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溫煦與殘酷、化身為蝴蝶──評同黨劇團《燃燒的蝴蝶》
同黨劇團於2022年10月28日到30日間，在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展開《燃燒的蝴蝶》劇作演出。劇作母題為慰安婦議題，述說著日治時期因太平洋戰爭而到南洋戰線慰安所擔任慰安婦的人物故事，其中更串接著台籍日本兵的子題。
甫走入劇場中，觀者可以看見淺白色布幕的下層帶有多層紅色唇印，與母題呼應的紅色，可能是一種落紅，如血水一般的意象。而劇目採以人物影子並搭配旁白揭開序幕，展開持續近100分鐘的演出。
劇作並非採用順序法，而是以人物角色春枝的記憶軸線為核心。幼時的春枝幻想著自己是一隻蝴蝶，如南丁格爾般能為他人貢獻，成為純淨的護理師。然而，時代的殘酷並非如此，大日本帝國的治理使得春枝在14歲時進入南洋戰線，成為慰安婦。舞台劇中初期便採用影戲手法，光影的投射時而採取柔光，為觀者帶來一絲溫煦、溫柔，甚至希望的感受，但光影也隨著春枝的記憶軸線發展。40歲左右的春枝在裁縫店工作，但記憶偶爾會猝不及防地想起在南洋擔任慰安婦時的境況。光影的表現手法也隨著春枝的記憶路徑，以硬光顯現出戰爭的暴烈，並搭配著緊湊的音效，凸顯大歷史的殘酷、揉和戰爭下個人生命史的創傷。
春枝的創傷是台灣歷史中慰安婦的縮影，女性身體因不斷地被「插入／經過」，而使個體精神層面感到玷汙，她不斷反覆地說著自己是「骯髒」的，而這樣的「玷汙／骯髒」，帶有一種整體社會的不可言說與汙名化，具有高度的社會歧視意味，也是歷史一環的殘忍。此處玷汙與聖潔成了一種劇烈對比。觀者從劇目的層層敘事中，可以感受到，春枝在14歲擔任慰安婦，但創傷緊跟著她30年，甚至是穿透個人生命史。
「如果不遺忘，人要怎麼活下去？」
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提過：「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說起來看似簡單，但對於個體所無法承受的創傷而言，遺忘會不會是一種防衛機轉，是讓人活下去的方式？
春枝在裁縫店工作時認識了一名喪妻的男子阿昌，雙方互有好感，但春枝的創傷記憶過於龐大，因此懼怕男性，也恐懼說出自己的過去。阿昌曾經對春枝坦言自己喪妻、育有兩名小孩，他對著春枝說：「如果人不忘記過去，要怎麼活下去？」這句話成了劇中的核心命題。創傷記憶真的能遺忘嗎？有過劇烈傷痕的春枝，她是怎麼活下去的？
春枝同時在裁縫店遇到和她一同到南洋擔任慰安婦的好友惠美，她倆有著共同的刺青，因此認出了彼此。惠美不同於春枝，她結了婚，不過因身體的傷害而無法生子。惠美喜歡歌仔戲、畫畫，她的存在同時是春枝的精神摯友。而當兩人回憶起南洋的那段創傷時，劇中採以偶戲、影戲的方式表現。兩人與一群少女坐船到了南洋，被迫去做身體檢查、帶到慰安所。劇目以聲音的方式呈現：「春枝被一個軍人、兩個軍人……20個軍人狠暴對待。」光影投射出軍人的身姿和陰莖，並將春枝視為非人，恣意妄為。但春枝卻在某一天遇到了一位名為「あおき」的台籍日本兵，あおき並沒有對春枝做出任何事，反而是協助試圖自殺的春枝，並對著春枝說：「妳要好好活下去，回到台灣。」
觀者在戲劇的觀影中段時，並不知道這名「あおき」的真名是什麼。名字也是戲劇題材下的重點，當慰安少女們被帶到南洋的時候，被呼喚的都是「被賦予的日本名字」，而非她們的真名，只有あおき詢問過春枝：「妳的真名是什麼？」這一段小插曲，為戰爭的殘暴帶來一絲暖流，あおき和春枝不再只是戰爭下的非人狀態，反而產生一絲絲情愫。
她／他不得不幻化成蝴蝶
蝴蝶是整部劇目的意象，牠能隨意飛翔並美麗，可是在劇目中，蝴蝶同時也象徵著暴力。春枝從小喜歡蝴蝶，在擔任慰安婦的期間，由於身體經驗太過殘暴，所以她必須讓自己的精神抽離肉體，想像自己是一隻能夠到處翱翔的優美蝴蝶。
春枝除了幻化成蝴蝶以外，她和惠美共同回憶在南洋認識到的あおき、阿雄等台籍日本兵，雖然台籍日本兵沒有顯著地想要幻化成蝴蝶，但他們的生命史，就像是蝴蝶的一生：卵、幼蟲、蛹、成蟲，飛翔到了南洋作戰。劇目神來一筆之處是，作為台籍日本兵的阿雄和あおき對戰爭多少帶著一種國族主義下的使命感或認同，但他們的認同心緒其實是多重層次的，他們難以釐清自己是哪一國人，到底是為誰而戰。
當太平洋戰爭結束以後，他們4人各自分離，又久別重逢。あおき在南洋躲藏了8年，才知道戰爭結束，回到台灣時結了婚。知道あおき結婚後的春枝感到一陣心酸。阿雄因為參與國共抗戰而斷了一隻腿，惠美步入婚姻卻無法與丈夫言說過去。4人有著各自的創傷經驗和觀點，人物角色也隨著劇目推進刻劃得立體。
然而，台籍日本兵和慰安婦在身分上有著顯著的差異。戰後，あおき和阿雄想要爭取政府的道歉，但是慰安婦則是畏懼社會眼光、無法進一步現身，戲劇在此做出了細緻的史實之別。あおき和阿雄原先爭取中華民國政府的道歉，但是未果，輾轉到了日本向日本政府求取補償，但過程也不甚順遂。
透過事件，勾勒出人物角色心境上的幽微，那便是太平洋戰爭對於台籍日本兵的個體創傷經驗，是如此深沉悲慟、難以抽絲剝繭。あおき在回到台灣以後，以遺書的方式向阿雄、春枝等人道別，在遺書中，他署名「あおき まさお」，觀者此刻才得以知道他的真名為「正男」（まさお），而他必須用「死亡」來換取道歉。「以死明志」是一種難以形容的苦難，所謂生命無價，並不是生命能以任何度量方式計算，而是生命本身外於計算系統。創作此劇目的同黨劇團，參考過歷史上曾有台籍日本兵以死換取道歉，因而在史料的參照和藝術的轉譯恰如其分。
終曲時，角色們各自訴說了自己的真名，他們努力召喚回自我的主體性，每個人為生命拚搏。慰安婦與台籍日本兵是台灣史上難以面對的議題，這樣的議題囿限於時代、史料和社會氛圍的理解，追溯日治時期再至中華民國時期的政權轉換，有著一段歷史上的曖昧性。但藝術嘗試突破歷史的缺口，為觀者帶來神入（empathy）的體驗，縱然戲劇要訴說的母題和子題過於龐大，同黨劇團仍然做了優良的先驅，期許未來藝術能夠更展向歷史的複雜面向，並轉譯為公眾參與。
（作者為張玉伶／簡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就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