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斯特达尔：巴勒斯坦学者是我们的同事吗？

巴勒斯坦学者是我们的同事吗？抵制和友爱受到的物质限制

阿里礼萨·杜斯特达尔/文

王立秋/译

Alireza Doostdar, “Are Palestinian Scholars Our Colleagues? Boycott and the Material Limits of Friendship”, Savage Minds: Notes and Queries in Anthropology, May 12, 2016, https://savageminds.org/2016/05/12/are-palestinian-scholars-our-colleagues-boycott-and-the-material-limits-of-friendship/。

阿里礼萨·杜斯特达尔，芝加哥大学三一学院伊斯兰研究与宗教人类学助理教授，著有《伊朗形上学》(The Iranian Metaphysicals: Explorations in Science, Islam, and the Uncanny, 2018)。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关于AAA抵制以色列学术机构动议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正义和学术自由问题上。支持抵制的人认为，有鉴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种种不义——包括系统地剥夺他们的学术自由，并且这些不义都是有案可稽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抵制合谋参与国家罪行的以色列机构。反对的人则认为，就算以色列可能压迫巴勒斯坦人，这也不应当成为限制以色列人学术自由的理由，在他们看来，抵制无异于不公正的集体惩罚。

这些论证中隐含着一套关于同事关系和互惠关系的，未经审视的态度。简要地说，我想论证的是，支不支持抵制，取决于你能不能把巴勒斯坦学者想象为自己的同事和朋友。这个想象不但是我们个体认知能力的产物，也是特定物质条件的产物。

从根本上说，抵制以色列机构的动议，是对巴勒斯坦公民社会（包括学界）号召我们对以色列政权施加非暴力压力以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的呼吁的明确回应。我们把不把巴勒斯坦人当自己同事，直接影响了我们关于要不要回应这个呼吁的思考，甚至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听到这个呼吁。

我成为人类学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穆尼尔·法舍(Munir Fasheh)这个人。法舍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巴勒斯坦教育家，他出生于耶路撒冷，在他的家人被赶出家园的时候，他的家被以色列人霸占了。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到了穆尼尔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极大地改变了我对学术生活的看法，使我从工程学（我本科时的专业）转向教育学并最终转向人类学。后来我遇到穆尼尔并和他成为朋友。他是我认识的心灵最美丽、最非凡的人之一。我的另一位巴勒斯坦朋友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人类学家。他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在西岸生活。他的妻子是一名建筑师，在耶路撒冷工作。他们夫妇俩持有的身份证件不同（这是以色列精心设计的种族隔离系统的产物），所以只有妻子能去巴勒斯坦，这意味着，他们没法在一起生活，被迫分居两地。

在我思考抵制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穆尼尔和我的人类学家同事以及身为朋友，我对他们的诸多亏欠。

抵制问题从根本上说关乎互惠关系。我是在两种相互关联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词的。一方面，这个互惠关系指构成我们的学术实践的各种互惠关系结构，包括从同行评议到推荐信的一切。在我们感到职业义务的压力，或感到同事关系和友爱的温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感觉到的，是这些互惠关系结构对我们的推拉。另一方面，这个互惠关系也指使我们作为学者的工作得以可能的物质关系。这些物质关系是由交换结构构成的，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流通，倒不如说是资金、机构联系、与政府和业界的联系等等。我们享有某种同事关系、我们能够和我们的同事交换“礼物”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和这些物质决定因素有关。但这也意味着，这些物质决定因素也同样预先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与某些学者建立同事关系。

具体地说：我们有以色列同事却没有巴勒斯坦同事这一状况本身就是物质限制的产物。这些限制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它也包括野蛮的暴力和限制结构：巴勒斯坦大学会被轰炸或经常被突袭，它们在财政上受到以色列强加的限制；学者会被骚扰或监禁，他们的活动也受到了系统的限制。而所有这些，都是在美国直接的物质支持下发生的。

巴勒斯坦学者遭受的不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切真实的意义上说，他们都不是我们的同事。我们不会引用他们。我们不会和他们交流想法。我们不会读他们的书或文章。在我们看来，他们可能就不存在。但这不是因为巴勒斯坦学者不聪明。这是因为，某些物质关系，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工作，而在他们真的生产出杰出的学术成果的时候，我们又因为这个物质限制的存在而不可能看到他们的成果。我们直接地参与了这些物质关系。抵制就是为了帮助改变这种状况。

反过来说，抵制以色列机构之所以让人痛苦，是因为我们有真的要靠那些机构来展开工作的同事。但再一次地，以色列人类学家是我们的同事这个事实，不但和他们是好学者这个事实有关，也和把我们联系到一起、使我们的同事关系得以可能的物质关系有关。抵制就是为了对这些关系施加压力。

抵制运动的目标是改变我们的互惠关系：通过对我们已有的同事关系施压，使我们能够和现在和我们不是同事的人、和现在很难被我们当作“患难的朋友”的人——并且我们还合谋参与了对他们的压迫——成为同事。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反对抵制的人经常会问：为什么抵制以色列而不抵制叙利亚、俄罗斯、伊朗等等呢？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不只因为通常的原因，还因为它对罪犯的选择：这些国家的学者本就不是我们的同事。我们更容易想象对叙利亚人、俄罗斯人和伊朗人的抵制，抵制他们不会像抵制以色列人那样让我们感到痛苦，因为无论出于什么样意图和目的，他们早就和我们分开了——构成我们关系的物质经济决定了他们本来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同事。

对于我们之中那些身处美国大学并且正在考虑是否投票支持抵制的人来说，进行下面这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能是有用的：在谈到同事和朋友的时候，你能说出多少个在巴勒斯坦生活的巴勒斯坦学者的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