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但是又提及了一两句的报道，提了真的不如不提。直接结果和伤害，是给人家的生活造成了麻烦，然而作为记录事实的“意义”却因为那一层“保护”和弱化的处理，立场片面，焦点迷失，有失公允、显得很鸡肋。
这就是采访的不公正，也是书写的不公正。
作者在文末还放出一位正式被访人对文章的认同……无语。当然这一位会认同了！可是作者不应该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呢？
文章列出的其他各项，哪怕在极其富有争议的伦理选择时，作者也说“这一点可以讨论，但作者认为没有标准答案”……言外之意是：“在两难中我选择了有利于我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运动本就很复杂，去年上街的人有多少随机性、有多少人带着不同的诉求，以及对运动本身就有特别不同的看法。文章呈现了一些，但单一线性的描述“和为叙事需要”的铺垫反而简化了整个事件的同时，挟持了其他的声音。事实也是，队伍里很多人真的只是反对疫情政策但是不反对其他议题，甚至本身反对其他政治意见的口号。我就知道队伍中本来有更激进的声音，但其他人立刻反对，说这种声音会牵连其他人，我们今天就只是反对核酸，要求正常生活。能正常经济发展，皇上再续五百年又如何。这种声音，有人写吗？这种心声不讨好吧？可是作者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声音在当时的统计意义上比例有多大？它又反应了我们社会的什么问题？
正是这样敏感的、复杂的、关乎公众利益的选题，才应该谨慎更谨慎，才应该权衡更权衡。才应该尽可能地囊括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作者提前预设的某一个单一立场。这一年里有其他很好的文章，实际上做到了平衡作者本人回应中的那些“可以讨论”的争议点：不但在信息源的保护和披露信息之间取得绝佳的平衡，也对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媒体不一定喜欢的意见也有所呈现。
但是这一篇，且不论作者徒有怎样的出发点，笔下却没有这样的工作能力；关于抗争和运动的周年报道，除了有限的幸存者的现状，采访没有突破、议题没有突破、怀旧之外难道不应该追问其他结构性的问题？社会上其他领域的连锁反应？谁说公共利益议题的讨论一定要建立在私人信息的泄露中？这根本不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而是一个缺乏专业性的操作问题。文章中的部分当事人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作者还高举异见者的情怀，”我们是面对共同的敌人“，这是一种剥夺和转移，共同的敌人不意味着抗争者要被媒体塑造描写成为某种话语中的牺牲品。没有人指责人们的不幸经历是媒体造成的，可是，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抗争者就经不起猪队友坑。
海外中文媒体，其从业者、组织与运营潜意识中的立场也自然要经历“你在为谁发声，写给谁看”的审视和叩问。而“流亡者”身份或异见者光环，反而蒙蔽了异地报道、远程报道的种种客观条件限制以及缺陷：面对复杂交织的跨洋环境，暗流涌动的长臂管辖、日益更新的境内外双重标准和事后惩罚、人们对自由行动和自由言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观感。作者对安全阈值的判断并不比别人，尤其是当事人，更具有权威性或者正当性。坐井观天的青蛙，换一口井换一片天，越来越多的海外记者触及境内议题也存在信息偏差和曝光扭曲——“外宾记者”就是这样诞生的。而每一次这样的新闻操作事件不仅是在伤害被访人对媒体的信任度，也对部分人构成二次创伤和其他伤害——尤其是那些不能接受采访的声音：那些两头不讨好、在哪儿都没有市场、怎么都无法被呈现的声音。
另外，文章不仅仅是作者的，也是编辑的工作。作者列出了就这个事件的好几篇报道，然后也说过曾经面临过来自要撤稿的要求。敏感事件的记录和书写，不是非黑即白的，”写或者不写“，或者”写或者模糊地写”，放在哪里写，什么时候写。一些题，切入的角度、呈现的形式，都有很多技术上可以平衡，解决的问题。有的文章，急着发稿不如不发。一周年凭借零碎的信息急着发，不如沉十年写深、写满、写足。可是写作者、记录者有没有这样的耐心和功力？
更不能接受的是，很多争议应该就事论事的讲文章、事件、讲新闻操作、和文章带来的负面影响本身。一群抱团的人开始讲作者的性格品质之前的阅历等等，为她背书。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并没有让观感变得更好。对于写作，每一篇都是从0开始。之前写过好的，不保证之后每一篇都写好。不愿反思是最大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