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work：全球零工帝國裡的剝削與反抗

2013年1月，美國有宗轟動一時的新聞：一家企業意外發現自己的一名軟件工程師居然把他的工作「外判（outsource）」給了中國瀋陽的一家咨詢公司。這名被稱為Bob（假名）的工程師相貌平平、為人低調，是已任職多年的老臣子。一直以來，Bob既不遲到早退，總是按時、高質量完成任務，而且業績表現突出，堪稱「模範員工」，拿著高達二十五萬美金的年薪。然而，經調查發現，這位Bob以自己薪水五分之一的價格（即約五萬美元）把寫軟件的工作「外判」給了中國人，而他自己只須每天朝九晚五在公司辦公室上上網，就可坐等出糧。一時間英美多家報章，包括Talk Show名嘴，都拿此事做文章。全球化原來可以如此改變我們的工作！

自從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全球化時代開啟以來，跨越國境地將工作離岸外判「offshore」本很常見。這次為何引起各方關注？主要因為過去的外判均為企業行為，只有大公司才有資源派人飄洋過海，考察接單者資歷，協商外判的具體安排。然而這次Bob的外判卻是個人行為。他透過互聯網找到下游外國合作伙伴，再用電子郵件和FedEx與對方聯絡。沒有網絡，他的計劃一定無法順利實施。不過也因為互聯網留下了很多痕跡，最終暴露了Bob的外判行為，他亦遭到公司解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否「外判」這個遊戲只有老闆和高管可以玩，普通員工是玩不起的？但事實果真如此？

日趨壯大的零工平台

也是在2013年年底的12月，两大零工網上平台Elance和oDesk合并成Elance-oDesk，兩年後再改名Upwork。Elance成立於1999年，名字的含意代表「以電子手段」── E來聯絡「自由職業者」──freelance。oDesk則於2003年成立。Elance 和oDesk的運作模式都因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普及而可行，而它們的合併更造就了Upwork這隻全球網上零工平台的巨獸。

图一、Upwork主頁截圖

图二、Upwork的logo图標

除了Upwork，類似平台還有Crowdwork、Crowdflower、Amazon Mechanic Turk (AMT)、Freelancer.com、Fiverr.com、TaskRabbit等。它們的核心功能，就是讓僱主在網站上列出自己需要請怎樣的人、完成怎樣的工作、有什麼工作要求及薪資狀況；另一方面，參與同一網站的自由職業者就會競爭上崗，完成僱主列明的任務，獲得勞動收入。這些網站被稱為「網上勞工平台（online labour platform）」或「零工平台（gig platform）」，因為它們利用互聯網承載短期、臨時的勞動關係。零工平台上的工作多樣化，有高收入高技術的工作如編寫程式、編輯影像，也有簡單重複覆性的工作，如轉録語音文件、識別圖片中的文字等等。

據世界銀行統計，2013年全球網上零工市場規模大約20億美元，到2016年增加到48億美元。另據牛津大學的Online Labour Index統計，全球零工經濟每年約增長14%，遠高於絕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速。

與其他零工平台相比，Upwork的規模較大。截至2017年3月，Upwork共有來自180個國家的1400萬個用戶，其年營業額達到10億美元。然而這個「用戶」總數摻有水分，有的「用戶」只是多年沒人使用的帳號。真正的活躍用戶數量也許相差甚遠，但估計仍有幾百萬人。

图三、根據Online Labour Index就四大網上零工平台的資料所得，軟件開發是全球需求最大的工種。

美好圖像背後，朝不保夕

自從2008金融海嘯以來，傳統正式工作機會日益減少。即便在歐美發達國家，「打零工（gig work）」也已「成行成市」。在發展中國家，依靠「零工」的情況就更為普遍。英國大約有五分之一勞動人口參與零工經濟。由Upwork出資調查發布的《2016年美國自由職業者報告》則指，美國有35%的勞動力為自由職業者，總數達5500萬，比2014年增加了2百萬。

這份報告描繪出一個美好的景像。在他們調查的自由職業者中，63%的人表示他們喜歡自由自在的工作狀態，並不懷念朝九晚五的傳統職場工作。他們認為自由職業的狀態可更有效地調動工作積極性，也讓自己獲得更多尊敬和成就感。

Upwork的報告當然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之嫌。不過有一點可以理解，就是Upwork平台上的「零工」技術含量較高、價格也相對高，比如Bob從事的軟件工程，還有產品設計、營銷、數據處理、乃至翻譯，都是需要一定專業背景才能完成的工作。這與AMT、TaskRabbit等超低價位、無須專業技能的零工平台差異很大。Upwork的自由職業者因此對工作相對滿意，這並不奇怪。

然而就算是Upwork的研究也反映出不少問題。首先要區分半職和全職的自由職業者。前者人數較多，但他們已有較穩定的收入來源，從事零工只是希望幫補家用或完全出於興趣，經濟壓力相對較輕。後者人數較少，他們靠Upwork這類平台「搵食」，因此他們更擔心能否獲得公平的勞動報酬，也更擔憂未來的收入不可預測。Upwork研究表明，全職自由職業者熱切希望獲得健康保險，但他們中只有54%購買了商業保險，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如何獲取勞工福利方面的資訊。原來，即便是這些擁有一技之長、收入相對較高的平台勞動者，也依然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嚴密監控與規避反抗

從僱主角度看，零工經濟平台似乎可為自己在短時間內找到需要的自由職業者。雖然完成任務的工作質量可能參差不齊，但至少價格低廉。究其原因，一是平台上的勞工遍佈全球，而各國工資水平差異大，中國人不願接的活，印度、菲律賓乃至非洲人搶著接，要價差別可達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二是平台不用為勞動者提供健康保險等福利，變相迴避企業責任，從而施行在傳統勞動市場裡較難實現的剝削。

Upwork平台有發達的科技和雄厚資本，還乘著經濟全球化的東風風生水起。它嚴密監控自由職業者：對接單勞動者的電腦屏幕每小時六次隨機截屏，紀錄鍵盤輸入和鼠標移動的情況，並用Webcam照相監視自由職業者的工作。這項舉措美其名曰「保障項目進度」，其實嚴重侵犯個人隱私，因此遭到哈佛大學、微軟研究院、紐約大學多位法律專家反對。

同時，在平台上發布工作的雇主，實際上游離在勞動者所處國家的法律框架之外，結果導致欠薪事件屢見不鮮。辛辛苦苦做完工作，卻收不到勞動報酬。這是零工勞動者的噩夢，也引起了各方學者的關註。

零工勞動者如何看待剝削？如何進行反抗？一方面，他們知道互聯網令全球零工市場長期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提供訂單的雇主總是少數，且他們往往來自少數發達國家；希望接單的自由職業者大軍則來自全球各地，內部競爭極為激烈。

然而，網絡也讓僱主更難知道勞動者究竟在哪，開篇的Bob便是一例。同樣是印度裔軟件工程師，同樣的技能，如果住墨爾本就可開價更高，但如果住孟加拉則必須接受低價。為什麼不在填表時說自己住在澳洲？為什麼幹活時不用VPN，讓雇主以為自己住在墨爾本？

牛津大學教授Mark Graham採訪了120多名網絡平台上的自由職業者，多數來自亞洲和非洲國家。他發現偽造個人身份的情況原來並不罕見。比如非洲肯尼亞曾是英國殖民地，當地有不少人以英文為母語，從事英文文書工作的能力與英美國家的人大同小異。加上一般在網上平台找英文文書服務的僱主，例如中國公司，本身對工作質素的要求也不太高。所以，何不假扮自己就住在蘇格蘭，以求用同樣工作獲得更高報酬？

針對這樣的「欺詐」行為，Upwork試圖以技術手段進行打壓，可是總有人漏網。二來打擊欺詐過程中，常常傷及無辜，而且平台設計是只顧及僱主的用戶體驗，並不為自由職業者的權益而發聲，最終造成「黑箱作業」的觀感和「有冤無處申」的情況。

集結網絡零工與社會力量

因此Graham認為，只靠個人層面上的「貓捉老鼠遊戲」，無論怎麼抵抗，效果也很有限。借鑒工運傳統，他認為網絡自由職業者仍須建立屬於自己的、類似工會一樣的權力結構，可以組織罷工或進行集體談判，這樣才能解決平台上勞資關係不對等的根本性問題。

具體而言，他有三個提議：一、平台勞動者要形成相對扁平的網絡，防止內部等級劃分，這樣才便於自由職業者團結一致。比如，AMT的零工勞動者就已經成功地組織了自己的工會。Upwork等平台也一樣可以有更強有力的自由職業者組織。早在2001年美國就成立了自由職業者工會（freelancers union），爲自由職業者提供社會保險和法律信息援助。

二、光有團結網絡勞動者的意識和傳統工會的組織形式是不夠的，還需要採用數碼時代的工作手法，比如利用社交媒體曝光網絡平台裡的剝削個案，又比如採用搜索引擎最佳化技術（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SEO）讓大家在搜索某家企業時，首先看到該企業的黑暗面。據悉Upwork會在2018年上市，IPO前夕往往也是網絡施壓、爭取勞權的好時機。

三、消費者運動。使用網絡平台招工的企業，最終還是要面對消費者。如果消費者與自由職業者聯合起來，共同施壓，效果更加顯著。以往，針對Nike、迪士尼、蘋果手機等著名品牌都曾有過全球範圍的消費者運動，有效推動跨國企業改善勞工待遇。包括香港大學師生反對無良企業（SACOM）等本地社運組織也參與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同樣的消費者參與模式也可應用於網絡平台勞工議題。

此外，還有一條集結網絡零工力量的途徑，就是成立屬於自己的平台。Tran Ngoc Tuan是位來自越南的程序員，在他留法期間曾在Upwork的前身Elance上打工編程有五年之久。2013年，他回到家鄉河內，開辦屬於自己的平台vLance。到2018年年中已發展到4萬5千有效用戶，共提供2萬3千多項工作的規模，是越南最大的網路零工平台之一。

vLance與其他平台不同的一項舉措是，它要求提供工作的雇主必須先繳納保證金，以避免出現拖欠工資的情況。這樣做目的是「提供友善、公平的環境，並保證安全付款及相關各方的合法權益」。vLance與Upwork相比，明顯更注重保護勞工。這應與創辦人過去的打工經歷有關。有自己的平台，就可以自己制訂規則。這其中一個關鍵是規模的大小：足跡遍及全球的巨無霸平台，在規則設定和公司決策過程中往往離地，而規模相對較小的勞工平台則可更好地嵌入地方經濟，為當地社會服務。集結網絡零工力量因此也應從所有權著手，開始階段控制規模，而不應好大喜功。

图四、vLance主頁截圖

图五、vLance團隊成員，左一為創始人Tran Ngoc T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