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 PoH 14. EMD | 历史像一条条埋在地下的管道
人的认识正在变得超载而极易耗散。当你不知道、或因为有所不知而遭受痛苦的时候，“知识”会马上冲向你：它们会热衷于详细介绍它们自己，拔高它们自己的重要性，好像你可以从此靠着这它们解决一切问题似的——这当然是有问题的。那么，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知识”，到底该怎么来介绍？而当有人在为我们介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听才是没问题的？我们总是希望从别人的这些讲述中获得一些对未来的“新东西”的启示，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新”？为了获得这些“新东西”，我们又需要做什么？
无数的人在讲着或小或大的历史：你的父母喜欢回忆你的成长历史、你的领导热衷于研究你的效绩历史、你自己也总有那么几段被你牢记于心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叙事在讲一段历史、“专家”在讲历史、权利的拥有者以为自己在写历史······你可以把所有的历史想象成埋在一个城市地下的管道，而所有这些在讲历史的人，都在给你指出其中的一条。他们会告诉你：“这条管道为你所在的此处提供了你生存的基本要求：自来水”、“那条管道为你所在的这个区域运走、吸收了那些你根本不想看到的污秽之物······”
在这一系列篇幅被拉得过长的读书笔记里，我已经能清晰地感觉到我自己正在不断重复说着相似的话，而其中我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并非必然如此，因为只要你开始仔细看看、少信一些陈词滥调、有勇气去接受那些在你本以为无事发生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并用包含着你自己的怀疑的思考去端详它们，这个世界将会给你展现出来的东西将远远超出你本以为它所是的模样。
就像那些被埋在地下、通向你此时所在之处的管子——你也许会注意到我一直在用“通向你此时所在之处”来修饰这些管子，这就是在说：“管子绝对不止你现在所想到的这一条”，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会有的想法，因为在那些与你构建起连接的事情和人上，总会有你理解不了的地方存在。这就预示着，或许有那么一条管子是你一直没有注意到、但却对补全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相当重要的管子，没有被你发现——而很有可能，这一条、或是这许许多多条管子，一直埋在你此时所在之处，为你的理解、生活提供或抽走一些或好或不好、或重要或不重要的东西。
这将是这一系列笔记的最后一篇，我们就再来捋一遍，当我们无法理解，自己开始寻找、或是看见有人在向你解释他们所发现的一条管子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对待。
一、人对“历史”的兴趣究竟是什么？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用“历史”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意谓着什么？
就像我们在开头看到的那样，我们会说：“唐史”、“宋史”、“明史”；也会说“个人史”、“我的历史”、“他的历史”。当我们提出：“我们来聊聊历史”的时候，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要聊谁的历史？
我们会看到，谈论历史时，至少是在谈一些特定的、难以再被简化的概念，以及它们构成的事实。我们在谈“唐史”、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史”的时候，不会像我们在谈物理一样，说：“分子之间的碰撞要遵循动量守恒”，而不说（也没有必要说）是什么分子和什么分子在碰撞；而在谈历史的时候，“这个特定的人和那个特定的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但历史不止于此，如果历史只是把所有这些特定人之间发生的特殊的事一条一条地列出来，那不过是无聊的流水账罢了。
1、解释与不解释
历史描述这些事实，最大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解释。你去研究唐朝、罗马帝国的历史，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找出它们为何崛起，为何衰落；对个人的历史也是如此——讲个人史的典型文本就是传记，对于传记的作者，他接触到了这个人的大部分事实，而他需要把这些看似孤立的事实以一种可以被读者理解的方式串起来：“他之所以会做这件事，从他之前说过的话、表达出来的想法、做过的其他事情里，或许可见一二······”，从而让被传者的人格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
而就像我们在上一篇笔记里说过的：解释=原始条件+普遍规律。对于历史记录者和理解者来说，“普遍规律”是任意的 ：你可以认为是没有远见的土地制度拉倒了唐朝、也可以认为西罗马的衰亡是因为道德败坏（这是奥古斯丁说的）；但是对许多没有对这些“普遍规律”有过注意的人来说，普遍规律是隐蔽的——他们会以为规律只有这一种，用这个就足够解释一切了，比如所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辞。
当规律被选定，达成解释的下一步就是找出那些可以被放进这个规律里的那些原始条件——就是去找那些独特的事件，从中选出能用以解释的部分。就像总有人可以拿出几张数据统计图和过于概括的总结就说明：“这个地方的政治制度的改变是因为经济上的发展。”
但是并不是所有历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解释，或者不把“解释”这一目的明摆着拿出来——也有这么一种讲历史的方法：把一个事实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来。至于你想要用它们来证明什么，由你自取。这是对事物本身的各个方面的兴趣，它们或许不会像那种为了对一件事情做出解释而写出的历史那样有清晰的逻辑线条，它们会是散乱的、复杂的。
人们对于运用规律解释的喜好，源于他们希望做出正确的预测。就像我们之前发现的，这是历史决定论者的最大动力——但是这一点对所有人都是成立。当我们成功地运用一个规律，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找到对现在发生的事情的解释，这是对这个规律可靠性的一次证明。证明成功之后，我们就更有信心把这个规律用在从现在发生的事情里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对这些规律充满信心的人总爱说：“从这些规律里，我们预测出，未来一定会发生完全新的、和现在根本上不一样的东西。”科技创新下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展望、X国故事中的那些美好承诺，都是这样的东西。
2、“新东西”的矛盾
但这里有一个很难被注意到的矛盾：既然你的这些规律都能预测出这些“完全新的”、“根本上不同的”、“以现在的想象力难以想象的”东西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那这些东西还是他们说的那样，全新、不同、难以想象吗？这些东西还值得他们对其保持这么高的兴奋和捍卫的冲动吗？就像一个人考完试，交上试卷，拿到答案，对完之后，发现自己是满分。如果他真的十分确信自己做出的解答与答案完全一致，那他就不会在考试成绩出来之后看到自己是满分有多大的兴奋感，也不会向每一个质疑他的人反复强调：“我的解答和答案一模一样，我一定是满分！”真正能激起他情绪的，只能是发生了一些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比如答案出错了、或是老师改错了，让他与满分失之交臂。
所以，如果一件事情的发生完全可以被预料，而我们还说它是“新的”、“从来没有的”、“难以想象的”，还不停地捍卫它，说它一定会发生，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真正新的”东西在哪里？当我们对历史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用“为规律寻找条件”的目的来解决了。从那些描述事实的各个方面的历史中，我们能发现那些不被规律所喜欢的事实——它们之所以不被规律所喜欢，是因为规律希望它能在最大的层面上解释事情，所以对那些独特事件中的、没那么具有普适性的事实，规律不会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解释中。而真正新的东西的线索，可能就在这些独一无二的、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完全可以在英国和中国的历史中找出事实、得到证明。但是这个规律不会去关注这两个地方基于宗教、观念的不同，对于钱、经济的看法不同。而正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不同，才能让英国产生现代的金融体系，而中国没有。
人想要解释，也希望解释能带领它们走向未知的地方，这是人对历史、对这种收集编辑事实的手艺的兴趣所在——但这是不可两全的。就像埋在地下的管道一样，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一条通向你此时所在之处的管子的具体情况：它从何处开始、如何建成、运输的是什么······那你为什么还希望沿着这条管子走、利用它，可以让你走到另一片你完全不可想象的地方去呢？这些地方你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吗？而真正的新东西，甚至都不需要你沿着哪条管子走，只要你亲自掘地三尺，找到一条崭新的管子（它同样通向你此时所在之处），你就能发现那些你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这些才是新的。
二、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做
1. 求而不得的矿工们
对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到底还是我们这一连串的读书笔记的主要目的，而我们也已经从各种角度，以各个方面对这种学说有所认识。综观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么多东西，我们再来想一个问题：“历史主义为什么出现？”
很明显，历史主义是在做一种万全的解释，为了达到一种找到根本——彻底解释——彻底理解的冲动。
那这股冲动从何而来？这里有这么一个向下的循环：
一个人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他掌握的这些完全实证的、全面概括的、“一击致命”的理论（“人可不就是自私/充满竞争性/······的吗？这你怎么反驳？那人顺从这种天性，不就是好的吗？”）——而这些理论绝对会因为它们对实际事件中的情况的过度概括和选择事实而变得过于空泛，因而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以这种天性行事，却使他人受到伤害，也使我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当这个人真正遭遇了实际的问题或痛苦的时候，他会突然发现这些理论竟然如此地无所指、不知所云——于是他便非常熟练地产生了这样的冲动：一定是这个理论并没有接触到更根本的东西，才让这些问题变得无法解答，那我就要去寻找更深层次的东西。（“人性不是根本的，那就是基因；基因还不够，那就找原子动力学······”）于是他越来越往“根本的”地方挖，越来越深，而他找到的那些东西也看起来越来越难以解释那些问题。（想想看用人性来解释这个人只为自己着想，和用原子动力学来解释同样的事情，哪个看起来更简单、更不用绕来绕去。）于是问题没解决，他却陷得越来越深，就为了找到那个“最根本的东西”。而他继续向下陷的冲动也会越来越大，因为他越来越发现事情无法被解释，他就会越来越着急。
我们想了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而我们越用、越只用有问题的方式去了解，我们就越不了解、越不知道如何去了解。历史决定论、或者所有的决定论，都只不过是这个下陷过程的一个阶梯罢了——只要还在下陷，一定会有更“新奇”而无用的决定论被“发现”。
2. 插好路标，再前进
当人终于对无限的、没有结果、令人筋疲力尽的下挖失望后，这就是“历史”真正应该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发挥什么作用？就是让事情变得可以理解，从而让问题变得可以解决。
“历史”首先应该提供事实、具体事件的情况。这毫无疑问是让人理解和解决问题的前提。
但仅有事实并不够，仅有事实，相当多的人并不能想出他该怎么理解、怎么解决问题——他需要一点确切的提点。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会怎么给你的一个遭遇困境、承受痛苦的朋友提建议：
- 首先你肯定要对他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为什么而痛苦、为什么不知道如何是好——这可能基于你对他生活情况、个人性格的了解。
- 然后你会在这种了解之上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以他的能力、性格，他做这样的事情也许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对他来说也比较容易接受。”
- 这么想之后，你会开始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因为你现在的处境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的人，这么做应该能解决问题。加油！”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知道，（你觉得）他这么做可以解决问题。当达到了这一点，你就完成了一个好的建议过程。
通过讲述历史给人以提点也是一个同样的过程。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历史不仅仅是纯粹地提供事实。历史是在一种观念之下，对全部的事实进行选取、排列，组成一串“证据链”，让其能够证明这个观念是合理的、可以用来解释别的事情的、可以实行的。
所以当人充满疑惑，想要通过“历史”来获得对现状、苦难的解释，以及希望获得脱离这些问题的方法的时候，真正好的讲“历史”的方式是先强调出你的观念（观点）——先听取观点也是好的读“历史”的方式。当观点（”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干什么“）明晰了之后，我们需要对其做出判断：是否采纳。这就要开始看在这个观点之下，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实是如何被选取、排列出来以证明这个观点的。并且还要注意到那些没有被纳入这个观点的事实是否重要、是否会让事情变得与这个观点所揭示的不一样。
以上都是非常理想的“讲历史的人应该做的事”，但确实，这些部分少了任何一点，都难以达到“传达我的观点，提出建议”这个目的。你不能想象你在给朋友提建议的时候只是一直在给出他的实际情况的信息；或是你只说一句：“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你要是不把详细的事实情况、这么做的理由说出来，你都不能保证他一定会理解了你的想法并照着这做；或是你完全不考虑那些额外的事实，那些例外的情况——这会让你的建议变得完全没有弹性，一旦例外情况出现，就不知所措了。
而且你还应该想到，来建议你这个朋友的人绝对不止你一个，他们提的建议也不太可能和你的相同——历史的观点也是如此，观点绝对是多样的，选取、排列的事实也是多样的。
但是对于这个有困惑的人来说，面对这么多可选择的观点，他到底该怎么选？这个时候，明确观点就变得非常重要——面对这么多的选择，他需要做出一个合于他自己目的的判断，而提建议的人明确自己的观点，能让选择、判断者免于困惑，不迷失在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有一堆事实的情况中。——当然，这个目的绝对也是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目的。而我相信的是当一个人真正面临实际的问题、困境，正在承担实际的痛苦的时候，那绝对会是他做最多的思考的时候，此时他最终确定的那个目的，我相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还是管道的比喻，你已经知道了有无数条管道通向你，而你正有着强烈的“想要移动”的渴求，你要知道顺着那一条管子走，能让你在路上看见那些你从没看到的风景、能领你到一个能让你更有创造性地看待和改变这个世界的地方。（你当然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才下定决心开始行走，而希望看到更多的风景和到达这样的地方的。）那么你最好要知道这些管道的途径地和目的地，从而让你更好地选出一条合于你的这个目的的管道，摸着它前行。而每一个修管道的人，最好也都把这些东西在劝人真正顺着这条管道走之前说清楚——说清楚你的想法、你的规划、你的目的，以及这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人支支吾吾、把这部分藏着掖着、也要不惜欺骗，也要把他的目的藏得好好的——看到这种家伙你还不知道怎么做吗？你也不会想要掉进坑里吧？
三、人的因素不应该被控制
这一节的标题“人的因素不应该被控制”，其实也一直是我在这么一系列的读书笔记里一直在说的事情。
而历史主义者们也有一直爱说的事情，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论断就是：人类将会不断地进步，发展将会是永恒的。——这听起来非常像我们接受的马哲教育里说的那种“永恒发展”的说法。
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要这么说？（就像我们在上一节里说的那样，不把这些东西问清楚就直接接受可是会出问题的。）
最古老的一种说法来自作为功利主义者的穆勒和孔德：他们之所以提出“人类讲永恒进步”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察觉：人性中有一种倾向，这是一种向着更完善的、更整全的方向前进的倾向。这个倾向是被无条件地承认的。所以由这一种倾向，我们就可以推出由受人性控制的人类组成的社会，也有着同样的性质，即倾向于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进步。
这首先当然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推断，就连做出这个推断的穆勒自己都觉得由这么一个根本的人性推至那么多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过于复杂、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之前总在提的二律背反：你怎么就能确定人性是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前进的呢？我们当然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方面看出人性各种各样的特点：我们时而可以从这件事情里总结出人性是自私的，时而可以从那件事里总结出人天生是懒惰的······如果我们从这些多种多样的人性方面开始推导，那我们完全可以推出：“人类社会一定会走向彻底的毁灭”。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保留这个“永恒进步”的观点，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观点做出论证上的改进。之前的那一套之所以难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也就是回答“人类的历史要如何保持前进？”这个问题。
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试着反过来问：“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进步的发生？”波普尔把这个问题的范围限制在了“科学”内部，他问的是：“要怎么做才能阻止科学的进步？”
科学应该保持其理性客观的特性，才有可能继续发展。要保持住理性，就要求科学共同体内部需要有充足的质疑的自由，能够自由提出那些之前没有被注意到的情况——所谓理性，就是指能着眼于事实、经验，充分全面地考虑一件事情；而客观同样也只能在这种自由质疑的环境下才能保存。
那么怎样实质性地保持住这种自由之风呢？我们需要的是确实的社会建构，让这些建构提供自由研究的平台。所谓的建构，可以是学术期刊制度、是学术会议制度、是学术研究中的那些“规矩”，再上一层，可以是保障这一切得以存在的法律规定、政府的保障和共同体内的观念。——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法律的规定和政府的保障忽左忽右、没有实质性，共同体内没有“应该保护、提供自由争辩的环境”的共识，那么科学的进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论断完全来自我们对科学的常识，而在我们对于其他事情的常识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类推出：在完善、有确实保障的社会建构下，进步是可以永恒发生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在完善、有确实保障的建构下，进步是永续的。谁也不能保证这个建构什么时候会出乱子。老师的权力再大，也控制不了学生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希腊的城邦政治制度再完善，也抵挡不住庞大帝国的军队；教皇的权利再大，也抵挡不住各个教派各占山头。这些都是在一件事中存在的人的因素，而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这种因素何时产生、产生于谁、产生什么影响，都是我们不可预测的。当它出现，我们几乎只能以目的的方式认识它，即去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这里就产生了一种控制术，用以控制这种不稳定的要素：把人还原为一种特定的“冲动”。——其实我们一开头说的“人性是进步的”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现在，这种被还原出的“冲动”是在为建构辩护。我们会说：人生来就自私，只为自己考虑——这是为了给法律的锱铢必较和严刑峻法辩护；我们也会说：中国的历史有着延续的“大一统”冲动，这当然也是为了“所以我们要延续这个优良传统”辩护。当所有人都接受了这种“冲动”，并以此为基准来理解的时候，那么这种冲动就确实存在了，这些人就确确实实地是被这种冲动控制着生活了——于是通过这个“冲动”的视角来把控“人的因素”，确实就变得简单多了。只是，当人的因素被把控，一切变得可以预测，那么所谓的“进步”似乎也完全应该变得不再令人兴奋——一切都变得按部就班、无聊至极。
对人的这种还原几乎可以被聚焦到任何事情上。每个为自己辩护过的人都有过这种经验，说自己是被一种特别的“冲动”控制着，从而显得有错的人就不是自己了一样。这也是由人的因素中的那些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东西带来的。这种还原中的巨大任意性，正是人的因素的普遍存在导致的。
真正令人期待的“进步”，就是在不去控制人的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去期待、发现、接受那些新的东西。这将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所产生的那些“新”不来源于我们又还原出了什么“人的本质”、我们又用那些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解释了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甚至都完全可以想象到，这将是一个原地踏步但却有着不断的“新发现”的环境）；而在于那些在“人的因素”的复杂下，我们未曾发现的新的视角、新的目的、新的达成目的的方法，当这些东西让人超出他自己的ego，以一个他未曾尝试过的方式去理解那些他以为他理解了的东西，这才真正会有内在的“新”出现。
毕竟一个不断有人更新、维护的地下管道系统，才能让人享受到一些更新的服务、而人也会更愿意去关心这些带给他新东西的管道嘛。
四、最后，让我们一起迎来改变
在如此之长的篇幅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窥历史决定论”的最后一段。如果说我还想要在这里强调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接受改变”。
波普尔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结论，历史决定论的情感吸引力》，也把他所谈的一切归结到现代人特有的一种“不愿改变”的性情上：历史决定论的狂热者们相信着只用一个不变的规律就可以引导变化，并偏执地看待在这个规律之外的那些特例。他们在失去了一个不变的世界后，又抱紧了一个不变的东西：规律。
改变很难吗？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改变，那确实很难。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成熟的、全面控制性的东西，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向你，让你重复着耗散和过载——于是你觉得：我知道的东西还不够多吗？我理解这些东西的方式和这么多人一样，那还会有错吗？我就看这些东西还不够我用吗？——那我为什么还要去了解那些新的东西？
我可以向你断言：这种看似牢不可破的东西会被这些东西轻易地摧毁：苦难、自我怀疑、自我矛盾。当变数产生，让你难以坐在高位，气定神闲地观看和理解，而要确实地做点事情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想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生与死、人生阶段的改变，曾几何时，这些最大的改变都是被融进人类的各种传统中的东西，也是人类自知他必然会迎来的东西——而人类的生活至今仍未脱离他所在的传统。
痛苦会带来改变，改变也会带来痛苦。但在此引用尼采的一句话：“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can bear almost any how. ”（其中文翻译是：“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的人，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德语原文我就不引了，我们都看不懂）改变中带来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只要这个人有着对其生活有足够的Why，他知道自己为何改变，为何一定要做这些事，他就可以忍受这些痛苦——这个Why，因为人的因素，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经过了你自己的价值的深思熟虑而确定的东西。
而且我也相信，你永远能找到愿意陪你共同忍受这种痛苦的人——而且你自己也会逐渐变成这样的人——成为一个修建这些庞大的地下管道的其中一支的人。
《历史决定论的贫穷》读书笔记系列在此完结。感谢所有阅读至此的朋友，感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愿各位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足够的Why。